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姐姐，从一出生就是。”
这是电影《我的姐姐》里的一句台词，让现实中的很多姐姐深有同感。
这部片子清明假期上映，目前票房已经突破7亿。从票房角度看，《我的姐姐》并不是吸金多么惊人的影片，但它在短短两周内引发的争论，却激烈而又两极化。
有人抱着高期待去观影，期望姐姐能够给压抑的现实一记痛快的反击，而温吞的开放式结局显然不够“爽”；
有人觉得剧情设定过于狗血，极限二选一的设置，把亲情和自我实现摆在了悬崖两端，让人实在无感。
当观众们把焦点放姐姐的选择是什么上时，却很少人谈姐姐选择了之后的路要如何走。
阿信今天就想从“姐姐”这个称呼说起，聊聊女性困境。
一个不完美的电影结局
《我的姐姐》本身并不是一个复杂的故事。
姐姐安然即将去往北京学医，追求自己的新生活。一场突然的车祸让父母双双离世，留给了安然一个没见过几面的年幼弟弟。是抚养他，还是去奔赴自己期待已久的梦想？
电影剧情围绕这个“选择”不断推进，矛盾张力逐渐拉满。
面对血浓于水的亲情关系，哪怕安然与弟弟相差20岁，哪怕他们之间没见过几面，哪怕是父母执意生下弟弟从未考虑过安然的感受，也无法让观众淡然接受“放弃抚养弟弟”的选择。
在车祸现场，第一个到场的安然，竟因为全家福中没有她，而被警察盘问身份。安然回顾自己在这个家中的角色，突然发现是那样模糊、混乱。
即便如此，亲情仍旧是一种温柔的、难以逃脱的羁绊，让周围的人把抚养弟弟视作姐姐理所当然的责任，比如安然姑妈口中的“长姐如母”。
北上逐梦和抚育弟弟，这是个人与家庭之间的矛盾。对于这一点，李银河在影评中认为：“背后的逻辑是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人们所面临的个人本位价值观、人生观对传统的家庭本位价值观、人生观的激烈撞击。”
在传统的家庭观念中，亲情无可置疑的应该处于人生选择第一位，为家人牺牲，是一件值得被称颂的事情。个人追求与家庭发生冲突时，都应该为之让位，为之牺牲。
这引出了电影呈现的另一个矛盾：不论是剧情设定中，当家庭出现危机时，总是女性被推在“奉献”的前线，以姐姐之名，以妈妈之名，以妻子之名。
而贯穿全片的“重男轻女”观念，合理化了女性的妥协。
当安然的父母想要一个儿子时，就把小安然登记为“小儿麻痹”，让她装瘸，甚至送给姑妈抚养。
当安然的姑妈想要读书、想要去俄罗斯做生意时，一句“你是姐姐”让她为了弟弟默默转身回到了家庭中。
同时电影中表现的女性困境，往往不是来自某一个单一事件，而是结构性的。重男轻女现象是一个切口，其他的不公藏匿在日常琐碎中，比如家庭暴力，安然自小被表哥欺负当沙袋打，比如性骚扰，安然被姑父偷看洗澡却一直隐忍不说，比如女性无法自己掌握的生育权，身为护士的安然，看到一个为了让婆婆抱孙子的三胎孕妇发生子痫时，却倾向“保小”……
在一重重困境面前，安然的两种抉择，无论选什么，都显得薄弱无力，毫无说服力，我们似乎也无法苛求一部电影给出一个完美结局。
姐姐=责任？女性=照顾家庭？
批评《我的姐姐》的观众，理由之一就是认为这部影片不够真实。那么另一部姐弟题材的纪录片，就真实得过分了。
1996年，导演李玉拍了一部名为《姐姐》的片子，在一个四口之家中，姐姐蕊蕊和弟弟峰峰是一对龙凤胎，一样大的两个孩子，姐姐却总被提醒“身为姐姐的责任”。
当弟弟想要玩国际象棋，姐姐有义务陪他一起玩；当弟弟想看球赛，姐姐想看《狮子王》时，姐姐有义务让着弟弟；姐姐一旦表达出不情愿，爸爸就会用“你是姐姐嘛”来劝慰姐姐的情绪。
而最令观众不适的一点，是作为一对龙凤胎，蕊蕊是父母在剖腹前就商量好的结果，“让女孩先出来”，因为姐姐可以照顾弟弟。
这其中有一个诡异的逻辑，人们一边重男轻女，一边要求女性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女性就天然等同于家庭责任吗？
历史学家南希 · 科特曾写道：
“女性的工作（和她们的生活一样）历来都有这个特点，即总是以满足别人，尤其以满足男人的需求为目标。”
即便女性的职业机会增加了，但很多仍旧与家庭服务相关如家政佣人，或者为男性上司工作如秘书、售货员、速记等等，即便是教师、护理这两个历来由女性主导的职业，也同样要求女性重复有服从意味的行为，去照顾儿童和服侍病人。
当家庭的责任单一落在女性身上时，女性的现实处境往往比电影更残酷。就在《我的姐姐》上映之际，一则新闻爆出：杭州一名20岁女孩欲跳河轻生，因自己一个人要养活两个妹妹一个弟弟，不堪重负。
这名女孩称自己“已不是第一次有轻生的念头”，网友纷纷称这是现实版《我的姐姐》，指责父母生而不养的同时大多数是为姐姐抱不平的。而这种情况，也正在把这些孤立无援的女性拉向贫困的深渊。
女性贫困的旋涡
观众都纠结于安然最终的选择，但是选择之后呢？
如果进一步设想，安然直接承担起了养育弟弟的全部责任，她会成为类似单身母亲的角色，她的未来会是如何？电影中姑妈的生活或许就是最好的答案。
独自抚养孩子，照顾瘫痪的丈夫，疲惫的一天之后，她望着自己头顶的一盏俄罗斯水晶灯，偶尔感叹一句“我那时候真年轻啊”。
尽管《我的姐姐》的主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导演认为“安然是一个强者，她不可能像姑妈那样走老路，因为已经是新的了，不再在一个套子里了。”
但20岁杭州女孩的社会新闻，已经揭示了一种更残酷也更普遍的现实：女性贫困的旋涡。
日本NHK特别报道《女性贫困——代际传递效应》，曾跟拍一群深陷贫困中的女性。
有遭遇继父性侵后离家出走，无力负担房租只好拖着拉杆箱，每日到24小时咖啡厅充电、过夜的未成年少女；
有父亲意外去世，和妈妈一起负担弟弟妹妹生活，申请大学助学贷款后，每个假期都忙于打工的女孩；
有对家暴忍无可忍后，匆忙逃离没有带任何财产也不敢再回家的女性，只好四处打零工，成为非正式雇佣员工，时刻面临被辞退的风险；
更多的，是为了时刻照顾年幼的孩子，无法得到正式工作的单身母亲……
或许有人会认为，陷于贫困是因为个人的不努力。“任何时代都有贫困的女性啊”“单身妈妈不是自身的责任吗？”
但对于没有高学历和技能的年轻女性来说，就业时她们本就常常遭遇性别歧视，得到正式工作的机会更少，或者得到的待遇更低。如果再有抚育孩子的重担，她们工作的选择范围就更小了，非正式雇佣、时间相对自由、但薪酬较低的零工往往成为选择。
如果对穷困潦倒的女性置之不理会对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贫困极有可能会发生代际传递，因为种种原因成为单身妈妈的女性，在得不到足够经济援助的情况下，会把贫困传递给下一代。而在贫困中长大的孩子，在踏入社会就输在起跑线上，无论如何挣扎也无法摆脱贫困。
就像现实中负担三个弟弟妹妹的杭州女孩，在没有社会援助的情况下，她难以脱离贫困的旋涡。而电影观众之所以不愿意安然自己抚养弟弟，也是看到了养育一个幼子对年轻女性来的重重困难。
面对开放式结局的争议，编剧解释称：“告诉女性应该怎么做，是不公平的。我们一直强调支持，而不是支配。”
但这种“不希望教女性应该怎么生活”的观点，在不谈切实的解决办法的情况下，只是一厢情愿的美好想象，是虚浮在半空中的支持。
我们无法苛求《我的姐姐》给出解决之道，但起码它提醒观众思考，我们的社会能为这些深陷困境的女性做些什么。
企业是否可以减少对女性的非正式雇佣，给予女性更平等的机会和待遇；
政府是否可以提供更完善的社会援助机制，少一些杭州女孩这样的新闻；
以及普通人是否可以给女性更多的善意与理解，不要再把家庭责任丢给姐姐、妈妈、妻子们独自承担……
电影的意义，不是让我们争论出一句是好片还是烂片的结论，而是通过讨论电影，我们会看到现实，看到身边女性的处境。电影会下映，但讨论和关注不应消失。唯有这样，才会有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