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广汉三星堆遗址和成都金沙遗址，人们大都了解得很清楚。但位于四川成都温江区万春镇的鱼凫古城遗址，知道的人却不多。
古蜀国迁徙川西第一城
鱼凫城遗址，是古蜀国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见证。关于鱼凫王的记载，最早是《山海经〈大荒西经〉》:“有鱼偏枯，名曰鱼妇”，渔妇即鱼凫，古通假字也。鱼凫乃古蜀国的“五帝”之一。《华阳国志》记载:“周失纪纲，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鱼凫……后有王曰杜宇……禅位于开明。”也就是说，鱼凫是古蜀国五代蜀王中继蚕丛、柏灌之后的第三个氏族帝王。
有资料显示，古蜀人是从龙门山一带迁徙到平原的。其路线是从汶川翻越九顶山到虹口，顺岷江主流沿江而下。他们出山进入成都平原的第一站，就是现在的温江鱼凫城遗址。先民们在此站稳脚跟后，逐步形成了以温江为中心，包括灌县、崇州、郫县、彭州、成都金沙、广汉三星堆等区域的川西平原上的古蜀王国。可以说，温江的鱼凫古城，就是古蜀国从岷江迁徙到川西平原上的第一城。
鱼凫城遗址历代称谓不同
从《蜀王本记》到川西民间口头相传的众多故事分析，古蜀国的帝王，均是某一方面的专家或能人，然后被众人拥戴成为领军人物，并带领众人进行开创性的劳作。最早是蚕丛，他先是驯养野蚕，解决了人们的穿衣问题，尔后“教民养蚕”;后来是鱼凫从岷江河中捕鱼，以此解决人们的生活问题;再后来就是杜宇，在继承先王“养蚕”“捕鱼”的基础上，发展到“教民务农”等。这就从初始的低级劳作，到后来复杂的工匠演变，完成了先民们从低级、简单到高级、复杂的逐步进化过程，以此推动社会历史车轮的滚滚前进。这从众多的文物考古发现就可得到证实。君不见，广汉三星堆第二期出土的文物中，就出现了与鸟有关的器物。而第三期出土的大批器物上，不仅有鸟图案，而且还有鱼图纹饰。
鱼凫城遗址，对探索中华民族长江流域文明起源具有重要意义。鱼凫城遗址历代称谓不同，如“万春城”“古柳城”“古城埂”等。《读史方舆纪要》载:“温江县……鱼凫城，县北十里。相传古鱼凫所都。”在清代乾隆年间的《温江县志》中，可以看到地图上有明确标注——温江县城以北有一个画着圈的“鱼凫城”。面对着温江鱼凫城剩下的数千米城墙埂遗迹，除了唐代李白的《蜀道难》发表过慨叹外，历代文人也有过沧海桑田的叹息。宋代孙松寿有诗云:“鱼凫迹半存，故国霭荒村”;清代王侃“湔水滔滔送远天，鱼凫踪迹久茫然……万古衣冠沉土壤，一朝宫殿剩桑田”。
城墙由卵石粘土夯筑垒建
鱼凫城城墙埂下到底埋藏着什么?历史上留下的文字记载极少，令人既神往又茫然。幸而，上世纪90年代在温江进行的考古发掘中，印证了古人对于“鱼凫古国”的记载。
1996年10月至12月，考古人员对于温江区万春镇报恩村的“鱼凫城”进行了首度考古发掘，发现了一个面积40万平方米、呈不规则六边形的古城遗址，出土大量的陶片和体形较小、打磨精美的石斧、石凿、石锛等石器，以及房址、城墙、墓葬等大量文化遗存。不计其数的石制劳动工具，再现了古蜀人创业的艰辛;随处可见的屋基、灰坑，诉说着古蜀族家人安适恬淡的生活;卵石、粘土交替夯筑垒起的城墙，闪现着古蜀人智慧的光芒。
从时间上推算，鱼凫城距今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创下了川西平原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之最。遗址早于之前发现的广汉三星堆遗址，以及之后发现的金沙遗址，与后两者是直接的、传承的关系，属新石器时代。而作为古蜀国图腾的“鱼凫”，在后来三星堆的金杖、金沙的祭祀器皿上，都可以见到其图案。鉴于此，1999年，鱼凫古城遗址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成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桥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