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文学院 张未然
作为水浒故事里的一个重要人物，柴进有着不凡的身世，且他手上有先帝亲赐的“誓书铁券”。这一切使他拥有了别人无法企及的光环和特权，他也一直骄傲地生活在这份由家族带来的荣耀里。第五十二回的“李逵打死殷天赐”案，是柴进人生轨迹的分水岭，该案的出现，打破了柴进引以为傲的家族神话，让他一下子由云端跌落进泥土，不得不直面生活的现实。
第九回，一家小店的店主人这样向林冲介绍柴进：
“你不知俺这村中有个大财主，姓柴名进，此间称为柴大官人。江湖上都唤作小旋风。他是大周柴世宗嫡派子孙。自陈桥让位有德，太祖武德皇帝敕赐予他誓书铁券在家中，谁敢欺负他。专一招接天下往来的好汉，三五十个养在家中。”
我们看到，柴进的身份非常特殊，也正因此，其行事非常高调，依仗着誓书铁券的存在，柴进的所作所为，几乎成为法律监管的“盲区”。他第一次出现，是在“林冲棒打洪教头”一节，洪教头不但功夫一般，其存在本身就是一件值得讨论的事情。以制度的视角分析，宋代，在家中设置教头，是严重的违法行为。我们知道，林冲也是一名教头，但是，林冲的这一身份是国家正式制度的组成部分，而柴进府里的洪教头，则是游离于正式制度之外的，是柴进私自雇佣、设立的，毫无疑问，这是违法的。非但如此，由前文中店主人对柴进的介绍，我们获知，柴进不但在家中设置教头，还“专一招接天下往来的好汉，三五十个养在家中”。这样看来，柴进从事的是一种有组织的结社、并开展军事训练的活动，传统社会的统治者无疑对此是非常恐惧和敏感的，其性质也是非常严重的。1041年的一道诏令规定：
“如闻淄、齐等州民间置教头、习兵杖，聚为社。自今为首处斩，余决配远恶军州牢城。仍令人告捕之，获一人者赏钱三十千。”（马伯良：《宋代的法律与秩序》，杨昂、胡雯姬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3页）
由此，单是柴进的这一行为，就可能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进一步地，我们也可以看出九纹龙史进的师父——王进的聪明：和林冲一样，王进也是一名军队中的教头，为摆脱来自高俅可预期的报复行为，他乘夜逃离东京，路途中在史进处落脚，并教授史进武功：
王进见他（史进）学得精熟了，自思：“在此虽好，只是不了。”一日，想起来，相辞，要上延安府去。史进哪里肯放，说道：“师父只在此间过了。小弟奉养你母子二人，以终天年，多少是好。”
这里，王进并没有贪恋在史家村养尊处优的安逸生活，相反，在看到史进的功夫有所进步之后，他随之辞行，决意去边关效力。应该讲，王进的表现是非常理智的，假设他长期留在史家村的话，他的身份就会产生变化，其性质就会由正式制度认可的教头，异化为类似洪教头一类的私人教头，而这显然是违法的，这应该就是王进所说的“在此虽好，只是不了”的缘故吧。虽然我们看不出王进的选择是否基于制度的考虑，但王进的选择是合乎制度的。
进一步地，出于对民间军事力量的担忧，宋代的制度不但禁止民间私自设立教头，也限制民间拥有兵器以及军事类书籍。“政府倾向于限制一般人拥有武器，政府宁愿拥有一群没有武装的人民，即使以地方犯罪率高为代价，也不愿要一群忠诚度可疑的武装农民。这一决策反映在法律中，就导致人民拥有武器被法律规定为非法。”（马伯良：《宋代的法律与秩序》，杨昂、胡雯姬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2页）《宋刑统·擅兴律》规定：
诸私有禁兵器者（谓非弓、箭、刀、楯、短矛者），徒一年半。弩一张加二等，甲一领及弩三张，流二千里，甲三领及弩五张，绞。私造者各加一等。
这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与《三国演义》描写的英雄人物不同，梁山上的好汉们在出道时大多没有什么像样的兵器。他们中除了像林冲、花荣、秦明、关胜、呼延灼等出身于行伍的正规军官外，其他人根本没有什么兵器，这些好汉们更主要的是以拳脚上的功夫见长。例如，武松、燕青、阮氏兄弟等人。这是因为，在好汉们上山之前，因为政府禁止私人拥有兵器，因此，他们不太可能有演习、锻炼的机会。同样，小说中经典的情节——武松打虎，当时武松拿在手中的只是一根哨棒而已，如果换成一件兵器的话，不但会减损英雄的气概，同时也是违法的。
凭借誓书铁券的神话，柴进的高调还表现在广泛地藏匿、资助犯罪人。甚至，因此柴进还获得“小孟尝”的称呼。这便是“柴进门招天下客”，然而，这里的“客”，均是犯罪人。细而言之，林冲之外，柴进还容留过王伦、杜迁、武松、宋江等人。
第九回，上文提到的洪教头曾言：
“大官人只因好习枪棒上头，往往流配军人，都来倚草附木，皆道我是枪棒教师，来投庄上，诱些酒食钱米。”
第十一回，朱贵向林冲介绍道：
“原来是王伦当初不得地之时，与杜迁投奔柴进，多得柴进留在庄子上住了几时。临起身，又赉发盘缠银两。因此有恩。”
第二十三回，武松对宋江道：
“小弟在清河县，因酒后醉了，与本处机密相争，一时间怒起，只一拳打得那厮昏沉。小弟只道他死了，因此一径地逃来，投奔大官人（柴进）处躲灾避难。今日一年有余。”
第二十二回，宋江杀死阎婆惜后，投奔柴进：
柴进听罢，笑道：“兄长放心！遮莫做下十恶大罪。既到弊庄，但不用忧心。不是柴进夸口，任他捕盗官军，不敢正眼儿觑着小庄。”宋江便把杀了阎婆惜的事，一一告诉了一遍。柴进笑将起来，说道：“兄长放心！便杀了朝廷的命官，劫了府库的财物，柴进也敢藏在庄里。”
由上述史料可知，柴进凭借誓书铁券，完全不把当时的法律制度放在眼里，他广泛地收留、藏匿以及资助犯罪人，其力度之大，范围之广，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柴进的此种行为，当然属于严重的违法行为，对此，《宋刑统·捕亡律》规定：
“诸知情藏匿罪人，若过致资给，令得隐避者，各减罪人罪一等，罪人有数罪的，止坐所知。”
意思是，如果知道罪人的犯罪情况，却故意隐藏，或者指点道路，护送过险，帮助运送，供给衣食，使罪人潜伏他处，这种情形下，减罪人罪一等给予包庇者处罚，如果罪人有数罪，就按照包庇人知道的罪责追究责任。如果严格地执行这条法律规定的话，毫无疑问，柴进须为此承担沉重的刑责。
综上所述，结合当时的制度，柴进私自组织、训练军事力量以及藏匿、资助犯罪人，均属严重的违法行为。但是，有誓书铁券护身，柴进还是每天神采飞扬地生活，这也让我们笃信了誓书铁券的效力。直到第五十二回，出现了“李逵打死殷天赐”案，彻底翻转了我们所有的想象。该案的情节大致是：
柴进的叔叔柴皇城，居住在高唐州，其居家的宅院被高唐州长官高廉的妻弟殷天赐看中，遂逼迫柴皇城搬出，柴进得知消息后，带李逵前去帮忙解决这件事情，不想正遇殷天赐来抢占房屋，被李逵打死，后柴进被抓，李逵逃走。我们来看一下该案的审判过程：
高廉喝道：“你怎敢打死了我殷天锡？”柴进告道：“小人是柴世宗嫡派子孙，家间有先朝太祖誓书铁券，见在沧州居住。为是叔叔柴皇城病重，待来看视。不幸身故，见今停丧在家。殷直阁将引三二十人到家，定要赶逐出屋，不容柴进分说，喝令众人殴打。被庄客李大救护，一时行凶打死。”高廉喝道：“李大见在那里？”柴进道：“心慌逃走了。”高廉道：“他是个庄客，不得你的言语，如何敢打死人！你又故纵他走了，却来瞒昧官府。你这厮不打如何肯招！牢子，下手加力与我打这厮！”柴进叫道：“庄客李大救主，误打死人，非干我事。放着先朝太祖誓书，如何便下刑法问我！”高廉道：“誓书有在那里？”柴进道：“已使人回沧州去取来也。”高廉大怒，喝道：“这厮正是抗拒官府！左右，腕头加力，好生痛打！”众人下手，把柴进打得皮开肉绽，鲜血迸流。只得招做“使令庄客李大打死殷天锡”。取那二十五斤死囚枷钉了，发下牢里监收。
我们看到，案件审理过程中，柴进两次提到自己拥有神圣无比的誓书铁券，且言明已经派人去取，这时候，作为案件的主审官员，在明确柴进的身份后，高廉按理应该中止案件的审理，等待誓书铁券这一重要的法律文件出现。然而，他直接命令左右对柴进采取刑讯逼供的措施，竟然丝毫不考虑柴进身份的特殊性以及誓书铁券的权威性，而早前被李逵打死的殷天赐说得更直接，当柴进表明自己身份的时候：
殷天锡大怒道：“这厮正是胡说！便有誓书铁券，我也不怕。左右，与我打这厮。”
这里，我们惊诧地看到，之前被柴进引以为护身符的誓书铁券，竟然失去了效力，别人根本不把它放在眼里。那么，誓书铁券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传统社会里是否真的实践过这一特权化的制度，其效力如何呢？证诸历史，铁券，是帝王赐给功臣的一份特权凭证，其形态为铁质丹字，因此，又称为“丹书铁券”，民间也称为“免死金牌”。“铁券的最主要内容主要是受券者可以犯常罪免死，也就是允许受券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犯法，但就君主专制和封建法权的绝对权威来说，这种允许在制度上本身就是一种矛盾。”（王剑：《铁券通论》，《史学集刊》1998年第4期）当这种矛盾难以协调，必须做出某种选择的时候，那么，皇权毫无疑问是胜利的一方。即便铁券的颁布确实出于君主对臣子的感激，那么，这份感激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世代的更迭而稀释，从而耗散掉铁券的功能。归根结底，如果君主重视和认可，那么，铁券还是铁券，否则，铁券就似一块瓦片。在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人治社会，从来如此。很不幸的是，后者恰是柴进的遭遇。先帝给的一块铁券，成了柴进的信仰，他就真的以为自己可以无法无天、为所欲为地生活，一直高调地生活在由铁券构筑的童话世界里，说出“便杀了朝廷的命官，劫了府库的财物，柴进也敢藏在庄里”这种话。
撇开誓书铁券不谈，高廉的审判的确是存在问题的。因为铁券之外，柴进着重强调了自己的身份，他对高廉说，自己是“柴世宗嫡派子孙”，而面对殷天赐的蛮横无理，柴进夸张地描述自己是“龙子龙孙”，虽然这难免让人觉得其中有些不知今夕何夕的味道，但这当然是具有制度意义的一项因素，即“八议”。按照宋代的刑事制度，八议之人若犯死罪，地方官员是没有权力进行裁判的，而应该将情况奏请皇帝，由其进行终局性的裁夺。
“诸八议者犯死罪，皆条所坐及应议之状，先奏请议，议定奏裁……”
所谓“八议”，即：“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即便柴进没有能够及时提供誓书铁券这一重要法律文件，但他理所当然地属于“八议”之人，具体地，属于其中的“议宾”。这里的“宾”，即指“国宾”，根据规定，国宾须是先代之后。“八议之人荫及周以上亲及孙。周亲包括：伯叔父母、姑、兄弟、姊妹、妻、子及兄弟之子，曾高也同。孙：包括嫡孙、众孙皆是，曾、玄亦同。子孙之妇亦同周亲，曾、玄孙之妇则不属周亲。”（周密：《宋代刑法史》，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3页）柴进作为柴世宗嫡派子孙，当然具有国宾资格，属于八议之人。无独有偶，第十二回里，林冲为取投名状遇杨志，后者做自我介绍时，自称“洒家是三代将门之后，五侯杨令公之孙，姓杨名志”。那么，果真如此的话，杨志也符合“八议”的条件，具体应该属于八议之中的“议功”。根据《宋刑统·断狱》之规定：
“诸应议请减，若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者，并不合拷讯，皆据众证定罪，违者以故失论。”
很显然，像柴进这样应议请减的被告人，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是不能通过拷讯来获取口供的，而是应该以“众证定罪”，所谓众证，指三人以上，明证其事，才合定罪。而该案中，在柴进表明自己身份的前提下，高廉丝毫没有考虑相应的“八议”制度，也不问案件的来龙去脉，即令“众人下手，把柴进打得皮开肉绽，鲜血迸流”，这属于枉法拷讯，是明显违反当时司法程序性规定的。
殷天赐案中，柴进口中的“誓书铁券”始终没有出现。后来，柴进被一众好汉救上梁山，遂正式入伙。设若此时，誓书铁券终于迟来，那么，柴进还能否借此主张自己免死的特权呢？答案是否定的。无论是铁券，还是“八议”，其适用范围均是针对类似抢劫、斗殴、盗窃等“常罪”而言，如果行为人犯的是“十恶”之罪，那么，在此情形下，铁券、“八议”就不再适用。柴进入伙梁山，其行为性质属于“谋反”，这是列十恶之首的重罪。由此，柴进入伙梁山的那一刻，就意味着他永远失去了铁券的庇护和光环的笼罩，做回了一个普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