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大阪莲花幼儿园除了教育小朋友，也为家长开设课程。园长秋田光彦认为，幼儿教育问题必须放到更大的社会构造中思考。 （受访者供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9年9月19日《南方周末》）
英国作家切斯特顿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我的朋友，当你我年轻的时候，世界已经很老了。”2019年9月，纪录片《他乡的童年》播出期间，导演周轶君化用了这句话：“当我们讨论童年时，这世界已经很老了。”
2018年11月，周轶君及团队开始了为期十个月的六国教育之旅——从崇尚平等的芬兰开始，到集体主义的日本、贫富差距大的印度、追求创业的以色列及贵族精英式的英国，最后视角重新回到中国。
周轶君更为人熟知的身份是记者，2002年到2004年，她曾是全球唯一常驻以色列加沙走廊的国际记者。对周轶君来说，焦虑是拍摄这部纪录片的源起——“中国父母可能是天下最焦虑的家长。我们经历了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的各种方面转型，我们这一代父母变成了和过去所有的父母都不一样的人，我们希望给我们孩子什么，我们对自己上一代的观念怎么看，特别没有参照”。
2018年9月,智课教育发布的一份《中国家长教育焦虑指数调查报告》显示，68%的家长高度焦虑教育问题，最焦虑时间是孩子的幼儿和小学阶段。
走访芬兰的时候，小学三年级教师拉妮带着孩子来到当地的健康服务中心。当老人和孩子一起在白纸上作画的时候，一位老人说自己从来没有学过画画，只是很喜欢。拉妮告诉周轶君：“这些画不是用来彼此竞争，所以他们可以在纸上自由地表达自己。”
“我们总是被说你这个不行那个做不好，你不可能做到那个这个……现在我开始明白，为了生活而学习是什么意思了。”周轶君说。
同行的一位中国女同事想起自己小时候看侦探小说时，父亲讲的“你能不能看点有用的书”，一下子就把她对侦探小说的兴趣浇灭了。拍摄前，她对教育话题毫无兴趣，也没有参与之后几国的拍摄，但看完之后一集时，她发现片中的孩子非常有朝气，生孩子也许并不是那么为难的事情。
出品方优酷向南方周末记者提供的数据显示，该片的一二线城市观众占比高达60%，女性观众占总人数的66%，博士观众的占比是优酷平均水平的3倍有余。
“最好的学校是哪所？ 最近的那一所”
作为世界上享负盛名的幼儿园之一，位于东京的藤幼儿园被设计成了一个独特的圆形建筑，孩子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在巨大的空间里奔跑。设计师之一的手冢贵晴说：“在普通幼儿园，孩子不能决定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但在这里，孩子可以决定距离。”
草坪被故意设计得不平整，手冢贵晴的理由是——面对不方便，孩子们会开始思考，并形成他们自己的理解。幼儿园里随处可见“不方便”的地方：进屋的地板会设置鞋子摆放的标志；门被设计得无法自动合上，需要孩子自己关紧门；洗手处没有水槽，如果不主动关掉，鞋子会被水流溅湿……
藤幼儿园的做法也受到观众的质疑。有网友认为，这种理念超前、设计精致的幼儿园是否具备推广意义：“幼儿园收费多少？幼儿园和学校教育如何衔接？东京贫民集中地山谷区单亲妈妈送孩子去的幼儿园是什么样的条件？”
周轶君发现，日本普通家庭也会为孩子设置鞋印，普通幼儿园也有用沙地代替塑料跑道、孩子光脚奔跑的传统。
相比日本幼儿园在细节上的用心，芬兰则推行积极的无差别教育理念。芬兰的小学没有任何形式的考试，爱、公正、创造力、雄心、善良、毅力等词汇贴在了学校的墙上。拉妮解释：“哪怕我们中的某个孩子不擅长数学或者科学，也不擅长艺术，他们依然能发现自己的力量。”
在赫尔辛基的SYK小学，9岁的小男孩尤斯特斯谈到自己对“成功”的理解：“这里没有成功，如果你有一份工作，有一个妻子，有点钱，你已经算是成功。”旁边的小男孩马丁补充道：“每个人都是一样好，没有人是最好的。”
游戏“愤怒的小鸟”的联合创始人彼得·韦斯特巴卡告诉周轶君：“芬兰最好的学校是哪所，你知道吗？最近的那一所。”
禾斯曼公园小学的一位老师说：“无论你在哪儿，都是一样的……我们没有只给富人孩子的学校。”
在印度，拍摄团队从加尔各答出发，一路换乘汽车、船、三轮车，前往印度非常偏远的贫民村卡拉卡提，教育学者苏卡塔为那里的孩子建设了一所“云中学校”—一间类似于网吧的互联网教室。
据苏卡塔介绍，孩子们来这里看动画片、调皮捣蛋、学习如何用电脑。大约一年之后，他们会发现搜索网站、输入问题，但他们看不懂英文，“像魔法一样发生的第一件事是，他们学习怎么读英文，不是单独地学，而是在一个小组里学。”这种被称为“自我组织学习环境”的教学方法在印度果阿一所国际学校同样适用，与“云中学校”不同，那里的孩子使用的是苹果电脑。
“云中学校”的一位男性家长有一部不联网的手机，至今未上过网，但他的孩子每天都在上网。“下一代会超过他，整个社会就是这样通过很多人的努力去推动的。”周轶君说。
这让她记起湖北一位80后校长，在接手又穷又破的学校时，拿政府资助金让孩子发展兴趣，购买3D打印机、无人机、添置运动器材。这位校长告诉她：“每个孩子首先要有自信，孩子有自信了，学校就会好。”
芬兰卡苏卡拉小学的孩子正在森林里上课。他们将根据老师给的色卡寻找森林里相符的颜色，并描述植物的气味。 （资料图/图）
“我们究竟应该 教什么？”
日本莲花幼儿园教师柴谷美惠今年25岁，留着西瓜头，嗓音有些沙哑。她的腰板总是挺直，笑容常常挂在脸上，随时随地保持着良好的身姿。“作为一个幼儿园老师，首先不要忘记展露自己的笑脸，这是每天都会提醒自己的一件重要的事情。”
被问到希望孩子在幼儿园学到的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柴谷美惠毫不犹豫地回答：永不放弃的精神与时刻能为他人着想的心。
拉妮每天天没亮就踏上去赫尔辛基的火车，在火车上思考当天的教学主题。回到家后，她有五个孩子需要照顾，最小的只有7岁，同时她还在攻读大学学位。“在孩子3岁之前我都可以待在家里，但我在孩子一岁半的时候回到学校，我喜欢我的工作。”
芬兰凯塞梅基小学的老师没有职称，每隔一段时间（通常是五年）会自动涨一次工资。一位老师说：“我们为孩子工作，所以我们不需要写报告。”
在芬兰，基础教育从业者的收入在中等偏上的水平，但老师的社会地位很高。但在日本，相比大学、高中教师，幼教的收入和社会地位相对较低。
很多人问周轶君，这些老师对学生的爱和责任来自何方。“奇怪的是我们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他们为什么不能这样爱？”还有一位朋友问她：“什么时候教育变成一个事儿了？”
在一篇讨论《他乡的童年》的文章下，有网友留言讲述自己所在的城市平均两三个中型楼盘就要配一所小学。普通小学新生一年比一年多，老师紧缺，最后只能家长们挽着袖子上阵。
厦门某公立幼儿园老师赵依娜（化名）看了片子后，对芬兰教育体会最深的是社会对老师的信任。“他们没有那么多教学任务和束缚，老师可以按照自己的知识和理解设计课程，”赵依娜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们承受着来自社会、学校和家长的压力，只好按照一个模式进行。日常工作很繁琐也很累，很难把全部精力放在孩子身上。大多数时间中，我一个人要独自面对三十几个学生。”
莲花幼儿园除了教育小朋友，也为家长开设课程。园长秋田光彦解释：“幼儿教育不单单是针对儿童的教育，必须把这个问题放在包含父母、监护人、地区、社会等元素组成的大型社会构造中来思考。”
台湾人洪沛妤带孩子陈子齐来到印度新德里接受小学教育，孩子注意力无法集中，“在台湾，老师都希望小朋友乖乖的，你就是坐着听我的话不要动。”洪沛妤说，“孩子最常跟我讲一句话，我是不是全世界最笨的小孩。”洪沛妤一开始留在印度是为了生意，“现在继续留下来的原因是，他在这边读得很开心。”
陕西电视台二套节目主持人郭丹妮看完第一集后，将节目链接转到幼儿园家长群，并推荐给了北京一家幼儿园园长。“我想起小时候梦想被否定时的无助感，如今自己也成了一名母亲，必须对另一个小生命负责，在这个过程中会不断修正自己，找到适宜的方法和孩子对话。教育孩子最主要是家长的心态，就像日本幼儿园园长说的，父母的人生观直接作用于孩子。”
“我有时候觉得很残忍，那些孩子所谓的好不好，完全是被标准化的，他考多少分，而不是他有没有才能。”周轶君说，“很多时候，老师或家长一个鼓励的眼神，都是不要钱的，也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只是一种基本的尊重和信任，这个难道很难吗？”印度河滨学校小学生桑纳娅带着拍摄团队去看学生用废弃纸张做的花，这所学校鼓励学生进行废物利用。库布塔顺便介绍了学校的公民课程——学习做对城市有益的事情。她认真地问：“你知道每三秒钟就会有一个印度孩子死于饥饿吗？我们想让这种事不再发生，零饥饿、零浪费。”
周轶君遇到过一位国内乡村教师，因为对小学厕所不满意，动手改造了厕所，种上花草。“你能够遇见美的东西有多方便，会决定你对美的感受。”周轶君说，“美育不仅仅是来自课堂，但美育是什么，我们究竟应该教什么？”
没有完美的教育
剑道课上，莲花幼儿园的孩子蹲在地板上，伸出双臂，右拳放在左拳上，苦苦坚持。“肚脐的位置应该面向正前方，”剑道老师说，“慢慢站起来。累了吗？看看脚。”随后，老师又规定“脚尖不能并在一起，要分开”。下课时，所有孩子统一趴在地上，高喊“谢谢老师，老师再见”。
这些孩子在晨练时也会被鼓励光脚在沙地上运动，用身体接触自然。2019年4月前，莲花幼儿园的孩子甚至一年四季都会赤裸上身锻炼身体，之后迫于舆论压力才不得不中止。
藤幼儿园鼓励孩子接触亲手种出的带泥土的蔬菜。藤幼儿园园长加藤积一说，孩子看到洋葱剥开，里面干净又洁白，“你能从他们的眼睛中发现那一瞬间所流露出的恍然大悟而又自信满溢的神情……”
芬兰的教室里，孩子们用各种姿态看书。休息时，老师要求孩子们去户外待15分钟，即使室外是零下15摄氏度。
在一堂“现象教育课程”上，芬兰卡苏卡拉小学的孩子去了森林，他们要描述植物的气味，甚至被要求触摸森林里“可爱”“恶心”的事物。森林课老师罗拉介绍：“在森林里，什么课都可以教。”
而拉妮带孩子到健康服务中心，进门时，她会郑重要求小男孩摘下头上的帽子。
“他们一直在尊重天性和规范天性之间寻找平衡。”周轶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无论是日本的集体主义教育，还是芬兰的无差别教育，仍有不完善之处。
从幼儿园开始，日本人被教育“不可给他人带来麻烦”，由此造成的结果是，日本社会呈现压抑自我的倾向，连在外人面前哭泣都被认为会给他人带来困扰。
在感泪疗法师吉田英史的课堂上，参与者在看完感人的影片后哭泣，以释放情绪。作为参加者的大学生北川阳大说，这是他第一次在人前哭，幼儿园时，家人去世，他在哭泣前也被要求先等一下。
强调集体主义教育的另一结果则是日本的校园霸凌现象频发。教育学博士弘田阳介认为：“学习好的人、体育好的人、受欢迎的人，以及擅长与人沟通的孩子们，会营造一个受欢迎和认可的团体，从而逐渐形成一种类似于金字塔分布的身份制度，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泾渭分明。”
芬兰莱蒂坎加斯小学校长阿尔托也在反思：“过去你必须努力学习工作，这是芬兰人的精神，我们用西苏（注：力量与坚强的意志）来形容芬兰的民族性，现在的生活太容易了，我希望我们有多一点竞争，既然体育中有竞争，为什么教育中不能多一点竞争呢?”
“没有一个配方是完美的。我感受更多的是教育方法能够为我所用，这不就是有所得了吗？”周轶君说。
她提到了一部名为《阳光宝贝》的纪录片，讲述了四个出生在非洲、日本、蒙古和美国的孩子在不同的文化和教育环境中成长的故事。“哪怕出生在非洲的孩子家里没有一个像样的房子，成天光着屁股都是泥巴，那个孩子长得仍然非常自然和茁壮。你可以看到生命带给你的感动。你没的选择出生，但这个命题交到你手里你怎么看，怎么去做，是你的事情。”
南方周末记者 张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