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嵩是明朝著名的权臣，江西人，老年拜相，曾权倾朝野。历史评价严嵩是个奸臣，《明史》将其列为明代六大奸臣之一，称其"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民间通过文艺作品和历史典籍的传播，尤其是戏曲的影响，严嵩不折不扣的大奸臣的形象早已深入了人心。
人的一生，是有其活动转变的轨迹的，我们先来看看严嵩的一生经历，再来评判严嵩的是非功过。
年轻时候的严嵩是个正直有才的人。1505年严嵩以会试考中二甲进士致仕，他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当时就展现了其不同于常人的才华，包括阁臣李东阳在内的不少士大夫都“咸伟其才”。后来刘瑾执政期间，受焦芳的挑唆， 对南方士大夫采取排斥的方针，特别提出“毋得滥用江西人”，严嵩辞职， 回到分宜县境内的钤山隐居读书，在那里过着平静而又清贫的生活，有十年左右。他的诗“一官系籍逢多病，数口携家食旧贫”，“近知理俗事，学种南山田”是他那时生活的写照。据说李梦阳曾到钤山拜访他，赠诗说 “问奇颇类扬雄宅，醒酒真轻李相庄”， 严嵩和诗“地僻柴门堪系马，家贫蕉叶可供书。莺花对酒三春暮，风雅闻音百代余”。
1516年，严嵩被武宗召回朝廷。复官之初，严嵩对朝政多持批评，他多次在文章中提到，“正德间，天下所疾苦莫如逆竖妖僧”。武宗运楠木北上，他写道：“今湖南运殿材巨楠数千株，联筏曳旗，蔽流而上。楠最硬者围丈余，长可五十尺，诚天地间奇声。然此木一株，山伐陆挽水运至此，费数百金矣。”此时的严嵩还保持着一颗愤青之心。
1521年，世宗即位几个月之后，严嵩升南京翰林院侍读，署掌院事。
1525年，严嵩升国子监祭酒，又由南京回到北京。
人家都说官场是个酱水缸，从南京到北京，人们在严嵩的身上发现了一个变化，那就是他将利禄看得重了，他挂在嘴边的就是“禄不逮养，学未有成”之类的话，也就是从他任祭酒时就有很多人不断地说他不清白了。
1528年，严嵩以礼部右侍郎的职务步入上层官僚的行列。这一年，他被世宗派往湖广安陆（今湖北钟祥）监立显陵碑石。还朝后，严嵩上了两道奏疏。一道奏疏叙述了河南灾区的情况，另一道奏疏叙述了途中所见祥瑞，提出撰文立石以记之。一呈祥瑞、一报灾异，反映了严嵩既有阿谀圣上的一面，又有关心民情的一面。两篇奏疏都收到了好的结果。 对于前一疏，世宗批道：“这地方既灾伤重大，将该年勘过有收分数起运钱粮暂且停止，待次年收成之后带征，其余灾轻地方照例征解。”对于后一事，世宗批道：“今嵩言出自忠赤，诚不可泯。依拟撰文为纪，立石垂后。”进献符瑞，是世宗所乐于接受的，救灾安民，是当年的世宗所关心的。可以说，这一次外差，使严嵩得到世宗的欣赏。
后来的几年里，严嵩先后改任户部、吏部侍郎。
1532年，升南京礼部尚书，两年后改南京吏部尚书。
1536年，严嵩赴京朝觐考察，被世宗留下，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由于世宗对议礼的重视，礼部尚书在部院大臣中地位尤其显赫，往往成为进入内阁的阶梯。严嵩和世宗的接触开始频繁起来。据他后来回忆说，当时世宗忙于同辅臣及礼部尚书等制定礼乐，有时一日召见两三次，有时至夜分始退。他住在城西约四里，乘车驱隶弗及，往往是单骑疾驰。
1538年，有人上疏请献皇帝庙号称宗，以入太庙。朝中诸多大臣，包括严嵩在内，都想阻止这一行为。为此惹怒了世宗，世宗写了一篇《明堂或问》，严厉质问群臣。严嵩屈服了，他尽改前说，并且“条划礼仪甚备”。
献皇帝入庙称宗之争，是大礼议的尾声。严嵩在这件事上碰到了小小挫折，但是他却学会了如何应付性情多变无常的世宗。
严嵩的勤勉，再加上温顺，使他很快就博得了世宗的好感，他开始不时地召见严嵩。当时不时得到召见的官僚还有武定侯郭勋、成国公朱希忠、驸马都尉崔元、阁臣夏言和顾鼎臣，这些都是世宗的近臣，从此严嵩作为世宗亲信的地位被确定下来。
1542年，首辅夏言革职闲住，严嵩加少保、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仍掌礼部事。这是他经历第一场重大斗争所取得的结果。
夏言入进士时，严嵩曾为同考官，两人有师生情义。夏言倡导议礼，他建议立南、北二郊，实行天地分祀，得到世宗的赏识，一年中，由正七品的都给事中升至正二品的礼部尚书。所以说他比严嵩早发达。夏言入阁以后，推举严嵩任礼部尚书。因有引荐之恩，夏言对严嵩傲慢无礼，把他视作门客，两人关系迅速恶化。这一年，夏言因拒服道冠法服等事，招致世宗不满。严嵩适时地利用世宗的不满，攻击夏言，促使了世宗下决心除去夏言。
1544年，首辅翟銮犯事被削籍，严嵩成为首辅，先后加太子太傅兼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太子太师、少师，成为文臣中职位最高的。但是严嵩感觉到他的地位并不巩固。
严嵩感觉的威胁仍然来自夏言。世宗曾几次表露出对夏言的眷恋之情。严嵩闻知此事，为迎圣意，他主动提出，“故辅臣夏言可诏用”。夏言再次成为首辅后，和先前一样不以同列看严嵩。凡有批答，他独自拟稿。只要是他憎恶的或是与严嵩走的亲近的官僚，他一概逐斥。严嵩看在眼里，恨在心里，然而夏言有世宗罩着，他噤不敢言。
这一段时期，严嵩对世宗一直保持谦恭的态度，他一切小心谨慎，不让世宗感到他在独执朝政。生活细节上，他也颇为留意，不让外人抓住把柄。严嵩像一直老狐狸一样韬光养晦，他在等到着机会。
1548年，时机终于来了，严嵩利用"复套"事件，同时又利用掌管锦衣卫的都督陆炳与夏言的矛盾，总兵官仇鸾与曾铣的矛盾，联合陆、仇二人，确立夏言与曾铣交结为奸的罪名，把他们置于死地。
夏言死，严嵩与仇鸾的矛盾开始激化。曾铣被杀，仇鸾得到世宗的信任，他不甘心为严嵩掣肘。就上密疏揭发严嵩与严世蕃所行事，引起世宗的重视。严嵩受到冷淡，大臣入值，他有四次不曾被宣召，随同其他阁臣入西苑时，也被卫士拦阻。后来陆炳告发仇鸾的不轨行为，仇鸾忧惧而死，世宗和严嵩之间的芥蒂才消除。
就这样严嵩相继除去了政敌夏言、仇鸾，朝中一时无与匹敌。但严嵩也深知世宗对大臣的猜忌心理，为了保住权位，他开始清除异己，对所有弹劾他的官僚都施以残酷的打击，轻者去之，重者致死。沈鍊和杨继盛的死就是突出的例子。
沈鍊任锦衣卫，为人刚直，嫉恶如仇，他看不惯严嵩的做法，曾经罗列严嵩十条罪状上疏世宗。主要指责严嵩“要贿鬻官，沽恩结客”“妒贤嫉能”“阴制谏官”“擅宠害政”。严嵩由此大恨，诬陷沈鍊，沈鍊被世宗谪发至塞外保安。沈鍊在塞外以詈骂严嵩父子为常，嵩闻之大恨，后以白莲教徒之名诬陷沈鍊，沈鍊被兵部被杀。
杨继盛任兵部武选司郎中。他上疏论严嵩十罪、五奸。把世宗最头疼的北边安危与严嵩联系在一起，又把世宗最相信的天象说与严嵩联系在一起。奏疏十罪五奸的内容主要仍是贪贿纳奸，结党营私，打击异己。这些都是世宗的大忌，但是他的上疏结尾处却有不当之言“愿陛下听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问裕、景二王，或询诸阁臣，重则置宪，轻则勒致仕。”犯了世宗的大忌。世宗听信的是道家者言，根本不愿见二王，还有藩王不当过问政事，询问二王是何用意？所以说世宗看后大怒，严嵩就利用这一点反诬陷杨继盛，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杀了杨继盛。
杨继盛死后，深谙官场规则的严嵩开始了他揽权活动，在他的周围聚集了很多他的追随者。他一方面培植自己的势力，广结党徒，另外想方设法加重自己说话议事的分量，形成了朝中世宗对他的倚重。
严嵩虽然弄权专朝，但是对于民间的疾苦却很上心。他关注的重点是灾情和赈灾事务。
济南直隶受灾，吴鹏奉旨赈灾，严嵩起草的敕书写道：“命尔前去会同彼处抚按官及营田都御史，督同该府州县官，将被灾人户查审以完，计口给赈，如前项银米不敷，即查各府州县预备仓粮，及在库无碍银两相兼支用，分投给散，务使贫民各沾实惠，毋致里书人等侵留作弊。”
1553年，严嵩与世宗讨论赈济问题，还说：“请以太仓米数万石平价发粜，或可稍纾日前之急。其山东、河南等处当多发临、德二仓米给赈。”“发米出粜，虽米价稍平，但四处饥民有身无一钱者，未免仍坐毙道路。请于十万石内以八万石出粜，济在京军民，二万石敕户部委官运赴城门外各厂，每早召集饥民，人给一升，庶得并沾实惠。”
1545年，分宜等县旱荒，民众乏食，严嵩还将世宗所赐银二千余两买稻谷五千余石陆续赈济饥民。严嵩说，这样做是为了“以广圣泽”，或者说，是为了维护明朝的稳定。
严嵩还非常重视边境民族关系。
北边的民族关系，让世宗最感棘手。严嵩一贯主张不可轻战，他对北边形势的认识从来是不乐观的。所以说严嵩又一再告诫主持战事的兵部尚书丁汝夔不要轻战。
1542的八月，严嵩刚刚入阁不久，在与世宗谈论边事的时候他曾这样说过：“臣以为虏寇不足患，惟中国久安，武备久弛，将领非人，兵力单弱，粮饷缺乏，边围空虚而民不见征，法令不严而将帅不肯用命，功过不明而上下相为欺蔽，使虏得以窥我虚实，此深可患者也。”疏论中对“择大将”、“募壮勇”、“足粮饷”、“严法令”、“信赏罚”等问题均有精采的论述，最后归结为：“此数者，人皆知之，皆能言之，而未见诸实行者，无乃未得其人欤？诚得人，以视国如家为心，以之择将必无私举，以之募兵必得实用，以之处粮必无空乏，以之定赏罚必无轻纵。”世宗读后连连称叹，说它是“探本穷源”之论。尽管言之壮烈，严嵩的基本主张却是守险。
1549年，严嵩再次与世宗讨论北边形势，他的守险主张更加明确。世宗问：“北虏累年入犯，我皇高祖考岁一驱逐，今如遵举一行，可欤？”严嵩无关痛痒地颂扬了世宗“圣谟弘远”一番，然后说：“今时非前比，只严督将臣守御，自可无事。巡驱之典似不必尽同于昔也。”出于守险的需要，严嵩对边墙十分重视。
1557年，鞑靼一部逼近永平、迁安等处。严嵩提出：“须将各口原修未竟边墙，作速修补坚固”，“须严敕督抚官遍阅已修者，增坚未修者，作速修完，务在实行。”
对于粮饷，严嵩也很关心。
1558，大同地区丰收。严嵩说：“近闻大同颇熟，银一两可得米九斗。臣等伏念此时发银该镇，令趁时籴买，备半年饷。用一倍，可得三、四倍之利。”“若延至来春二、三月时，米价腾贵，银二两才可得米一石耳。
对于倭寇问题，严嵩也发表过不少见解。
严嵩的见解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对倭寇成份的看法，他说：“倭寇之起，因闽浙人下海通番得利，聚徒众盛，遂起狂谋。去岁只在沿海侵犯，今则各地深入。据报，真倭数不满千，皆系漳温近海贼徒结伙导引，一如北虏我逆之导也。”这也是当时相当一部分士大夫的看法。二是扩大统帅的权限。他认为，数年来东南战事不利，“皆本之铨曹及督抚诸司怀欺不忠，号令不一，寡谋失律之所致”。他起草的给总督胡宗宪的敕谕中宣布：“其在军门及行军之际不用命者，武职自参（将）、游（击）、都指挥以下，许以军法从事；副总兵先取死罪招由，令其戴罪杀贼；文官四品以上指实参究，五品以下径自拿问。”
抗倭英雄胡宗宪平定倭寇海盗立了大功，这和严嵩的信赖和扶植是分不开的。
此外，严嵩在建储问题上的表现更是值得官僚们的称赞。
1553年，太子还没确立，世宗安排裕王朱载垕（即后来的穆宗）、景王朱载圳的婚事，诏于各府举行婚礼。严嵩首先表示不同意。他说这虽是先年亲王旧例，“但臣等思得府第浅窄，出府未免与外人易于相接，在亲王则可。今日事体不同，臣等再三计之，实有未安”。他认为可以“俱留在内成婚，亦于保护为便”。世宗不客气地问：“出府之不可，是害及二王，是害及朕，卿等明说来。”严嵩回答：“储贰名分未正，而又出居于外，虽应得者亦怀危疑。府第连接，仅隔一墙。从人众多，情各为主，易生嫌隙。此在二王不可不虑者也。先朝有太后在上，有中官、东宫，体势增重，主上尊安。今列后不在，至亲惟有二王，却俱出外，此在圣躬不可不虑者也。”一年以后，严嵩又进言：“自古帝王莫不以豫建太子为首务。臣叩奏密对，屡以为请，圣衷渊邃，久未施行。中外臣民引颈颙望，谓此大事，置而不讲，臣等何以辞其责！请及开岁之首则告举行。”这是严嵩最能直言，也是世宗最不肯接受的一件事。世宗甚至说此论“恐非安上敬君之道”，再有复请者，必“重加以刑”。
史家对此事的评价却颇为公允。对严嵩素无好感的官僚徐学谟说：“嵩此论既虑二王在外易生嫌隙，又虑二王在外主势甚孤。此外臣所不敢言者，嵩以恃上知遇，故为是危言耳。不可以人废言也。”
严嵩顶峰时期权势前无古人。他在位时，“江右士大夫往往号之为父。其后，外省亦稍稍有效之者”。当时的官僚可以说是对他非常地敬畏。
但是人的权利到一定时候，私欲就会膨胀，严嵩也是如此。他有儿子叫严世蕃，严嵩对其就特别的宠爱和放纵。严世蕃为人奸猾机灵，一副富家公子形象，但是眇一目。他不是经过科举走上仕途，而是借他父亲的光，先入国子监读书，后做官，累迁至尚宝司少卿和工部左侍郎 。为了培养严世蕃，严嵩可是煞费苦心。严嵩1548年再入首辅时，已经年近 七旬，年迈体衰，精力早就不济了，这时候有什么事，他就把严世蕃顶在前面，他的口头禅是"等我与东楼小儿计议后再定"，有时甚至私下让世蕃直接入值，代其票拟。后来， 严嵩干脆就将政务都交给其子，世蕃一时"权倾天下"。严世蕃贪婪成性，利用各种手段大肆搜刮，家财富可敌国 。据说，严世蕃与妻子要将金银埋藏到地窖里，想起这都是仰仗他父亲得来的，于是就请严嵩来观赏，严嵩一见，数量之巨出乎想象，顿时目瞪口呆。
但是，对于家人，严嵩的约束还是比较严格的。有一个叫林一新的官僚，任江西佥事，严嵩家仆有不法者，加以笞责。后林一新入贺京师，严嵩对他“甚加敬礼”。不过严嵩的权势过大，后来他的仆隶都成为士大夫结识的对象。管家严年号萼山先生，公卿“得与萼山先生一游者，自谓荣幸”。
所以说，对于严世蕃和严府家人的作为，严嵩当然是负有责任的。
严嵩老年就有点昏聩了，权力在手，自认为不可一世，他的傲慢态度在世宗面前开始渐有显露。
1561年，吏部尚书吴鹏致仕，严嵩举荐他的亲戚欧阳必进。他上密启说“谓必进实臣至亲，欲见其柄国，以慰老境”。但是世宗厌恶此人，气的把推荐函扔到地上，但是最终碍于情面，还是答应了他。后来严嵩密启的内容传出，许多官僚大为吃惊，说他“与人主争强，王介甫（安石）不足道也”。年迈的严嵩逐渐不能正确思考和判断，他在世宗心目中的地位开始逐步地下降了，后来频临边缘。
严嵩的下场是很惨的，缘起于一次道教活动，这次活动决定了严嵩的命运。
1567年，世宗召徐阶推荐的方士蓝道行进入禁中，常常让他预卜祸福。有一日，严嵩有密札言事。徐阶事先通报蓝道行，蓝道行降神仙语，对世宗称：“今日有奸臣奏事。”世宗看到严嵩的密札，一生信奉道教、礼拜神仙的世宗对他究竟是忠是奸发生了疑问。这时正在一内侍处避雨的御史邹应龙听到这个消息，认为是个好时机，马上上疏论严嵩父子不法状。结果是，严嵩被勒致仕，严世蕃先是发戍，后以通倭罪被杀。籍没严嵩家，上报的只有金三万二千余两，银二百余万两，另有珠玉宝玩数千件。抄家时牵涉面很广，“江右小民，疮痍数十年犹未复”严嵩回到江西，尽管他曾为家乡父老做过一些好事，却晚景凄凉，“死时寄食墓舍，不能具棺椁，亦无吊者”。
严嵩终年八十八岁。
从严嵩的一生经历来看，对于一个混迹官场一辈子的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说不上大奸大恶。从很多方面来看，严嵩的态度，甚至是积极和正道的。
历史上说严嵩是“奸臣”，有很多理由是捕风捉影的，能够拿出手的，主要在贪贿和揽权上。说他贪贿，查抄严嵩家时，一共查出来3万多两黄金，200多万两白银，还有一些玉石宝玩，这对于一个权倾朝野、位极人臣的权相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所以说，说他奸或贪，只能集中在揽权上。但是政治斗争是无情的，严嵩揽权过程中所做的事也尽在可控制的范围之内。所以说《明史》把他昭列在奸臣之内，称他“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是不够确切的。
其实， 从严嵩下台后，就有人认为他是奸臣很冤枉。
后来，有人说，严嵩的倒台是因为“谋反”，“通倭犯上”，这一点被以后的历史学家所否认。 首先，严嵩已经是位极人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从他的表现看，除了权欲熏心，排除异己之外，并没有勾结倭寇的意图，反倒对抗击倭寇持支持态度。其二，严嵩经常为皇帝写青词，嘉靖皇帝喜欢炼丹，每炼完一炉，都要找人尝试，严嵩多次亲身当试验品，每次都要写实验报告，最终导致重金属中毒。所以说，严嵩一直在维护着皇帝，对皇帝忠心耿耿，根本就没有做乱犯上的意图。后来的张居正在主修《世宗实录》时认为，严嵩的罪名不是“谋反”，而是“奸党”，这里回护的意思就很明显，说他充其量也就是称个“贪官”而已。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严嵩“奸臣”一称号的叹息。
《明史》评述说：“嵩窃政二十年，溺信恶子，流毒天下，人咸指目为奸臣。” 严嵩去世后，他所背负的“奸臣”骂名非但没有消失，反倒更为流传了，这恐怕是他不敢想，也想不到的，他的名字成了奸臣的代名词。遗臭万年，只能说严嵩是带着无尽的委屈和愤懑，不甘心地到了另一个世界的。
对严嵩的抹黑，明代另一个有名的史学家王世贞也出了大力。
王世贞与严嵩有杀父之仇。王世贞的父亲叫王忬， 兵部右侍郎、蓟辽总督。王忬偶然得到了价值连城的国宝《清明上河图》，被严氏父子得知，二人就向王忬索要。王忬迫于严氏父子的权势，就让一个画师临摹了一张送给了严嵩，这件事不知道怎么传到了严嵩的耳朵里，严嵩对其怀恨在心。后来严氏父子借王忬戍边不力下狱之机，上奏世宗将其杀死了。因为这段积怨，王世贞对严氏父子恨之入骨。后来在他在其所著的《嘉靖以来首辅——严嵩传》以及其他史著中，对严嵩大加诋毁。王世贞的影响力很大，严嵩声名能够一落千丈，他的作用也不可低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