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自从在孩提时代被抛弃后，Marcos Rodríguez Pantoja就在荒野里独自生存了15年。当他被警察发现并重新回到人类社会后，他发现，还是做人更难。Rodríguez毫不意外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尽管他本人的生活经历相当地一波三折，但人生的起落终究跟他渴望寻求平静的心灵产生着冲突，一方面，他是大家关注和猎奇的对象，另一方面，他又对人类社会的这种行为迷惑不解。也许在未来，他对自己身份的迷惘和对社会规则的不适仍将带给他相当多的困惑。本文作者Matthew Bremner，原文标题How to be human: the man who was raised by wolves。
当Marcos Rodríguez Pantoja第一次听到广播里的声音时，他惊慌失措——“那些人在里面呆了很长时间了！他们一定是被困住了！”那是在1966年，当时他从午睡中醒来，听到了人声。但房间里没有别人，谈话的声音是从一个小盒子里传出来的。Rodríguez从床上爬起来，蹑手蹑脚地走向那个装置。当他走近时——被困的人，连接盒子内外两个世界的门窗——他什么也没发现。
“这些人被困在里面了”，他想，决定救他们出来。“你们都靠向另一边！我马上救你们出来！”Rodríguez向着收音机大声吼道，心里已经默默有了主意。他手里抱着收音机冲向房间另一头的墙壁，他气喘吁吁，满脸通红，把它举过头顶，用力一挥，重重地撞在砖墙上，“砰”地一声，收音机碎了，扬声器掉出来，然后什么也听不到了。
跪下来看着摔碎的收音机时，Rodríguez发现人们已经不在了。他喊叫着，希望找到他们，但却没有任何回应。他更加疯狂地寻找，但那些仍然没有出现。“我杀了他们！” Rodríguez咆哮着，跑回他的床前，沉默了一整天。
Rodríguez 这会儿正当二十多岁，没有任何学习障碍。事实上，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的智商低于平均水平。但他却对最基本的技术一无所知，因为根据他自己的说法，在7岁到19岁之间，他独自生活在Sierra Morena——西班牙南部一片荒凉的地区，那里山脉与戈壁纵横，远离文明，人烟荒芜。
1953年，Rodríguez那时还是个7岁的孩子，他被遗弃了，只好独自谋生。据他说，他是被狼养大的，狼保护他，给他荫庇，给他食物。由于没有人说话，他逐渐失去了说话的能力，但却开始尖声嚎叫。
十二年后，警察发现时，他在山里，身上裹着鹿皮，头发蓬乱。尽管他试图逃跑，但警察抓住了他，绑住他的手并把他带到最近的村庄。最后，一位年轻的牧师把他带到Madrid一所修道院的病房，他在那里住了一年，并接受了修女们的治疗教育。
我们实在无法想象，如果在我们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中，没有在社交活动中通过各种细节和线索潜移默化习得的与人交流的方式，我们成年后会是什么样子。但也许你可以从Marcos Rodríguez Pantoja身上类比。可以说在离开修道院时，它仍然需要时间来适应人类生活给自己古老的价值观带来的一系列冲击。他第一次去电影院看西部片时惊慌失措地跑出了电影院，因为他害怕镜头中的牛仔们突破荧幕向自己飞奔而来。他第一次在餐馆吃饭时，很惊讶自己不得不付饭钱。一天，他走进教堂，因为一位朋友告诉他上帝住在那里。他走近祭坛前的牧师，说，“他们告诉我你是上帝，还说你什么都知道。”
从他在荒野中被发现以来，已经过了50年。Rodríguez一直在努力达到社会的期望。他住在西班牙各地的修道院、废弃的建筑和青年旅社里。他在建筑工地、酒吧、夜总会和酒店打零工。有些人确实试图帮助他，但大多数人都觉得他笨拙、沉默寡言。整个社会对他避之不及。“在我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 Rodríguez告诉我，“我在人类社会里过得很不开心。”
离奇经历，与众不同
Marcos Rodriguez仍然觉得做人比做狼更难。他住在西班牙西北部Galicia的一个安静的小村庄里，大约有60户人家。他退休了，有时在酒吧，有时和朋友们一起猎杀野猪。其余时间他呆在家里，白天看几个小时的电视。Rodriguez于上世纪90年代末搬到这里，当时他被一名退休警察收留，警察把他带到Galicia，帮他找到了工作和住所。自从他离开与狼共存的山区以来，这是他第一次在生活中又感到了平静和安宁。“这里的人很好，比我以前见过的那些好”，他告诉我说。
我在Rodriguez狭窄冰冷的客厅里跟他碰面。客厅的墙上贴满了照片、旧杂志和日历。“我现在已经很像人了，”他说，“以前，我刚开始与人生活在一起时，我甚至连床也没有——我睡在成堆的报纸上。”这所普通的小房子是他在村里的一个朋友六年前送给他的。水槽里放着脏盘子，房间里还有一张做了一半的床，木制碗柜，一张桌子和一台电视机。
和Rodríguez交谈有点不可思议。从他的外表上根本发现不了他不同寻常的过去：他看上去像一个典型的70多岁的西班牙老人，瘦瘦的，头发灰白，脸颊红润，嘴上叼着一根香烟。但在见到他的几分钟内，我就能从他的举止中感觉到一些不同的东西。
他很难直视我的眼睛，每当他说话的时候，就紧张地盯着地面。他会开个玩笑，自嘲一番，但很快就失去了信心，掩饰以羞怯的笑容。他既友好又健谈，但他似乎过于在意我对他说的每一句话的反应——如果我看上去很困惑，他会很沮丧；如果我很热情，那他也会突然变得兴奋和精力充沛。他似乎总是预料到谈话者会嘲笑他。
有了Rodríguez的对比，你才会发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你会感觉到，我们日常的交流中，有一种看不见某找的信号存在，助力我们的沟通——这是一种我们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沉默的语言，只有当这种信号消失的时候，你才能理解和感受到它的存在。在和Rodríguez的交流中我很明显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为我们日常所能体会到的这种润滑信号，他对此毫无反应，也毫无知觉。
“一开始，你会很难理解Marcos，而且很难帮得上他，虽然我们都挺想帮帮他的”，村里的一位朋友Xosé Santos告诉我说，“但一旦你们俩了解了彼此，他就是一个非常忠诚的人。”
Rodríguez点了一根烟，“我仍然对这些东西感到惊讶，”他笑着说，指着旁边架子上的一大堆打火机，“要是你知道我原来生个火有多费劲儿就好了。”他身后的桌子上放着一堆西班牙报纸上的剪报，标题有《the Wolfman of the Sierra Morena》和《Living with Wolves》——这是他生活中某一时期的纪念品。
Marcos Rodríguez Pantoja 在电影《Entrelobos》中
2010年，西班牙导演Gerardo Olivares导演了一部电影《Entrelobos》，讲述了Rodríguez在山区的生活。西班牙人类学家Gabriel Janer Manila在上世纪70年代访谈了Rodríguez，之后写了一篇博士论文。在读完Janer的论文后，Olivares专门聘请了一名私家侦探来追查的下落Rodríguez。“我不太可能找到他”，Olivares告诉我，“Manila告诉我他死了。”
这部电影在西班牙反响平平，故事是通过“狼孩子”的视角讲述的。Rodríguez告诉我说:“有些细节我还没弄清楚，但我很喜欢这部电影。我一直都在看这部电影，尤其是当我难过或者睡不着的时候。”Olivares接着制作了一部关于Rodríguez的纪录片，名为《Marcos, el Lobo Solitario》。
令他震惊和沮丧的是，Rodríguez成了名人，西班牙的报纸似乎每隔一个月就会报道他。起初，他对这种关注感到高兴——被社会拒绝和怀疑多年，他的故事被终于有人倾听，社会也开始接纳他。但很快，人们对他的需求超过了他的能力。记者们在他的门外排起了长队，媒体想知道他生活的一切。他的粉丝来自德国、美国和西班牙各地。他现在是著名的Sierra Morena狼人。
Rodríguez回忆起他在野外生活的那段时光是“无忧无虑的”。当他被警察发现并从山上带走的时候，这一段时光被无情地结束了。他总是觉得很难和人类相处，因为人类对他的无知感到困惑，对他无法交流感到愤怒。但现在他们迟来的迷恋几乎和他们先前的蔑视一样令人困惑——Rodríguez永远无法理解人们对他的期望。
Rodríguez讲话的音调很高，在严肃和轻浮之间摇摆不定，冷静的语调很快就会变成狂笑。但当他试图解释他重返社会后是如何在人类手中遭受痛苦时，他显得安静而严肃：“我一直受到羞辱。在人们中间，我学会了憎恨和困窘。”
没有人相信他的故事，他们只是把他当成白痴或醉汉。他想要被人喜欢，想要正常，想要有一个妻子和孩子。他想要一切他似乎完全没有能力拥有的东西。但当Rodríguez回想过去，他说不是这些日常的羞辱，而是他父亲把他当奴隶卖了伤他最深。
历经波折，荒野求生
1946年6月8日，Rodríguez出生在Andalusia的Añora村一所低矮、粉刷成白色的房子里。他的父母还有另外两个儿子。内战结束后，农村经济崩溃，生活十分艰苦。Rodríguez的表哥告诉我：“他们家很穷，后来去了Madrid找工作。”
在首都，他父亲在一家砖厂找到了一份工作，不久后，他母亲就去世了。根据他表哥的说法，他父亲无法独自应对这一切。不久，他父亲把Rodríguez 的两个兄弟分别送到了亲戚家过活（Juan是唯一幸存的兄弟，但他没有回复采访请求。）
Rodríguez和他的父亲住在一起，父亲在续弦后又找了一份制作木炭的工作。Rodríguez四岁时就开始看管家里的猪，还从地主的庄园里偷橡子喂它们。“如果我没有带足够的东西回家，继母就不给我吃晚饭，”他告诉我，继母经常打他。
然后，有一天——Rodríguez认为大概是六岁的时候——一个人骑着一匹栗色的马来了。那人跟他父亲说了几句话，然后就把Rodríguez带回家了。Rodríguez从未进过这么大的房子。在一间宽敞的厨房里，他饱餐了一顿。那人告诉他，他父亲把他卖了，从现在去Rodríguez该为他工作了。“就是这样，”Rodríguez告诉我，“我一直不知道我爸爸把我卖了多少钱。”
英国人类学家Julian Pitt-Rivers在上世纪50年代初发表了一篇关于Andalusia传统社区的经典研究报告，他写道，在南部农村，贫困家庭的孩子被送到山区去照看绵羊和山羊，这种情况很常见。“那时候有很多年轻男孩就直接睡在山上”，Juan Madrid告诉我。“但他父亲把他卖了——我不确定这种情况有多普遍。”
第二天早上，这个人骑着马把他带到山里的一个小山洞里，这个山洞位于Sierra Morena深处，人烟稀少，到处都是狼和野猪。Rodríguez被移交给一个年长的牧羊人照顾。他睡在外面，一开始被动物的叫声吓坏了。这位沉默寡言的老牧羊人给他喝羊奶，教他如何捕捉野兔和生火。
但就在Rodríguez刚到后不久的一天，老牧羊人说他要去打一只兔子，就再也没有回来。没有人来代替老牧羊人了。那个人不时骑着马来查看山羊，但Rodríguez躲着他。他不想被送回多年遭受毒打的家。“即使在最糟糕的时候，我也更喜欢大山而不是家。”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还是个孩子的Rodríguez试图从山羊身上喝奶，还试图捕捉野鸡和鳟鱼，但没有成功。因此，他开始向动物学习，观察野猪如何挖块茎，鸟儿如何从灌木丛中摘浆果。根据从牧羊人那里学到的基本知识，他还做了个捕兔子的陷阱，并注意到当他把在河边处理兔子的尸首时，兔血还能引来鱼。当他长大后——Rodríguez记不清自己多大了——他还学会了如何捕猎和剥鹿皮。
他告诉我第一次遇到狼的时候还只是个小孩子。他在寻找躲避暴风雨的地方时偶然发现了一个洞穴。然后他进了洞和“小狗崽们”一起睡着了。打猎的母狼带着食物回来时，Rodríguez以为狼会攻击他，但她却让他吃了一块肉。
狼不是他唯一的朋友，他说他跟狐狸和蛇也是朋友，但敌人是野猪。他说，他跟动物们时，声音里混杂着咕哝、嚎叫和半记不清的话语：“我不能告诉你那是什么语言，但我确实会说。”
Rodríguez带着绝对的自信告诉我这一切，好像没有什么比这更真实的了。我对此感到的难以置信似乎并没有让他担心——那一刻，他对我的反应毫不关心。没有脸红，没有胆怯，也没有粗哑、语无伦次的幽默。的确，如果有什么事是Rodríguez确定无疑的——不管其他人怎么想——那就是他在野外过着更好更幸福的生活。他与人类交往的复杂后来会与他与动物打交道时的简单相抵触。“一个人可能会言行不一，但动物不会”， Rodríguez告诉我。
重返社会，难获共鸣
1965年初，一名护林员向警方报告说，他看到一名留着长发、穿着鹿皮衣服的男子在山里漫步。三名警官被派去寻找他。Rodríguez说，他们发现他在大山深处的一棵树下吃水果。他记得那些人下了马，试图和他说话，但Rodríguez不知道如何回应。他听得懂他们的问题，但他已经12年没说过话了。然后他一句话也没说就跑了。
警官们轻而易举地追上了他。他们把他的手绑在其中一匹马的马鞍上，把他拖下了山。
警察先把他带到附近的一个城镇Fuencaliente的一家理发店。我坐在椅子上，我记得我看着镜子，想知道那是谁。当理发师拿出一把剃刀开始磨的时候，Rodríguez向他猛扑过去。“我以为不是他死就是我亡，”他回忆道。两名警官不得不拦住他。
Rodríguez回忆说，当时他被带到20公里外的Cardeña的监狱，警察正在寻找他的父亲。但当他们最终追查到他父亲的下落时，并没有因为他把自己的儿子卖给了奴隶而指控他——他们只是问他是否想把孩子要回来。
然而他父亲并没有张开双臂欢迎儿子，反而无动于衷。当警察发现他父亲无意收留他时，就把他留在了Cardeña。当地有两个牧羊人，他们收留了他，让他去照看他们的羊。在被捕几天后，Rodríguez又回到了山里，再次照顾动物。
1966年春天，Rodríguez在Lopera村附近放牧，当地一位医生的儿子遇到了他。Rodríguez很害怕，仍然说不出话来。他在山里被人发现已有一年了，但他几乎没有和人类呆在一起过。
3月，Rodríguez在Rante家中
这位医生告诉Gabriel Janer Manila，起初Rodríguez完全“不适应社会规范”，似乎对寒冷免疫，走路时像猴子一样驼背、弓形腿。医生把这个年轻人带回家，教他如何穿衣、饮食以及发音。他甚至安排了足球比赛，这样Rodríguez就可以和当地的其他孩子一起玩。但Rodríguez反对。“只要有机会，我就试着跑回山里”，他告诉我，“和人类在一起我感觉不舒服。”
Lopera村的牧师Joaquin Pana告诉Janer，年轻的Rodríguez并没有受到应当的礼遇，他似乎对每件事都感到惊讶，无论是葡萄酒、香烟还是扫帚。当地妇女记得Rodríguez “非常邋遢和狂野”，但也“聪明和好奇”。
1966年夏末，Rodríguez被送到了Madrid的疗养医院，在那里，医生从他脚上割下老茧，并在他背上放了一块木板——这样他就能站直，修女们继续教他学语言。
Rodríguez完全能够理解语言，只不过他太长时间没有说话，已经不会发音了。他对我说：“在他们抓住我之前，我就会说话，即使在山里，我也会自言自语。我一直觉得自己对别人重要的事情一无所知。我只知道我在山里的生活，没人相信我。”
引发关注，“珍贵案例”
“你知道吗，我第一次看到大海的时候，我看到那么多水实在是惊讶不堪，我走到一个水手面前，问他为什么船周围有这么多水。水手们哈哈大笑，指着船舷上的绳子说自己把水系在船周围，” Rodríguez咯咯地笑着，摇了摇头，喝了一口酒，“可怜的修女们，她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但她们依然没能让我理解真正的世界。”
当Rodríguez在修道院时，他会在Madrid及周边的建筑工地工作。修女们本来希望这能让他做好参加社交活动的准备，但收效甚微。“我从来都不知道我应该做什么，”他告诉我。1967年初，Rodríguez被派往Córdoba服兵役。但没过多久，在一次训练演习中，他开枪射击，差点打死了一个排的成员。最后他又回到了医院里，然后他遇到了一位病人，这位病人说服他去了Mallorca岛。他告诉Rodríguez那儿有很多的活计，他最终会学会如何独立谋生。
但是他们刚一到岛上，他的旅伴就把他的旅行箱和修女们给他的那点钱偷走了，把他留在青年旅社里。旅舍的主人认为Rodríguez在骗人，于是报了警。“幸运的是，修女们提前打电话通知了当地警察我的到来，”他告诉我，他没有被逮捕，而是被派去工作还债。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的工作是助理厨师，酒吧招待，砖匠和马路清洁工。因为他不太懂钱，所以他的老板经常利用他的天真给他少发工资。“有一段时间，我不知道自己在卖大麻，我老板告诉我这是胃药。人们来酒吧要‘药’，我给他们就行。”
Juan Font在上世纪70年代与Rodríguez一起在岛上的建筑工地工作。“他是一个好人，一个努力工作的人，我们都尊敬他”，他告诉我，“我记得他喜欢唱歌，他嗓音很好，但我们都很难相信他在山里生活的故事。”
1975年，Rodríguez认识了Gabriel Janer Manila，这位人类学家后来对他在野外的生活以及后来发展的影响进行了重要的研究。
Janer在电话里对我说：“这个看上去脆弱、孩子气的男人给我讲了很多难以置信的故事。我承认，我很难相信他的话。”但是Janer越听说Rodriguez的故事，就越相信他。有六个月的时间，他们几乎每天都见面。Janer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写道：“我注意到他讲的故事永远一致，从未改变，无论我让他讲多少次，无论我让他澄清多少次。”
在对Rodríguez进行了一系列智力测试后，Janer确定他没有学习障碍。相反，他总结道，他的情感和认知一直停留在被遗弃的童年时期。Janer写道，Rodríguez没有学习人类交往的规则，而是将动物之间的生活理想化了。“即使是现在”，他总结道，“Rodríguez仍试图将他在山中世界遵守的规则应用到人类社会中。”
当然，问题依然存在：Rodríguez真的用他记忆中的方式与动物交流吗？当然，这个想法激发了小说家们的想象力。但对科学家来说，动物是否会允许人类像人类一样生活在它们中间，这个问题仍然是激烈争论的话题。
1991年，一个小孩在乌干达Kampala附近的森林里被发现，。发现他的女人描述道：“一个瘦弱的男孩，满身是毛，缺了一个大脚趾”。当她试图触摸他时，他立刻尖叫起来。一开始，这个名叫John Ssebunya的男孩话不多，但在收养他的家庭的照顾下，他恢复了部分说话的能力，能够告诉人们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事。John Ssebunya声称是猴子把他养大的，猴子们给他带来了食物和盛满水的树叶，他还和小猴子们玩捉迷藏。
灵长类动物学家和心理学家Douglas K Capland研究了Ssebunya的案例，他认为这个男孩和猴子生活在一起，但不是猴子中的一员。Capland总结说，也许情况并不像这孩子说的那样，只是猴群在觅食中，觅得的食物比它们自身需要的多，而John只是捡起了它们吃不完的食物罢了。
José España是一位生物学家，专门研究狼的行为，他知道Rodríguez的存在，也认为Rodríguez的案例具有类比的意义。“人类和狼很可能共存，”España告诉我，“可是我怀疑他每次呼唤狼的时候，狼就会像他说的那样来找他吗？这个就比较有争议了。”当然，当Rodríguez有食物的时候，狼会来找他。“我觉得，Rodríguez属于我们在理论研究中所说的那种外围狼，头狼和狼群中的其他狼都可以容忍他的存在，因为它不构成什么威胁”，España对我说，“但是，他解释自己在狼群中的生活，或者说与其他狼和其他动物的互动的时候，很有可能是选择性记忆和叙述。”
Janer说这个小男孩会把他的社会需求投射到动物身上，并想象与它们的关系。“当Rodríguez说狐狸嘲笑他，或者说他不得不告发那条蛇的时候，他给了我们一个真实的版本，他相信发生了什么，或者至少他是如何向自己解释现实的”，Janer告诉我，“他迫切需要社会的认可，所以他没有把动物的存在理解为食物的刺激，而是认为它们是在试图交朋友。”
远离喧嚣，平静难求
Rodríguez在80年代离开Mallorca岛，搬到了西班牙南部，他做过很多的工作——“任何不涉及阅读或写作的工作”，他说。他几乎每天都在当地的酒吧里，喝得酩酊大醉。“这段时间，他的生活就是喝酒打零工，喝酒打零工，重复来重复去”，Gerardo Olivares对我说，Rodríguez发现自己很难回忆起那些年的大部分时光——除了之前被卖掉的痛苦经历，以及那个被称为“我老板”的富人。
1998年，一位来自Galicia的退休警察Manuel Barandela在Malaga附近的Fuengirola镇探望他的儿子时，发现Rodriguez住在一栋废弃建筑的地下室。他们边吃午饭边聊天，Rodríguez把Janer的书给了他看。在一本加泰罗尼亚词典的帮助下，Barandela艰难地读完了他的故事，然后决定带他回到Rante，在那里他可以给Rodríguez找个住的地方，让他在自己的宅地上工作。
在Rante，Rodríguez在离开大山后第一次找到了安静和孤独。Barandela试着教他读书，这样他至少可以用手机识别药品的名称，但事实证明这几乎是不可能的。Barandela觉得很难和他聊天，开始担心收留他是个错误。“最终，我把他当成了一个孩子”，他在2010年的一次采访中回忆道，“这样理解他的话，一切都变得容易了。”
当然，作为一个“孩子”，Rodríguez现在已经成为颇具吸引力。几个世纪以来，作家和思想家们一直痴迷于“野生儿童”的故事，他们在没有人类接触的环境中长大，被认为没有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因此被视为最纯粹的人性的代表。
Aveyron的Victor也许是现代最著名的野人，他1800年（12岁的时候）从法国南部的森林里出来，在野外生活了大约7年。那时仍旧是社会学和哲学领域最为动荡的时刻，洛克和卢梭等人关于“自然状态”的观点仍在一较高下。Victor不会说话，但全国上下都称赞他是了解人类灵魂的窗口，热衷于检验语言和教育理论的学者们也在专心研究他，毕竟这是一个“珍贵的案例”，从中也许可以获取相当多的理论成果。
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Rodríguez并没有那么出名，这也许不是偶然的：他从山上出来，整个社会也不去调查他，因为害怕会发现什么——因为即便是在上世纪70年代，人们也没有兴趣讨论贫困或者将儿童作为奴隶和劳工买卖的问题。直到Franco死后35年，西班牙成为了一个成熟到足以面对过去的国家，Rodríguez故事的细节和意义才最终被接受。
《Entrelobos》电影的上映，以及人们对Rodríguez被遗弃的情况的突然关注，让一个被遗忘的西班牙重新焕发了生机。在当年那个专制的独裁统治下，西班牙与世界隔绝，只能依靠稀缺的资源生存。Rodríguez告诉Olivares，是Olivares帮他找回了自己的尊严，那种使他一生都被社会抛弃的天真，现在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
但这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人们似乎认为他们的注意力可以弥补Rodríguez所遭受的一切痛苦。世界各地的人都写信给他，有人想了解他，有人想听听他的意见，有人说他们想照顾他。学校让他去给学生们讲他的故事。他的手机里充满了记者们的留言——记者们想要更详细地讲述他的生活，获得第一手的新鲜资料和消息，为自己的名声增光添彩顺便收获关注的目光。“人们络绎不绝，太多了，没想到有这么多”， Rodríguez说，瘫坐在自己小客厅的椅子上。
“人们仍然来我这里。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我很富有，并试图利用我。但其实，我一分钱也没有”， Rodríguez告诉我。他记得几年前有一次，一个女人到他家拜访，向他表白了她对他的爱。“她主动向我求婚，说我们应该一起做生意。我想她可能是觉得我从Olivares的那部电影里赚了很多钱。”
Rodríguez无法理解他的故事为何在几十年里被完全漠视，但却又在40年后突然火起来，让他名声大噪。“特别是当我没有改变的时候，”他说。对他来说，所有这些奉承似乎只是人类思想中另一种令人痛苦、难以理解的怪癖，但对于现在寻求平静的他来说，可能只是一种折磨。
从Rodríguez的房子的窗户里，我看到晨霜已经散去，太阳正努力露出自己的面庞。房子里没有暖气，他说话的时候，二月的空气在他的嘴边和鼻子便化为厚厚的水蒸气蒸腾。“你知道，一开始他们根本不想听我说什么。现在，他们又一定要我说。他们到底想要什么？”
编译组出品，编辑：郝鹏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