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故事一般都是悲剧。比如，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远比四大喜剧来得深刻。
所以，如果一部作品想要留传后世，一般也要向悲剧的方向靠拢，最低也要用一个带有光明未来的悲情故事结尾。
比如，《生逢灿烂的日子》最后还是让老四郭小河死去了。
但是，一个好的作家在诞生一个角色之后，就无法左右角色的命运了。就像福楼拜说的：“我对于艺术的理想，我以为就不该暴露自己，艺术家不该在他作品里面露面，就像上帝不该在自然里面露面一样。”角色流着自己的血，开始他自己的人生历程，完成他自己的生命意志，最终走向他应有的终点。作者的作用不过是在描述角色的轨迹，而不是干涉角色的人生。
所以，当我们评价一部剧好与坏的时候，当我们解析一个角色成功与否的时候，并不是以这个角色的美好与否、有趣与否为标准的，而是他是否完成了他命运的全程，并最大化地实现了他作为角色的意义。
从这一点来讲，郭小河的死不太值。
1
有人说，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撕开了、揉碎了给你看。
写悲剧英雄的影视剧作品往往在一开始都要描写英雄的完美生活，亦或英雄的完美人性，当我们和英雄一同享受生活中的美好、景仰英雄的完美人格的时候，真正的剧才刚刚开始。
小的时候看电影《周恩来》，眼见着一个完美的伟人一步步地走向人生的终点，撕痛感从头顶延伸到脚下，前后左右哭成一片，但是，所有人都称赞这部片子的好。
前几年看冯小刚的《1942》，读余华的小说《活着》，都是这样的感受。痛，但是深刻。
相反，同样是冯小刚的电影，《唐山大地震》就没有那么深刻。虽然，它从全景又从个人角度记述了人在灾难面前的巨大痛苦，也变换着方式让我们感受痛苦的不同模式。但是，它最终没有达到撕裂般的高度。因为它一开始就撕裂了人生，痛苦只能来源于缝合，而缝合就显得麻木。
2
黑格尔说，什么是悲剧？悲剧就是善的冲突。
金庸在《雪山飞狐》的结尾中无法决定胡斐的刀是否会落下去。不是因为金庸的笔力不够，是因为胡斐和苗人凤的命运在一开始就已经被确定下来，两个人最后的碰撞只是他们命运的巧遇，没有办法，不得不如此。刀落下去，是胡斐的命运，也是苗人凤应有的结局，因为仇恨必须要在这个时候解决；刀不落下去，是金庸的命运，因为“侠之大者”必须有应有的气度。所以，金庸把命运交给了读者，他老人家躲在一旁去了。
同样，安娜·卡列尼娜和林黛玉的结局也必须是死，因为在一开始她们就被设定在冲突的漩涡之中，她们个人的力量并不足以挣扎，她们人生的美只能现实中被冲得粉碎，所以她们必须死。
3
从悲剧的自然属性讲，写一部悲剧是非常困难的。
老舍曾说过，我想写一出最悲的悲剧，里面充满了无耻的笑声。但是最终他没有完成这一心愿。
悲剧的产生必须是对人生的深厚积淀，把世界、人生看得透彻，把世间百态琢磨到底，装进整个世界之后才能反刍悲剧。
所以，大师总是处于痛苦之中。喜剧之王卓别林说，世界远看是喜剧，近看就是悲剧。在他的一生之中，用喜剧的形式表现人生的悲剧，最终完成了一个大师的过渡。
周星驰的喜剧也如是一样。那一句经典台词“其实我是一个演员”，把多少心酸苦乐磨透了，引来多少人的眼泪。但是，给了所有人快乐的周星驰却不得不面对抑郁的折磨，用他自己证实了卡夫卡的那句话：艺术向来都是要投入整个身心的事情，因此，艺术归根结底都是悲剧性的。
4
又回到《生逢灿烂的日子》。
老四郭小河的死是必须的吗？
在编剧的计划里，或许真的是必须的。因为在老四的人物设计里存在那么一点悲剧的因素，比如他的善良，他的疾病，他的放弃，包括在他选择死之前和父母的那一顿饭。
但是，正是这一点悲剧因素，使我们无法面对老四的结局。
为什么？因为那一点点因素还不够充分。
生与死都需要莫大的勇气，也需要绝对的理由。像暴力美学那样的把生死置之度外，也需要对义、孝这样的绝对精神进行深刻的解析才可以实现。老四的死缺少这样的绝对的理由，即使佳佳的不求生也不是老四求死的理由。
一个悲剧的诞生一定是延着轨迹来完成的。比如，在老四和佳佳的人物关系上，佳佳对老四的爱只表现在了出嫁的那一瞬间，铺垫并都没有做到完善。在局长儿子、佳佳和老四之间的感情处理上，作者偷了懒，最终使我们没有看到老四用死来决定未来的必然。
当然，老四可以死去。因为我们的的确确看到了那么一点可行性。但是，用什么方式呢？用自杀式的自我放弃吗？还是继续用善良杀死他？都不好，都不是他应该的选择。
他的结束应该是一种必然的伟大，这种伟大是在平凡之中的，也因为在平凡之中所以才显得伟大。
5
我们无法替编剧设定一部剧的结束，就像我们无法左右一部剧的开始。我们所以做到的，就是对一部剧的进程表示自己的态度。
我想用王尔德的一句话来结束这篇文章：人生有两个悲剧，第一是想得到的得不到，第二是想得到的得到了。
老四的死得到了什么呢？又得不到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