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信
传记人赫敏·李
刚刚获得国际传记人协会奖（The Biograph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ward; The BIO Award）的赫敏·李（Hermione Lee）在不久前出版了最新的传记作品《汤姆·斯托帕德》。汤姆·斯托帕德是李的第七位传主，之前的六位分别是伊丽莎白·鲍恩（Elizabeth Bowen）、菲利普·罗斯、薇拉·凯瑟、弗吉尼亚·伍尔夫、伊迪丝·沃顿、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李还写了《传记》（Biography :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一书，收录在牛津通识读本（Oxford Very Short Introductions）系列。
李是《巴黎评论》“传记的艺术”第四位受访人。在她之前是五卷本《亨利·詹姆斯》作者利昂·埃德尔（Leon Edel）、《杜鲁门》《约翰·亚当斯》作者大卫·麦卡洛（David McCullough）、《李顿·斯特雷奇》（李顿·斯特雷奇，Lytton Strachey，是现代英语传记文学的开创者）作者迈克尔·霍尔罗伊德（Michael Holroyd）。在她之后是《成为官僚：罗伯特·摩西和纽约的衰落》《林登·约翰逊的岁月》作者罗伯特·卡罗（Robert Caro）、《薇拉：符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夫人》的作者史黛西·希芙（Stacy Schiff）、浪漫主义诗人们的传记作者理查德·霍姆斯（Richard Holmes）。
汤姆·斯托帕德迎来了他的晚年，李为其做传记的计划得到了欣然应允。在长达六年的访谈和写作过程中，害羞的斯托帕德配合得很好，很少拒绝和删改，以至于李称之为高尚的人。除了查阅档案馆和图书馆的资料，李还去了斯托帕德位于多塞特乡村的家中，有时会在那里过夜，斯托帕德在晚间时分精力十分丰沛。大部分时候，斯托帕德会活色生香地讲述他的故事，有时候也会停下来问，“我不知道这对你有什么用”。斯托帕德明显地推动了这本书的写作。
赫敏·李
强烈的纪实感和现场感使《汤姆·斯托帕德》区别于李之前的作品。厚达一千页左右的《汤姆·斯托帕德》从纳粹占领的捷克斯洛伐克开始，以新剧《利奥波德·施塔特》（Leopold Stadt）因疫情中断演出收束结尾，《利奥波德·施塔特》刚刚获得奥利维尔最佳新剧奖（Olivier Award for Best New Play）。
李笔下的斯托帕德是一个魅力十足、诙谐机智的人物。在公共场合，他是焦点，在私底下，他却焦躁地自我鞭挞。李发掘了他的善良，永远忠于朋友，但存在一定的瑕疵。他相信运气几乎超过一切，正如剧作家西蒙·格雷（Simon Gray）所说，“实际上，汤姆一无所获，除了他的外貌、才华、金钱、运气。”李逐渐意识到，“许多认识他的人都说他们不太了解他。他们不知道他的密友是谁，甚至不确定他是否有朋友。”
《汤姆·斯托帕德》继承了李以往的简单、通俗，以及某种程度上的反精英主义。她认为所有领域都应该说一种同样的语言，不存在另外一种专门的语言。她将自己的传记称之为“反应式的：从你所身处的优势角度来写传记——性别、种族、阶级”。传记，对李来说并不是一种艺术，而是一种关于真实的文学，“你只能在你有资料和证人的情况下才能访问他们。你只能任凭你所能找到、读到、听到和看到的东西摆布。你会尽可能地了解这个人的生活和工作……但总是会有一段空白……随着对档案越来越深入，某种形状向你袭来，一种奇怪的力场开始生长，当多年来一直强烈地专注于某个人时。”
斯托帕德是生于捷克斯洛伐克的犹太人，他的祖父母葬身于集中营。在二战期间，斯托帕德逃亡新加坡和印度，并亲历了父亲的身亡，他死在另一条逃亡路线上。1946年，斯托帕德离开印度，成为了一个英国人，他把英语像外套一样穿上。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斯托帕德自学成才，后来做了一段时间的记者，并撰写戏剧评论。
斯托帕德的戏剧生涯开始于六十年代。1966年的《罗森格兰兹与吉尔登斯吞死了》（Rosencrantz and Guildenstern Are Dead）获得了托尼奖最佳话剧，此后他又三次获得托尼奖最佳话剧，获奖话剧分别是《滑稽模仿》（Travesties）、《真实之事》（The Real Thing）、《乌托邦海岸》（The Coast of Utopia）。斯托帕德会在演出时大胆地删减语段，这建立了他强烈的风格。斯托帕德最为人所熟知的剧本是《阿卡迪亚》（Arcadia），创作于1993年，已经成为当代经典。
人们感受到斯托帕德改变了我们的文化，李说，“斯托帕德使我们在剧院度过了美好的夜晚，使我们既思考又笑（有时哭）的场合。”斯托帕德在政治上有点特立独行，和捷克的哈维尔相得益彰。在撒切尔选举之年，他宣称自己是保守派，政治、教育、戏剧上的保守派，在最近一些时候，他认为自己是胆小的自由主义者。2014年，斯托帕德参与了一项支持新闻自由的活动。
李在1970年在牛津大学取得硕士学位，1998年以来，她一直是牛津大学新学院的首位女教授。她担任过沃尔夫森学院（Wolfson College）校长。2001年当选英国科学院院士，于2003年和2013年两度获得大英帝国勋章。她至今最著名的作品是《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该书曾获得詹姆斯·泰特·布莱克纪念奖（James Tait Black Memorial Prize）。
李在沃尔夫森学院创建了“生活写作”中心（The Oxford Centre for Life-Writing）。“生活写作”（ Life-Writing）一词源于伍尔夫在1939年所写的关于自己和其他布卢姆茨伯里派（Bloomsbury Group）成员所写的传记作品《过去的剪影》（A Sketch of the Past）。“生活写作”由不同种类的“真实”叙事组成，包括传记、自传、回忆录、日记、信件、旅行写作等。这些故事属于不同的类型，重叠存在、共同书写。
在所有这些传主中，大部分传主是女性。在《巴黎评论》的访谈中，李承认自己受益于女权主义和自己的女性身份。在六十年代，李不是一个活跃的女权主义者，但慢慢学会充当了这一身份。在申请工作的时候，身为女人一直是她的优势所在。李是第一位担任金匠学院主席的女性，也是沃尔夫森学院的第一位女校长。
对于李来说，这是一个属于传记的时代。她刚刚获得了2020年的国际传记人协会奖。BIO奖开始于2010年，每一年由国际传记人协会颁发。2012年，阿诺德 · 兰伯萨德（Arnold Rampersad）获得了BIO奖，他最主要的传记对象是兰斯顿·休斯和拉尔夫·埃里森。2014年，史黛西·希芙获得了BIO奖，她最主要的传记对象是薇拉和埃及艳后。
香港国际文学节
第20届香港国际文学节（Hong Kong International Literary Festival, HKILF）在11月5日到15日期间举行。本届HKILF采用现场直播和在线上活动的混合模式，预计举办70余场活动，其中20场向公众免费开放，本届HKILF邀请了来自中国和其他国家的120多位作家。
本届HKILF的主题是 “此刻紧凑，展望完美”，希望用小说和纪实文学形式，探讨世界各地如何应对健康、不平等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以及人类和地球未来的前景。
香港国际文学节海报
参与本届HKILF的有爱尔兰作家、美国国家图书奖得主、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创意写作教授科伦·麦凯恩（Colum McCann），美国国家人文奖章、普利策奖得主、普林斯顿大学创意写作教授裘帕·拉希莉（Jhumpa Lahiri），爱尔兰小说家桂冠（2019-2021）、科斯塔图书奖两度得主塞巴斯蒂安·巴里（Sebastian Barry），布克奖得主霍华德·雅各布森（Howard Jacobson），新加坡裔美国作家关凯文（Kevin Kwan），以及中国作家颜歌，作家、戏剧人陈思安，作家安於（An Yu） 、陈浩基、陈冠中、韩丽珠、谢晓虹，李小龙女儿李香凝。
此外还有邀请美国政治哲学家、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普利策奖得主、美国东北大学新闻学院院长乔纳森·考夫曼（Jonathan Kaufman），牛津大学现代中国历史与政治教授芮纳·米德（Rana Mitter），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现代中国史与文学教授蓝诗玲（Julia Lovell），苏格兰历史学家、达夫·库伯纪念奖（Duff Cooper Memorial Prize）、托马斯·库克旅行书奖（Thomas Cook Travel Book Award）得主威廉·达尔林普尔（William Dalrymple），Vera and Shetland犯罪系列作家安·克利夫斯（Ann Cleeves），《超级大国摊牌》（Superpower Showdown）作者鲍勃·戴维斯（Bob Davis）。
颜歌将与裘帕·拉希莉展开题为“作为意大利人”的对谈。拉希莉是印度裔美国作家，英语和意大利语的双语写作者。处女作《解说疾病的人》获得欧·亨利短篇小说奖、美国笔会/海明威文学奖、普利策文学奖。凭借其鲜活的异域写作、精湛的叙述能力、明亮的时代与人，拉希莉先后获得古根海姆奖金、美国国家人文奖章。拉希莉在《纽约时报》中坦承自己对移民小说的看法，“我不认同这种分类。从美国历史的角度看，所有的美国小说都可以被称为移民小说。霍桑的作品写到了移民。薇拉·凯瑟也关注移民。自文学的发端起，诗人和作家便不断叙述着穿越边界、游荡、背井离乡以及与未来的相遇。异乡人本就是史诗和小说的创作原型。异化和同化之间的矛盾冲突始终是文学的基本主题。”
拉希莉和意大利语结下了不解之缘。她翻译过多梅尼科·斯塔尔诺内的《鞋带》。作为一名译者，拉希莉认为“翻译这种行为尤其有力量，能带来革新。”（出自普林斯顿大学网站《裘帕·拉希莉倡导作家的翻译艺术》）她越来越多地用意大利语写作。在刊于《纽约客》的“自学意大利语”（Teach Yourself Italian）一文中，她表明了为什么自己在成名之后要用全新的、陌生的语言来写作。2000年去威尼斯时，拉希莉的意大利语使用仅限于点餐结账，这让她感受到自己是语言使用的流亡者。在后来的日子里，拉希莉接触了更多的意大利译者，经过几次动荡和变化，她终于成为一个意大利语写作者。作为一个跨语言的写作者，拉希莉认为自己的意大利语写作注定是一场失败，不断重塑，反复毁灭，注定失败，但没有折磨。“我的意大利语写作是一次飞行，”拉希莉写道，“意大利语，像树皮一样覆盖了我。我留在里面：更新，被困，松气，被束。”拉希莉坚持改变的哲学，作为女人，作为译者，作为另一个人。
桑德尔将以全新的角度剖析全球化和日渐严重的不平等问题。考夫曼将就《最后的上海王》（The Last Kings of Shanghai）谈论鸦片走私、家庭斗争、政治阴谋等问题。《大西洋月刊》高级编辑大卫·弗鲁姆（David Frum）将分析大选后美国的政治形势。出生于中国香港的诗人陈美玲将朗诵其代表作Urban Love Poem。安於将和《红色天空下》作者阚超群（Karoline Kan）讨论其最新作品中对千禧一代华人的描绘。
“第20届文学节反映过去的文学成就，向把人们汇聚一堂的书籍致敬，展望并探讨一些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议题——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参与并加入对话。”香港国际文学节董事会联合主席兼香港大学英文学院主任Julia Kuehn表示。
于今年加入HKILF任执行董事的Catherine Plat相信艺术组织可办有趣且引人入胜的活动，促进人们的心理健康。他解释道，“文学节凝聚作家和读书爱好者，让他们透过对话互相交流并分享想法。”
HKILF始于2001年。2019年的HKILF聚焦于马库斯·苏萨克（Marcus Zusak）的文学，苏萨克是《偷书贼》《克莱的桥》的作者。 2018的HKILF聚焦于女权主义、 LGBTQ+、旅游写作三个议题，邀请董启章、珍妮·张（Jenny Zhang）等作家会谈。
HKILF所有线上活动将在结束后24小时上载至网上，并附上字幕。欲获得更多有关HKILF的信息，请浏览。
《送奶工》获国际都柏林文学奖
安娜·伯恩斯（Anna Burns）第三部作品《送奶工》（Milkman）在出版两年后获都柏林国际文学奖、克里斯托弗爱瓦特-格斯纪念奖（Christopher Ewart-Biggs Memorial Prize）。此前，《送奶工》获得了布克奖、全美国家书评人协会奖、奥威尔奖。
安娜·伯恩斯《送奶工》获都柏林国际文学奖
《送奶工》讲述北爱尔兰世界的暴力、晦暗、对女性的压迫、派系分裂、抵抗等等问题，这些问题几乎可以概括为个人或社会意义上的权力问题。叙述者和主人公都是一个处在青春期的女孩，她遭遇了一个来自对立的政党的成年男性的骚扰，并因此经受了来自亲人和其他人的流言，或者说语言暴力。她不得不为这一切找到一个新的辩证。《送奶工》的出版，刚好置身在席卷世界的MeToo运动中。
“整整一群人暗淡无光，也许是一整个社区、一整个国家，或者只是一个小小的独立州，在生理和精神的层面上长期浸淫在黑暗的思想精神里；在经历了多年的个人和集体的折磨、个人和集体的历史之后，他们习惯于背负过于沉重的压力、悲哀、恐惧和愤怒。……这就是我所生活的地方的现状，这整个地方似乎永远处于黑暗之中。就好像电灯关掉了，永远关掉了。就算黄昏已经过去，应该把灯打开了，没有人去开灯，也没有人注意到灯没开。”书中说道。
值得一提的还有，伯恩斯精湛的叙述，它被称作“凶猛的假声”。安娜·伯恩斯穿梭在各种叙述之中，有反讽的，有幽默，有面对故事的，也有面对语言的。有的时候，伯恩斯会用一种神经质的写作，倾泻情绪，触达矛盾，充满紧张感和迅疾的力量，当然这很符合叙述者的具体状态。像所有当代小说家一样，伯恩斯深信语言的力量，它使一切启动，或停止。伯恩斯写道，“在一个擅长怀疑、推测和含糊其词、将一切都本末倒置的地方，既不可能准确地讲一件事情，也不可能只是保持沉默。没什么事情能被说出来，也没什么事情能不被说出来，到最后，人们都会深信不疑。”
《送奶工》是政治小说，也是成长小说。在整个故事中，伯恩斯并不正面论历史或政治的是与非，而是透过受害少女的内在思辨着眼于政治在人们身上产生的影响，生来便直挺挺杵在日常生活中，还未有能力理解，又巨大到不容忽视。有评论指出，“她必须接受现实比自己读过的成堆虚构故事更加荒谬，在一团混乱、彻底迷惘、风暴平息过后，以为妈妈和周遭的人们进入某种奇特的转变期，但其实转变是发生在她自己身上，忽然之间，读懂了那份惊惶、倒退与脆弱，有些误解一笑置之，有些情绪化为感动，就连晚霞也似乎柔和了起来。”
在都柏林文学奖的致谢中，伯恩斯提到图书馆在她的生命所扮演的重要地位，每到星期六，她就会到图书馆去，那里就像是一个黑市，人们拿出三到五张卡片，得到九到十五本书。
伯恩斯出生在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的一个工人家庭，1987年移居伦敦，在伦敦大学读书，2014年移居东萨塞克斯郡。
贝尔法斯特是其作品的重要背景。显然，伯恩斯重新创造了贝尔法斯特，注入更多的冲突和主义。“我想它可以被看作是处于类似压迫条件下的任何极权主义，封闭的社会，”伯恩斯解释道，“这是一本整个社会处在极端压力下的小说，长期暴力被误认为一种规范。”
在写作《送奶工》时候，伯恩斯患有严重的背痛，勉强维持着家庭的吃穿用度。《送奶工》曾被几家出版商拒绝了，不过Faber&Faber最终接收了它。
露易丝·格丽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
在露易丝·格丽克（Louis Glück）获得2020年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大量的介绍性文章在短时间内覆盖了中文网络。读者被告知，格丽克荣誉加身，年轻时患有厌食症，她本人有女性主义色彩，她的诗歌很像自白派，主要表达爱。这些文章详尽地勾勒了格丽克的生平梗概和创作历史，但这些方面并不足以形容格丽克和她的诗歌，文章既没有近几十年的诗歌变迁，又没有关于格丽克诗歌的整体知识。
这些文章不负责任地给读者填塞错误。其中一篇文章说：“阅读格丽克的诗歌，你会被她牵引着剖开那些看似坚固的自我、爱、关系……走向日常深处的痛和爱。”此处的基调是道德的，且它无法正确形容格丽克的诗歌。诗歌，在任何一个时期，都是超越此类道德的产物。格丽克的诗歌也不例外。在早期散文《反对真诚》（Against Sincerity）中，格丽克强调，“一个艺术家的责任是把真实（Actuality）转化为真理（Truth）。” 诗人方商羊回应道，格丽克并不关心美，只在乎真理，她的风格和语调是“非此不可的”（es muss sein）。
很多文章生涩地挂了一个标题：2020年诺贝尔文学奖为什么颁给一位美国女诗人？但文章并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文章称，此举表现了瑞典文学院的政治正确，也是它走出欧洲，超越男权中心的象征。诚然，这些观点有很大的合理性。但这不是全部。真正的事实是，格丽克被提名了，她顺利进入决选的五人名单，并最终被年轻的院士们选中。评选标准参照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遗嘱：“给予在文学领域朝着理想的方向（in an idealistic direction）创作出最杰出作品的人”。
作为21世纪第三位诺奖诗人，格丽克和第一位诺奖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第二位诺奖诗人鲍勃·迪伦，都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诗歌的某种典型。格丽克，只是成熟于20世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众多大师中的一个，她既不特殊，又不具有代表性。她是其中为数不多还健在的，也是更接近院士们审美的，就在不久前，格丽克还获得了特朗斯特罗默诗歌奖。格丽克只部分地属于我们生活在的这个时代。 格丽克和20世纪90年代受奖的德里克·沃尔科特、谢默斯·希尼差不多属于同一个时代。她晚了二十多年才被授奖，这部分取决于欧洲世界对于美国诗歌的延迟接受。
1968年的格丽克
早在几年前，作家韩东就在自己的微博上谈到了诺奖舆论的是与非。他说：“诺奖很好，一个超大的奖，本意应该是褒奖作家、激励写作，而非为文学树立标杆（文学的标杆是由作家树立的）。但竟然会引起我们如此强烈的情绪，在巨大的声名前面好像大家都成了傻瓜。”他的大意是对的。但他的情绪和语气仍然失之纯粹。而能卸下这些情绪和语调的方法，是真实地面对诗歌、解读诗歌。
“诗是人类征服可知世界的前驱。诗是额上流汗、手上流血、心里痛苦的人的绘像，牵涉到他的欢乐荒谬、淫秽……现在许多征象显示，诗可能再据有它原有的领土，可能再用宏大的声音，气元神足地谈论这个伟大神话的恐怖、微妙和壮丽。”诗人康拉德·艾肯（ Conrad Aiken）在《诗和现代人的心灵》一文中有言。
责任编辑：臧继贤
校对：丁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