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栩更为人熟知的别号是“天虚我生”，清末民初著名的鸳鸯蝴蝶派作家。鲜为人知的是，他也是一名实业巨子。
手边一卷《难中竹报》，是八十四年前杭州人陈栩的家信集，“难”即爆发不久的全民抗战。“八一三”事变中，他的“无敌牌”牙粉厂在日军轰炸下半成焦土。春申一役，民族工业损失至为惨烈，六大化学工厂——包括陈栩以毕生心血营建的日化产业“家庭工业社”在内——全部被毁，其余纺织、印刷、玻璃、卷烟、面粉等厂之损失更无法数计。
五十九岁的陈栩与长子小蝶携所余资产半数，在一个“风黑雨琅”的清晨诀别家人，单车走芜湖至汉口。稍事整顿，即应国民政府“筹建战时工业”之召，转徙西南，“凡过汉、渝、滇，皆设家庭工业社分厂”。除了带来时髦的上海技术，他亦随方就圆，利用当地物产，改良、制造出四川连纸、井盐碳酸钙镁等。小蝶以外，季弟陈蓉轩、侄子陈祖恩、门人李少光是他的膀臂。虽艰屯备历，一部“西南创业史”算是斐然成章：“‘无敌牌’西南货竟赖分厂自给不竭云”。与此同时，夫人朱恕带着女儿小翠、幼子次蝶、两媳娴君诒美及几个孙辈孩儿，连同长他两岁的老姊姊，一大家子坚壁相守于沪上。“在乱离中过三百余日，二万余里”，一面还要勉力生产，天知道，他是怎样腾出双手和心情，写出了五十五封信。
陈栩，更为人熟知的别号是“天虚我生”，清末优附贡生。这个儒医子弟颖慧逾常，除了诗古文辞的常规功课，年未弱冠即以长篇言情小说《泪珠缘》跃身文坛，其后更撰成说部、传奇百余，名列“鸳鸯蝴蝶派”前席——有传闻其中的“蝴蝶”就得名自他的字“蝶仙”。又曾任《申报》副刊《自由谈》主编，主持翻译了包括《福尔摩斯探案集》在内的七十余种西方小说。入民国后研习化学，渐专实业，以“无敌牌”牙粉为基础打造日化品生产体系，遂成沪上一代国货巨子。
这是一个典型的东方商人。他宣称自己是“国货之隐者”，大半生涯文而工，吏而商，笃行的是“顺天应时”四字。他向往“吾家老祖抟”的酣眠，企羡庄周的境界，把一只悠游的蝴蝶镌进名号，也印在“无敌牌”牙粉——可能是当时中国人最熟悉的日化品之一——商标上。在他的生命中，赏花、吃茶、看月亮以至谈玄说佛，似乎都比生意来得重要。《难中竹报》里，那些惊心动魄的逃亡往往以浅笔轻带一过，反是关于异乡见闻、生活琐事的叙述占据了绝多篇幅。是为家书，故无需矫饰。温煦如冬日暖阳的文字情味，令人含咀不尽。
“懒君翠儿诒妹阿宝小奴奴大妹妹扁扁奴：你们大家多好吗？”他这样开头。我们想象，家人的面影在他脑海中逐个儿浮起，引得他停笔痴笑。“我虽剩了一个儿……但是心里很安定的，并不感到孤寂”。他旋即提起兴头：“昆明天气真好，不寒不暖……风日晴和，绝似菊花天气。人谓四时皆春，我则谓小春天气”。恐不足体会，他又写：“过了立夏已经五天了，我在这里穿丝绵，吃暖锅儿，盖两重被……你想奇怪不奇怪？”
“奇怪”的当然不仅仅是气候，与江南迥异的边地风物，每令他惊奇不置：“山头上做市面”的重庆人家，“兼西湖钱江两者之胜”的苍茫滇海，武侯祠中灰脸或棕脸的二十八将，翠湖所植“千瓣重叠”而中心无莲蓬的荷花以及“应月而生孔”的白嫩细藕……他在信中竭力形容铺陈，务使桩桩件件如在目前；他尝到某种新鲜吃食，即反复实验，誊出食谱，嘱女儿“翠儿试做一个给娘娘吃吃看”；他计算邮程，希望合家老小展开信纸时正连接上他的“心电学”感应……我们相信，这应能在很大程度上纾解家人的危城悬思之苦。
抗战时期，陈栩随政府内迁，家人留在上海，这本《难中竹报》就是他的抗战通信。
他于鸟兽草木着墨最多，写蜀地猴子：
这里的小猴子，和我很亲热，他会作娇，仰睡了要人抚摩，学做小孩子一般。喔哩喔哩讨东西吃，可是青梅如豆，着手便吞，藏在喉袋里，觉到酸味，他没有眉毛，皱不起来，只把两个眼眶迸出泪来，急忙吐出去了，可又拾起来细细的看，又吞到嘴里去，昨天给他的一个梅子，今天还吐出来给我看，又吞到喉袋里藏着，不知要藏到几时呢。
关于猴子的记述挑起了几个孩子的莫大兴趣。他们一定在去信中央求，故陈栩索性将小猴豢养在身边，回信数次附上与它的合影：“我叫猴子来给三个小朋友拱手道喜了”。甚至承诺将猴子带回上海，“一家一个，小奴奴格外些，给他两个”。“格外”幸运的长孙小奴奴，即小蝶之子陈克言。克言绍继家学，幼而善画，八岁时发表在《时代漫画》上的第一幅作品，就是猴子——孙行者像。克言后随父渡海，成台岛丹青名手。
另一篇大好文字，是写在重庆至成都的旅途后，其声色佳处，直可抵《飞行赋》看：
飞行风味，谅翠儿与君，必喜闻之：初启行时，正如汽车绕场一周，渐见腾空，下望尘寰，但见水土交纷，如吾杭细点心中之夹沙盘香酥糖，暗色之中心为山为地，外盘细线为路，而露白处为地中之水，因凌虚下望，故成透视……每跨一带高峰，则先有云迎面而来，即腾高而高出云上，俯瞰则见群山万壑，有如门槛，跨之而过。槛外依然是一片水土交纷之图案，绝无一点人物，惟见江水如环，阔可尺许，中有行舟，则如水马，其尾甚长，有如倒行之虾，木然不动，水底之礁，均如门槛，其实水面尽可行舟，并不显露水上，亦透视耳……至成都相近，低飞至九十公尺，始见房屋如臣字或吕字形，草地则如毯上之花纹，人则如小爆仗矗在地上，均不行动，犹似小奴奴白相家生，放在桌上一般。树木均只见顶，而山峦则似地图上之回字形，因念神仙在云中下望，定必如此。
其后父子取道越南，自香港登轮渡，终于回到家中。饱经磨折的陈栩没有等到抗战胜利，两年后的春天，他执至亲之手含笑而逝。在时人的回忆里，他身材颀长，至情至性，“赖以生活者近万人”而处世全无架子。古典与摩登，实干与浪漫，朴厚与诙谐……种种特质在他身上达成了奇妙的调和。他的数十封家信，为“家国颠危日，河山破碎时”（陈栩《南歌子》词句）的历史留下了细小而鲜活的注脚。
这个上海滩大生意人的价值排序里，家庭之爱实在远胜名利之心，他所求的，不过生前身后“亲戚共情话”——这也解释了他的日化商业帝国为何自始至终以“家庭”为名。以我有限的近世文学阅读，这种接近现代意义上的“family man”，似为梁任公外仅见。
三个子女中，他最偏心女儿小翠，要她“每星期至少给我一封信”，父女真如契友。居昆明时，他欢喜翠湖之“翠”恰合爱女闺名，于是下笔径呼“你的湖”。写在成都的第十六封信末尾，他又特为女儿添上一行：“我在花会中买了两粒红豆，想寄给你，恐怕被检查员起疑心，所以不寄来了”。其时小翠已近四十岁，仍是老父眼中娇儿。思及小翠悲苦晚境，读至此真欲泪下。
赵郁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