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在《牺牲》一文的叙述。
李大钊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
1927年4月28日上午11时，李大钊身穿棉袍，在敌人的镜头前留下了人生最后一张照片，从容地登上了绞刑架——这是张作霖专门从外国订购的杀人机器，从容就义。
整个行刑过程中，李大钊镇定自若，没有一丝畏惧。
1952年10月，一个名叫“了明禅师”的人被上海警方抓获。
经审讯，“了明禅师”供述：自己是个假和尚，真实身份是投靠日本的大汉奸，更是当年奉系军阀张作霖麾下的头号刽子手，他亲自抓捕并杀害了李大钊！
1953年4月26日，“了明禅师”被押赴刑场枪决，有了应得的下场。
张作霖当初为何要杀害李大钊？李大钊烈士牺牲过程如何？杀害李大钊的凶手后来有着什么样的经历？他是如何隐匿行踪25年，躲过正义审判的？又是如何被发现行踪并被我警方抓获的？本篇文章带你一起回顾抓捕杀害李大钊的刽子手的过程。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在中国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建立共产党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与陈独秀并称“南陈北李”。
随着革命形势日益高涨，李大钊的声名和威望达到顶点，危险也随之而来。
作为北京党组织的总负责人，一向公开反对北洋政府、积极宣传革命的李大钊成为北洋军阀的眼中钉、肉中刺，军阀当局多次对他进行通缉、抓捕，都没有得逞。
1926年3月底，为安全考虑，李大钊率国共两党领导机关迁入位于东交民巷的苏联大使馆内。对此，军阀当局并不知情，但后来由于叛徒出卖，李大钊的行踪暴露。
1927年4月6日清晨，大批军警直扑苏联大使馆，时任京师警察厅侦缉处处长吴郁文、副处长兼侦缉队长雷恒成率人闯进李大钊的办公室。
当时，李大钊正在办公室批改文件，见到军警闯入，他面不改色，从容面对。
吴郁文冷笑一声：“李大钊是吧，我可认得你，跟我们走一趟吧！”
李大钊好像没有听见一样，淡定地站起来，收拾桌上的文件。
这时，雷恒成一步向前，凶狠地说道：“别收拾了，赶快走！”
雷恒成一挥手，两名军警冲上来，强行逮捕了李大钊，一起被捕的还有李大钊的夫人赵纫兰、两个女儿，以及其他藏匿在苏联大使馆的革命党人60多人。
李大钊被捕后，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始终镇定自若，即便敌人进行了严刑拷打，但李大钊除了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信奉马克思主义外，没有透露任何党的秘密。
当时报纸报道称，李大钊在受审时“精神甚为焕发，态度极为镇静，自承为马克思学说之崇信者，故加入共产党，对于其他之一切行为则谓概不知之，关防甚严”。
一开始，张作霖还没有杀害李大钊的想法，因为找不到任何处死李大钊等人的理由——李大钊的一切行动既不违法，更不犯罪。
但是，谁都没想到就在李大钊入狱后第6天，也就是1927年4月12日凌晨，一场浩劫突然爆发，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展开血腥屠杀，第一次国共合作宣告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此失败。
蒋介石不仅对自己控制区域的共产党人进行了血腥屠杀，还密电张作霖“将所捕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
张作霖是奉系军阀头子，蒋介石是北伐军领袖，而北伐的目标正是张作霖，两人原本是敌人，势不两立，但在反对共产党这件事上，却因为共同利益，一拍即合。
此时，奉系军阀头子之一的张宗昌也急电张作霖：“巨魁不除，北京终究危险”。
共产党一旦崛起，将是心腹大患，而李大钊是共产党领袖，若不剪除，一旦放虎归山，必将后患无穷——在蒋介石的诱惑下，张作霖下定了杀害李大钊的决心。
1927年4月28日上午11时，在张作霖的指示下，所谓“特别法庭”不顾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公然宣判李大钊等20名革命者死刑。
下午1点，李大钊在京师看守所，登上绞刑架，从容就义，年仅38岁。
杀害李大钊烈士一事，张作霖自是幕后最大元凶，而吴郁文、雷恒成则是直接奉命行事的刽子手，尤其雷恒成不仅带人逮捕了李大钊，还对李大钊严刑拷打，刑讯逼供。
李大钊壮烈牺牲后，共产党人和社会各界义愤填膺，要求严惩凶手，但在当时的形势下，敌强我弱，血雨腥风，共产党人力量十分弱小，无力惩治凶手。
人在做天在看，杀害李大钊烈士的凶手，大多没有好下场。
一年后，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被日本人炸死，但是由于国内形势纷繁复杂，吴郁文、雷恒成等刽子手，没能及时被缉捕归案。
1950年，轰轰烈烈的“镇反”运动开始，党中央将李大钊被害案作为第一号重点案件，专人负责，重点侦破，并指定彭真和时任公安部长罗瑞卿负责查办。
然而，新中国成立时距离李大钊被害已经22年，时间久远，人事变迁，这些凶手早已不知所踪，加上他们自知罪孽深重，刻意隐匿行迹，追捕难度极大，不啻大海捞针。
茫茫人海，何处搜寻？
但是公安人员的决心是坚定的，办法也是有的，他们决定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在全国发布通缉令，鼓励群众积极提供线索，共同抓捕杀害李大钊烈士的凶手。
这一招果然十分奏效，杀害李大钊烈士的凶手先后落网。
吴郁文落网，病死狱中
1951年5月，北京市公安局收到群众举报，有一个叫“吴博斋”的人藏身北京，疑似是曾任张作霖“安国军总司令部”侦缉处处长的吴郁文。
我公安人员立即进行侦察，经过近一个月的缜密侦察，终于在北京一处民居中发现了“吴博斋”的秘密住所，并确认“吴博斋”就是1927年带队抓捕李大钊的吴郁文。
奉系军阀覆灭后，吴郁文投靠了蒋介石，曾任教导总队总队副，上校军衔。
教导总队直接隶属国民党中央军校，装备精良，是蒋介石的心腹部队，由此可见蒋介石对这个杀害李大钊的刽子手是十分“宠爱”的。
但是吴郁文不改邪恶本性，曾率队镇压爱国学生运动，全面抗战爆发后更是公开叛国投敌，沦为可耻的汉奸，历任汪伪政权“北京特别市公署警察局侦缉总队副”、“天津警察局特稿科长”等职，继续自己反共反人民的可耻生涯。
新中国成立后，吴郁文自知罪不容诛，化名“吴博斋”，壮着胆子在北京隐匿下来，他自认为“灯下黑”，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殊不知“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他的真实身份最终还是被群众的雪亮眼睛识破了。
1951年6月20日，北京市公安局将吴郁文缉拿归案。
此时，吴郁文已身患重病，人之将死，对自己所犯罪行供认不讳，被依法判处死刑，但是考虑到他已经没有几年活头，死刑暂不予执行，留在监狱内进行治疗。
1953年6月17日，吴郁文病死狱中。
雷恒成潜伏，行踪成谜
吴郁文落网后，侦查人员向他问起另一同名案犯雷恒成的下落，但吴郁文只知道雷恒成后来也和他一样当了汉奸，抗战胜利后便不知所踪。
不过，侦查人员并非一无所获。就在吴郁文落网十天前，也就是1951年6月10日，北京市公安局接到了一位署名“居民赵某”的检举信，信的内容是：
谨向政府举报，数年以前，曾在北京西北角寺庙露面的“了明禅师”，实系认贼作父的汉奸、特务分子，民国十六年，就是他率领军警搜查苏联大使馆，致李大钊和先烈数十人惨受绞刑而殉难……望政府迅即觅取线索，务求捕获，以彰国法。
收到举报后，北京市公安局不敢怠慢，立即将线索上报彭真、罗瑞卿、冯基平（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彭真、罗瑞卿等作出批示，成立以冯基平为组长的专案组，全力侦查这个“了明禅师”的真实身份和具体下落。
然而，这封信举报的“了明禅师”是“数年以前曾在北京西北角寺庙露面”，那么最近几年他去了哪里？真实身份如何？这一切都是谜，还需努力查证。
侦查人员并不灰心，他们夜以继日地走访调查，终于获知了“了明禅师”的真实身份——“了明禅师”名叫赵志安，目前隐藏在上海，真实身份就是雷恒成。
雷恒成原本是清朝的远房皇亲，早年留学日本学习警察技术，清末在京师警察厅任职。
此人是个十足的阴谋家，清廷退位后他投靠袁世凯麾下，参与策划“北京兵变”，甚至屠杀无辜群众，帮助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可以说是一个没有底线的人。
1927年4月，雷恒成和吴郁文一起率队闯入苏联大使馆，亲自逮捕了李大钊等革命志士60多名，并在狱中亲自对李大钊进行了残酷刑讯。
雷恒成长期从事警察工作，精通各类酷刑，加之性情残暴，心狠手辣，刑罚严苛，故有“雷锤子”之称，但穷尽一切手段，始终未能迫使李大钊屈服。
张作霖倒台后，雷恒成投靠了蒋介石，担任东北军宪兵司令部侦缉处长，继续自己反共反革命的生涯，曾参与破坏中共满洲省委，并对赵尚志等同志使用酷刑。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迅速沦陷，雷恒成竟然主动叛变投敌，沦为可耻的汉奸。
1937年7月，雷恒成被国民军逮捕，以汉奸罪判处死刑，但狡猾的他竟在死刑执行前脱逃，再次投靠了日本人，先后担任汪伪政权河北、山东等地专员、道尹等职，残酷镇压抗日志士和进步群众，最多时一度管辖22个县，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
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强烈要求严惩快惩汉奸，很多大汉奸都被绳之以法，雷恒成深知自己这个“二进宫”的汉奸一旦被抓必将死无葬身之地，只得隐姓埋名，藏匿起来。
雷恒成当了半辈子警察，反侦察意识极强，他伪装成一个和尚，法号“了明禅师”，隐匿于北京西北郊一处寺庙，由于隐藏很深，雷恒成的真实身份很久未被发现。
刽子手伏法，判处死刑
1951年的“镇反运动”开始后，大量隐藏潜伏的敌特分子被查处，雷恒成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不久后，他决定离开北京，前往上海潜伏。
1952年秋，上海市公安局收到一封公安部漆封、挂号的信件，称残害李大钊的主谋之一雷恒成，化名“了明禅师”，经查藏匿于上海跑马厅附近马立斯路（今重庆北路）一带，以“卖卜”谋生，请上海市公安局务必将其抓获归案。
上海市公安局高度重视，将抓捕任务交给新成分局，分局指定了3名经验丰富的侦查员：鲁全发、夏咸俊和潘澄，具体负责对雷恒成的调查和抓捕任务。
鲁全发一边搭话闲聊，一边暗中观察“了明禅师”。
鲁全发等人先是找当地派出所查阅户籍资料，发现查无此人，也就是说这个狡猾的雷恒成没有登记户口，侦查人员又来到马立斯路附近走访群众，为避免打草惊蛇，鲁全发等人没有提及“了明禅师”的名字，而是以算命为名，打听附近有无算命先生。
侦查人员很快有了收获，群众称有一个老头住在马立斯公寓46号2楼，平时以算命为生，听口音是北方人，自称“了明禅师”，鲁全发又回到派出所核实该地址的户籍资料，发现此地址居民在户籍资料中登记的名字叫“赵志安”。
这个“赵志安”到底是不是“了明禅师”，是不是雷恒成？
为了尽快确认此人身份，鲁全发决定进行化装侦查。
当天下午，鲁全发一个人化装后来到“赵志安”家门口，使劲敲门。
“谁呀？”里面传来一个北方口音。
“了明禅师吗？我是来看相的！”鲁全发冷静地回答。
门开了，一个留着山羊胡的老头把鲁全发让进了屋里。
坐下之后，“了明禅师”盯着鲁全发，一本正经地问：“先生想看何运？财运，还是官运？”
“我不问升官，不问发财，我是刚来上海，想问问找工作的事。”
鲁全发一边搭话闲聊，一边暗中观察“了明禅师”。
公安部转来的信件中，详细描述了雷恒成的相貌特征，特别点出他嘴里镶着几颗金牙，还有一块前清皇帝赏赐的金表，挂在胸前，几乎从不离身。
经过暗中观察，这位老头的年龄、相貌、口音，连同说话时露出的金牙，都和信中的叙述对上了号，老头脖子上还挂着一条金链子，但不确定栓着的是不是金挂表。
究竟该如何确认呢？鲁全发一拍大腿，装作突然想起什么事，问道：
“哎呀！老先生，现在几点了？我三点还要去招工，别误了时候！”
老头不知是计，下意识地从怀中掏出挂表看了看时间，果然是块金挂表！
这下子，鲁全发完全确认了眼前这个老头就是雷恒成，便借口离去。
当晚，鲁全发等三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入雷恒成家中，对他实施了抓捕。
这一天是1952年10月19日，残害李大钊的凶手雷恒成终于落网。
雷恒成落网后，一开始负隅顽抗，并不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和罪行，但当侦查人员把在其家中搜出的日本宪兵警察所毕业证书、宣统陆军警察兵课毕业生执照、日伪任命状等文件，统统扔在他面前时，雷恒成终于放弃了抵抗，供述道：
“当时只知道李（李大钊）是共产党头子，是著名的‘南陈北李’之一……李大钊的小号勃朗宁手枪被我留用了”。
1952年12月17日，雷恒成被依法处以死刑，立即执行。
1953年4月26日，一声正义的枪声，一颗复仇的子弹，剥夺了雷恒成的性命，这个杀害李大钊的刽子手，这个血债累累的大汉奸，终于结束了自己充满罪恶的一生。
其实，当初参与杀害李大钊烈士的还有其他刽子手。
时任“安国军总司令部”警察总监陈兴亚是逮捕现场的总负责人；时任“安国军总司令部”军法处长、特别法庭主席法官颜文海，特别法庭法官何丰林，两人受张作霖指使，共同宣判李大钊死刑；时任“安国军总司令部”宪兵队营长高继武，负责监斩李大钊……
由于历史原因，上述几名李大钊的刽子手不是早死，便是隐匿踪迹，下落不明，侥幸逃过法律的制裁和人民的审判，但他们纵然逃脱了人民正义的复仇之剑，也注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经受千秋万代的口诛笔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