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
四年前，笔者有幸结识了汪曾祺的内侄、85岁的上外离休干部施行先生。初次见面，他就捧着两本汪曾祺的书，神采奕奕地谈起这位让他引以为豪的姑父，一聊我们就聊成了忘年交。在读者眼中，汪曾祺是文学才子，沈从文的得意门生，“短篇小说之王”“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他对生活细节的观察力、文字运用能力，对人性的感知能力都属一流，他是20世纪中国文坛的常青树，“汪迷”遍天下。然而，在亲人眼中的汪曾祺却并不如此风光：他平凡，甚至有点自卑；他沉默寡言、有点固执己见；他“没大没小”，在家中甘居末位。
>>平凡
在家人眼中，汪曾祺很平凡。1974年，施行第一次见到姑父汪曾祺。当时汪曾祺虽然已经“摘帽”，但依然显得有点自卑。
汪曾祺在40年代已经以写作出名，但在家中却从不显山露水，以至于施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知道他是个作家。1974年，施行为编写词典在北京住了一年，有时就住在汪曾祺甘家口的家中，与这位姑父有了亲密接触。在他眼中，姑父沉默寡言，在家里几乎都不说话，只是偶尔说说笑话。他总是把自己关在一个七平方米大小的斗室里面，一个人睡。汪曾祺在《无事此静坐》中曾写过，他外祖父家中曾有一幅字，上书“无事此静坐”，儿时的他就很喜欢，也常常拿一本书悄悄地走空房间，坐下来读半天。他有几分得意地说：“我小小年纪，就已经有一点儿隐逸之气了”。晚年的汪曾祺，也像个隐士。1986年，他曾自言“三十多年来，我和文学保持一个若即若离的关系，有时甚至完全隔绝，这也有好处。我可以比较贴近地观察生活，又从一个较远的距离外思索生活。”
汪曾祺
汪曾祺虽是施行的姑父，但施行却并不当面叫他“姑父”。汪家人都亲昵地叫汪曾祺“老头儿”。汪曾祺在其散文名篇《多年父子成兄弟》中曾表达过对家庭关系的看法：“我觉得一个现代化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就连汪曾祺的孙女都叫他“老头儿”，还打趣说：“他是什么作家？他是‘坐家’，坐在家里的‘坐家’。”在这样“没大没小”的家庭里，施行每次见了汪曾祺，都不知道应该叫什么好。叫“老头儿”显得不尊重，叫姑父又显得生分——只好尴尬地不叫。
这个平凡的老头也有个平凡的爱好，就是做菜。他喜欢买菜、做菜，家中一天三顿饭都是他主厨。他的生活很简单，逛菜场、做菜、写作。每到一个地方，他就去逛当地的名吃，研究其做法。他会研究菜谱，为推出新菜而动脑筋。每次家中来人，他都会张罗一桌好菜。汪曾祺对施行说：“每次你们来，一进电梯，我就在琢磨做点什么好吃的。”可是他拿手的淮扬菜总是萝卜丝、干丝这几样，施行当时并没有觉得有多好吃，现在想起来不难吃。他笔下的那些美食，却勾馋了一众海内外读者。
画画也是汪曾祺生活的一部分。他的父亲是画家，他也喜欢作画，高中毕业曾想考美专。读者也许会记得《受戒》中小英子对明海的称赞：“他会画！画得跟活的一样！”汪曾祺也像明海一样，会画石榴花、栀子花、凤仙花、石竹子、水蓼、淡竹叶、天竺果子、腊梅花……画画对于他而言是一种娱乐，并不以此奇货自居——谁向他索画，他一概来者不拒，甚至会主动送画。施行从未向他要过画，他却主动画了一幅送给他们夫妇，题名《同度春光》。
汪曾祺送给施行夫妇的画
平凡也是一种魅力。王安忆便佩服他的“平凡”：“总是最最平凡的字眼，组成最最平凡的句子，说一件最最平凡的事情，轻轻松松带了读者走了一条最最平坦顺利简直的道路，将人一径引入，人们立定了才发现：原来是这里。”在亲人眼中，汪曾祺没有架子，认真做事，追崇平等，人老而童心未泯。正是因为如此，他的作品才能够如此充满魅力。在家庭生活中，他“没大没小”，甘居末位；在写作中，他也从不掩饰自己对生活的爱，对平凡美的追求，所以他的作品可以简简单单、干干净净，却直击人心。
>>固执
在施行眼中，汪曾祺是一个有点固执的人。他对自己的作品充满信心，即使被退稿也从不黯然。他坚信自己会进入文学史。他说：“我当不了大师，可我会成为名人。”他固执地写短篇小说，从未写过长篇。他曾在文字中坦白自己这种对短篇小说的执念：“我知道，即使我有那么多时间，我也写不出多少作品，写不出大作品，……这是我的气质所决定的……我的气质，大概是一个通俗抒情诗人。我永远只是一个小品作家。我写的一切，都是小品。”他认为长篇小说不行，本来没有那么长，是作家硬把它拉长。他虽读过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但并不喜欢，读这本书也是因为在右派下放的时候没事干才读的。在他看来，“长篇小说就其体裁来说就不自然，就不符合生活的实际情况。”
汪曾祺的字写得很漂亮，一直坚持手写，拒绝使用电脑。他对现代化的设备一向不太热衷，据说在家中连电视机频道也不会切换。施行1993年学会了电脑打字，曾想劝说汪曾祺用电脑。他却说：“不，我不用，电脑一用以后，我的本色就没有了，没噱头了。我就是要靠写。”他喜欢写字。在小说中，也能够感受到他对写字的钟爱。《卦摊》中写字的场景，令人难忘：“他有时候伏在地上写字。用纸，用拆开的香烟盒子，用薄薄的小板，因材就用，各取所宜，长短大小不一，都把它写得满满的。……似乎自有一种意义，不可了解，超乎了解的意义。”写字与吟诗一样，是名士的一种风度，怎能随意放弃？写字对于他而言，与文学写作之间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他曾经打过比方：“写作品好比写字，你不能一句一句去写，而要通篇想想，找到这篇作品的语言基调。”
他抽烟、喝酒，我行我素。他的烟瘾很大，正如他在《艺术家》中所描述的：“抽烟的多，少，悠缓，猛烈，可以作为我的灵魂状态的纪录。在一个艺术品之前，我常是大口大口的抽，深深的吸进去，浓烟弥满全肺，然后吹灭烛火似的撮着嘴唇吹出来。夹着烟的手指这时也满带表情。”抽烟，对于汪曾祺而言，与写作一样，能够给他带来“一种高度的欢乐，一种仙意，一种狂”。他的酒瘾也很大，连家里的料酒都喝。有一次他喝得烂醉如泥，躺在街头睡着了，正好被沈从文发现，带回家里把他唤醒。即便如此，他也不愿意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他居然说：“不让我喝酒，就是打破了我的‘生态平衡’”。喝酒伤肝，他晚年肝不好，施行就帮他在上海买过蚂蚁，据林斤澜说还挺有效果。也许正是因为这份对酒的痴迷，汪曾祺的笔下不乏鲜活的“酒徒”，酒不光有烧酒、甜酒之分，有颜色，还有肥瘦。就像《七里茶坊》里面写的酒：“蒸酒的时候，上面吊着一大块肥肉，肥油一滴一滴地滴在酒里。这酒是碧绿的。”字里行间浸透着一个“酒徒”作家对酒的感情。
>>深情
汪曾祺笔下的理想女性，美丽、鲜活而充满生机；他写的理想爱情真挚而自由，正如他在《大淖记事》里面所言：“这里的女人和男人好，还是恼，只有一个标准：情愿。”有人说这种风气不好，可是汪曾祺却为此打抱不平：“到底是哪里的风气更好一些呢？难说。”或许会有人以为汪曾祺是一位风流才子，其实不然。
1947年，汪曾祺在《牙疼》中曾写过他与S的故事。他牙疼了好几天，S陪着他，央求他明天一定去看。一晚上不见，他一早就披着衣服给她写信，第一句是：“赞美呀，一夜之间消褪于无形的牙疼。”她了解他的脾气，却又不愿意他受苦。后来他们短暂分离，“S临别，满目含泪从船上扔下一本书来，书里夹一纸条，写的是‘这一去，可该好好照顾自己了。找到事，借点薪水，第一是把牙治一治去。’”拖到最后他还是没有去治牙，写了文章还淘气地说：“真不希望这让S看见，她要难过的。”这位S的原型就是其夫人施松卿。另外一篇小说《寂寞和温暖》中写的女科研人员沈沅身上也有施松卿的影子：她出生于马来西亚的滨海小城，家乡是福建的侨乡，她在南洋读小学，回国来上学，外语很好，喜欢文学……
据施行介绍，大姑施松卿出生于1918年，父亲施成灿是马来亚（1965年9月16日独立后才改称马来西亚）华人医生、侨领。她祖籍福州长乐，先后在马来亚、新加坡、福州、香港、昆明等地求学。1939年，她考上了西南联大物理系，和杨振宁是同班同学。后来转过两次系，先到生物系，再到外文系。她清秀瘦弱，淡眉细目，在西南联大外号“林黛玉”。1945年，她与汪曾祺因同在昆明中国建设中学任教而相识。施松卿就像汪曾祺笔下的理想女性：活泼、主动，年龄比男方要大。她很早就读过他的文章，一读而难忘。她也喜欢写作，1948年就有3篇小说在《大公报》副刊发表。他们于1949年结婚，育有一子二女。
家里人都能看出他们之间的爱。汪曾祺爱施松卿的方式是尊重她，信任她，不干涉她的自由。谁都可以叫汪曾祺“老头儿”，可汪曾祺却不许别人怠慢施松卿。施松卿晚年经常被邻居叫去打麻将，一打就是大半天，汪曾祺也不阻拦，但总感到很遗憾。汪曾祺1987年访美三个月，给她写了16封信。他与她无话不谈，还向她炫耀道：“不知道为什么，女人都喜欢我”。她也不生气。
施松卿与汪曾祺
施松卿爱汪曾祺的方式是给他最需要的理解、支持和保护。他们的房子很小，一家人挤得喘不过气，满地摊着赠报赠刊。即便如此，汪曾祺仍能保留一间“自己的房间”，七个平方的斗室。她曾任教于北大外语系，退休前是新华社对外部特稿组高级记者。亲人眼中，施松卿生性好强，既主内又主外，是家中说一不二的“一把手”。她总是能够紧跟形势，一辈子不犯错误。她的社会地位与收入都比汪曾祺要高，却总是能够给予汪曾祺最需要的爱。她保护他的童心与固执；支持他的写作，并引以为傲。每次施行来访，她都会送他汪曾祺写的书。汪曾祺年轻时悲观厌世，甚至想自杀；晚年的他饱经苦难，却成为了乐观主义者：在写作中保持真性情，故事温暖而怡然自得。他也可以说是“大器晚成”，在80年代的“横空出世”，背后都有施松卿的爱与付出。汪曾祺1997年去世，享年77岁；施松卿则于次年撒手人寰。他们相濡以沫，携手度过了48年的风风雨雨。
汪曾祺在亲人眼中的平凡，在文学中表现为一种难得的隐逸、闲适；他在家中甘居末位，与儿孙“没大没小”，在写作中也亲切如邻，以人性回归文学，延续了中国文学之文脉。平凡、固执与深情形成了一种内在和谐，构成了汪曾祺作品独一无二的气质。
施松卿与施行
作者：狄霞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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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