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一句颠扑不破的至理名言——“距离产生美”。
无论是朋友还是同事，哪怕是相濡以沫的夫妻，只有相互之间保持了一定的距离，才会彼此欣赏，才能长久的和谐相处。
而如果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则会像“亲密无间”的刺猬一样，互相伤害。
这条道理，用在古代的君臣关系上，往往也能屡试不爽。
在中国古代的封建王朝中，与皇帝关系最为亲近的大臣，往往是丞相。
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百官之首，丞相充当着皇帝代言人的角色，为皇权的实施保驾护航。
然而，自秦始皇设立丞相以后，一千多年来，皇权与相权的斗争几乎永无休止，直到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大手一挥，不仅将“末代丞相”胡惟庸处决，还把“丞相”一职彻底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在反思明朝历史时，曾经说过：“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朱元璋）罢丞相始也。”
在黄宗羲的眼里，朱元璋废除丞相显然是给明朝之朝政开了一个恶头，种下了一个恶果。那么，“丞相”为何成为明朝初年的高危职业，朱元璋又为何要废除丞相呢？
事情还要从朱元璋与刘伯温的一段对话说起。
明初首任丞相李善长被罢相后，朱元璋找到了刘伯温，询问下任丞相人选。
朱元璋问：“杨宪如何？”
刘基答道：“杨宪无为相的肚量。”
朱元璋又问：“那汪广洋呢？”
刘基说：“汪广洋还不如杨宪。”
朱元璋又提名胡惟庸，没想到刘基更是极力反对，还将胡惟庸比作是“小牛”，不能“拉大车”。
其实，此三人都已是朱元璋心目中合适的丞相后备人选了，而刘基看不上他们，恰恰是在打朱元璋的脸。
于是，心中恼怒的朱元璋说出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丞相之位，恐怕只有先生坐得。”
刘伯温虽然对朱元璋道出了推心置腹的逆耳忠言，但这不仅让皇帝不快，还直接得罪了胡惟庸等淮西勋贵，这也为其最后的悲惨结局埋下了祸根。
其实，朱元璋一开始尚未考虑“丞相”的存废问题，他思考的是：谁才是大明丞相的最佳人选。
不过，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刘伯温真的是一语成谶：杨宪、汪广洋、胡惟庸后来皆在丞相任上获罪，而其中最倒霉的恰恰是被刘伯温讥讽为“小牛”的胡惟庸，他不但丢了相位，还落得了一个身首异处、夷灭三族的悲惨下场。
胡惟庸是安徽定远人，与李善长是老乡，同为淮西勋贵的代表人物。
洪武六年，胡惟庸与汪广洋一起出任右丞相。后来，汪广洋获罪，而胡惟庸则被提拔为左相，一人独大。
因为胡惟庸为人圆滑、处事干练，所以颇讨朱元璋的欢心，而他也因此愈加骄横跋扈。
淮西勋贵是朱元璋夺取天下过程中最为倚重的一支力量，而其中的翘楚胡惟庸又独揽相权。
所以，对于胡惟庸的胡作非为，许多人是敢怒而不敢言。大将军徐达出于义愤，向朱元璋告发其不轨行径，甚至都被胡所设计陷害。
如此种种，更让胡惟庸恣意妄为，其最嚣张时，内外奏章都可以先行查阅，凡是对其不利的他都可以先行扣下。
然而，朱元璋是何许人也？对于胡惟庸这些功臣阶层的腐化堕落，他早已是心知肚明。但是，他还要等待一个机会，在充分掌握胡惟庸的不法证据后，不仅要将其绳之以法，还要顺便对诞生了一千多年的“丞相”砍上重重的一刀。
为此，朱元璋精选了一千多名良家子弟，充实到自己亲自指挥的精英护卫队——仪鸾司中。他们除了负责皇帝的安全保卫工作，还肩负着一项重要使命，那就是暗中收集胡惟庸的犯罪证据。
终于，在洪武十二年的一天，胡惟庸的儿子驾车出游，结果因车速太快，坠下马车身亡。胡惟庸大怒，立即处死了驾车的车夫。
朱元璋得知后，让胡惟庸偿命。胡惟庸百般请求，请求用金帛来补偿车夫家人，但朱元璋就是不许。
无奈之下，胡惟庸便与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人密谋起事。这年九月，占城国前来朝贡，而朱元璋很晚才得到消息。于是他以此为借口，下令彻查胡惟庸，而不久涂节又告发了其谋反之事。
朱元璋遂以“谋反罪”将胡惟庸处死，同时诛灭其三族。此后，他宣布从此撤销“丞相”之职，废除“中书省”，并要求子孙后代不得以任何借口重设“丞相”。此举直接解决了困扰历代王朝千年的皇权与相权之争问题。
不过，废掉了“丞相”这一职务，看似永久性的加强了皇权，但这并非一劳永逸。
此后，“丞相”一直“阴魂不散”，并于明朝中期，再次“借尸还魂”。
原来，朱元璋在废除丞相后，借此以将军国大事集于他一人之手。然而，繁重的日常政务，让这位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劳模”皇帝也不堪重负，更何况是他那些常常懒政怠政的子孙呢？
于是，在明朝中期，那些权倾朝野的阁老、宦官，如严嵩、刘瑾等悉数粉墨登场、指点江山。
但是，这些阁老、宦官们，比之明初的丞相，早已是天壤之别，他们的力量，在皇权面前根本不堪一击。
而这恰恰不是什么好事。
当明朝的皇帝们再也不担心自己大权旁落以后，反而将他们的怠政发挥到了极致，这也让明朝后期奇葩皇帝辈出。
正如黄宗羲所言，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固然加强了皇权，却在日后让明朝的效能彻底跌入了深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