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宵节吃汤团，并不是唯一的选项，粢毛团也很搭。
元宵节吃汤圆，差不多是一种千年不移的习俗。差不多，不是指元宵节与食品存在结构性问题，而是指时间跨度不够，没到千年。我们能够找到记载这种习俗的最早文献，是宋朝名臣周必大写的一首诗《元宵煮浮圆子前辈似未尝赋此坐间成四韵》。我注意到，这首诗的标题里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周必大的前辈，似乎从未尝试过用水来煮汤团！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元宵节吃汤团，是从周必大开始的？没错。但这并不意味着周必大之前，元宵节吃团子的习俗、形式不存在。大约一直到唐代末期，“元宵”这个名称才被确定下来。所谓正月十五、正月半、月望、元夕或元夜等说法，都是元宵的“前任”。与“正月十五”“正月半”等相对应的点心自然也不少，其中，跟汤团同宗同族同系同脉的，唐代叫“油（饣+追）”，五代叫“油画明珠”——那是油煎团子的“凡尔赛”写法。毕竟，团子与月望，与团圆，早就建立起了稳定的隐喻关系，油煎团子不能置身度外。
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必怀疑团子的历史足够长。“粉食”技术（将小麦粉碎后食用）汉代就有了，而将稻米加工成“粉食”的时间节点还要早些，可以上溯至先秦。“粉食”干什么？做糕、烙饼、裹团子……这样的啰里啰嗦、兜兜转转，目的何在？无非要证明：元宵节吃汤团，并不是唯一的选项，那些不用水煮的团子，同样是与元宵节很搭的传统吃食之一，举例说，粢毛团。粢毛团长成怎么一副模样？它就像上面滚满了一粒粒晶莹发亮的糯米的大号本地汤团。“度娘”一下，其对粢毛团的定义恐怕不能令人满意——“因制成熟团裹包糯米后，形似白毛而得名，是上海盛行的家常点心”，它的逻辑好像是，熟的团子-包裹糯米-制成粢毛团。稍微见识过粢毛团的人，都会对这种表述无法理解，明明嘛，是一种鲜肉馅或豆沙馅的团子，外表滚（裹）上糯米粒后，上笼蒸熟的点心，因裹在表皮上的糯米粒在蒸熟后形似一簇簇白毛而得名。奇怪，为什么好端端汤圆上面要滚满糯米粒？不知道。老朋友薛理勇兄倒是有这样一说：“上海的正月天气寒冷，正月半做的圆子一时吃不了，冷食又不宜，于是大多放到饭上一起蒸熟，圆子的表面就沾了许多饭粒。后来商家利用此法，故意在团子外面均匀沾上糯米饭粒，就被叫做‘刺毛团’。”（《清明说“团子”》）在我看来，那是薛兄在编故事啊！但迄今也只有这样的“演义”才是最合理的——假如我们没能找到更实锤的证据的话。薛兄这段话中真正让我感兴趣的，不是推测的合理与否，而是一个时间概念——正月半。那不正是元宵节啊！他告诉我们：在元宵节，可以吃汤团，也可以吃粢毛团哩。元宵节的节庆主题，离不开观灯和吃圆子两大活动。前几天，我跟熟谙博物掌故的杨忠明兄讨论他写的一篇文章中所引“见说马家滴粉好，试灯风里卖元宵”（清代诗人符曾《上元竹枝词》）一诗，描绘的究竟是元宵节前夕的情景还是元宵节当中的情景。后来我做了一点功课，才明白自己钻了牛角尖：古时各朝元宵节的时间段安排多有不同，有从正月十四到正月十八的，也有从正月初八到正月十七的……因此，是不是正月十五并不重要；是先观灯还是先吃汤团也不重要。真正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边走路边吃元宵边观灯行得通吗？就像我们现在常说的那样，“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两者不可同时进行，两全其美。你哪儿见过手里捧只盛着汤团的碗，且行且吃的？然而，如果换成粢毛团，这种可能性就大大的了。因此我把粢毛团看作是“行走的汤团”。一般来说，糕团店的产品，糕要热吃，团要冷吃。这是由于大多数的糕都是现蒸的、大多数的团都是冷作的（糯米粉热加工，冷却后制作）。有个例外，作为“我的团长我的团”的一分子，粢毛团却要热吃。为了不烫手、不黏手，粢毛团作了“自然选择”——外表镶滚糯米粒。这样，既有硬度，以便突出固形效果，增添咬劲，又可间离热度，避免灼伤。更重要的是，我们终于可以毫不困难地边走边吃边观，并且能在寒冷中享受刚出锅的汤团“一咬一包汤”那种待遇，顶层设计，堪称完美。糕团店里是不存在“鲜”的，如果卖鲜肉粢毛团、菜肉粢毛团，那该另当别论。触发味蕾苏醒的其他手段，是把粢毛团蒸到滚烫程度。事实上，我们抛弃的是不像汤团不像粢饭的纠结和锁链，获得的是口味空前解放——既有汤团的细腻和流畅，又有粢饭的原始和质感。听说现在元宵夜游，有的人手里拿的是类似日本“菓子”或者垫着一张箬叶的糯米团，算是对于元宵佳期致敬。这就让我更惦记起粢毛团了。
非常怀念当年静安寺对面的“鼎新园”，摆在窗口的几个高大的蒸笼整天热气腾腾。为了那一枚粢毛团，人们近悦远来。如今，“鼎新园”安在哉？但愿，“皮（店）之不存，毛（粢毛团）将焉附”这句话，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比如放在粢毛团上。（西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