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潮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周恩来同志的崇高精神、高尚品德、伟大风范，感召和哺育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同志身上展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精神，是历史的，也是时代的，将激励我们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征程上奋勇前进。”斯人已去，精神犹存——我们从周恩来生命倒计时的500多天里，选取几个时间点，还原他的“最后一次”，再现伟人“不忘初心、坚守信仰；对党忠诚、维护大局；热爱人民、勤政为民；自我革命、永远奋斗；勇于担当、鞠躬尽瘁；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的光辉形象。
一
周恩来一生勇挑重担，呕心沥血，任劳任怨，即使重病后也是如此。时间进入1974年，由于过度的劳累，周恩来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从3月上旬起，他每日便血量达100多毫升。医疗小组在全面检查的基础上，经过多方会诊，最终确定为癌症复发。
周恩来本人也清楚自己的病情，意识到自己剩余的时间已经不多，但他却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重病的治疗当中，因为办公桌上需要处理的文件实在太多太多，他必须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地把关乎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处理完、安顿好，确保自己“百年”后，国家能够平稳运行。正如他自己在参加四届人大天津代表团讨论时说：“现在，我正在医院里同疾病作斗争，在可能的情况下，我还要继续和大家一起奋斗，共同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
周恩来被病痛折磨的程度，常人是无法想象的。据当时守候在周恩来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描述：总理的病情比外界猜测的要严重得多。值班时，总是能看到总理因癌症的剧痛而头冒虚汗、紧皱眉头的情形，我们心如刀绞。总理的保健医生张佐良也曾回忆：“总理用的止痛药，开头打一针可管上四五个小时，后来管两三个小时……他疼得实在不行时，就把我叫进去，说，我很疼，能不能哼一哼，叫唤叫唤。听到这里我的眼泪都掉下来了，我说，总理，你现在愿意怎样就怎样吧!”
周恩来曾经说过：我不怕死。古人说，人活七十古来稀，我已经是77岁多的人了，也算得上是高寿了。从新中国建立至今这二十几年的时间，本应该把国家建设得好点，人民的生活多改善一些，去马克思那里报到，才感到安心。以现在这种状况去报到，总让人感到内疚、羞愧，但“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抱病操劳国事。据统计，从1974年6月1日在解放军三〇五医院住院至1976年1月8日逝世，周恩来共做大小手术13次，平均40天左右要动一次手术。除了批阅、处理一些文件外，他同中央负责人谈话161次，与中央部门及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话55次，接见外宾63批，在接见外宾前后与陪见人谈话17次，在医院召开会议20次，出医院开会20次，外出看望人或找人谈话7次。
二
1974年5月28日至6月2日，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应邀访华。在身体极度虚弱、医护人员已经做好随时抢救的情况下，周恩来坚持按原计划同拉扎克就中马两国建交问题举行会谈。这是周恩来最后一次与外国首脑举行会谈。5月29日，周恩来陪同拉扎克去见毛泽东，这也是毛泽东与周恩来，这对风雨同舟、携手走过半个世纪的战友最后一次共同会见外宾。5月31日，在人民大会堂，周恩来出席中马建交公报签字仪式并同拉扎克共同签署《中马建交公报》，见证中马两国之间的这件大事。当他在公报上重重落下“周恩来”三个字时，身后宾主一片欢呼雀跃，举杯相庆。活动结束以后，宾主先后离开人民大会堂，这时已是5月31日午夜(即6月1日凌晨)。周恩来才在邓颖超以及保健医生、护士等的陪同下，前往三〇五医院。从那时起，周恩来就再没有离开过三〇五医院，直到生命的尽头。
1974年9月30日晚，周恩来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5周年招待会并致祝酒词。这是周恩来最后一次参加国庆招待会。当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步入宴会厅时，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军乐团高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后，周恩来致祝酒词。他那带着江苏口音的普通话，听起来是如此的熟悉、洪亮、清晰。讲话快要结束时，他环视全场，嗓音有些发颤地说：“我们向全世界人民和各国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你们给予我们的支持。……请大家举起杯，为中国各民族人民大团结，为世界各国人民团结干杯!”招待会进行当中，周恩来在医生的再三催促下，满带歉意地向邻近的宾客握手告别，提前离场，结束了他最后一次国庆招待会的活动，离开了人民大会堂。
1975年6月9日，周恩来出席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的贺龙骨灰安放仪式，这是周恩来最后一次参加悼念活动。长期以来，贺龙饱受林彪、江青等人的诬陷，一些无耻之徒拼凑的材料使贺龙蒙冤。这件事自始至终压在周恩来的心头，他要在有限的日子里，还贺龙清白。几经努力，特别是在毛泽东作出指示后，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聂荣臻等人排除“四人帮”的干扰，终于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贺龙问题平反的通知稿。很快，毛泽东批准了《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1975年5月，贺龙夫人薛明给叶剑英写信，要求将贺龙的骨灰迁移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放。叶剑英批示同意，中央军委决定在贺龙逝世六周年这一天(即6月9日)，举行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仪式开始前，周恩来在邓颖超的陪伴下缓步走到贺龙家人中间，眼含热泪，嘴角颤抖，半天才说出几句话：“我来晚了，我来晚了”，“薛明啊，我没有把他(贺龙)保护好啊……”四周哭声一片。贺龙的女儿握住周恩来的手说：“周伯伯，您要保重身体，要保重身体啊!”周恩来颤抖地回答：“我的时间也不多了。”所有在场的人，无不失声痛哭。骨灰安放仪式由邓小平主持，周恩来致悼词，参加人数由原定800人增加到1500人。许多军内受审查的老同志刚刚被解放，有这样的机会和周恩来见面，实在是太难得了。
1975年6月15日，周恩来回到西花厅，整个过程时间不长即返回解放军三〇五医院。这是周恩来最后一次回到曾经学习、工作、生活过的地方。西花厅坐落在中南海大院西北角，是清末宣统年间修建的那种京城常见的旧王府式四合院建筑群。1949年11月，周恩来和邓颖超搬到了西花厅，以此作为居住和办公的地方。周恩来在此生活了26年。周恩来去世后，邓颖超在此又居住了16年。西花厅由前后两个院落组成。前院有一个前厅，建在约一米高的台儿上，是周恩来接待与宴请外宾的地方。台下有一椭圆形花坛，四周是低矮的常青树，中央栽种着周恩来和邓颖超都喜爱的芍药花和月季花。后院是周恩来办公与居住生活的地方，缀满海棠花的海棠树随风摇曳。每年初夏时节，后院里的海棠花盛开，每棵树上开满了红色和白色的花朵，芳香四溢，引彩蝶纷飞，周恩来和邓颖超经常在树下散步赏花。周恩来因何事返回西花厅，现在已经不得而知，有人猜测可能是又值初夏时节，是海棠花开的时候，周恩来想最后一次看看西花厅里盛开怒放的海棠花。
1975年7月1日，周恩来与部分身边工作人员最后一次合影。三〇五医院的工作人员早就想和周恩来合影留念，但苦于没有机会。这天，周恩来会见外宾，大家就请乔冠华帮忙转达这个请求，没想到周恩来竟然一口答应下来。他站在第一排中间的位置，两位护士分别站在他的两侧。拍摄完，大家正准备离开，总理说了句让大家大吃一惊的话：“我这是最后一次同你们合影，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在我的脸上打叉叉。”大家面面相觑，都吓了一大跳。因为谁都知道“打叉叉”是什么意思——“文化大革命”以来，对被打倒的人的一种否定的极端做法。当时被打倒的人的名字上要打上红色的叉叉，如果与这个人有合影照片，为了表示划清界限，照片持有人便要在被打倒的人脸上画上叉叉。
1975年7月23日下午，周恩来最后一次去人民大会堂，在南门接见厅《迎客松》画前，伫立良久，陷入沉思。人民大会堂贵宾接待厅内的巨幅铁画《迎客松》，由芜湖著名的铁画大师储炎庆在1959—1960年用了近两年的时间制作完成，先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内陈列，后由周恩来决定移往人民大会堂贵宾接待厅。从此，铁画《迎客松》作为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和中国人民传统好客的象征，成为一件具有特殊意义的民族瑰宝。十几年来，迎宾大厅不知举行过多少场隆重的仪式，《迎客松》也不知见证过多少历史瞬间。当天陪同周恩来的工作人员都清楚地记得：周恩来走走停停，看到了《迎客松》，走到跟前，用手轻轻地抚摸一下，直到大门口他还在回头看，说这个地方他太熟悉了。周恩来嘱托大家，你们是代表中国外交的一个窗口，要把大会堂好的思想、好的作风传下去，以后再来新同志你们要把他们带好。临走，周恩来最后说的一句话是：你们要在这儿把这个家给我看好。
1975年9月7日，不顾病情的恶化和医护人员的再三劝阻，周恩来会见以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书记伊利耶·维尔德茨为首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在回答客人的提问并介绍自己病情时，他坦然说道：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这是周恩来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他近半个世纪的外交生涯随之落下了帷幕。时间定格在当时，场面是这样的：周恩来用那略有残疾的右臂，握拳支撑在沙发边沿，左肘抵在沙发扶手上，为尽可能缓解腹部伤口未愈合而带来的剧痛，他上身艰难地向前微倾，凝神听着伊利耶·维尔德茨的谈话。在会见中，周恩来充满信心地向罗方介绍邓小平，说邓小平将接替他主持国务院工作，邓小平很有才能，你们可以完全相信，邓小平将会继续执行我党的内外方针。会谈只有短短的15分钟，但周恩来的额头上已经渗出细密的汗珠，右手握拳紧紧支撑沙发边沿，形象好似一尊石刻的雕塑。
1975年12月20日上午，周恩来体温38.7℃。这天上午，周恩来突然提出要见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罗青长，罗青长感到十分意外。在周恩来的病榻前，罗青长简要汇报对台工作，周恩来不时插话，询问台湾的近况和在台湾的老朋友的情况，罗青长一一作了回答。交谈15分钟，周恩来再次被病痛折磨得说不出话来，好一会儿才醒来，对罗青长说：“不要忘记台湾的老朋友……”周恩来说完这句话，再次陷入了昏迷。罗青长在病室外一直等候，但他知道周恩来的病情已是相当严重，不能再让他因为谈话太累发生昏迷，便没有向周恩来告辞就离开医院。后来，罗青长一提起这件事就伤心不已，因为他最终没能听到周恩来的最后指示。
1976年1月5日凌晨，周恩来做最后一次治疗手术。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等前来探望并在手术室外守候。当时，周恩来已有两个多月不能进食，但肠道内仍有自身分泌的液体，还有留下的少许残渣，加之体内恶性肿瘤细胞和各类致病病菌在迅速地生长繁殖，不停地进行着新陈代谢而产生毒素。这些复杂而有害的物质造成肠道发生麻痹，本已处在高热状态的周恩来又增加了“肠麻痹”，使得他腹胀，疼痛难忍。为此，5日凌晨，医生为生命垂危中的周恩来做了最后一次手术，即在左下腹开一个口子，以解决大便不通问题，将肠道里的“残渣余孽”尽量清除出去，但这个手术对于病情没有任何帮助，只是暂时缓解了周恩来的一些痛苦。
1976年1月7日晚，周恩来进入弥留之际，他双眼微睁，辨认出病床前的吴阶平大夫等人，声音微弱地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这是周恩来说的最后一句话。这时，他说话已经不是十分清楚，但这句话周围的人还是听懂了。
1976年1月8日上午9：57，周恩来病逝于解放军三〇五医院，终年78岁。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用生命诠释了大爱、无私、奉献、担当……
1976年1月15日下午，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5000多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追悼大会。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高度评价周恩来伟大、光荣的一生。
1976年1月15日夜至16日凌晨，遵照周恩来的遗愿，其骨灰撒在北京、天津以及山东北部黄河入海口等处，这是周恩来最后一次“乘坐飞机”巡视他眷恋的祖国大地。
(作者：中央文献出版社编辑)
(原载《百年潮》2019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