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人的生命和一个人的生命孰轻孰重？
法律是以牺牲少数人的利益来保全多数人的公正吗？在人性和规则的博弈中，法官的判决是如何形成的？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有书君先给大家讲一个虚构的案件。
在远离城市的山区，五名探险者受困于山洞，水尽粮绝，短期内无法获救。为了维生并等待救援，大家决定抽签吃掉其中一人。威特摩尔是这一方案的最初提议人，但在抽签前后悔了。而其他四人仍执意抽签，并恰好选中了威特摩尔做牺牲者。
获救后，人们对于这四个人是否构成犯罪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这个案件出自于经典法律著作《洞穴奇案》，它也被誉为法治史上“最伟大的法律虚构案”。
本书作者萨伯基于这一虚构案件讨论了法律的基础和精神。书中共有十四位法官为此案书写判决书，每一个法官都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判断得出了不同的判决结论，下面有书君就带大家来看一下，书中大法官们争论最为激烈几个问题。
一、为了多数人利益而牺牲少数人的利益是否具有正当性？
首先塔利法官认为他们无罪，因为“一命换多命”是一项划算的“交易”。
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如果杀一个人是为了避免一百万人的死亡，以大多数人的直觉来说，会毫不迟疑地做出这个选择。
本案中如果不选出一名志愿者，那么所有人将饿死在洞穴之中，从这个意义而言，四个人的选择是符合理性人的选择的，故而无罪。
塔利法官的观点蕴含着著名法学家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即法律的目的是促进当事人的“快乐与幸福”。
依此观点，正确的行为应产生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将痛苦缩减到最少，甚至在必要情况下，可以牺牲少部分人的利益。
而特朗派特法官却不这样认为，他坚持“生命的绝对价值”，反对“一命换多命”。
他言辞激烈地指出塔利法官的交易是“可憎的交易”。
在法律看来，每一个生命都是极其崇高和无限珍贵的，每个生命具有平等价值，没有哪个生命可以超过其他生命。
他进一步论证塔利结论的荒谬性：在洞穴奇案里，如果杀掉1人救活4人，那么再出现意外，剩下4人又会牺牲1人救活3人，进而再牺牲1人救活2人，这个边界在何处？以量取胜吗？
法律问题不是数学问题，不能量化。
二、远离文明世界的洞穴是否是法外之地？
福斯特法官认为四名被告无罪，因为发生于洞穴之中的同类相食，是文明社会之外达成的社会契约。
正常情形下，人们是因为生活在文明社会之中因而才有了国家、法律等上层建筑，这些国家机器是以公民权利的让渡为前提，这个让渡权利的社会契约是一切存在的前提。
当五名探险者受困于洞穴之中，实际上已经是一个远离文明社会的法外之地，发生于洞穴里的同类相食，实际上产生了新的“社会契约”，因而人们适用联邦法律的前提将不复存在。
而唐丁法官认为在福斯特的观点中蕴含着这样一个规则：合同法的效力高于惩罚杀人罪的法律。
这个原则一旦得到承认，那么就意味着个人可以随意订立有效的契约来杀人，只需要在一个福斯特法官宣称的“法外之地”即可。
此外案件中还存在一个细节，抽签之前威特摩尔是沉默的，他被同伴强行代为抽签，对于此处的沉默是否认为是威特摩尔的自由意志仍然存疑，那么即使另外四个人强制抽签，契约也依旧没有达成，被告便需对自身的杀人行为进行负责。
三、在极端情形下，杀人行为是否属于“迫不得已”？
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引入一个概念—紧急避险。
紧急避险是指为了使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而采取损害较小一方的合法利益，
以保护较大的合法权益的行为。
简单来说，就是为了救一个更大的利益迫不得已牺牲一个相对小的利益，但是前提是“不得已”。
伯纳姆法官认为本案尚未达到紧急避险所要求的“迫不得已”的程度，探险者的“饥饿”也并不是紧急避险的理由。
他举了一个例子：一个处于饥饿状态的人会因偷了面包而被判刑，既然一个人因为饥饿而偷面包是不被允许的，那为避免饥饿而杀人当然也是不被允许的。
而斯普林汉姆法官反驳了这一观点，他认为饥饿可以成为紧急避险的来源。
因为偷面包的人当时并非只有盗窃这个唯一的选择，他可以去工作，甚至乞求或者寻找慈善机构解决最基本的温饱问题。
而洞穴案件则不同，当时的情形已经到了不解决饥饿问题，所有人将面临死亡，吃人是唯一的选择，因而符合紧迫性的要求
看到这里有书君已经被深深的折服，觉得每个法官都言之有理，充满正义，同时也意识到任何的立场或者权威不见得就是不可动摇，不可置疑的。
书中的十四份判决书思维严谨却观点各异，如果你是这个案件的法官，你认为四名被告有罪吗？
你会做出什么样的判决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