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是一个戏曲艺术盛放的时代，在此期间官戏、地方戏争奇斗艳，享誉盛名的京剧亦逐渐成型。今天，我们便来聊聊清代戏曲蓬勃发展的原因。
第一个因素：清中期社会经济的繁荣。
很多朋友一提到清朝，就会联想到自鸦片战争爆发后的屈辱岁月。其实，清朝亦有一段可圈可点的盛世之治，也就是“康雍乾盛世”。尤其是乾隆一朝，经祖父、父亲两代先帝的治理，社会经济已经得到了长足发展，国库也变得愈发充盈。
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说，饱暖是基础，一切精神生活都是建立在物质生活的基础上的，就连皇帝都不能免俗。乾隆上位以后，腰包鼓了的满清皇帝便开始琢磨着如何招募艺人服务于内廷，享受丰富的精神生活。
在乾隆十六年为皇太后举办的寿宴里，我们就能看到戏曲兴盛的苗头：“中外巨獠纷集京师，举行大庆。自西华门至西直门外之高粱桥，十余里中，每数十步间一戏台，南腔北调，备四方之乐……”
那么，这里的“南腔北调”包括哪些戏曲呢？
梆子戏（安庆、陇西、弋阳梆子）、秦腔、西秦腔、乱弹腔（扬州、山西、四川等地皆有乱弹）、吹腔、楚腔、襄阳腔、山东弦子等百余种。之所以被称作“南腔北调”，就是因为这些戏剧形式没有固定且规范的名称，甚至，有以伴奏乐器命名的情况。
皇帝如此，豪绅、百姓更是上行下效。哪怕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贩夫走卒，也喜欢花上一两个铜板，来到茶楼听上一段。戏曲于清代的流行，有点像是现在的流行歌曲。各式各样的腔调，就像是今时今日的蓝调、爵士、摇滚，百花盛放。
拿明末的一种民歌小调“时尚小令”为例，这种曲调一度成为现象级的流行元素，“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这种情况，亦为清代地方戏的流行打下基础。
清朝的文人，“以充弦索北调”，将故事写进这些传唱度较高的小调中，将民歌戏剧化。正是这种“接地气”的改编，使清朝时期涌现了数以百计的地方戏。
第二个因素：官方戏班的推进作用。
为皇帝演戏，其演出规模自然与一般的民间演出不可同日而语。自乾隆朝开始，乃至慈禧时期，皇宫均设立了专司演职的机构。
据文献记载，乾隆、嘉庆两朝内廷中专门唱戏的演职人员多达八百人，这还不包括那些管理、勤杂人员。就算是这样，内廷戏班仍无法满足皇帝的娱乐需求，所以乾隆还在景山设立了“外学”，每一年外学都会对外招收民间的优秀艺人。
这些被吸纳入宫廷的演职人员，其基本功、唱腔、演奏技术都得到了显著提高。道光年间由于国力不济，外学被取缔，所有学生均被退籍。这些失去了“金饭碗”的戏子伶人被打回原形，回到原籍继续从事民间演艺事业。
虽说他们已无法吃皇粮，但在外学中磨练的扎实功底使他们的戏曲水平达到巅峰。这批被流放的学生，将清代的戏曲发展推向高潮。对于很多行业而言，没有竞争就没有进步。这些在外学中提高了技艺的伶人戏子重返民间，此时的他们已成为最顶尖的艺人。
那些没有在官学中进行学习的戏子，难免会在唱功上落下一大截。就像是在一船将死的鲶鱼中投入几条凶猛的虎鱼一样，民间艺人被迫提高技艺，增加竞争力。唱腔好的，被达官显贵请入家中，成为私人戏班；唱功普通的，在民间组建草台班子，混个饱暖；基本功不扎实的，干脆被行业淘汰，转向其他行业。
在这种竞争中，戏曲的质量得到显著增长。
第三个因素：八旗子弟对戏曲的需求。
八旗子弟在入关之后，虽然仍保留军籍，但已逐渐失去了战斗状态。等级较高的八旗军官常年养尊处优，甚至不去军营点卯，每天只知“居家弹筝击筑，文衣绣，策肥马，日从子弟宾客饮。于领兵之际，擅买蛮妇，并令所辖兵丁等演戏，以供其蔬乐。”
中国人的劣根性之一，就是“上行下效”。在这种军官的影响下，等级较低的八旗士兵亦沉浸于混吃等死的日子无法自拔。学者在探讨清八旗子弟的堕落过程时，皆认为这群被赐予特殊待遇的群体缺乏主观能动性。
在许多文献中，我们都能看到清朝时期京城的八旗子弟终日无所事事，每天除了到军营里报个到之外，根本不会从事日常训练。一天的大多数时间，都被他们浪费在戏院和茶楼中。乾隆、嘉庆、道光等几位皇帝，也曾看到八旗子弟堕落所引发的不良现象，并三令五申进行约束。
然而，对八旗子弟的优待是满清入关时便制定好的政策，即便是皇帝也无法轻易更改。探讨清史的过程中，我们完全可以将八旗子弟视作独立于社会的特殊群体。他们不会对社会发展做出贡献，为了供养他们每年国库都会拨付大量白银。八旗子弟闲来无事，便将精力投入到提笼遛鸟，喝酒看戏上。
有需求，就会出现供应。在影视作品中我们时常能看到八旗子弟坐在茶楼摇椅上吆五喝六，他们是清代戏曲文化的主要消费者，亦是戏曲工作者眼中的财神爷。在战事稀少的时期，一些边关守将甚至会聘请戏班常驻军营，为八旗子弟提供长期的娱乐服务。
第四个因素：民俗习惯对戏曲发展的影响。
我国的民俗文化比较复杂，许多风俗都与戏曲有关。例如逢年过节、诞辰寿宴、红白喜事，讲究的人家都会请戏班来庆祝一番。在乡村的赛会中，亦要请人唱大戏。
在办白事时请戏班表演的习俗，最早可追溯到宋代。经数个朝代的发展，这一习俗已愈演愈烈，以至于到了清朝时期统治者不得不站出来遏止。
根据文献记载，雍正十三年，皇帝曾颁布了一道限制民间白事大操大办的圣旨：“民间遇有丧葬之事，不许仍习陋风，聚饮演戏，以及扮演杂剧等类，违者按律究治。”
从结果来看，雍正的政策是失败的。
汉族老百姓素来遵循“事死如事生”的原则，将白事大操大办，请戏班子来热闹一番的习惯已传承千百年，自不是一道圣旨能轻易杜绝的。时至今日，在我国民间仍有类似的陋俗，且“孝子”会觉得将白事操办得越热闹，越能体现出自己的孝心。
蒙古人、满人与汉人生活在一起，难免会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随着民族融合的推进，连蒙古、满族的包衣佐领家中办白事，也要请来戏班子唱上三天。纵使皇帝有心管理，又不敢推行严刑峻法，只能任其发展。
至于演戏敬神的习俗，更是由来已久。官方对待民间敬神活动的态度十分暧昧，就连一向讨厌铺张的雍正都曾坦言“无一概禁止之理”。到了同治时期，戏曲已成为各地敬神赛会中必不可少的环节。
第五个因素：戏子伶人地位的提高。
很多朋友都认为，在新社会到来以前，伶人戏子的地位仍十分低下，实则不然。戏曲从业人员地位的提高，起码要追溯到清末。
赵子昂曰：“戏曲，良家子弟所扮演者，谓之‘行家生活’；娼优所扮者，谓之‘戾家把戏’。”
或问其故，予曰：“戏文者，出于鸿儒、硕士、骚人、墨客，其所作者，娼优岂能扮乎？推其门，正其理，娼优故以为戾家也。良家子弟扮者，虽亦有风花雪月，然均合乎情理。”
—— 《梨园原》
在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虽说时人仍将戏子伶人与“娼”划等号，并对这些专业人员的表演持否定态度。但对于那些偶尔客串一把，当一回票友的“良家子弟”，却给予了高度的包容。非但不会将这种行为视作“甘为下贱”，反倒认为这是合乎情理的现象。
当然，清末戏子的地位之所以得到提高，亦离不开慈禧太后的功劳。
慈禧太后是个热衷于戏剧表演的戏迷，虽然她偏爱京戏，但通过文献记载我们可以看出慈禧对地方戏亦来者不拒，逢演必看。在慈禧寿诞时，京城的戏台摆成了一条长龙，重现了乾隆十六年的盛景，足见慈禧对戏剧的热爱。
在慈禧的关照下，不少戏曲名家都成了人上人，其地位非但不卑贱，反倒比中产阶层还高，这种现象足以对后世的演职人员地位造成影响。
到了二十世纪，陈独秀先生的一部《论戏曲》正式为戏曲家正名，将他们推上了“天下人之大教师”的高度。
在这种风尚的引领下，越来越多的人投身于戏曲行业，为戏曲文化的兴盛做出贡献。
参考资料：
【《清代戏曲的发展》、《梨园原》、《论戏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