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文系作者深圳大学文学院王立新教授跨年南岳讲学、游赏归来、满腹欲言，分“朱熹赴湖南的原因和机缘”“人生大要，莫非'已发'”以及“朱熹实现'平生之志'”等三部分说之，经作者授权刊发，以飨读者。
一、朱熹赴湖南的原因和机缘
朱熹（1130-1200）出身崇尚理学的家庭，其父朱松学出二程一系，受诲于杨时弟子罗从彦，与朱熹后来的老师李侗为同门。朱熹15岁父亲过世，将他托付给自己在福建地区的三位朋友：胡宪、刘勉之、刘子翚，同时还指示朱熹向自己的同门李侗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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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
朱熹跟前面三位先生——“二刘一胡”问学，打下坚实基本功，三先生中胡宪过世最晚，到胡宪过世的绍兴三十二年（1162），朱熹前后断断续续跟随胡宪长达18年之久。
胡宪（1086-1162），字原仲，因在家乡福建崇安籍溪里讲学，被学者称为籍溪先生。胡宪是胡安国同祖父三堂兄胡淳之子，长成之后，跟从堂叔胡安国学习理学，以胡安国的宗旨和目标，读书、行事，教育学童，胡宪既是胡安国侄儿，也是胡安国学生。后来朱熹回忆说，在胡宪那里并没有受到思想的启蒙，但却学到了不少经典和历史的知识。朱熹跟胡宪感情不浅，这一点虽然不能表明朱熹自幼就有湖湘学派的学统，但是他跟胡宪的师生之谊，是他了解和接触湖湘学派学者的最初善缘。
绍兴十七年（1147），胡安国长子胡寅回福建老家省亲，朱熹因为胡宪的安排，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当代“名贤”。朱熹后来回忆说：“胡致堂议论英发，人物伟然。向尝侍之坐，见其数杯后，歌孔明《出师表》、张才叔《自靖人自荐于先王义》、《陈了翁奏状》等，可谓豪杰之士也。”朱熹因为亲眼见到胡寅酒酣后的胸胆，受到不小的震撼。由此更加关注胡安国父子。用今天的话来讲，朱熹从少年时代起，就是胡氏父子的忠实粉丝。
胡寅本是胡宪的同胞弟弟，出生时因为家中养不起，被弃置于盆水中，将溺死之时，被胡安国母亲救起，交由胡安国收养，从而成为胡安国长子。
胡宪等三位早期老师过世后，朱熹开始追随李侗，继续寻求成长。李侗告以“求喜怒哀乐未发之旨”，就是让他去探寻人在喜怒哀乐等情绪没有发动时的本然状态。见了三次面之后，朱熹云里雾里，找不到门径，正打算继续请教，李侗却在隆兴元年（1163）十月十五日过世了，“未达而先生殁。”前路茫茫，困惑重重，34岁的朱熹，不知何去何从，“若穷人之无归”，好像穷途末路之人找不到回家的路一样，被搁置在了中途半端。
后来经过艰苦努力，于丙戌年（1166），获得“性为未发，心为已发”的认识，以为人性的本然，就是喜怒哀乐等情绪尚未发动时的状态，而人心，则是各种情绪发动起来后的表现情状。这期间，朱熹辗转看到了胡宏的一封信，是胡宏写给胡安国弟子曾几的，两人就在讨论同样的问题，胡宏矫正了曾几于此一问题理解上的偏差，提出了“未发只可言性，已发乃可言心”的说法。曾几是陆游和杨万里的老师，陆游和杨万里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算是胡安国的再传弟子。
【《胡宏集》，胡宏/著，中华书局】
胡宏是当年宋人和后人眼目中最大的哲学家——“绍兴诸儒所造，莫出五峰之右”【黄宗羲、全祖望等在《宋元学案•五峰学案》中对胡宏的评价。绍兴从1131到1162，就历史而论，时间不长，就每个人生存的时代而论，思想独占鳌头三十多年，光辉相当漫长。】
朱熹感觉自己的想法，竟然跟哲学大宗师胡宏的说法不谋而合。一时间欣喜若狂，恨不得亲自去向胡宏请教，但胡宏已经过世，正在惘然若失，难于补救之时，“闻张钦夫得衡山胡氏说”，遂决计“往从问焉。”
朱熹打算去湖南向张栻（1133-1180）请教胡宏有关心性哲学思想的时候，同乡好友刘珙正在长沙主持湖南政务，朱熹的湖湘之行就此决定。这是乾道三年初的事情。为了躲开南方不便出行的雨季，所以才决定秋天来湖南。
【岳麓书院内的张栻像】
刘珙是朱熹老师刘子翚的侄儿，自幼与朱熹在福建一起同学、长大，是相知的好友。刘珙主政湖南其间，受到张栻的大力支持，包括平定地方（郴州弓手李金）叛乱，张栻都出谋划策，并且直接参与。刘珙重视教育，也感激张栻，重修岳麓书院，请张栻实际担任主教。（形式上山长空着，因为胡宏想当没当成，为尊敬老师，故而回避山长名誉）。刘珙非常希望朱熹到来，三人同聚，叙旧话新，同时邀请朱、张两位在岳麓书院讲学，推动湖南地区教育发展。但朝廷有旨，奉调归朝。刚刚从广西安抚使任上罢归不久的张孝祥，奉调复起，到湖南担任帅臣。刘珙在赶往京都的路上听说了这件事，致信张孝祥，告知朱熹将赴湖南，张栻也将朱熹给自己的信件让张孝祥过目，张孝祥满心欢喜，致信朱熹，表达热诚欢迎之意。其时，朱熹已经从福建起身，正在赶往湖南的路上。刘珙于次年七月就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八月罢。
【岳麓书院全景图】
张孝祥（1132-1169），字安国，号于湖，张祁之子。张祁是胡寅的同年（科举）至交。这是一层关系。另外一层，就是张孝祥受过张栻之父张浚的知遇。乾道三年六月，张孝祥来到长沙，与刘珙交割职事之后，正式就任荆湖南路安抚使兼知潭州。就任之后，帮助张栻在宁乡卜地，张栻将其父张浚坟墓，从衡山县枫林乡龙塘之原，迁往宁乡（今黄材镇官山村）【此事尚待进一步考证说明】。
张孝祥是绍兴二十四年（1144）科举状元，曾受过张浚的知遇，隆兴元年（1163）张孝祥于知平江府兼提举学事任上，支持张浚北伐。隆兴二年担任中书舍人兼知学士院，一度还曾兼任都督府参赞军事。乾道元年（1165）担任广西安抚使兼知桂林府，二年罢归，三年起复，改湖南安抚使兼知潭州。乾道四年（1168）八月，张孝祥改任知荆南府、荆湖北路安抚使。乾道五年（1169），因病辞职，归家而卒。38岁。
朱熹与张栻一生中的三次会面
朱熹与张栻的第一次见面，是隆兴元年十月在临安京城，当时张浚被重新起用，主持恢复大业，张栻在父亲身边参赞军务，朱熹刚好应召入朝。短暂相见之后，未及深谈，朱熹就辞职归乡。这次见面，只是相识而已，但却为后来的见面奠定了基础。
张浚的伐金之举，从隆兴元年（1163）四月开始，同年五月既告惨败。隆兴二年（1164）三月，张浚虽受处罚“降受”，仍然担任左丞相兼枢密使，都督淮上军马。再度到建康巡视时，张孝祥为安慰张浚，同时表达大家的心情，于席间豪歌现场所作《六州歌头》，表达了故土不能收复，乃是天意非人力所能为的惋惜和无奈。张浚听得泪流满面，离席归寝，宴会就此不欢而散。
隆兴二年四月，张浚罢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兼枢密使（左丞相、参与“平章”天下事，兼国防委员会主席），以保信军节度使、判福州（名誉福建省长，负责福建一省财赋、货物转运到京城的实际福建副省长中央级高官。）赴任途中，小住江西余干。大业未成又被罢相，一时心情沉郁，设案“荐享祖考”，之后跌倒病发，八月二十八日夜卒。临终嘱咐张栻兄弟，说自己曾经主持军政，不能恢复国家疆土，死后“不欲归葬先人墓左，葬我衡山足矣。”张栻和弟弟张枃护扶父亲灵柩，乘船顺赣江水路自江西余干往湖南赴葬。
九月二十日，丧船经过南昌，暂停。朱熹登舟“哭之”，陪送三日，至九月二十三日，于江西丰城下船。《与罗参议》：“九月廿日至豫章，及魏公之舟而哭之。……自豫章送之丰城，舟中得与钦夫三日之款，其名质甚敏，学问甚正。若充养不置，何可量也！”
这是朱熹与张栻的第二次见面。也就是朱熹在《中和旧说序》中所说的“闻张钦夫得衡山胡氏说，则往从问焉”那回事。朱熹虽然登舟助哭（古时朋友礼节），其实心中想着顺便向张栻讨教胡宏关于“已发未发”问题。虽然感觉张栻“名质甚敏，学问甚正”，但对于张栻转述给他的胡宏关于“已发”、“未发”的思想，并没有真正的心领神会：“钦夫告予以所闻，余亦未之省也。”可能是由于张栻正在丧中，朱熹不便更加细致问询，就把这份心思留待了将来。
隆兴二年（1164）十一月辛亥，张栻、张枃兄弟，葬其父张浚于“衡山县南岳之阴枫林乡龙塘之原。”
乾道三年的“长沙之会”，是朱熹和张栻一生中的第三次见面。这次见面主要为了继续向张栻讨教胡宏关于“已发”、“未发”的“中和”思想，同时讨论一点其他相关学问。
【朱张会讲】
二、人生大要，莫非“已发”
朱熹这次到湖南，是有备而来。他在第二次见过张栻之后，知道了胡宏关于“已发”、“未发”，也就是有关心性关系的“中和”问题的说法。此时的朱熹，已经从混沌中觉醒过来，“退而沉思，殆忘寝食。”“一日喟然叹曰，人自婴儿以至于老死，虽语默动静之不同，然其大本莫非已发，特其未发者为未尝发耳。”朱熹感觉到，人的一生，从生到死，都在“已发”之中，人生中并没有“未发”的状态，他想着老师李侗告诉他去“求”“未发”“之旨”，只是让他去体会“人生之前”或者“人生之上”的导引人生的人的本性和人生大旨，而实际的人生都在已发之中，必须通过对已发的考量和体会，去把握人心，在这样的基点上，再去寻求处在人生之前或者悬在人生之上的形而上的“性”的道理和宗旨。朱熹认定自己对“已发未发”和人生关系的理解，是正确的，又见到胡宏“未发只可言性，已发乃可言心”的说法，跟自己不谋而合，心里愈加自信，看到程颐的说法与胡宏有不同都不再相信，认为是后人编纂文集时，把程颐的文字编出问题来了。“然间与人语，则未有能深领会者。”于是欣喜地连续给张栻和“湖南诸公”写了四封信，阐发自己在这方面的“思想创获”，四封信都以“人自有生”开头，遂被后来的学术研究者称为“人自有生四书”。
已发、未发问题，出自《中庸》。《中庸》有：“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这段话大致的意思是说：人的情绪尚未发动时的状态，叫做“中”；情绪发动起来，但却全都符合上天“给定”于人的自然“节拍”、“韵律”的状态叫做“和”。【这里隐含着“发而不中节”，就是“不和”的问题。湖湘学派的修养工夫，就是要使“不和”变成“和”】这段话语说：“中”是天下的根本，“和”是天下通达的正道。如果实现了“中和”，天地就会各位其所位，万物就可以顺畅的得到生、育、长、养，不致受到伤损或扭曲。
在这段话语里，已经基本将“未发”等同于“中”，将“已发”之“正”【“中节”】者，等同于“和”。
【四书五经】
宋代儒学比汉唐不同，学者们重视《四书》（《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的程度，已经超过《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四书，虽然是他们用来解释五经的，但大家对《四书》更容易理解，《四书》的传播范围越来越广大，在社会生活中的反响越来越强烈，程度已远远超过《五经》，到朱熹之后的时代，《四书》已上升为超越《五经》的新经典地位。
在与张栻和“湖南诸公”讨论“中和”问题的时候，朱熹感觉自己对“已发”、“未发”的理解，已经超过了湖湘学派学者，感到自己比张栻等湖湘学派学者们，更能接近他们的老师胡宏的思想。他急切希望向张栻和“湖南诸公”们，阐发自己在这方面独到的领悟和体会，同时又想继续了解胡宏在这个问题上的究竟，于是才决计来湖南拜会张栻与“湖南诸公”。这是朱熹来湖南，拜会张栻的最强动因。
因为张栻与“湖南诸公”，都在坚持胡宏的先在“已发”上做工夫，然后日积月累，把有效的经验凝聚、汇总，再向上提升，去体会“未发”——那种高悬于“人生之上”，或处在“人生之前”的“中”的状态，使人格的修养下连于地、上通于天，既高大上，又接地气。
湖湘学派在修养工夫“入路”这一点上，走的跟李侗转经罗从彦与杨时所接通的北宋程颐“体验于喜怒哀乐未发之际”，是两条明显不同的道路。之所以如此，就是在他们看来，人只要一生下来，就进入了“已发”的状态，在“已发”中，发现“不和”，从而克服掉“不和”，走向“和”，就是回归本然善性，就能实现现实人心和天心——理学家称为道心的汇合，实现人格修养意义上的天人合一。这条路向，其实是非常符合孟子说法的。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这话的意思，就是所有学问的目的，都是为了找回因为追求生存，从而在生存的过程中丢掉了的“良心”。孟子认为人的“良心”是天生的，但人一生下，就陷入了对生存本身的追求，只顾生存，就把“良心”“放失”——丢掉，像放羊一样，放着放着，只关心“放”，却把羊丢了。孟子还说，负责“放鸡狗”的人，要是把鸡狗放丢了，都知道去找，但把良心放丢了，谁也意识不到，所以也就不会去找。孟子认为，人生最重要的就是良心，没良心不是人，把天给的良心弄丢了，也没有办法再度回到原来——成为真正的人。所以人的一生，最大的用心和最重要的努力，都是要把良心找回来，找不回良心，当多大官、挣多少钱、娶多少妻妾，有多大事功成就都没用，因为已经不是人。
胡宏的“先察识后涵养”的说法，是非常符合孟子确定的先在言行的失误中看到良心的“灵光一闪”，之后把这一闪的“灵光”收藏保护好，像浇灌植物一样，不断栽培、灌溉，让它慢慢长大，长到跟出生前天地所给予的一样程度，人生就算大功告成，天人合一了。
而如果直接去像李侗教导朱熹那样，在“喜怒哀乐未发”的状态中去“涵养”，不仅没法下手，而且那都是“人生之前”或者“人生之上”的事情，人作为现实的生存者，抓不到那种时刻，因为摸不着头脑，从而也就使不上力气。
朱熹因为摸不到李侗老师教导的门径，感觉胡宏“教授”的说法正合己意，兴高采烈地想把自己的想法说给学友们听，也想进一步了解胡宏“教授”的详尽说法，于是就在乾道三年八月一日，携两弟子林用中、范念德，从福建武夷山动身赶往湖南，历经一个多月，行程两千里，于九月八日正式到达长沙。“我行二千里，访子南山阴。”
在长沙讲论、游赏近两月，因为事先朱熹已经认为自己的想法与胡宏的说法不谋而合，所以讲论很愉快，只是切磋具体细节，当然也讨论了其它学问，如周敦颐的《太极图》和《通书》中的一些问题等。“昔我抱冰炭，从君识乾坤。”这句诗流露了朱熹通过张栻认识了周敦颐太极思想的痕迹。后来朱熹那般推崇周敦颐，跟张栻这次对他的“点拨”有重要关系。而张栻崇尚周敦颐，显然主要是受了自己老师胡宏的重要影响。有宋一代，最早给周敦颐以极高规格肯定与赞扬的，正是胡宏。胡宏认定，周敦颐通过《太极通书》对儒学的阐发与再造，“其功盖在孔孟之间”。为了不使本文“旁逸斜出”，咱们不在这个问题上过多纠缠。
“朱张霁雪”
朱熹、张栻的长沙会讲，大获成功，参与听讲的所有人等，包括湖湘学派学者和非湖湘学派学者，还有湖南省长、以及其他一些地方官员，都感到心里高兴，情绪舒爽。朱熹准备就此打道回府，张栻建议一同游历南岳，给这次讲学做个轻松愉快的“片尾奏鸣曲”。朱熹欣然响应，于是就带着弟子林用中，跟张栻一起，三人同行。省长张孝祥派人马护送，携带物资包括酒食、登山器物之类相随，并且告知沿路州县，如能提供方便，给以相应的补给和支援。没有湖南省政府——荆湖南路安抚司的全力支持，朱张自己背不动那些酒到山上去喝，他们沿途所住僧寺，不会有酒供给他们，佛徒禁酒，没人不知道。
【王立新衡山行——纪念朱张霁雪853年】
朱张沿路乘坐马车，上山时又改成竹與——四川现在叫“滑竿”，就连抬这种小竹轿子的民夫，应该都是荆荆湖南路安抚司——湖南省政府随行官员帮助雇佣的，这不是随便乱猜，一定是这样的，否则他们没有可能事先准备好这些，而如果没有这些，就算没有遇见大风雪，他们的登山也不会那样顺利、开心。
朱、张、林三人出发时，朱熹从福建带来的另外一位学生好友范念德哪里去了，他怎么没有一起同行？他在湘潭、衡山一带串亲。范念德是范如圭之子，范如圭的母亲，是胡安国的同胞妹妹，范如圭是胡寅的表弟、胡宏的表兄。范念德与胡宏子侄辈胡大原、胡大经、胡大常、胡大本、胡大壮、胡大时等，都是堂表兄弟。当时胡氏一家住在湘潭和衡山（现在的衡东县，主体应该是从过去的衡山县中分划出来）之间。
当朱熹来湖南之时，胡宏的数大弟子，几乎全部参与了讲学活动，有些还参与游历南岳衡山，或到衡山来相会。当年胡宏常规弟子大约接近20人，主要的几大弟子如下：张栻字钦夫后改敬夫（住长沙）、胡寔字广仲（胡安国同胞二弟胡安止长子，住衡山）、彪居正字德美（住湘潭）、吴翌字诲叔（住衡山）、胡大原字伯逢（胡寅长子，住衡阳），还有住在衡山、衡阳和永州的几位较为重要的弟子，不知是否参加讲学游山，如赵师孟字醇叟（宋太祖八世孙）、赵棠不知何字（赵方父），孙蒙正字正孺（孙伟子），还有胡寅的名弟子毛以谟字舜举（住衡阳）。
朱张等的南岳旅行，实际是从农历十一月初七开始，而正式开始登山，则是在农历十一月十三。朱熹张栻、林用中三人，农历十一月初七就已从长沙出发——“发岳麓道中”，寻梅不见。三日后遇天大雪。”
十一月十日，朱张等到达石滩，大约就是现在湘潭的石潭。“忽云气四合，大雪纷集，须臾深尺许。予三人者，饭道旁草舍，人酌一巨盅。上马行三十里，投宿草衣岩。一时山川林壑之观，已觉胜绝。”
因天大雪，三人及随行携物人员行进缓慢，三日内才到湘潭境内，暂时投湘潭境内草衣寺内，等待天气好转。
朱熹有《七日发岳麓道中，寻梅不获，至十日遇雪作此》：“三日山行风绕林，天寒岁暮客愁深。心期已误梅花笑，急雪无端更满襟。”七日是甲戌，遇雪之日，朱熹与张栻记忆相同。本来是快乐的游山，何来“天寒岁暮客愁深”？雪大，唯恐南岳游历不成。《南轩集》卷一《同元晦、择之游岳，道遇大雪，马上作》，中有“更约登绝顶，同观霁色时。”。所谓“朱张霁雪”，大约自此而来。
随行人员因为路滑难行，不宜登山，建议取消南岳游行计划。
张孝祥派官差赶来送信：“风雨留人，尊侯复何如？……老兄游山，亦须待稍晴，未可以遽，千金之躯，宜自爱珍。”张孝祥甚至说出如下话语：“洪涛际天，溺马杀人，将安之耶？”朱熹、张栻仍然不听，继续在湘潭草衣寺，等候雨雪交加的天气过去——所谓“霁雪”。
十二日丙子，彪居正来，拜会朱熹、张栻。见面叙谈，劝说朱张不要登山，两人依旧不听。彪居正惧怕天寒路滑，未敢一同登山，分手而去。张栻与朱熹商定，明日冒风雪登山。
“丙子小息，甚雨，暮未已，从者皆有倦意。湘潭彪居正德美来会，亦意予之不能登也。予独与元晦决策，明当冒风雪急登。”《南轩集》卷一有《游南岳风雪未已，决策登山，用春风楼韵》。“……勇往愧未能，长吟湘水畔。兹来渺遐思，风雪岂中断。……”
就在这天深夜，天色忽然放晴，朱熹、张栻心情无比快慰：
“夜半雨止，起视明星灿然。比晚，日升旸谷矣。德美以怯寒归。予三人联骑渡兴乐江，宿雾尽卷，诸峰玉立，心目顿快。遂饭黄心，易竹舆，由马迹桥登山。”【兴乐江，不知是今条的那条河，或者已经没有了】
三、朱熹实现“平生之志”
朱熹作诗曰：“下马驱车过野桥，桥西一路上云霄。我来自有平生志，不用移文远见招。”
这首诗很豪迈！诸君请特别留心一下，朱熹这首诗中的后两句——“我来自有平生志，不用移文远见招。”
什么意思？朱熹的“平生志”，可不是为了游山，虽然是借着游山说出，其实就是要深入了解胡宏关于修养工夫的“先察识后涵养”说法的真实、确切含义。
张栻、朱熹、林用中三人弃马换竹與，自马迹桥开始登山后：“始皆荒岭弥望，已乃入大林壑，崖边时有积雪，甚快。溪流触石，曲折有声琅琅。日暮抵方广，气象深窈，八峰环立，所谓莲花峰也。登阁四望，霜月皎皎。寺皆板屋，问老宿，云用瓦輙为冰雪洞裂，自此如高台、上封，皆然也。”
朱张一路诗情大发，加上林用中，三人在游历南岳的七天之间，共计作诗149首。
朱张从马迹桥出发，第一晚夜宿方广寺，天亮时听说寺里的住持僧守荣和尚昨夜圆寂了。
张栻闻听，当即写了一首《闻方广和尚化去有作》：
夜入精蓝意自真，上方一笑政清新。
山僧忽复随流水，可惜平生未了身。
朱熹随即应和：
拈棰树拂事非真，用力端须日日新。
只么虚空打筋斗，思君辜负百年身。
吃人家的，喝人家的，住人家的，还骂人家，这是当时的儒家大学者们对待禅宗和尚的普遍态度。他们有足够的理由这样做，因为他们在家入世，佛徒出家出世，他们认为禅僧虽然整天“拈棰树拂”、习禅打坐，虽然看上去境界很高，其实却没有为人间做任何事情，比如奉献后代、效忠君、父之类。白白浪费了自己的有用之身。
守荣和尚过世，朱张两人轮番挥毫，一个“惋惜”他“可惜平生未了身”，一个责怪他们“思君辜负百年身。”
最有意思的还不是这些，而是这些禅宗和尚。他们既不反驳理学家的“责怪”，还愿意在他们的责怪声中为他们提供寝、食。就像当时的一些儒家学者，既不愿意跟官府走得太近，“足不蹑权门”，但却愿意跟很多有学养、有见识的官员交往一样。而那些官员也明知道他们对官府不满，但却愿意听他们谈论一些对官府弊病的看法。其实这些理学家们也都不简单，他们既在价值观上与这些佛徒泾渭分明，但在实际的生活中，却能跟他们水乳交融，相处非常和善，甚至相交甚深。道不同，却能相与为谋。
这一点双方都并不自相矛盾，他们各自都能相当程度地跳出自己身在其中的窠臼，都是有远大目光和宽广胸襟的高人。很多人看不懂这种秘密，其实很简单，他们都是人，而且都是求道之人，都是真正的有智慧的人，而不是世间那种沉溺于小价值体系的格局里，深陷其中，无法翻转的俗身。
张栻、朱熹等在方广寺只住了一夜，早起之后，继续登山：
“穿小径，入高台寺。门外万竹森然，间为风雪所折，特清爽可爱。住山了信有诗声，云良夜月明，窗牖间有猿啸清甚。出寺，即行古木寒藤中。阴崖积雪，厚几数尺，望石凛然如素锦屏，日影下照林间，冰堕铿然有声。云阴骤起，飞霰交集，顷之乃止。”
心系天下苍生
望眼石廪峰，朱熹想到了百姓的生活：
七十二峰都插天，一峰石廪旧名传。
家家有廪高如许，大好人家快活年。
朱熹曾在福建帮助地方官员试行过“社仓之法”，这种赈济灾民和预防歉收的“公粮储备”方法，大致就是以村为单位，设置粮仓，储备粮食，丰年大家都往仓里捐点，荒年再低率租给大家，用来应付生活之需，或者解决春播时粮种的燃眉之急。
因为形状像石头垒筑的粮仓——廪，南岳的这座山峰因此被称作“石廪峰”。这首诗，表现了朱熹和传统社会儒家士大夫对百姓的关怀，希望家家粮食都堆得像石廪峰一样高大，那就不愁吃穿，可以天天像过年一样，就是“大好人间”了。
“出西岭，过天柱，下福岩，望南台，历马祖庵，由寺背以登。路亦不至甚狭，遇险辄有石凳可步陟。踰二十里余，过大明寺，有飞雪数点。自东岭来，望见上封寺，犹萦迂数里许乃至。山高，草木坚瘦，门外寒松皆拳曲臃肿，樛枝下垂，冰雪凝缀，如苍龙白凤然。”
“时烟霭未尽澄澈，然群峰峭立，远近异态，其外四望渺然，不知所极，如大瀛海环之，真奇观也！湘水环带山下，五折乃北去。寺僧指苍莽间云：‘洞庭在焉。’”
张栻、朱熹、林用中三人，在上封寺附近，见到穹林阁。“穹林阁”三字，是当年胡寅亲笔题写。
胡安国长子、胡宏长兄胡寅，是湖湘学派思想、学术巨匠，又是当时社会文化圈里的大腕名流，四处留题很多，现今基本不存，只见一处，在永州九龙岩石壁间。当年秦桧把自己一位党羽安置到湖南，担任湖南省长。胡寅藐视此人，就趁着酒劲，在岳麓寺的墙壁上大书一联：“何来南海之鳄鱼？来做长沙之鹏鸟！”这位广东籍的刘省长怀恨在心，秘密向秦桧诬告胡寅，说他随便议论国家领导人，谤讪朝政。不久之后，秦桧借助“李光私自撰写历史”的案件，查证出胡寅曾经跟李光是好友，互相通过信件，将胡寅贬到岭南新州。五年的岭海生涯，胡寅染上瘴疠，虽在秦桧死后平反昭雪，但回到衡阳后不到一年，就病逝了。
人同此心，月同此圆
朱熹在上封寺做了一首诗：
畴昔朱陵洞，如今白帝城。
天高云共色，夜永月同明。
“天高云共色，夜永月同明。”是句有深度带禅味的好诗，但这首诗明显是从胡安国下面这首诗里“转出”：
祝融峰似杜城天，万古江山在目前。
须信此心原不死，夜来秋月又同圆。
可能有些学界朋友会因此骂我，说我因为研究湖湘学派，所以专为湖湘学派说好话，朱熹那么大的哲人，写过那么多的诗，怎么随便写首诗，还非要从胡安国的诗中转出？难道没有胡安国、胡宏、朱熹就不是朱熹了是吗？
是，也不是，因为他会成为另外一个朱熹。
南岳祝融峰
朱熹在长沙刚刚看完胡安国几首写给寺僧的诗，并且还作了《题记》，这是其中一首。所以朱熹到了祝融峰，顺势想到胡安国写祝融峰的这首，是很正常的事情。而且我还可以说，朱熹转出的这首诗，无论诗意和境界，比胡安国的原诗都要差很多。读一读就能感觉得到，这不是七言诗和五言诗的节奏、韵调的差别。
朱熹明敏，经常能从别人的诗中转出自己的新诗，而且往往还能出人意料，阐发出原诗之外的意蕴。比如世人尽知的朱熹名诗：
竟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这首诗就是从一个尼姑悟道诗的基础上转出来的，尼姑的原诗如下：
竟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遍陇头云。
归来笑捻梅花笑，春在枝头已十分。
没有天生的圣贤，善学、追求成长没什么不好，不影响伟大人物的光辉。
16日己卯，“武夷胡实广仲、范念德伯崇来会，同游仙人桥。”朱熹作《胡丈广仲与范伯崇自岳市来，同登绝顶，举酒极谈，得闻比日讲论之乐》。
从上引朱熹这首诗的前注和诗名看来，范年德几日间在湘潭、衡阳等地，拜会胡氏表舅（胡寔广仲）、诸表兄弟（胡大原、胡大本、胡大壮等），不仅是探亲访友，还与诸人讨论学问。朱熹闻听诸人“讲论”，方有此诗之作。
17日庚辰：
张栻、朱熹、胡寔、林用中、范念德等，自祝融峰顶下山，再至方广寺。游山结束，南岳之行，止于本日。
“庚辰未晚，雪击窗有声，惊觉。将下山，僧亦谓石凳冰洁，即不可步。遂亟出前岭以下，路已滑甚，有跌者。下视白云，滃浡弥漫，吞吐林谷，直有荡胸之势。欲访李邺侯书堂，则林深路绝，不可往矣。行三十里许，抵岳市，宿胜业寺劲节堂。”
朱熹有《醉下祝融峰作》：
我来万里驾长风，绝壑层云许荡胸。
浊酒三杯豪气发，朗吟飞下祝融峰。
本体和功用
下山之后，朱熹有诗：
蜡屐烽烟随处别，下山人事一番新。
世间不但山中好，今日方知此意真。
“下山人事一番新”，下山之后，重回人间群落，感觉也像被洗过一样，一派新异。诗写的真好！但我更注意后两句，多少年以来，没有太留心。今年因为胡启明（寅）和徐衡邀请，来南岳讲《朱张霁雪》，重新细读，忽然想起了胡宏写给朱熹的绝句三首之三：
天生风月落人间，人间不止山中好。
若也清明满怀抱，到处氛埃任除扫。
请注意朱熹诗里的“世间不但山中好”和胡宏的“人间不止山中好”，这是两个相同的句子。
朱熹在绍兴三十年（1160），写诗“讽谏”老师胡宪和朋友刘珙，诗中有埋怨、讽喻他们舍弃约定好的山间生活，到朝廷里去做官，把朱熹自己一个人撂在山谷里的意思，同时也表达了自己不愿接受两位的举荐，打算继续留在山谷里过一种闲云野鹤般的生活，以“看护”幽谷中那难得的“一川风月”：“先生去上芸香阁，阁老新峨豸角冠，留取幽人卧空谷，一川风月要人看。”
朱熹这首诗后来被胡宏见到，胡宏很欣赏，觉得此人将来一定会有大长进，只是惋惜诗中所体现的人生情怀“有体而无用”，所以就作了三首诗用来“箴警”朱熹，希望他能够因此受到启发，进而获得进步。胡宏的诗，是张栻转给朱熹的，张栻没有想到去理解诗的含义，朱熹却一直在心里想着：“为什么说我‘有体无用’？哪里显现出来的？他要箴警我什么？”
就在朱熹走下南岳山的时候，脑子里忽然灵光闪现，当时恍然大悟，高喊了一声：
“我终于明白了！！！”
这就是“今日方知此意真”的含义，讲这句话的时候，我是拍了桌子并且大喊了一声的。
“此意”是何意？就是“世间不但山中好”这句诗的含义。或许朱熹没有完全记住胡宏原诗“人间不止山中好”，把这句诗记成了“世间不但山中好”，也可能是因为写诗的要求，故意做了一点改动。这句诗到底是什么意思？
胡宏的意思非常明显：人只躲在山中，虽然洁净潇洒，但却不能发挥对现世的有效功用。尽管本体——修炼圆融的身心，已经皎洁如月，但却缺少发生作用一段工夫。凡物皆有用，不能尽用，物性就不能完满得以实现。人可以追求品质高洁，但不能阻截身心在现世中“有用”的功能。
将“有用”的本体功能发出来，不可避免地会使自己进入俗世中，但俗世未必就能污坏人的本质。只是在发用时，不要陷入于对“用”的过分执泥，时刻清醒地意识到本体、本性更重要，这样就既能对俗世发生有效的作用，同时又可保证自己不被世俗所污，也不被世俗所累，更不被世俗所毁了。毁了自己的发用，不是崇高的奉献，而是无辜的牺牲，甚至直接就是对自己的废弃。
这是胡宏精湛的体用关系哲学。
胡宏一生，始终如一坚守这种体用关系哲学的路向，一以贯之，从未改变。这就是湖湘学派开创的，被后来的湖南人热捧的所谓“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精神”。但是近代以后“经世致用”精神的践履者们，在经世致用的过程中，因为对“有用”、“发用”过分企羡、追求，在经世致用的外向功用上“用力过猛”，却渐渐远离、淡化，甚至忽略了本体的意义和工夫。胡宏所开创的即用见体，以用显体的体用合一的真精神，慢慢在湖湘地区有所流失了。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遗憾，严重时会埋藏甚至诱发重大的隐患。
很多研究理学的朋友们，只知道理学的特点是“体用合一，显微无间”，但却经常想不到体用怎样合一？显微无间有没有不同的实现路径？仅以湖湘地区的先贤而论，王船山的体用合一，与胡宏的就不一样，虽然他们都是体用合一主张的典范。胡宏的强调，我在上面说了，王船山的，我在相关讲座中也说过，现在举证船山话语，供诸君稍微做点比较。船山说“用者用其体，而即以此体为用也。”这是船山有关体用关系最关键性的说法。我很喜欢，但我更欣赏胡宏的说法。为什么？胡宏的更实在，更精准，更有实际的可行性。按照两贤的说法做，会产生怎样的不同？他们的细微差别在哪里？有关于此，将来有机会再跟朋友们细聊。
朱熹在走下南岳山的时候，忽然“悟透”了胡宏当年对他进行“诗教”的真正用心，高兴得几乎手舞足蹈起来。
从朱熹的角度来讲，他为了实现“平生志”，来讨教胡宏关于“先察识后涵养”工夫的真正奥妙，这个心愿在长沙实现了。高兴地游历南岳，却在下山时意外察觉到胡宏写诗“箴警”他的真正用意，高兴得几乎大喊起来。就此看来，整个三个多月的湖湘之行，就像一篇事先设计好的文章，而且是一篇天作的美文，非人力所能为也。
这篇天作的美文，笔法严谨、前后照应，书写圆融，体会真切，正文中不时散发锦绣光辉，不时展现异样风采，可以说是美不胜收。南岳，难道真是一座神山不成？要不然怎么会这样佐助先贤？！
宇宙、人生都在“消息”里呈现
别人写诗，多为抒发豪情，表达感情，宣泄性情，当然也都收获满满，精彩纷呈。但是胡宏却经常用诗来表达生命、表现生命、宣说生命，展现对生命的体认。再来看一首胡宏的诗：
灵源一脉似河清，隐映长天万古情。
林影淡摇秋月冷，涧翻先凝玉壶清。
旧栽沿岸柳荫合，新种数株梅子成。
谁引人来问消息，只缘山外有流声。
前面六句全当铺衬，只是为了说明“消息”。无论人生中还是宇宙间，“消息”最重要！消息普遍存在于宇宙间的任何方所和时段，引发各种生命的欲求和观感，调动生命的各种意念和萌动。没有消息，相应欲求和审美反应都不会产生。世间一切反应，都缘于对“天地的消息”的响应。凡天地生物，皆有消息；凡消息，都是由物本身【本体】自然发出。而消息既出，便自然会产生回响【功用】。
“谁引人来问消息，只缘山外有流声。”
路人闻声寻至，正是缘于听到了水的“消息”。
枝长叶生则虫来，花展笑颜则蜂来。水响生物尽来饮，果熟物类皆欲摘。多么自然而又当然的事情！
这就叫做生机！生机一现，万有欢颜！顺着功用产生的消息，去寻找发用的本体，这叫“即用见体”。
宇宙奥秘，尽在生机，少了生机和活力，大千世界将会一片死寂。生机里充满消息，物的类别、状貌不同，性质各异，所发出的消息也因此不一致，这才构成并显现出世界的多样性。
“观日月之盈虚，知阴阳之消息；观阴阳之消息，知圣人之进退。”
人生的进退取舍，均需在明确认定“消息”的准确性之后决然行之，当机立断，妙处就在这里；如果听错了消息，那就会产生错误行动；听对了“消息”，但是行动迟了，“消息”却已过时，悔之不及了。当然，“圣人之进退”，也不能既得法，又得时，胡宏只不过是过分夸大了“圣人”的了不起，其实圣人同样做不到，只不过比常人优异一些而已。
“探视听言动无息之本，可以知性；察视听言动不息之际，可以会情。”（《知言》）
无息，也是一种消息，是一种深隐未现的消息，把握这种消息，更是需要大智慧。有形无形的消息，有声无声的消息，都是我们赖以寻之以见本体，考量宇宙、人生，判断事物性质，把握行动机会、方向、程度的客观依据。
世界的多样性，自然也就导致了反应的多样性。声、香、色、味、触、觉，眼、耳、鼻、舌、身、意，各有所司，各有所主，不能让耳朵、鼻子，嘴巴、身体和心思都一致，各尽其用就好了，不必强求统一或者一致，眼睛没必要一定能喘气，耳朵也不需要一定会看书。
这就是胡宏的体用关系，其妙难以言喻！
纯粹自然发出的消息，那叫真；接到自然发出来的消息，就自然会跟着行动起来，那叫诚；制造人为的假消息叫伪，用假消息去诱惑人叫邪，叫恶，被假消息所蒙蔽叫妄。妄，出于人生的无明。
蜜蜂不会去假花上采蜜，人却喜欢用假花装点环境，美化生活。如此方叫大千世界。人间之事，因为复杂多端而异彩纷呈。伤生过度（超过生存需求的杀戮、无意间铲除之类）则毁仁；打假过甚（超越对损害公众利益的产品、物品的清理、销毁）则废智。人间事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大千世千姿百态，光怪陆离。这些都是“消息”。面对各种“消息”，有“虽觉如梦，虽视如盲”者；也有“梦中有觉”、“盲而能视”者。人生的乐趣，往往就是处于其间，但不昧于其间；觉于其中，但不离于其中。
胡宏的“消息”之意，真是既深且远，道尽天下之奥妙。但得自己根据生命的体会去理解，去领悟。
能在这场讲座里，大致将自己近数年来对胡宏心性、体用关系的深入理解讲出来，并且能将“体贴”出的胡宏“消息说”，畅达地表述清楚，可以说我这次最大的满足，整个讲说过程，尤其是后半段，我感觉自己已经进入一种半狂半醉的状态。很多现场的朋友，就是从我的这种状态中看懂胡宏、朱熹和张栻，或者其中一部分的。
蚕食人间我厚颜，命成奇数故偷闲。
不知世间山河大，终日徘徊百水间。
这是胡宏的另外一首诗。说是自己本来是想要在现实的世界里做些事情的，可是因为“命成奇数”，命运不给机会，所以就只能整日在自然的山河间赏玩了。自然的山河，并不比人世的山河更辽远、更壮阔，只是因为命运不给机缘，没办法，只好在自然的山水间徜徉了。这就是胡宏这首诗的意蕴。
其实胡宏根本没有“蚕食人间”，他在启迪、导引学子向道、求心、问学和研究“经世”方面，费尽了心思，他是了不起的教育家，他对教育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他已经“经世致用”了，何必非要取得军、政方面的“功绩”，才叫“经世致用”呢！
现实政治的污浊，秦桧的排斥异己，使得胡宏无法舍弃本心跟着旋转，这是他坚持徜徉山水之间，拒绝出山做官的真正“奇数”之命。“水从灵涧来，清泚不可污。”
胡宏并没有完全超然于世外，他身体力行，通过解释经典、启迪人生，培养了一批有坚守、有体会的优秀学生，对现实的世界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山林若是有情在，何疑红尘争利名。”他把自己价值实现的空间，从人世转到山林，正因为心存“尘怀已随清风扫”的高致，才能润养出“好意都从梅蕊传”的超越现实的山旷林远的阔大襟怀。
【作者简介】
王立新教授
黑龙江省青冈县人，1962年5月出生于科尔沁东草原上的吉林省通榆县，1986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哲学系，自此投身教育，矢志躬耕于中国古典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祖遗精神田园之中。
曾先后任教于东北林业大学人文学院、湘潭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2005年9月调入深圳大学文学院。1995年破格晋升副教授，2001年晋升教授，2003年入选中国哲学博士研究生导师。
曾任湖南省孔子研究会副理事长、湖南省船山学社副社长、湖南省周濂溪思想研究会副会长、湖南省佛教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湖南省道家道教研究中心学术委员等。
现为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湖湘文化研究会顾问、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山东大学兼职教授、台湾大学高等人文社会研究院客座研究员等。
长期驻心宋明儒学，出版《胡宏》、《开创时期的湖湘学派》等著作，发表《王船山人性论及其思想史意义》《王船山与胡文定的“春秋学”》《胡文定的理学思想》《胡宏论性的层次与特点》《谢良佐的思想及其地位》《周敦颐思想史地位之确立》《孔子的仁、礼观念及其儒家的历史命运》《闽学与湖湘学》《湖湘学派与佛教》《南泉普愿的人生智慧》《在自由主义与传统主义之间——韦政通思想研究》等学术论文100余篇。主持国家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开创时期的湖湘学派”，结题鉴定等级优秀。
任教以来，颇得师友教助，亦深受上进青年学生喜爱，与很多学生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每常孜孜其勿忘，累力充智，期补鲁钝于既禀；惶惶乎助长，谨细慎微，寄戒轻躁之未形。
*原标题：853年前，朱熹和张栻的长沙之会与南岳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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