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化，基本源于中国，而自有发展。作为日本文化之一的篆刻艺术，同样受到中国篆刻艺术的影响，但经过日本人民和篆刻家数百年来不断地努力吸收、消化，而能自成风貌，并具有较浓厚的民族风格。
中国传入日本最早的篆刻作品，当推1784年2月23日在日本福冈县博多湾志贺岛发现的金印“汉委奴国王”。这是汉光武帝中元二年（57年）赐给日本倭奴国使者的印绶（现存福冈市博物馆）。稍后，三国魏明帝景初三年（239年），魏帝又授予倭邪马台国女王“亲魏倭王”金印（见《魏书·倭人传》）。隋唐时期，日本派遣大批遣唐使到中国，全面吸收汉唐文化。
遣唐使印
汉委奴国王
宋元时期，日本禅宗兴隆，除日本留学僧外，尚有不少中国僧人赴日讲经传道，有的长久留住在日本，他们对继承中国文化传统，兴起日本的书法篆刻艺术，有着启导的影响。
明代，中国文人兴起一股复古思潮，印人多崇尚汉印，嘉靖、万历之时，文彭、何震出，加之印材易铜为石，易于雕镌，篆刻之风大为盛行。受到中国画影响较深的日本画家周文、文清、启祥、雪舟等人，也常在他们的作品上钤盖印章。
明王朝为清所灭之际（1644年），有大批明末遗民流亡日本，中国新文化亦随之被带往日本传播。其中，对篆刻艺术传播影响最大的有独立和心越两位僧人。他们两人特点相同，除了讲经传法，都精六书、擅书法，篆刻都是继承明末清初一路的风格，使刀治印，刀味明显，使日本原来的印章艺术开启了一股新风。当时跟他们学习篆刻的人不少，他们对日本篆刻界有转折性的影响，日本篆刻界称他俩是“日本篆刻的始祖”。
遗世独立（独立）
花落家童未扫 鸟啼山客犹眠（心越）
心越的篆刻学生有原篁洲，与篁洲为亲交的今井顺斋和细井广泽，以及篁洲弟子池永一峰等人，悉心研究古篆，都能继心越风格，在刀法方面大有改变，为发展日本篆刻艺术做出了贡献。日本篆刻史称之为“初期江户派”。
与初期江户派同时期的，有新兴蒙所，他从江户移居大阪浪华，受到明末清初今体派风之影响，以方篆杂体作印，其门人有僧佚山、尾崎散、都贺庭钟、里东白、泉必东等，印风富有装饰味。后人以“初期浪华派”称之。
长崎，是江户时代日本与中国交往的门户，在地理上离中国大陆最近，得地利人和之便，是中国篆刻以各种方式进入日本的必经之地。以源伯民为代表的印人，因地而成，后人称之为“长崎派”。此外，同时在上方的篆刻家，主要有殿村亚岱、僧悟心、林焕章、柳里恭等人，亦为明末清初今体派作风，后人称之为“上方派”。
当日本盛行明末清初较为低俗的方篆杂体之时，清代中期印人渐转向崇尚秦汉之风。不久，日本也掀起“印归秦汉”的复古之风。同时，也有指导鉴赏中国钤印的《秦汉古铜印谱》与浙派丁、蒋和邓石如的印谱和实物，一扫前期以方篆杂体作印之弊习，建立起较为高雅、简朴、洗练之印风。
明治时代（1868—1912 年）的篆刻，一方面受到前代高芙蓉一路的影响，同时，也 有不少人崇尚我国清代中期以后的印风，即重视多方面的艺术修养，诗文、书、画，亦都各有专长。这个时代也可以说是文人印盛行的时代。明治十三年（1880 年），杨守敬任清朝驻日本大使馆官员，携去碑版法帖、秦汉印章以及古币等，对日本书法篆刻有很大的影响。
筱田芥津，对浙派印集研习颇深，将切刀法的古拙生辣之趣引入日本，对当时的篆刻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人们称他为技巧派的篆刻家。
此外，有不少篆刻家，为了更深入地了解、研究中国的篆刻艺术，不满足于对印谱的欣赏与摹习，而是直接来到篆刻艺术的发源地、滋长地，摄取中国精神，向当时的印人学习。其中，有名的有圆山大迂、中村兰台、桑名铁城、滨村藏六、河井荃庐等，他们先后远涉大海，来向吴让之、徐三庚、赵之谦、吴昌硕等印家请教，有的先后来往数次，归国后广为传播中国篆刻艺术。
别号拜石（圆山大迂）
渡边千秋（山田寒山）
日本民族是一个勤劳、智慧、勇于上进的民族，有他们自己的文化历史、风俗习惯与审美风尚，加之明治以后，日本也实行改革开放的维新政策，在汲取汉唐文化的同时，也大量吸收了近代欧美的科学文化精神。这三者的结合，构成以日本民族文化为主的艺术风格。在篆刻艺术方面，虽然有不同的师承风貌，但其共同的特点是：章法较为考究，精于安排，篆书的用笔与用刀都较为豪放，刀锋凌厉，很富有个性。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从这本《日本篆刻艺术》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它与中国篆刻艺术有着密切联系的历史；同时，各时期中，又有各不相同的变化与发展。这对我们今天探索创造具有社会主义新时代风格的篆刻艺术，可能会有新的启发与借鉴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