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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2015年11月4日，日本邮政控股公司及旗下邮储、简保生命保险共3家公司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这三家企业首次公开募股的融资额达120亿美元，为2015年之最，仅次于前一年在美国上市的阿里巴巴（250亿美元），居史上第二。
这个巨无霸的上市，意味着素有“平成年间最重要的改革”、“日本国企改革中最难啃的硬骨头”之称的日本邮政改革，终于走向了尾声。
与一般的国企不同，日本邮政有4大特点：
1.历史悠久。肇造于明治初年的19世纪70年代，贯穿整个日本近现代史，已成为日本国民历史记忆的一部分；
2.业务广泛。不仅从事邮政服务，还集储蓄银行和保险业务于一体，甚至在基层社区，还部分发挥着社区秩序维护者的功能（比如帮扶残疾人、老人，或者为社区内的实物交易提供中介服务）；
3.资产规模庞大。仅其金融分支下辖资产就达205万亿日元（约1.7万亿美元），大约相当于日本年均GDP的三分之一；
4.社会关系盘根错节。由于日本邮政历史悠久、业务广泛、资产规模庞大，它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与日本社会深度嵌套，从基层治理，到政党政治，乃至于部委博弈，多少都能看到其身影，以至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应十分明显。
正因如此，日本邮政改革成为了日本铁道与电信改革之外最难啃的“硬骨头”——从1992年小泉纯一郎首次入阁并公开提出邮政改革，到2015年日本邮政的最终上市，历时20余年，期间波折无数。这段斑驳摇曳的日本邮政改革往事，为我们极其生动地展现了东亚地区的后发经济体国企改革之难：与表面上的所有权/经营权的变更相比，更大的挑战在于，如何协调背后不同团体的利益冲突？如何对更深刻的经济结构与经济发展模式问题作出调整？此外，改革者如何运用各种手段，在既有制度约束下，最大限度地争取支持者，打击反对派？这对改革者的智慧与胆魄而言，无疑都是巨大的考验。
今天，我们便将通过大量的历史细节，以详实生动的笔触，为各位讲述日本邮政改革背后跌宕起伏的故事。
欢迎阅读。
一、池塘中的巨鲸：邮政公社如何扭曲市场？
2003年，有着130多年国家垄断经营史的日本邮政事业迈出了“政企分开”的第一步——取消了作为政务部门的邮政事业厅，而代之以典型的国有企业：日本邮政公社。根据《日本邮政公社法》、《邮政储蓄法》和《简易保险法》的规定，日本邮政公社的业务范围横跨邮政、储蓄和简易生命保险三大领域，作为全日本最大的国有国营企业，日本邮政公社堪称日本国企中的“大哥大”。
那么，日本邮政公社的“大哥大”属性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首先，邮政公社享有日本政府的隐性担保与补贴。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末，互联网时代的电子邮件日益普及，日本的信件邮递业务受到巨大冲击。1993年，邮递业务首次出现赤字，之后赤字经营几乎成为常态。从2002年起，邮递收入开始以年均2-3%的速度递减。2005年3月，日本全国24678个邮局中的大多数处于亏损经营状态。按常理说，如果邮政公社是一家民营企业，那么这样一家年年亏损的企业早就应该倒闭了，但是，由于邮政公社的国有国营背景，邮递业务总能获得来自其他部门的隐性转移支付。而且，从编制上看，共计27万邮政职员都隶属于国家公务员（占全日本公务员总数的1/3），也因此受到国家公务员法保护，其工作权和基本薪酬都十分稳定，邮政公社也不能以经营困难等理由自主裁员。这种邮政业务递减而人员编制却不变的僵化状态，显然会造成大量的低效与错配。
此外，在税务上，邮政公社也享有特殊待遇。如下表所示，与普通私企相比，邮政公社虽然需要缴纳消费税和汽车税，但不必缴纳法人税、居民税、事业税、登记税和印花税，医院、研修设施等固定资产也是免税，而其他固定资产仅仅缴纳半额地方税。2003年，邮政公社因上述税收优惠政策免除税金达11137亿日元，这实际上相当于某种隐性财政补贴：
来源：杨栋梁，釜底抽薪：日本邮政民营化改革的深层动因，现代日本经济，下表同。
其次，由于享有日本政府的“助攻”，邮政公社在市场竞争中往往具备不公平的巨大优势。
在邮递业务上，虽然2002年颁布的新的《邮政公社法》与《信函投递法》为民营企业打开了进军普通信函投递业务的大门，但却对民营企业设置了极高的准入门槛，包括：必须拥有可以提供平信及明信片投递服务的公司，必须在全国设置10 万个以上的信箱，且信箱的开启每周须在6 天以上——这对大部分纯草根企业而言简直是天方夜谭。此外，依据《邮政法》和《信函投递法》，邮政公社的车辆可以在大部分区域畅通无阻，但普通民营快递企业的车辆使用却要受《货物汽车运送事业法》的限制。更重要的是，虽然民营快递公司取得了普通信函投递权，但邮政公社也相应获得了向普通信函投递以外的领域扩展业务的自由——换言之，有国字头背景的“巨鲸”开始猛地一下扎进了物流业的“小池塘”中，导致物流业竞争变得空前激烈。2004年，在邮政公社与罗森便利店合作开拓了冷藏品邮递和定时邮递两项业务后，邮政物流系统承接的信函和包括总计高达250.4亿件，而著名的物流企业大和运输的配送交易量仅仅为10.6亿件，差不多只有邮政公社的1/25，两者简直具有云泥之别。
在储蓄业务上，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裂后，随着北海道拓殖银行、日本长期信用银行等一大批金融机构倒闭，为了保证存款安全，日本个人储户纷纷选择将存款从普通商业银行转入有政府担保的邮政储蓄，使邮政储蓄空前膨胀。即便随着不良债权清理和金融秩序整顿的推进，个人储蓄开始逐渐向普通商业银行回流，但在2003年邮政公社成立时，邮政储蓄的储蓄余额仍然超过三菱东京金融集团、日联集团、三井住友金融集团与瑞穗金融集团这四大商业银行集团的总合，是无可争议的日本第一大吸储银行。而且，由于具有政府提供的信用担保，邮政储蓄还不必像普通商业金融机构那样上缴存款准备金，这使邮政储蓄在贷款业务上也具有相当的优势。2004年，邮政储蓄业务部门经营利润为1.2万亿日元，一度超过民营企业中盈利最多的丰田公司。
在保险业务上，依据《保险法》规定，民营生命保险（即生命保险）公司必须参加生命保险契约者保护机构，灾害保险公司必须参加灾害保险契约者保护机构，为此必须缴纳相关保费。相比之下，国有国营背景的邮政简易保险不仅办理门槛低、手续简便、网点众多（以邮局为依托），而且不必缴纳上述保险费（所以价格也相对便宜一点），因此一直受备受青睐。2004年，在日本的个人全部保险契约中，邮政简易生命保险独占37.6%，其他民营生命保险总计占53.7%，其保险总资产超过日本生命、第一生命、住友生命和明治安田四大民营生命保险公司的资产综合，堪称无可撼动的日本第一大保险公司。对此，日本生命保险协会、日本灾害保险协会纷纷猛烈抨击邮政保险扭曲市场，并强烈呼吁改革。
日本邮政简易生命保险广告，JP即Japan Post的缩写。图片来源：网络
最后，邮政公社依然在某种程度上发挥着为政府输血的功能，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大量的资源错配。
虽然2003年的改革取消了邮政事业厅而代之以邮政公社，但由于邮政公社仍然在总务省邮政厅管辖之下，因此自主经营是不现实的。如下表3所示，2003年，邮政公社的邮政储蓄和简易保险资金额为349.2万亿日元，其中82%即286.3万亿日元用在了购买国债、财政投融资、地方债以及借款上。另，根据统计，2004年日本的国家债务（包括财政投融资债）和地方债务升至719万亿日元，其中44%来自邮政储蓄和简易保险。这些都表明，在政府向邮政公社输血的同时，后者也间接地给前者输血，并由于政府的不当投资而造成了大量的资源错配。
概言之，日本的邮政公社系统不仅体量巨大，而且所涉业务十分广泛，同时又有日本政府的支持，这显然会造成大量的市场扭曲，因此，日本企业界对邮政民营化改革的呼声不绝如缕。关西经济同友会认为：
“邮政民营化的终极目的在于，废除政府企业的特殊待遇，实行公平竞争，引入市场原理和竞争机制，将资金流向从政府转向民间，实现全体国民的利益……邮政民营化是超越公营事业改革的框架，实现国民生活方式、金融资本市场的效率化、民间主导的经济等经济社会系统的重大改革。”
日本银行协会也强调：
“庞大的邮政资金被用于财政投融资，严重影响金融市场活力，而且由于政府免除邮政系统的纳税金和保险费，等于国家每年给予其巨额隐性财政补贴……邮政民营化本来的目的在于逐渐缩小世界罕见的庞大金融规模，减少国民对未来负担担心的同时，通过对民间市场的资金回流，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在政界，一些改革派人物也一直致力于邮政民营化改革，本文的主角小泉纯一郎，便是其中之一。
二、小泉纯一郎的“初恋情人”
1992年，小泉纯一郎首次入阁，担任宫泽喜一政府的邮政大臣。当时，小泉虽然公开打出了邮政改革旗帜，但却遭到了邮政省官僚的强烈抗议。1995 年，在自民党总裁选举角逐中，小泉继续提倡“邮政民营化”，但却没有获得自民党和日本国民的认可，且在选举中亦败给了桥本龙太郎。
为了推动邮政民营化改革，小泉与民主党议员松泽成文聚集17 名国会议员以及大和运输、全国银行协会、生命保险协会等企业人士和专家学者，组织成立了超党派的“邮政民营化研究会”，继续探讨日本的邮政改革问题。1999年，研究会提出了自己的改革方案，主要分3点：
1.效法日本电信改革经验，即刻将日本邮政拆分为三个部分，分管邮递、储蓄与保险业务，并全部实行民营化，政府持股比例不超过1/3；
2.效法日本铁道改革经验，进一步拆分邮政储蓄与邮政保险，将其按地区分别拆成10个与3个左右的地区公司；
3.取消所有邮政储蓄存款与邮政保险的政府隐性担保（即打破刚兑），而这些恰恰是邮政储蓄与保险吸引大量用户的最重要优势；
4.取消邮政系雇员的公务员编制，相当于打碎其“铁饭碗”。
不过，彼时的小泉毕竟尚未执掌大权，这些构想最后也只能不了了之。
2001年4月，小泉终于成功出任日本首相。5月7日，小泉在第151次国会上发表施政演说时宣称，他所领导的政府将以“不怕痛苦，不畏触及既得利益，不为老经验束缚”的“三不”精神，推行“没有禁区的结构改革”，开展一场“新世纪维新”，而邮政民营化，更是“明治以来的大改革”与“改革的核心”。
小泉对邮政民营化如此执着，难怪当时有媒体戏称邮政民营化堪比小泉的“初恋情人”。
在小泉的积极推动下，2003年4月，特殊法人日本邮政公社宣告成立，邮政改革自此迈出了“政企分开”的第一步。2004年9月，小泉内阁的经济与政策委员会刊出了一份被期待已久的邮政民营化改革纲领，这份纲领总体上以1999年的方案为蓝本，但在3个方面作了重要妥协：
首先，2004纲领不再寻求“即刻”将日本邮政拆分为4个股份有限公司，而表示将“逐渐”为之；
其次，2004纲领保留单一的邮政储蓄与邮政保险，不再寻求将其进一步拆分为若干区域子公司；
最后，2004纲领允许保留邮政集团下邮递业务的公共部门属性，而不再追求“全面民营化”。
即便如此，2004版的这份纲领，仍然遭到了各方势力铺天盖地的反对：
日本总务省的官员虽然支持把一部分长期赤字运行的小型基层邮政局合并，但反对小泉如此大规模的民营化改革，因为在总务省退休返聘的官员中，大量与邮政系统有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邮政省即总务省的前身之一）。作为日本邮政公社的社长，Ikuta Masaharu就曾不止一次地鼓吹国有国营体系的优越性与民营化的潜在危险。
邮政系统密切相关的类政府机构也反对小泉的私有化改革。以日本邮政服务中心（Postal Services Center）为例，2001年初，其成员中的70%都是前邮政与通信省的退休返聘人员，如果邮政民营化成功，那么他们享有的来自邮政系的额外福利也将岌岌可危。
日本民主党（Democratic Party of Japan，DPJ）同样对小泉的邮政民营化改革怀有意见，但理由却与其他反对团体相反——他们不是认为民营改革太激进了，而是还不够彻底。在2004年的一份自白书中，民主党表示他们反对那种“只是动动嘴皮子的假改革”，而呼吁“执行那种真的可以改善人们日常生活并提振区域经济的真正的邮政改革”。
日本共产党也对小泉的邮政民营化改革表示了强烈的反对。他们认为，邮政公社化已经削弱了邮政事业，小泉的民营化则遵循了银行业多年来的主张，因此这次改革只是想借此削弱银行的竞争对手邮政储蓄。与其说是改革，不如说是露骨的银行援助行动。“无效的公共事业是自民党政治造成的，而不是因为邮政储蓄的存在。如果放任民间的市场主义行为，资金就能够有效运转，那么民间银行就不会发生不良债权，也就完全不再需要金融政策了。”
除了各类党派与政府机构外，数不胜数的为庞大的邮政体系提供员工制服、自行车、摩托车、燃油、ATM机制造、信件分类工具等等周边产品的中小型企业也对邮政私营化改革颇有微词。原因在于，国有国营的邮政公社并不具备经济理性，对成本并不敏感，因此这些生产邮政周边产品的中小型企业不仅可以从邮政公社那里获得稳定的订单，而且价格甚至可以谈得更高，一旦民营化，他们的业务也会受到影响。
然而，对小泉而言，邮政改革中遇到的最大麻烦却不来自于外，而是源于自身——当时的一份调查显示，自民党内部议员中，竟然有70%对小泉的改革表示反对，这又是为什么呢？
要解释这一点，我们还得回到故事的开头：19世纪的明治日本。
三、“邮政族”：日本近现代史的缩影
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私人邮政体系主要靠散落在各藩的旅店老板与邮递员维持。由于幕府时代日本社会的权力结构本来就很松散（类似于西欧中世纪，即地方具有相当大的自治权），所以，这种私人邮政体系的效率通常也较为低下，并不能满足明治领导人统一调配全国资源并尽可能快地富国强兵之梦想，于是，1871年，明治政府效法英国，引入了一套现代邮政体系，并将其完全国有化控制，且分别在1875年和1916年设立了邮政储蓄与邮政保险系统。这，便是日本邮政事业的开端。
但是，任何外来的制度若想要良好运作，必须与本国土壤有机结合，日本邮政也不例外。虽然引入了英式邮政体制（即邮政系统既从事邮递，也兼营储蓄与保险业务），但在运行中，日本邮政却实际形成了两套体系：
一套是现代邮政体系。这类体系中，邮政局长需要通过国家统一考试方能上任，且由国家支付足额薪金，主要见于中高行政层级；
另一套是某种类传统邮政体系。这类体系中，邮政局长不需要经过国家统一考试，仅对本社区提供邮政服务，与国家签订象征性的合同，由当地社区提供象征性的少量报酬，主要见于基层。虽然该体系中的邮政局长收入低，但通常都是当地德高望重之人（类似我国古代的乡绅），而且一旦出任社区邮政局长，往往会得到更多的尊重，甚至这种邮政局长职务还能按父系血缘世袭，这些都可视作是对低收入的补偿。这类“尊敬”与“世袭”的存在，让基层邮政局长们可以对基层社会施加巨大的影响力，因此，基层邮政局长逐渐成为了日本社会中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
昭和时期的快递员，虽然看起来应该是在送外卖，但也可大略一瞥当时快递员的工作日常。来源：网络。
然而，历明治、大正与昭和早期都备受尊敬的基层邮政局长，却在战后初期遭遇到了严峻的挑战。
（一）“弱弱联合”
1946年，左翼浪潮风起云涌，在日本社会党等左翼团体的支持下，由一群好斗的邮政工人组成的Zentei成立，并向基层邮政局长们发起猛烈抨击，指责后者乃是“浪费的、不必要的半封建时期遗留品”，扬言要将该群体及其所代表的制度清除，在1948年通过的国家公共服务法中，基层邮政局长被禁止参与任何政治与选举活动，甚至还要求他们必须写下保证书保证。见此情景，旧时的基层邮政局长们当然也不会坐以待毙，1953年，他们成立了全国特任邮政局长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mmissioned Postmasters，下简称“全特”），旨在捍卫基层邮政局长在日本社会与政治体制中的地位。
但在左翼浪潮之下，全特依旧显得势单力薄，于是为了拉拢政治盟友以应对彼时的不利局面，全特把目光投向了当时处境同样艰难的另一拨人，而这一拨人也恰好正在关注全特——他们就是草创之初的日本自民党。
1955年，日本自民党成立。为了在既有的各大党的夹缝中迅速扩大影响力，自民党在田中角荣的带领下走了一条“下沉式”路线——1950年代晚期，田中角荣出任邮政大臣，主政期间，他大幅削弱全特之对手Zentei的影响力，同时将全特的地位抬高到日本“战后邮政体系之基石”的程度，具体地，他一改战前规定，给基层邮政局长大幅涨薪，使其收入与其他官僚相当（即便基层邮局确实很低效），并增加全国各地基层邮局的数量，同时还保留了基层邮政局长职务的世袭传统。可以说，田中不仅“捍卫”了基层邮政局长的地位，还使其影响力甚至超过了战前。
但是，田中的“善举”并不是无偿的。如前所述，自明治以来形成的日本邮政的两个体系，使基层邮政局长可以对基层社区发挥巨大的影响力。所以，作为交换，基层邮政局长必须利用其在基层社区的人脉与影响力，发动亲戚朋友左邻右舍在参议院选举时投票给自民党，以至于基层邮政局长将选举活动戏称为其除了邮递、储蓄与保险之外的“第四业务”。在1970-80年代基层邮政局长势力的巅峰时期，他们通过各种手段影响的选票将近有100万张（这或许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自民党得以连续执政数十年），并因此形成了一个以全特及其亲属、街坊与相关邮政系人员形成的“大树会”，作为自民党选举机器的一部分，其影响力绝不可小觑，小泉改革前夕的2005年，全日本24700家邮局中，有19000家都是这样的“特任邮局”。
大树会的势力不仅深入日本的党派斗争中，也卷入了部委斗争中，并因此形成了“大树会-自民党-邮政省”三位一体的利益共同体——“邮政族”。
（二）“百年战争”中的大树会
自195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邮政省就与大藏省在储蓄、保险等领域存在着常年的竞争关系，乃至一度被戏称为“百年战争”。为了在与大藏省的竞争中占据上风，邮政省积极拉拢自民党议员，拉拢的主要方式便是由“大树会”向自民党输送选票，这在邮政省与大藏省围绕小额储蓄利息免税改革的问题上体现得尤其明显。
20世纪70年代下半期，大藏省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提出了对过去免税的小额储蓄利息进行课税的建议, 即实行“小额储蓄卡” 制度。根据该建议, 1980年3月国会一度通过了相关法案，并拟于1984年1月开始实施。但是，邮政省担心大藏省可能会进而对小额储蓄利息免税的邮政储蓄课税，故对该法案持反对意见，于是，他们通过“大树会”的影响，以选票为诱导向国会里的自民党议员作利益交换，生生地在1983年初让国会又通过了延期执行该制度的法案。1986年底，税制调查会再次尝试废除邮政储蓄利息免税制，但在“大树会”的活动下又一次夭折，不仅如此，还赋予了邮政省每年可自主运用2万亿日元的邮政储蓄、储蓄利率浮动化，每年出售国债1万亿日元等特权。直到1987年9月，国会才最终通过了废除小额邮政储蓄免税的法案。
凭借“大树会”这个秘密武器，邮政省在与各部委的博弈中往往处于强势地位。
战后很长一段时间，日本的银行利率受政府管制，但是，普通商业银行利率是受大藏省与日本央行管制，而邮政储蓄银行则是受邮政省管制，两者分属两套系统。在大藏省试图调整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时，经常还会受到邮政省的阻挠。1980年代中后期日本利率市场化改革中，普通商业银行也因为这个原因（与储蓄银行没有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而抗拒改革，直到1988年12月大藏省与邮政省签订协议，表示两者将同时开启利率市场化改革后该争议才逐渐平息。此外，邮政省依靠大树会的帮助，在与通产省争夺信息通讯产业的主导权时也一度占了上风。
由是可见，由“大树会”衍生出的广义“邮政族”的势力遍布日本党政各界。小泉的改革，与其说是在向邮政部门开刀，不如说更像是在与全日本为数众多的官僚组织（尤其是他所统领的自民党）宣战，他能取得胜利吗？
2005年8月，东京正处于炎热的夏季的尾声，而等待小泉的“冰与火之歌”，才刚刚开始。
四、进击的“伽利略首相”
（一）“叛徒”出现
2005年5月, 众议院开始审议邮政民营化的相关法案。
6月，自民党总务会以多数表决的方式承认了邮政民营化相关法案的修正案。
7月5日，众议院全体会议以233 票赞成、228 票反对的微弱多数勉强通过了邮政民营化相关法案。不过，本次投票中，有51个自民党议员“变节”，其中37人投了反对票，14人弃权或缺席，其中就包括前众议院议长绵贯民辅、前政调会长龟井静香等实力议员。小泉于当晚就撤换了4名投反对票的内阁副大臣和审议官的职务，但一丝不祥之兆似乎开始隐隐出现。
8月，邮政民营化法案进入参议院审议阶段。
在正式审议之前，虽然小泉已多次向党内施压，但党内许多反对派参议员并未屈从于压力，仍然对小泉的改革方案提出了质疑。果然，8月8日的参议院全体会议以108票赞成、125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否定了邮政民营化相关法案，表决时，自民党30个参议员再次“变节”（22人投了反对票，8人弃权或缺席），小泉的改革之梦，看起来又要功败垂成。
但这个被称为“怪人首相“的政治人物，真的会这样就放弃么？
参议院审议结束后，小泉做出了或许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解散众议院，重新举行大选。
根据日本的政治体制，小泉在解散众议院时，自己也失去了首相的身份（除了在下次大选中自民党再次成为多数党），这完全是在以自己的政治生命作豪赌。同时，这种因参议院否决法案而解散众议院的案例，在日本历史上也是第一次，因此引起朝野一片哗然。反对派对小泉的做法大加鞭挞，斥其为“自杀式解散”、“末路解散”、“迁怒解散”，而小泉则将其解散众议院的行为称为“邮政伽利略解散”，表示自己要继承“伽利略”式的献身精神，用自己的政治生命赌以邮政民营化的成败。
不过，如果说小泉解散众议院完全是意气用事，那他也就不是那个刚猛狠辣的“政治怪人”了。小泉很清楚，要赢得下一次大选，必须做到两点：第一，干掉敌人；第二，栽培盟友。对第一点，小泉的做法是坚决取消自民党内部“变节”议员的候选资格，甚至用各种方式迫使其退出自民党。这还不够，于是小泉又继续做了第二点，而这也掀起了本次“冰与火之歌”中极富戏剧性的最高潮——派出“刺客”，击杀“叛徒”！
（二）“刺客”，出击！
倘若仅仅是将“叛徒”驱逐出党，并不能保证下一次大选的胜利，因为这些“叛徒”仍然可能以其他组织之名赢得选举，并对小泉的改革形成威胁。为了确保大选顺利，并对“叛徒”作出惩罚，小泉精心在政府、IT界、影视界等知名度和曝光率较高的部门挑选了30多名精英“政治刺客”，派往全国各选区，与“叛徒”捉对厮杀，这些“刺客”包括：
1.在日本电视台和东京电视台工作且精通英语和阿拉伯语的著名美女主持人小池百合子。她轻而易举地击败了已在所在选区当选过3次的“地主”小林兴起多。据该选区一位实力人物称，投票当天的景象简直让他吃惊：历来稀稀拉拉的选民队伍那天竟然排起了长龙，以往填写选票时犹犹豫豫的选民，十分利索地就把票投给了小池百合子。败选后的小林兴起多也不得不承认，与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和阿拉伯语的小池对敌真是“令人不寒而栗”。
年轻时的小池百合子。图片来自网络。
2.东京大学出身，财务省的人气政治家片山皋月。竞选时，片山扎着头巾、身穿开领衬衫、脚蹬旅游鞋，在一批身穿粉红色T恤、手摇玫瑰色旗帜的青年助手簇拥下，不停和选民握手、鞠躬，要人家选举时“多多关照”。不到一个月时间，片山就获得了无党派选民的广泛支持，最终击败了对手。
片山皋月，图片来自网络。
3.堀江贵文，知名网站“活力门”的年轻社长，其近乎嚣张的言行成了敢于打破现状、革新社会的象征。在竞选时，选民们蜂拥赶来而只想看看他的“明星脸”（如果能握握手自然就更好了）。当他前往广岛选区时，前来迎接的“追星族”甚至造成了交通堵塞。一名中年男性表示，堀江贵文“真是太帅了”。
堀江贵文，图片来自网络。
除此之外，还有声名赫赫的日本前驻联合国裁军大使猪口邦子；以及深受日本家庭主妇支持，经常出现在烹饪节目中的藤野真纪子等等……堪称原始形态的“网红政治”。
同时，自民党也积极在媒体渠道通过诱导性提问的方式宣传邮政改革，比如，“您对邮政民营化是支持还是反对？是要前进还是后退？”等等……
“网红政治”与自民党铺天盖地的舆论宣导总算没有白费。《读卖新闻》2005年8月20日的民调显示，小泉内阁的支持率自8月8日以来上升了5.5%，达到了53.2%，而表示将投票给自民党的人达到了37.4%，上升了10%，相反，表示要投票给民主党的人则下降了5%，只有15.8%。
在邮政民营化方面，根据《朝日新闻》2005年2月的调查，47%的选民赞成，34%的选民反对；而到了大选前，赞成者已提高到53%，反对者则下降至21%。
种种迹象表明，小泉领导下的自民党将在大选中获胜，事实也的确如此，在9月11日的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一举获得296个众议院席位，而在野的民主党则骤减至113席，自民党由此获得压倒性胜利，小泉再次出任首相，“邮政国会”诞生。10月11日，日本众议院以338票同意、138票反对、14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邮政民营化法案，三天后的10月14日，日本参议院以134对100票的表决结果，最终通过了邮政民营化的相关法律。漫长的日本邮政民营化改革，终于迈出了最关键的一步。
参议院最终通过的法案有以下几个要点：
1.将邮政公社改为日本邮政股份公司，并拆分为4个子公司，分别是主管邮递业务的邮便局公司（更偏向于管理邮政资产，并为地方整理提供公共事业费收支业务）和邮便事业公司，主管储蓄业务的邮政储蓄银行，以及主管保险业务的邮政生命保险公司，各公司独立核算，避免业务损益相互影响，明确成本意识和业绩评价。
2.将邮政民营化分为3个阶段，即准备期、过渡期和实现期，其中过渡期长达10年（2007.10.01-2017.09.30）。过渡期内，日本政府将逐步取消对邮政集团的税收减免、债务担保等优惠政策，并逐渐开放股权，2017年10月后，日本政府将继续持有日本邮政公司股票的1/3以上（其中包括全资持有的邮便局公司和邮便事业公司），而邮政储蓄银行与邮政生命保险公司则将转变为纯粹的民间公司。
3.取消对邮政集团的业务限制（比如可以进一步投资国际运输业务），但为了防止其在过渡期内利用垄断地位造成新的不平等，所有开拓新业务的决定以及人事任命都必须经过主管大臣的认可，后者对前者负有监督的权力。
与1999年纲领以及日本国铁（按地域进一步拆分）和日本电信（民营化立刻实行）的改革案例相比，最终通过的法案还是温和了许多，这在一定程度上为随后的反复埋下了伏笔——2009年，新上任的鸠山内阁就曾提出“冻结日本邮政集团出售股份的法案”和“邮政改革基本法案”，改革进程也因此受到影响。
至此，我们对小泉邮政改革往事的叙述，便告一段落了。如上文所说，邮政改革之所以如此艰难，乃是因为其涉及到的党、政、社会关系错综复杂，剪不断理还乱。然而，除此之外，是否还有更深层次的结构性原因？或者说，既然邮政难题绵延已久，为什么直到21世纪初的小泉时代才得以解决（除去其个人能力因素外）？
尾声 国企改革之难的制度性痼疾
1968年，在战败投降仅仅23年后，日本GDP再度跃升至世界第二位。对于“日本奇迹”发生的原因，学界普遍认为是因为日本采取了一种“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下的外向型发展模式”（也就是后来众所周知的“东亚模式”，日本便是该模式的鼻祖）。这种模式除了中长期发展计划、产业政策、大规模基建外，另一个重要的构成，便是“财政投融资”制度。
日本财政投融资制度诞生于1953年。所谓财政投融资制度（Fiscal Investment and Loan Plan，FILP），即由类政府机构（邮政储蓄、邮政保险、国民养老金等）出一部分原资，然后由大藏省安排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提供融资。这种制度的显著特点是，一方面，它并不是纯粹的财政支付，而是可回收的出资以及计息贷款；另一方面，它也不以收益最大化为目标，而是为了实现某种特定目的的政策性融资，资本收益居于次要位置。日本财政投融资的规模非常巨大，在达到最高点的1997年，中央财政一般支出为78万亿日元，财政投融资达51万亿日元，相当于一般支出的65%，堪称政府“第二预算”。这些规模庞大的资金在战后日本百废待兴的状况下，大量投放于民生、中小企业与基建领域，为日本的迅速崛起作出了巨大贡献：
而在这规模庞大的“第二预算”的原资中，将近一半是由邮政系下的邮政储蓄与保险提供（见下图）。而这，也在一定意义上为我们揭示了日本邮政改革之所以如此艰难，“邮政族”势力之所以如此之大的制度性原因：“树大根深”的邮政系，作为原资的重要供给者，乃是日本财政投融资制度的关键组成部分，而财政投融资制度，又是日本“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的重要体现。因此，表面上的“邮政民营化”，实际上是对主导了战后日本经济近半个世纪的经济体制与发展模式宣战，这面临的阻力，怎么可能不大？
认识到这一点，也可以让我们对小泉改革之所以成功的原因，有一分更深刻的理解。
战后30余年，财政投融资制度为日本的崛起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到了1980年代，事情开始发生变化。
从国内环境来看，经过30余年的发展，日本的生产技术水平总体上已处于世界前列，通过引进先进技术驱动经济迅速增长的效果正在明显减弱；而人口老龄化的魅影也在逐渐浮现，日本的人口红利已逐渐走到尽头，低成本的人力资源优势亦不复存在；此外，日本国内长期性社会资金供给不足的状况亦发生了根本性的改观，企业的资本构成中，自有资金比例已经由战后初期的40%以下升至60%以上，许多上市公司不仅在资金上摆脱了对银行的依赖，甚至因盈余累积而形成了“机构现金池”，开始追求更高收益的资产配置——日本金融自由化与日元国际化进程也启动于斯；同时，长期依靠政府投资与出口的经济模式，也使日本积累了大量的不平衡，这既体现为内需乏力，也体现为债务高企。
从外部环境看，美国里根与英国撒切尔的上台，在全球刮起了一股强劲的“新自由主义”之风。而长期的贸易逆差，又使美国对日本非常不满，于是便以各种方式敲打日本政府，一方面迫使其进一步开放市场并减小政府干预，另一方面也要求日本在汇率问题上作让步，于是便有了后来众所周知的《广场协定》。
短期内，为了减少日元升值对出口的不利影响，且考虑到财政赤字与债务负担过重的现实约束，日本政府走了一条“紧财政、宽货币”之路，后者滋长了后来的泡沫经济，前者则使财政投融资的增长开始放缓；长期看，随着后来泡沫经济的破裂带来的经济结构调整与世纪之交日本开启的“金融大爆炸”（即一系列金融自由化改革），日本经济进一步的市场化已是大势所趋，而这也意味着，作为政府主导型“旧时代”下的财政投融资制度，也终将逐渐隐于幕后——而与之相伴的国有国营的邮政公社，亦将最终退出历史的舞台。
正是在新旧更迭的关键时点，小泉纯一郎出现了。
作者：张纬杰
参考材料：
1.Patricia L. Maclachlan，Storming the Castle: The Battle for Postal Reform in Japan，Social Science Japan Journal，2006.04.
2.Takero Doi, Takeo Hoshi，Paying for the FILP，2003.01.
3.Mark J. Scher ：Policy Challenges and the Reform of Postal Savings in Japan.
4.Naomi Fink，Lessons from Koizumi-Era Financial Services Sector Reforms，APEC，2016.11.
5.Nobuyuki Kinoshita，The Economics of Japan's Postal Services Privatization，日本经济经营研究所，2008.08.
6.Amelia Porges and Joy M. Leong，THE PRIVATIZATION OF JAPAN POST: ENSURING BOTH A VIABLE POST AND A LEVEL PLAYING FIELD，2006.01.
7.杨栋梁，釜底抽薪：日本邮政民营化改革的深层动因，现代日本经济，2015.04.
8.新浪网：小泉有批政治杀手，2005.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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