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英雄不是没有卑贱的情操，而是永不会被卑贱所征服；真正的光明不是没有黑暗的时候，而是不会被黑暗所淹没。”
这是罗曼·罗兰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的卷首语。
这本书出版于抗战时期，主人公约翰·克里斯朵夫，在苦难中不放弃对自由生命追求的精神，曾鼓舞了无数迷茫的中国青年人，一度畅销。
它的中文翻译是傅雷。
傅雷是谁？
傅雷，1908年4月7日，傅雷出生于江苏南汇县一个地主之家，出生时因为哭声宏亮，所以长辈为其取名“雷”，字怒安，取意“文王一怒而天下安”。
一语成谶，这个名字，预言了傅雷一生的性格与命运。
傅雷一生爱憎分明，他嫉恶如仇的性格，可能来自他的经历。
四岁那年，父亲傅鹏飞被劣绅诬陷入狱三个月，出狱后，含冤未雪，加上身患肺痨，24岁就抑郁而亡。父亲蒙冤而死，母亲为了给父亲伸冤而四处奔走，四个孩子死了三个，只有傅雷命硬侥幸活了下来。
傅雷与母亲
从此，母亲一个人带小傅雷艰难讨生活。因为从小目睹了人间的世态炎凉，所以后来成为翻译家后，傅雷翻译的作品多是些揭露社会弊病和人物奋斗抗争的故事。
虽然生活艰难，但是傅雷的母亲毕竟也不是一般女子，办完丧事后，她就带着儿子离开了乡下来到上海，她在这里请了先生教儿子读书，小时候，傅雷跟着老贡生学过四书五经，跟着外国人学过英语，五四运动后，傅雷又进了新学堂徐汇中学。
1928年，傅雷赴法留学，就读于法国巴黎大学，专攻美术理论和艺术评论。
1931年，傅雷回国后任教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原上海音乐学院），教美术史和法文，同时翻译了大量法国文学。
傅雷翻译的处女作就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为了翻译好这个作品，他给自己定了规矩：
“东不至黄浦江，北不至白渡桥。”
傅雷选择这本书作为自己的翻译处女作，一是因为喜欢原作者罗曼·罗兰，二是约翰·克里斯多夫身上的精神让他欣赏，如他在这本书开卷写的那样：
“真正的英雄不是没有卑贱的情操，而是永不会被卑贱所征服；真正的光明不是没有黑暗的时候，而是不会被黑暗所淹没。”
书出版的时候 ，中国正在抗战，傅雷出版此书，意义重大。
傅雷夫妇的爱情：她像暖和的空气，把我养在花房里
傅雷与朱梅馥是青梅竹马，朱梅馥原名朱梅福，傅雷是朱梅福的表哥，他比表妹大五岁。
因为从小一起长大，傅雷和朱梅馥的爱情特别清纯美好，傅雷的处女作《梦中》曾描写了少年时初恋的美好：
偷偷地望我，因为好多次我无意中看她，她也正无意地看我，四目相融，又是痴痴一笑。”
在傅雷赴法留学前，两人在双方家长支持下，定了婚约。然而，好的爱情一定是要经过考验的，事实上，傅雷与朱梅馥的爱情也经历过波折。
去法国没多久，热情似火的傅雷，很快喜欢上了有自己一样热情迷人的法国姑娘玛德琳。这个姑娘与温婉柔顺的朱梅馥不同，幸福的傅雷如此讲到：“这两个姑娘就像一幅莫奈的画与一轴母亲手中的绢绣那么不同。”
得不到的永远都是最好的，傅雷决定向玛德琳求婚。性格急躁的傅雷赶紧给家里写了一封信，计划与朱梅馥解除婚约，他把信委托给了好友刘海粟。
留法期间的傅雷
万万没想到，已经做好了破釜沉舟打算的傅雷失算了，玛德琳拒绝了他的求婚，理由是并不想被婚姻的俗套形式束缚。
后悔莫及的傅雷，赶紧找到刘海粟，幸好这个好朋友并没有把信寄出。
有情人终成眷属，1932年1月，24岁的傅雷学成回归，与19岁的朱梅福在上海举行婚礼。
婚后傅雷为妻子改名朱梅馥，言外之意，妻子是“一枝圣洁馥郁的梅”。
婚后，温柔体贴的朱梅馥把一切都献给了傅雷和家庭：
傅雷喜欢喝咖啡，她得空就在家煮咖啡；傅雷喜欢鲜花，她就在院子里种满了玫瑰、月季；傅雷文稿多，她就把文稿排序，并一笔一划地誊抄一边……
朋友们这样描述朱梅馥对傅雷的爱：
“像这样的人，我一生从未见过第二个，用上海话讲，她是活菩萨。她受的是西式教育，听音乐、看书画、读英文小说都起劲，但性格却完全是旧社会那种一点没文化的贤妻良母式的典型。”
杨绛对她的评价也极高：“温柔的妻子”“慈爱的母亲”“沙龙里的漂亮夫人”“能干的主妇”和“傅雷最得力的秘书”。
杨绛曾评价傅雷夫妇：如果没有朱梅馥，傅雷的成绩至少要打三四折。
都说七年之痒，婚后第七年，傅雷爱上了女学生的妹妹成家榴，这个女人与法国姑娘玛德琳一样，是一个热情得像酒一样的烈女子，傅聪回忆：
“她真是一个非常美丽、迷人的女人，像我的父亲一样有火一样的热情，两个人热到了一起，爱得死去活来。”
温柔如水的朱梅馥，看到深爱的丈夫寝食不安日夜憔悴，她再次让步了，她把成家榴请到家里住下，热情地招待她，傅雷和她聊天、交换信札，即使俩人每天见面，他们还是更喜欢文字交流。在如胶似漆的爱情滋润下，傅雷又重燃了活力。
朱梅馥想好了，如果傅雷最终选择成家榴，她就带着孩子悄悄离开这个家。女人何必难为女人，朱梅馥的大度与包容，最后让成家榴折服了，她主动退出了这场爱情保卫战。
后来成家榴晚年对傅雷的次子傅敏讲：“你爸爸很爱我的，但你妈妈人太好了，最后我不得不离开。”
都是长情之人，得妻如此，傅雷感慨：“自从我圆满的婚姻缔结以来，因为梅馥那么温婉，那么暖和的空气，一向把我养在花房里。”
朱梅馥为什么要隐忍，很多人不解，朱梅馥在给儿子傅聪的信中这样解释：
“我对你爸爸性情脾气的委曲求全、逆来顺受都是有原则的，因为我太了解他，他一贯的秉性乖戾、嫉恶如仇是有根源的。修道院式的童年真是不堪回首，到成年后孤军奋斗、爱真理、恨一切不合理的旧传统，和杀人不见血的旧礼教，为人正直不阿，对事业忠心耿耿，我爱他，我原谅他。”
对朱梅馥来说，对傅雷的爱，就是她生命的信仰。傅雷年轻时秉性急躁，常常对夫人和孩子发脾气，随着年岁渐长，他开始体悟爱情历经时间磨砺的珍贵，与夫人的感情愈久弥坚。
晚年朱梅馥在给傅聪的信里说：“（你爸爸）现在年龄大了，火气也退了，对我更体贴了，更爱护我了。我虽不智，天性懦弱，可是靠了我的耐性，对他无形中有些帮助，这是我可以骄傲，可以安慰的。我们现在真是终身伴侣，缺一不可的。”
真好。
最终，她还是赢得了他的爱。
《傅雷家书》：中国君子写给长子的信
傅雷教育孩子在当时文化圈是出了名的。很多人认识傅雷，是因为《傅雷家书》。这本书是傅雷给长子傅聪的186封信，收录自1954年至1966年，历时12年，这些家信囊括了亲情浓淡、道德理想、艺术感悟和生活琐事等，1981年在大陆由傅雷的次子傅敏出版，引起轰动。
有人说这本书，是一位中国君子教他的孩子如何做一个真正的中国君子。完全赞同。
傅雷家书手稿
因为从小失怙，自幼与寡母过活，为了出人头地，母亲对傅雷管束近乎虐待。
举个例子，有次他没认真读书，后来觉得肚皮很烫，原来是母亲用蜡烛在他身上滴蜡。
等自己有了孩子，傅雷也成了近乎苛刻的家长，他给孩子定了规矩：
每天同桌进餐，坐得必须端正，手肘不能妨碍同席的人，饭菜咀嚼不能发出声；
练琴完不成每日的训练，不能出去玩。
不仅对儿子，对家人和保姆，他也认真严苛一丝不苟：
家里的水壶，把手一律朝右，水倒完了，空瓶要放到排尾，灌开水时，要从排尾灌起；
家里的日历，必须由保姆来撕，别人都不许动。万一别人撕了，他就必定要粘上再等着保姆重新来撕。
甚至家里几点开饭，几点散步，都有严格的作息。
父母是孩子第一任老师，一个好的家庭，对孩子来说是一件幸事。
傅聪3岁表现出极敏锐的音乐天赋，7岁半偶然机会学了钢琴，从此钢琴和古典音乐成了他的全部。21岁的傅聪在肖邦国际钢琴比赛中获奖，成为世界上少数能深刻演绎肖邦作品的艺术家，由此接到波兰政府要求，到肖邦故乡深造。
1954年，傅聪留学肖邦祖国波兰。刚走没几天，傅雷就开始给儿子写信，一直写到1966年去世。
他把儿子当作一个好朋友，探讨艺术、音乐、文学和人生。
儿子走后，距离远了，他们的心却近了：
“亲爱的孩子，我高兴的是我多了一个朋友，儿子变了朋友，世界上有什么可以和这种幸福相比呢？”
“亲爱的孩子，你走后第二天，就想写信，怕你嫌烦，也就罢了。可是没一天不想着你，每天清早六七点钟就醒，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也说不出为什么。好像克利斯朵夫的母亲独自守在家里，我和你妈妈老是想着你二三岁到六七岁间的小故事。”
“昨夜一上床，又把你的童年温了一遍。孩子，我虐待了你，我永远对不起你。”
在波兰留学4年后，傅聪又赴英继续深造。在英国，傅聪收到父亲最特别的礼物：亲手抄录的法国艺术史家丹纳的《艺术哲学》。这是一本探究艺术本质与哲学的著作。傅雷知道傅聪喜欢希腊艺术，但又一知半解，就亲自抄录了《艺术哲学》的第四篇《希腊雕塑》，译稿六万余字，前后抄写了一个月。
后来朱梅馥写信讲述了这段时间的辛苦：
“爸爸虽是腰酸背痛、眼花流泪，但是为了你，他什么都不顾了。原来的稿子，字写得像蚂蚁一样小，不得不用了放大镜来抄，而且还要仔仔细细地抄，否则就要出错，他这样坏的身体，对你的热爱，对你的关怀，我看了也感动，孩子，世界上像你爸爸这样的无微不至的教育，真是罕见。”
知道傅聪谈恋爱了，他赶紧写去一封信，告诉他《爱情要冷静》：
感情激动时期不仅会耳不聪，目不明，看不清对方，自己也会无意识地只表现好的一方面，把缺点隐藏起来。保持冷静有一个好处，就是不至于为了谈恋爱而荒废正业，或是影响功课，或是浪费时间，或是损害健康，或是遇到或大或小的波折时扰乱心情。
我一生从来不曾有过“恋爱至上”的看法。“真理至上”“道德至上”“正义至上”，这种种都应当作立身的原则。恋爱不论在如何狂热的高潮阶段也不能侵犯这些原则。
唯有极坦白，才能暴露自己；而暴露自己的缺点总是越早越好，越晚越糟！为了求恋爱成功而尽量隐藏自己的缺点的人，其实是愚蠢的。
傅雷收到父亲最后的赠言是：
“第一做人，第二做艺术家，第三做音乐家，最后钢琴家。”
他后来成为世界级钢琴大师，然而他的父亲却再也看不到了。英国一别，父子俩就再也没有谋面。
自杀与遗书：士可杀不可辱
1966年8月31日，傅雷夫妇遭受到四天三夜的殴打和凌辱，对精神和人格有洁癖的二人，遭受了从未有过的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
1966年 9月3日凌晨，上海江苏路284弄（安定坊5号），傅雷夫妇双双自尽。
傅雷故居
自杀的地方就是傅雷最后的家，傅雷夫妇从1949年12月搬入这里。这条路上有很多名人故居和景点，钢琴家顾圣婴故居就在隔壁，张爱玲当年和姑姑张茂渊故居常德公寓，著名的贵族女校中西女塾都在这条路上。
傅雷夫妇的故居是一座三层小楼，一层是客厅和餐厅，二层是卧室和书房，三层是两个孩子和保姆的卧室。这个故居是傅雷夫妇居住最久，也是傅雷成就最高的地方，在这里他翻译了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和《欧也妮·葛朗台》等，也是在这里，傅雷写了著名的《傅雷家书》。
傅雷翻译手稿
傅雷家保姆周菊娣回忆：
“傅雷先生每天早上八点起床，九点到十二点半工作，下午两点又到书桌前，七点多才吃晚饭，晚上看书、写信至深夜。那么多年，他一直如此辛苦。”
傅雷的翻译如同他的人一样，追求完美。每次翻译，原著他都必须先看四五遍，才敢下笔。
《高老头》，前后翻译了三次，从第一次到最后一次，翻译时间横跨17年。
《约翰·克里斯多夫》，抗战时开译，四卷120万字直到1941年才译完。后来，他觉得之前翻译的不满意，又花了两年时间从新翻译了一本。
法国人说：“再也没有哪个人能将我们的名著翻译得如此传神。”如此，这本书当仁不让成了那个时代的畅销书。
傅雷夫妇与儿子傅聪在家中
1966年9月3日上午，是一个噩梦的早晨。
保姆周菊娣惊讶地发现，每天都能按时起床的傅雷夫妇，这天没有起来。她等了一会去敲门，依然无人回应，等推开门，她发现了自尽的主任。
自杀前，傅雷写好了给妻兄朱人秀的遗书，交代了他们去世后的细节：
一、代付九月份房租55．29元（附现款）。
二、武康大楼（淮海路底）606室沈仲章托代修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请交还。
三、故老母余剩遗款，由人秀处理。
四、旧挂表（钢）一只，旧小女表一只，赠保姆周菊娣。
五、六百元存单一纸给周菊娣，作过渡时期生活费。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
六、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存单一纸六百元，请交还。
七、姑母傅仪寄存之联义山庄墓地收据一纸，此次经过红卫兵搜查后遍觅不得，很抱歉。
八、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与我们自有的同时被红卫兵取去没收，只能以存单三纸（共370元）又小额储蓄三张，作为赔偿。
九、三姐朱纯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亦被一并充公，请代道歉。她寄存衣箱贰只（三楼）暂时被封，瓷器木箱壹只，将来待公家启封后由你代领。尚有家具数件，问周菊娣便知。
十、旧自用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又旧男手表一只，本拟给敏儿与×××，但恐妨碍他们的政治立场，故请人秀自由处理。
十一、现钞53．30元，作为我们火葬费。
十二、楼上宋家借用之家具，由陈叔陶按单收回。
十三、自有家具，由你处理。图书字画听侯公家决定。
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但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
傅雷遗书
3000多字的遗书，字迹工整，一字不错，真想傅雷的为人。这也许就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高贵的风骨：干净、纯粹、认真。
傅雷遗书放大
为什么傅雷夫妇选择了自杀？
士可杀，不可辱。
傅聪回忆：
“我父亲是一个文艺复兴式的人物，一个寂寞的先知；一头孤独的狮子，愤慨、高傲、遗世独立。绝不与庸俗妥协；绝不向权势低头。父亲经常讲西方的人道主义，在家里慷慨激昂地谈‘死谏’，所谓的‘抬了棺材见皇帝’。这是中国文化特殊的悲剧精神，他一开始就是烈士，这是他的命运。”
黄苗子说：
“傅雷太轴了，我们都叫他老顽固，他也不生气，坦然地说：顽固至少是classic的，它比随波逐流好！”
9月4日，傅敏收到了父母死讯的电报，他悲到极点，欲哭无泪，欲喊无声。对于父母的死，他讲了这样的话：
“父亲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不能违背自己的心灵，同样不能违反自己的逻辑，不能忍受自己的思想被霸占，更不能让自己的灵魂被否定，所以他选择了死。”
傅雷夫妇自杀时，傅聪正在伦敦，傅敏在北京。从此，一家四口，阴阳相隔。
特殊的岁月里，傅雷夫妇因为一个叫江小燕的女子骨灰盒得以保全。江小燕是傅雷自杀事件的一个奇女子，她本与傅雷素不相识，因为热爱傅雷的书，在傅雷夫妇自杀后，她冒着生命危险要回他们的骨灰，还给中央周总理写了信，最后受到牵连，可惜等平反已经青春不再了。
最后傅雷夫妇的骨灰正式葬于上海福寿园的海港陵园。
墓碑上刻的是《傅雷家书》的名句：
“赤字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
一生自律到近乎病态，风骨宁折不催，态度处处严谨。好友曾为傅雷描绘画像：
“身材颀长，神情严肃，仿佛一只昂首天外的仙鹤，从不低头看一眼脚下的泥淖。 过分的认真，在他性格里构成了强烈的色彩。”
钱锺书说：“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两个人很重要，一个是‘不宽恕’的鲁迅先生，一个就是‘大爱’的傅雷先生。”这个大爱，就是爱真实、爱真理。傅雷死后，他翻译上“一生的对手”施蛰存说：
“只愿他的刚劲，永远弥漫于知识分子中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