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
《搭车上路，一个人的八万公里》，金一诺著，上海文化出版社，2019年11月版
读金一诺的环球游记《搭车上路，一个人的八万公里》（上海文化出版社，2019年11月），很开心的同时也产生一些思考。二十八个月、六十六个国家、八万公里，搭顺风车上路、以语言、厨艺和勇气傍身，穿越非洲大陆、美洲大陆、丝绸之路……，当然很有吸引力。但这不是仅仅写给驴友的环球攻略，也不是以历史、政治、文化等宏大叙事为框架的文化游记。在我看来它有着相当独特的个人视角和在地叙事方式，是一部非常个性化、非常有生活质感的环球旅行观察与人生感悟相结合的青春叙事，是以“在路上”的姿态对世界与人生的一部探索录。
作者在“写在前面”的第一句话就是：“对我来说，环球旅行看世界，似乎是命定的。”为什么说是“命定”？我觉得教育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一个五岁的上海小女孩随着父亲到了英国，在没有进国内的小学之前就亲历了七个月英国小学的“愉快教育”，回来后对国内的教育模式已经不太适应了。但是她在自己最喜欢的地理、英语和体育课上都得了最好的成绩，这真让我对这三门课程有了新的看法，这的确是命定要走万里路的入门节奏。在高中时知道了Backpacker（背包客）这个词，中学毕业后就去新西兰留学，毕业的时候游遍了北岛和南岛，后来在美国读研究生的两年里与同学一起自驾走了大半个美国。这样的一份教育履历表上写的首先不是学霸或985，而是自由和无畏地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读完硕士回国，没有像许多海归同龄人那样选择在上海找工作，而是先后去了海南，以及马尔代夫和印度尼西亚等地边工作边看世界。后来回上海工作两年多，攒够了钱后又去环球旅行。很难相信在这位旅行达人的炼成过程中，教育对她没有起到重要的形塑作用——那绝不仅仅是地理、英语和体育课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教育所赋予她的价值观念、人生理想和个人意志，使她能够自由和勇敢地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但是正如曹景行先生在“序”中说的，“像一诺那样对外面世界怀有如此强烈兴趣、敢于去实现环游地球梦想的年轻人还是很少很少。”那么，这是否也与教育——学校的和家庭的、社会的——有点关系呢？
一诺的父亲金光耀教授是复旦大学历史学家、著名的人文学者，他给本书写的后记“心随女儿环游世界”很真挚感人，不是一般般的“天下父母心”。他看待女儿成长中的教育问题很值得当父母的思考：应该充分尊重孩子的意愿，给她足够的空间，但他还是要问自己：难道真的可以认为我对孩子的教育是成功的吗？“作为父母，我们当然希望女儿像大多数同龄人那样，有一份稳定的有发展前途的工作，先立业，然后成家。我身边的年轻同事大都是这样的。所以，与身边这些优秀的年轻人相比，我对孩子的教育可以说是成功的吗？”“但是，我自己几十年的人生经历及体悟告诉我，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一诺从小就是一个有自己主意的人，会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因此，她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出发去实现自己的梦想，走完了28个月的环球旅行……一诺最终做成了她自己想做而又有相当难度的一件大事情，成就了自己希望的一段人生。就此而言，我们充分尊重孩子意愿的教育方法又不能算失败吧？”（后记，364页）这当然是成功的教育，而且是极为难得、可贵的成功教育，是让青春的生命在人生道路上自由绽放的教育。
因此在我看来，《搭车上来，一个人的八万公里》所讲述的绝不仅仅是一个背包客的旅行故事，而更是一个永远走在路上的人生自我教育的故事。金光耀教授说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他追随着一诺的环球足迹一路“网游”：“她每到一个新的地方，我会就打开世界地图网站和维基网站，及时了解此地的具体地理方位和各种信息，尤其是安全状况。……就这样，一诺行万里路，我‘读万卷书’，增加了对她途径的几十个国家的了解，也获得了许多新知识。”（361页）这也是一种延伸到父母的教育，有这样的孩子真是一种幸福啊!
美国投资精英吉姆·罗杰斯（Jim Rogers）在他三十七岁的时候突然决定要环游世界。他把这种探险式的漫游看作是必须在生活中延续的接受教育——“真实地了解这个世界，看清它的真面目。我要站在它的地面上去看，去真实地了解踏在我脚下的这个星球。”到1990年，罗杰斯和他的女友完成了骑摩托车环游世界的计划，前后用了二十二个月的时间。而金一诺只是一个搭顺风车孤身上路的背包客，一个女生在陆路走过八万公里，全程二十八个月走完了她最想走的“三条路”：丝绸之路、穿越非洲大陆和穿越美洲大陆。她说“旅行，就是背着一个移动的家，去体验别人的生活，也学着更好地过自己的日子。”（“写在前面”，第9页）体验与学习，这正是在生活中延续的教育。
在旅途中关注不同国家的教育状况，这与作者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当然有紧密联系。谈到关注教育，不同的人当然有不同的视角。在巴西，作者首先关注的是大规模的公立大学教师为要求提高待遇而举行的罢工事件，整整四个月，公立大学都停课。她就住在一些大学生家里，了解这是公立大学时常发生的事情，学生在四年本科期间基本上会遇到一次或几次大罢工。罢工过后，之前落掉的课都得再延期补回来。所以一旦遇到罢工，四年内就毕不了业，课时无期限往后延。因此巴西的有钱人会送孩子上私立学校，起码毕业时间是有保障的。另外颇有意思的是，在里约州联邦大学的学生宿舍楼的楼顶上看到有不少帐篷，原来是有些学生支付不起住宿舍房间的费用，学校允许他们在楼顶搭帐篷，一住就是一学期甚至一年。“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93页）作者被巴西人的这种随性的生活方式惊到了，但我更是被学校的这种理解和宽容的管理方式惊到了。
关于伊朗的国民教育，作者讲的这种情况真是出乎意料：“伊朗国民的平均智商可以说高出世界平均水平一大截。……在大城市的中心随便抓一个伊朗人来问，很容易就遇见拥有两个学位的伊朗人。……在伊朗读公立大学，学费是免费的。顶尖的公立大学，例如德黑兰大学，入学要求非常严格。四年大学所有的学费都由政府提供，作为回报，毕业后需要为政府机构或国营公司工作四到五年。工作期满后，你可以免费拿到你的毕业文凭，随便跳槽去别的公司。”（293页）
作为教育工作者，一诺对孩子有一种很深的热爱之情，在她笔下很自然地流露出来。在亚马逊河上，那些黑瘦的孩子开着小船从河道旁冲向客船边，跃跳到客船上兜售自家种的椰子。个个一头及肩长发，大约八岁左右的样子，会替顾客打开椰壳吃椰肉。没多久，河上反方向又来了一只大船，孩子们立马转移阵地，跳回小船去追赶那只大船，那也是回家的方向，他们还会向我们挥手道别。一诺站在甲板上望着他们，“想起了几年前在东非旅行时，铁路沿路的那些山区的孩子们，远远地看见一周两次的坦赞铁路火车驶过，就从家里跑出来，使劲地追，使劲地跑，就是想跑在欠车前面。即使没能保持几秒就被火车赶超，他们也从不停息。直到我能看见他们的最后一秒，那孩子还是在跑着。阳光下小小的身影，笑得那么灿烂。后来回看视频，我才发现他们没有穿鞋。……这些瞬间之所以让人印象深刻，是因为他们有两个共同之处：一是纯正，二是当下。此时此刻其他什么都不去想，一心一意做眼前这件事，并且执意把它做好。乐在其中，不管是追火车还是追船卖椰子。”她“放下椰子，对着向我们挥手远去的那些河边长大的孩子们按下快门，挥手再见。希望他们快乐并且富有。”（73-74页）这两段描述都很有画面感，很鲜活也很有爱心。
旅行不再是为了看风景，更重要的是看人，是对人与人之间的生活异同的观察和感悟。在阅读中我发现作者对于世界各地年青人的生活方式、人生态度多有深刻的观察，其中或许更包含了对自己人生道路的思考。由此我也痛切地联想到国内九零后一代的人生选择与时代的变化，这可能是这部游记中很值得思考、但或许也容易被读者忽视的问题。
“在巴西，一路上听了很多年轻人抱怨政府和总统。到了巴西利亚，更是强烈地感受到了巴西人对政治的关注。不管是在餐馆、酒吧还是街边，都能见到一些媒体上活跃的政治人物、大学生示威组织的‘领头羊’和拿着高薪的政府官员。”（83页）在里约热内卢，作者在中国认识的留学生老贝来接她，发现他变得木讷、沉默，因为回到巴西也有八个月，工作没着落，天天宅家，“‘每天都是时间，但每天也都忙着投无数份简历。’和很多无业的巴西年轻人一样，一直面试，一直待业。”（88页）在亚美尼亚的大学校园，作者在学校食堂遇到一个类似老贝这样的人，从中国留学回来的亚美尼亚青年大卫。聊起来知道他的情况就是“自由职业者，说得好听些，他可能是一个不仅技艺高超能自给自足，还能自由支配自己闲暇时间的成功海归；或者说，他只是一个手头暂时没有一份全职，随地捡一些零活勉强糊口的半待业人员。”（272页）这是一种全球性的现象吗？
在圣保罗的乘地铁，她观察到上班族如何选择提前出行避开早高峰，“看到这么多正儿八经上班又努力想在大城市站稳脚跟的巴西人。手里夹着有质感的真皮公文包的上班族，低头刷着头条财经类新闻；衣冠随意背着大麻袋的外来务工者（秘鲁、玻利维亚人居多），和我一样目不转睛地在闪烁的路线板上找路。在挤满了人的‘地铁罐头’里，居然一片安静，秩序井然。”（100页）这不也是一幅我们京漂一族的速写吗？
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她看到青年精英的生活是这样的：维克（她的宿主）是毕业于智利顶尖大学的建筑设计师，智利青年精英的代表，“他的生活，只能用‘很亚洲人’来形容。周一到周五，家里和办公室两点一线。周末，家里和自己开的小公司，两点一线。在剩下的碎片化的周末时间里，他回父母家吃晚饭，然后抽空去爬个山，攀个岩。”（118页）虽然看起来很精英，但他并没有觉得自己在经济上特别富余，肩上还扛着私立大学昂贵的学费贷款，这几年的青春全都要付还给政府。每天回家基本就是睡个觉。和朋友合办的小公司接的周末私活，去年一年才赚了人民币一万元。“智利的工作一族可以说是南美洲最‘卖命’的上班族。……智利不是我想象中南美洲的样子。不是巴西人那样载歌载舞，也不是阿根廷人那样散漫悠闲。维克的生活模式在智利也许代表不了所有的青年一代，但这样一种忙碌和拼搏的状态，却是我在南美洲待了近半年从来没见过的，着实让我吃惊。”（同上）但“这样一种忙碌和拼搏的状态”可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从送外卖的小哥到在高校“青椒”，累趴之后的过劳死让人听得痛心。如果说到收入水平，“在智利，赚大钱并不需要走名校毕业的套路，也可以不用自己创业，最赚钱的职业竟然是——矿工”；“智利最大的几家铜矿公司都属于国营企业。矿工在智利是一个高收入群体，一名普通矿工的收入可以达到2000至3000美金一个月（还有年底分红)。”（121-122页）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说国内现在招不到三千元月薪的农民工，而拿这份月薪的大学毕业生却大有人在，同样令人感慨。
在阿根廷又是另一个反差很大的频道。“在这里，年轻人弹吉他、半夜吃肉吃烧烤都来不及，几乎不会有人主动提起政治话题，我也天天泡在山清水秀的乡下，时间长了，全然忘记在巴西时看到的那些年轻人的愤慨，好像在阿根廷就只有美景和美酒，这个世上没有纷争。过着这样神仙般的日子，就算经济再低谷，还是天天有肉吃（世界上最好的牛肉羊肉），有酒喝。”（112-113页）
各行各业都有精英与草根，可能你会认为在人生选择上似乎没有人愿意一辈子做草根。在坦桑尼亚的乞力马扎罗山，政府规定登山者必须要有当地向导和挑夫陪同。“我问过山导，既然做挑夫这么累，小费只能拿到山导的一半，同样是走一次乞力马扎罗登顶的线路，为什么这些挑夫就甘愿一辈子做挑夫，而不去考个执照转换一下身份。”（202页）这是一个好问题，也是很中国的问题。她的山导解释说做山导需要会英语、会很多知识，遇到情况要会用脑子，要考到资格证才能上岗；遇到重大事故，资格证有可能被注销，需要重新考试后才能上岗。而“很多‘小黑哥’是很懒的，没有长远的职业规划，所以做一个像兼职一样的挑夫，对他们来说是更好的选择。想打鱼就打鱼，想晒网就晒网。”（202页）还有一个例子。作者在印度与瑜伽老师小潘聊天，对方说不想长期离开印度去赚更多的钱，因为“生活里还有很多比赚钱更重要的事，那些才应该是你的根，是你的快乐之源”；“你应该知道怎么做的，成为什么样的人，那都是你自己的选择。”（357页）听起来像鸡汤文，但是对于很多青年人的人生选择来说是对的。但究竟什么是“根”、什么是“快乐”，恐怕还是一个问题。“想打鱼就打鱼，想晒网就晒网”，这或许也是一种“根”和“快乐”？就是前面说的，干什么都行，只要“乐在其中，不管是追火车还是追船卖椰子。”
读金一诺的这部《搭车上路》，当然会想起其他一些书，还有一些个人经历。比如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的小说《在路上》（On the Road，1957），旧的那本不知哪里去了，手头这本是最新的译本。一群没有多少钱年轻人，背着最简单的行李搭顺风车上路，没钱吃饭就去打工然后继续上路，一部自传体小说。在路上的凯鲁亚克在船上的厨房做过帮工、在冷饮店当柜员、在建筑当过工人，然后继续上路。真是永远年轻、永远在路上、永远热泪盈眶。可笑的是太多人从未真正上过路，太多人宁愿墨守陈规过着机械般的人生，还要嘲笑那些在路上的凯鲁亚克们是“垮掉的一代”。而他们根本不理睬这些人，“他们从不疲倦，不会说半句陈词滥调，而是燃烧、燃烧、燃烧，就像……所以人都在惊叹：‘哇——！’”（杰克·凯鲁亚克《在路上》，陈超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20年7月，第9页）谈到所谓“垮掉的一代”，我想起一段经历。二十年前我和广州电视台“穿越梦幻大地”自驾越野拍摄组穿越澳洲大地，专门去过新南威尔士州最东边的一个叫林宾（Nimbin）的地方，一个隐藏在丘林之中的小镇。那里是青年造反者最后的乐园，到处是涂鸦和大幅招贴画，图像古怪，色彩鲜明。年轻人聚集在酒吧里吹拉弹唱，街上到处都可以见到年轻的背包族来来往往。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有不少从学生造反运动中走出来的青年人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我看到的一些图片反映了那时的生活情景：开放的生活，在河流中沐浴、裸泳，在草地上一边晒干身体，一边读书。我参观了一间玻璃工艺品工厂和一间服装学校，都有一种乌托邦的社会实验性质。镇上有一家政府出资的电台，但是工作人员都是自愿者。没有门卫，没有传达室，工作时只有两个人，设备简陋，但却是当地的社区文化建设中枢。这正是我们曾经想像的那种政府部门，看来是不折不扣的乌托邦，但在这里实现了：它属于政府，但是由人民自由地运作……
又比如简·莫里斯（Jan Morris）的《世界：半个世纪的行走与书写》（The World： Life and Travel 1950-2000，方军、吕静莲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作者在“序言”中说：“我本性是局外人，职业是旁观者，倾向于做孤独客，我这辈子一直在看事物和事件，观察它们对我自己的特定感受力的影响”（第9页）。一辈子在行走中观察和书写，这不也是所有背包客的愿望吗？
还有罗瑞·斯图尔特（Rory Stewart）的《寻路阿富汗：在历史与现实之间》（The Places in Between，2004，沈一鸣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该书讲述他在2002年抓住一个历史性的短暂机遇徒步穿越阿富汗中央山地的经历。在路上他不仅要面对恶劣的地理气候条件和身体遭受的种种病痛折磨，还要冒着在动乱中被射杀等各种危险，但他坚持徒步行走，就为了在最微观的视野中记录下在地缘与文明的夹缝中挣扎的这个国家及其人民的生存状态。作者说，“我希望这本书流传于世，并不是因为他内含的国际和政治隐喻，而是被当作一种经历的纪录，发现它在最地方性的、最个人性的方面的深层意涵。”（342页）最后这句话，也正是我在金一诺这本书中所看到的。
写攀登乞力马扎罗山那一节是全书中最有惊险镜头的部分。2012年作者第一次来非洲曾经在乞力马扎罗山脚下的马兰谷村晃荡过一阵，离开的时候知道自己一定会回来、会爬上去。于是就有了4年后这6天的“威士忌路线”之旅，“一场不记名的淘汰赛”。谈到乞力马扎罗山，谁没有读过欧内斯特·海明威的《乞力马扎罗山的雪》（The Snows of Kilimanjaro），谁不知道在山的西高峰有一具已经风干冻僵的豹子的尸体？豹子到这样高寒的地方来寻找什么，没有人作过解释。这也是我一直想不清楚的问题，但是那个画面总是如在眼前。“……我看着他们被抬下山去。可无尽的黑暗和一直呼啸在耳旁的风，一度让我深陷在绝望和无力的深渊。靠着不断的‘自我诱导’，我激发出自己最后的那一丁点儿体力。”（207页）“最后这段的挑战，就是要克服5700米上的高海拔行走带来的种种‘虚幻、晕眩的新鲜不适感’”；最后，“5895米！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欢迎你！”（210页）作者描写同伴峰哥遭受生命危险，“生命的脆弱和无常没人能预知”。（214页）这让我想起自己有点类似的经历和体验。1999年9月24日，中秋节晚上我们驾车到达珠穆朗玛峰登山大本营，在一片乱石滩上搭帐篷露营，在呼啸的寒风中抖抖索索地吃了一罐八宝粥和两个月饼，然后每人轮流用卫星电话向家人报平安。在帐篷里刚躺下，队员小黎说他头痛，不敢睡，“真怕睡了就永远醒不来了”。这话使我也有点发怵。虽然经过十多天的高原跋涉，已经逐步适应了缺氧和寒冷气候，但毕竟是第一次在海拔五千两百多米、气温不断下降、风力也在增大的情况下露营。后来还是困倦占了上风，进入了恍兮惚兮的梦境。第二天早上醒来，睁开眼睛看到外面的亮光，第一个念头就是“还活着，多好！”然后马上在帐篷外录制我的“读书节目”，谈的是乔恩·科莱考尔（Jon Krakauer）的《进入空气稀薄地带——珠穆朗玛峰攀登灾难亲历记》（Into Thin Air，1997；现代出版社1999年）。为什么要去攀登珠峰？1924英国著名的登山家乔治·利·马洛里（George Leigh Mallory）在回答一位记者提出的这个问题时回答∶“因为它在那儿！”这是珠峰攀登史上最著名的一句话。登峰者就像受诸神惩罚的西西弗——只要它还在那儿，这一切就是永无休止的过程。加缪说“他爬上山顶所要进行的斗争本身就足以使一个人心里感到充实。应该认为，西西弗是幸福的”。(《西西弗的神话》）马洛里在当年的登峰中死亡。他不是那种狂热的非理性主义者，而是属于上流社会的唯美主义者、具有明显浪漫气质的理想主义者；最令我神往的情景是，他和同伴在珠峰的帐篷里高声诵读《哈姆雷特》和《李尔王》的章节。
曹景行的“序”最后说：“一诺不会就此停下脚步，写完这本书一定又要去世界上的某个地方。不知道她会不会就这样终生‘背着移动的家’，只是希望能够一本接一本看到她的新书，越写越深入。”我不仅是希望，而且相信肯定会继续看到她写的新书，看到她不断在世界地图上标注的“移动的家”。
责任编辑：黄晓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