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Claude Monet
作家迟子建推出了新作《烟火漫卷》。
回看迟子建的几部长篇作品，都相隔了四五年时间，上一部长篇《群山之巅》出版于2015年，这已然成为了迟子建的写作规律，长篇、中篇、散文、长篇......新作《烟火漫卷》，迟子建从群山河岸走到了哈尔滨城中，小说开始于主人公刘建国年轻时弄丢了好友于大卫不满周岁的儿子，此事改变了他一生，他把全部精力用于寻找孩子，一找就找了四十年。而哈尔滨这座城市里各色人等的生活，也透过一个丢失的孩子，纠缠在了一起。
本文来自迟子建回顾自己写作历程的“文学课”，刊发于《文学报》“新批评·作家眼”栏目。这篇长文是深入了解迟子建创作资源与文学理念的一个入口，也是阅读她新作前一趟富有自然神秘气息的文学之旅。
迟子建《烟火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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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求经之路”
文 | 迟子建
长假期间，我在家里看了一部电影，是霍建起导演的《大唐玄奘》，玄奘走过的路是一条宗教的“取经之路”；当时我就想，其实文学跟宗教差不多，也是一条“取经之路”，尤其像对于我这样写了30多年的作家来说。每个作家走过的路都是个人的经验，我曾说过，文学经验有点像一次性消费的纸巾，可能我的经验不会对别人有用，但如果我的文学的求经路上的一些心得，可以给学子们哪怕是点滴的启示，我都觉得愉快。那么今天我就尝试着讲一下，文学的“一人一经”。我将从六个方面来阐述，简要回顾我的写作之路，或者说我的文学的“求经之路”。
民间神话与原始宗教
我的故乡是大兴安岭，中国最北的地方北极村，就是我出生的小村子。它每年有半年的时间是在飘雪，到十一月，那里已披上冰雪的铠甲了。冬天时我们做什么呢？就是讲故事。烧着炉子，喝着花茶，有时我们围在火炉旁，从地窖里拿出几个土豆，切成片儿，一边烤土豆片一边喝茶，围炉听老人们讲鬼神故事。我还记得土豆片儿被烤后，因为淀粉沉积，就像给炉盖做了一次美容，在炉盖留下一圈一圈的白白的淀粉。我那时候很小，在外婆家，我就在大人堆里听鬼神故事。他们讲的故事其实就是小说，因为故事是小说的核。当然了，我们也知道有些小说不要这样的核，但那样的小说大多成了软柿子，虽然甜，但很寡淡，没有嚼头。我听的故事多半都是民间神话传说，为什么呢？东北人很多是闯关东过去的，我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全是闯关东时来到大兴安岭的。齐鲁之地，大家知道一部《聊斋志异》，那里面的鬼神故事实在是影响深远；这些老一辈的人，很自然地把神话故事带到了边地。我是1964年生人，大概我都十来岁了，北极村还没通电，也不像现在有什么电视之类的，只有一个我姥爷称之为“戏匣子”的半导体收音机，我姥爷那时候整天守着“戏匣子”找京剧来听，那时候那就是“一大件”。你想在那样一个荒凉的地方，这些民间传说故事，可以说是我最早的文学启蒙。
在大兴安岭生活的还有这样两个少数民族，一个就是我作品里常常写的鄂伦春，他们是游牧民族，骑马，在山上生活、狩猎，住在桦皮围子里，也有的是兽皮围子。还有一个就是我的《额尔古纳河右岸》里写到的鄂温克部落。鄂伦春和鄂温克都是狩猎民族，住着同样的“房子”（其实就是林间的“撮罗子”和“西愣柱”，叫法不同而已），宗教崇拜也是一样的，就是一个是骑在马上，一个是骑在驯鹿上。这两个少数民族信奉万物有灵，在他们眼里，花、石头、树木等都是有灵魂的。
我小的时候，一个是外婆他们讲的神话故事，一个是当地少数民族原始的宗教，对我影响很深。直到如今，我觉得这些朴素的宗教观和自然观还在影响着我。举一个例子，写《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时候，我去当地采访了，在这之前也听说了那一带很多神异的故事。下面我要说到的一个故事，有一年在香港的一所大学驻校时也讲过的：一个猎人，比如说他叫张三，前提是他是无儿无女的一个人，常年在山中打猎。有一天他打猎时，看见一只怀孕的狐狸，他举起枪就要打，因为狐狸的皮毛是很值钱的。可是这个时候这只狐狸忽然抬起了两只前爪 ，像人一样立起来，叫着这个人的名字，比如说：“张三，求求你——”，因为它是只怀孕的母狐狸嘛。当这个狐狸说出人话，向他求饶的时候，猎人特别的害怕，他就放下猎枪给这个狐狸磕了一个头，从此再不打猎了。奇异的事情在后面，猎人一生未娶，无儿无女。可等他终老，村人为他举行葬礼的时候，葬礼上却突然出现了两个如花似玉的姑娘，一身素服，说是他的干女儿，来为他送葬，一直把猎人送到墓地，然后这两个女儿就消失了。像这种故事，在当地是广为流传的。
我作品里面的一些原始宗教的气息哪里来？就是这两个方面吧，一个是老一辈人从齐鲁之地带来、流传下来的鬼神故事；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讲的这种少数民族带给我的原始宗教崇拜。
大自然与命运感
你们学地理的应该知道，整个大兴安岭相当于一个奥地利国土的面积，据说如果按新加坡面积计算，有135个新加坡大。这么大的面积，大自然真是太壮阔了，现在全境也不过50万人口，人在那里太渺小了。所以小的时候在小镇上遇到生人的时候，会有一种不安感。因为人在那里是少数族类，而动植物是多数族类，像林木等等。
我是冬天出生的，冬天有一项活儿，我是特别恐惧的，就是一到放了寒假，就得去拉烧柴。因为冬天很冷，需要大量烧柴取暖。那时没有燃煤，我们烧的柴禾就来自山上。那时拉烧柴的工具有两种，一个是手推车，一个是雪爬犁。一到放寒假，每天的第一要务，不管刮风还是下雪——零下四十度你也要进山，就是父亲带着我们去拉烧柴。我前一段给一家评论刊物写一个创作谈，标题叫《小说的丛林》，其中谈到这个细节。那个时候小，十一二岁上山跟着去拉烧柴的时候，有一种风干的树木，由于被雷击或者是病虫害，时间久了它就站着枯死了，我们叫它“站干”。那时也是保护树木的，鲜树是不允许采伐作为烧柴的，“站干”就是我们的主要采伐对象。经常我父亲放倒了这些“站干”，十来岁的我们就要从密林深处，扛着“站干”往雪路上走，因为那是手推车停放的地方，你要把烧柴集中在那儿。从家里去山上要走很远的路，很多次我就看见一条“狗”，我说：“这是谁家的狗啊？”我到里面去扛“站干”出来的时候，这“狗”老是看我，还挺肥大的，我也不认识它。我跟爸爸说扛站干时遇见“狗”了，它老是跟在我身后，我爸就不再让我一个人往里面走，后来回去才告诉我：“那哪里是狗，那是狼！”——它尾巴拖着，耳朵是尖尖的。所以狼在我童年的印象里，并不是一个凶残的动物。我想可能那时食物链比较好，狼可吃的太多了，它看见一个毛头小孩儿，心想吃了有什么劲呢！所以没有胃口。但也可能是它吃得很饱，正在悠闲地散步。
这样的冬天，我们还去哪呢？进城，买年画。我们是在一个小山村生活，那时过年都要买杨柳青年画、朱仙镇年画等等，各县城的新华书店都有卖的。从我们小山村到城里大概20里路，一般家长给我个三两块钱去买年画的时候，就是我最幸福的日子。你去城里书店的路上，沿着雪路走着走着，就得跑起来，因为天实在是太冷了，尤其是腊月天，基本都是零下30、40度这样的天气；腊月天的大兴安岭要是零下20度，那就是上帝对我们的恩赐了。我穿着棉猴，穿着厚厚的胶皮鞋，我们叫“绵靰鞡”。当你觉得脚一瞬间有“嗖”地一下凉的感觉，那就是你把脚趾冻着了，麻了，那时候要飞快地脱下鞋，抓一把雪搓两下脚，这样就不会生冻疮。你在寒风当中再穿上鞋，要飞快地跑一段再走，不然你的脚就冻坏了。我小时候生过冻疮，是因为拉烧柴，天太冷了，回到家里生了冻疮。我不觉得痛苦，反倒觉得无限幸福，因为我免除了苦役，不用再跟着我父亲上山拉烧柴了。
这样的生活对我的文学确实是有影响的。大自然漫长的冬天，你们在南方真是体验不到的。所以很自然地盼春，因为春天太美好了。春天一到，风暖了，不用穿厚衣服了，女孩子可以穿薄薄的花衣裳了。可是这样的日子特别短。那里的春天真是一闪即逝，大概只有半个多月，满山遍野的达子香花，就是映山红，全开了。那时候我们常去山上采达子香花。我曾在新作《群山之巅》里写到这样一个细节，这也是真实的。我们采了满抱的达子香花后，哪有那么多花瓶啊，没有地方栽，放哪儿呢？我父亲喝酒的酒瓶插几枝，猪肉罐头瓶子也插几枝，最后杯盘碗盏都派上了。最有趣的器皿，那真不是虚构的，家家不是都要养猪吗，猪食槽子那口比较深，所以废弃的猪食槽子，也被我们用来栽映山红花了。在那个年代，生活是那么的朴素，又那么的美好。当然因为我贪吃，所以我最喜欢那些能坐果的花，比如说蓝莓，我们叫“都柿”。都柿开花了我就特别高兴，因为我们山村小学的后面就是一片树林，一般是第二节课后的课间操，要做广播体操时，我基本上就会溜掉，从我的作业本上撕下一页纸，叠一个三角小喇叭，飞快地溜进树林，奔向各种果子。不管青的还是熟的，都摘。然后上第三节课，老师讲课时，我就在下面往嘴里塞，偷着吃点，什么马林果、水葡萄等等。大家知道花里边的忘忧草，其实就是黄花菜，我为什么喜欢它呢？因为它能吃。我妈妈喜欢百合花、芍药花，经常命令我“你去给我采点百合芍药回来栽”，而我采这些花的时候，都会采一把黄花菜回来——用黄花菜做炸酱面太好吃了！
春天和夏天，也许因为太美好了，一闪即逝。我们几乎不敢种香瓜和西瓜，往往它们还在旺盛的生长期时，天就一天比一天凉了，它们没有熟的机会了。有时候9月份就要下雪了，霜来了，然后满山的绿叶变成了五颜六色的。五花山那是绚丽之极，美得醉人。到了这时候，没有成熟的果实，自然也就结束了生命。可能我受前面讲的第一个话题的影响，感觉什么都是有灵魂的，我觉得这些没有成熟的果实，都有一颗心，这么多颗心寂灭了，特别伤感。我很小的时候就爱伤感，骨子有一种天然的忧伤，可能与此相关。没熟的果子死了，冬天突然就来了，大自然是那么多变。而人的命运呢，其实也是如此。
那时都是土葬，过了六十岁的人，在当时就算高寿了，当地的风俗，就要准备一下寿材，打上个棺材，刷上红色的油漆摆在家门口，阴森森的。晚上的时候出去串门，经过棺材的时候，真是害怕。这种棺材摆在那儿，让你时刻知道人是有终点的。但也有不该到终点的人，却在人生的列车出了故障，下车了，夭亡了。死有时候真是突然而至的。童年的时候，我们是四家住一栋房子，那栋房子有三个属龙的女孩，都是1964年生人。有一个女孩生了痢疾，在卫生院打错针了，然后就死了。一个常和我一起玩的女孩，因为一针命就没了，她的母亲哭得是抢天呼地，让我觉得特别恐怖，每天在观察自己是不是有痢疾，生怕也被打错了针，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我。还有一个对我刺激很深的，同一栋房的另外一个属龙的女孩，她叫小平。杀猪那天，她家的炕烧得特别热，不能睡人，她就来我家，和我睡在一铺炕上，她还把一块猪肉拿过来给我吃。我有一篇散文谈到这个细节。当天晚上她就发病了。第二天大人们用生产队的马车，把她送到了城里的医院，检查为结核性脑膜炎，一周后她死了。这些跟我整天蹦跶在一起的一栋房子里的同龄女孩，突然地死去，对我刺激太深了。命运是如此残忍，如此难测。我妈妈比较迷信，她跟我爸爸说“咱们最好是搬家吧，你看这栋房子好像养不住属龙的女孩子”。那时我们家也没地方可搬呀，就一直住在那里。可能我命比较硬吧，安然无恙，逐渐长大。
大自然的风霜雨雪，还有一些朋友、邻居命运的变故，包括我个人经历的父亲和爱人的早逝等等，让我觉得生命真的很脆弱，人生真是非常的苍凉。
一些批评家谈到我作品的死亡情结哪里来的，我想就是在我自幼生活的这片土地上，我看了生，看了死；看到了春天，也看到了冬天；同时看到了死去的植物，在第二年春天复生。明白了一个最朴素的道理：生生死死，永不止息。
苍凉与温暖
冬天给予了我们极北之地人漫长的风雪，也给了我们对温暖的渴望，以及不屈、倔强的性格。所以我作品的底色是苍凉的，我笔下的北方人也是隐忍的、坚强的，就像冬天的河流。大家知道黑龙江是中俄界河，冬天的这个时候已经封江了，到了12月、1月的时候，冰会越来越厚，可是我们冬天时还会在江上捕鱼。我从小跟着大人去江上捕过鱼。你用冰钎凿开厚厚的冰后，能看到江水像生命的春水一样在涌流，我们从水里还能捕上鱼来-——即使那样的严寒，也没能真正把一条江冻僵，因为春天又会来。
这样的气象就像人生，不管现实多么严酷，我的内心依然涌动热泉，这就是我作品中的“暖”吧。其实暖是对人性有较高的期望值，也是一种宗教情怀。我也知道恶在人性的丛林中像荆棘一样密布，悲凉之雾在我们人生之河中，从来就不曾远离我们。但我就想在这样的地方，在迷雾当中寻一丝丝的亮光，在这无边的寒冷当中寻找这种丝丝缕缕的暖。实际上我作品的“暖”，也没那么强悍，有时批评家把它夸大了。过于的“暖”，大家都知道火炉烧得太暖了，烧过头了，就引起火灾了。我们老家的炕是用油纸糊的，要是烧得过热，它就会糊了，冒出焦糊的味道，炕面落下伤口结痂似的疤痕。所以说作品的温暖，要恰到好处。在这样一个苍凉的背景下，“暖”要水到渠成地呈现，不要一味地去给它一种“暖”，强加所谓“高大上”的东西。在“文革”时期，一些文学作品里的人物，就是“高大全”式的人物，那是小说人物的悲剧。
大家知道我有一个短篇叫《白雪的墓园》，有人读了，说我写得挺温暖，我说这个小说其实多凄切啊。1986年1月，我父亲去世了，他是在凌晨去世的，那天白天他看上去情况挺好，所以晚上我和姐夫在医院的抢救室守着他，让我妈妈去姐姐家休息了。凌晨时我看父亲不行了，赶紧让姐夫回家叫我妈。妈妈一进来看到我父亲停止呼吸了，她就哭；她是一个很坚强的人，她哭不像一般的人大放悲声，她是忍着的那种哭。她哭着哭着，我突然发现她的眼睛里瞬间有了一颗红豆，红红的，很大的一粒；我就想是不是从此以后我妈妈的眼睛就不好使了，所以害怕极了。举行完我父亲的葬礼，葬礼三天后要去圆坟，我们怕她伤心，不让她去。爸爸是腊月去世的，接着就是过年，过年前按风俗还要上坟——《白雪的墓园》写的都是真实的情节。我爸爸去世后的那段时日，我妈妈眼睛里那颗圆圆的红豆一直在，我们以为它永远就伴随着她了。要过年的时候，我们姐弟三人都好好地干活，哄我母亲，怕她伤心难过。挑水、劈柴、蒸年干粮等等，不想让她提起父亲的话题。腊月二十七，她要跟我们一起去上坟，我们坚决不肯，飞快地跑出家，七拐八绕，把她甩开了。我们回来后，发现她哭过。第二天早晨我们起床后，突然发现她失踪了，我们特别害怕她想不开去自杀了，到处找，可哪儿都找不到她。最后她终于回家了，外面在下雪，她落了一身的雪，进来后拍打身上的雪花。那时我父亲的坟还没立碑，一般来说要转年清明才立碑，所以坟前是没有名字的，再说那是当时做白事的几个人给选的一块墓地，所以她并不知道父亲埋在哪里。但是她进来说：“我去看你爸爸去了。”我们立刻问：“你找到了吗？”她说：“我找到了，我一上山，经过一座新坟的时候，我的心跳得和见到别的坟不一样，我就知道那是你爸。”那一瞬间我们特别难过，然后看她的眼睛，发现特别清亮，原来她眼里的红豆没了！她上了坟回来，眼里这颗一直带着多少天的、早晨时还在的红豆，突然就消失了。所以我写《白雪的墓园》的时候说，我父亲去世的一瞬，像一个顽皮的孩子在耍赖，不忍离开，他就化作一颗红豆藏在我母亲的眼睛里，直到我母亲亲自把他送过去，他才真正安心待在另一世了。
你们现在听的这个故事，小说里面的这些细节，都是真实的，批评家也把这样的小说定义为“温暖”，我不敢苟同。这就是我们的人生啊，它是多么的残缺，多么的忧伤！所以我一直说，我作品的“暖”，是苍凉当中的温暖。
现实与超验
也许是童年所听的鬼怪故事对我的影响比较深吧，我一直觉得在人间之外，有另外的生命存在。那些离去的人，也许去了一个我们并不知道的空间，他们在以另外的方式与我们沟通，谁敢说不是这样呢？因为死去的人，也会托梦给你，我们听到这样的故事太多了。那么从这个意义来讲，我一直在想，人没了以后，是不是真在另外的空间存在呢？所以每当有消息称发现了第几空间，或者说灵魂有重量的时候，我总是无限好奇；我想如果能经过科学的证明，真有人以外的另外一个世界的存在，灵魂真的有及其微弱重量的话，那将是多么有意思的事情。
我的小说偏于现实主义的作品很多，可能这也是我的一些读者比较喜欢的作品，像我刚才谈到的《白雪的墓园》《亲亲土豆》《伪满洲国》《白银那》等等。但我也写了一些超验的作品，我这里想到的有《向着白夜旅行》。还有就是《逆行精灵》《朋友们来看雪吧》《格里格海的细雨黄昏》《旅人》等。我在这里以一篇小说为例，来谈我为什么会写超验的东西。
2000年的时候，我们经由爱尔兰去挪威访问，当时是王蒙作为团长，也曾来你们这儿驻校的王安忆女士也同行，还有冯骥才、刘恒等一批作家。我们到挪威去了卑尔根。卑尔根大家都知道，这是挪威最著名的作曲家格里格的故乡，格里格改编了易卜生的《培尔·金特》，组曲中比较著名的是《晨景》。我们去格里格的故居访问，他的故居面朝大海。接待方给我们代表团请来了一个钢琴演奏者，演奏类似于《培尔·金特》组曲里一些比较经典的《晨景》《索尔维格之歌》等曲子。钢琴演奏是在厅里进行的，它前面有一个很大的露台，这个露台面朝大海。露台是没人的，那天又没很大的风，可是在演奏的时候，我看到厅里通向露台的那个门，一会儿就“吱吱”地在响，然后就开了。门开了我就很好奇，我悄悄过去看，唉，并没有人啊。我就把门关上，可是关上以后，不一会儿它又慢慢地开了，好像背后有个重要人物要出场一样。我对冯骥才说，我怎么觉得是格里格想听他自己的曲子，所以他才从露台推门而入呢。门开了，虽然我们看不到他，但我相信他来了。这种感觉真是很奇妙，我有一种创作的冲动，冯骥才也鼓励我，所以回来后我就写了《格里格海的细雨黄昏》。
我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一部现实的作品，但这里面也有超验的东西。比如说我写到了那个萨满，她每救别人一个孩子，她自己就要失去一个孩子，你说这个是不是很玄妙？这是不是超验的东西？大家可以去看，这是情节是真实的。我还记得《百年孤独》里写的有些情节也是超验的，在一个部落，那些没见过磁铁的人们，突然有一天发现谁拖着一块磁铁在走——马尔克斯描写得太精彩了，他写磁铁所经之处，家里的锅呀什么的铁器，都跟在后面“嗖嗖”地走，平时那些针之类的找不到的可以被磁铁吸引的东西，突然全都现身了。这些东西在跟着一块磁铁走。你能相信这样的细节吗？它在科学上是对的，但也运用了超验的艺术手法。对于文学来讲，无论是现实还是超验，这都是一个作家真实心灵的写照，其实也是对现实的一种写照。谁能说现实生活就一定是日升月落，而没有灵魂出窍的时刻呢？它一定在静悄悄笼罩着我们。
女作家与女性形象
去年我参加了一个关于我作品的研讨会，有一些批评家到场，其中有批评家在谈我作品时候说，迟子建的作品虽然好，但是女性色彩不足，写个人化的东西太少。我是尊重所有善意的批评的，因为好的批评，对作家的写作确实是一种及时的提醒，是一种有力的鞭策。但是对这个批评，我还是持怀疑态度的。
我十七八年前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我的女性观》，其中的一些观点，我至今未变。我认为男女之间的关系就像太阳和月亮的关系，紧密衔接，各有各的光明，各自照耀不同的天空。不可能谁取代谁，也别指望谁打倒谁。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女性与男性最大的区别，大多数的女性是生育的，她们在生育过程中获得了对生命最直接、最鲜活的认知，所以从爱生活的角度、从包容的角度来讲，女性可能更浓烈一些。
我个人不喜欢给作家做性别划分，因为任何的性别划分，都带着某种傲慢与偏见，而任何的写作，其实都是个人化的写作。男作家的写作难道不是个人化的写作吗？你说曹雪芹、蒲松龄、冯梦龙的写作，哪一个不是个人化的写作呢？来过你们这里驻校的男作家，韩少功、张炜、阿来、苏童、格非、毕飞宇，他们的写作太不一样了，是不是？苏童和毕飞宇还同在南京，可是他们的作品，是不是各具风采？也正是这些差异，他们才成就了自己。还有，为什么批评家喜欢在“女”字上做文章？强调男作家笔下的女性人物形象，强调女作家的“女性意识”，其实还是有封建的那些东西，似乎女性就是被“看”的。所以我是不喜欢给女作家定义的，也不喜欢贴性别标签。比如说王安忆、铁凝，这些优秀的女作家，如果隐去她们作品的署名，你能看出它们一定就出自女作家之手吗？
女作家写女性的东西，应该是情感的自然流露，有一些女性色彩强烈的小说，特别个人化的东西，也有精彩之作。因为个人毕竟也是社会的一部分。但如果为迎合潮流，有意为之，那就是看轻自己，为自己制造了牢笼。这就需要女性有思想的深度，有心灵上真正的自由，这样才能有精神上真正的独立。当然社会也应为女性发展，提供更多的与男人同处的平等空间。
从自然属性来说，女性有善良、隐忍的性别特征，而且热爱大自然，对充满灵性的事物有着先天的直觉。所以女性成为作家——虽然我强调不要去给女性作家做标签，但我也承认，女性成为作家，确实有着一些比较先天的条件，所以你看这个世界，女巫多，男巫少。而很多优秀作品，是有“巫气”的。
这些年的文学作品，尤其是看到一些影视剧中的女性形象，我有时真是失望，越来越物质化，越来越无灵魂和操守。当然这里有社会拜金主义之风愈演愈烈的因素，让这样的女性形象大行其道。前天我给本科生上课谈到了元曲，关汉卿的戏剧，比如说《窦娥冤》《救风尘》《望江亭》，包括马致远写昭君出塞的《汉宫秋》，这些名剧都赋予女性至高的位置。她们尽管在生活当中受到了爱情的压迫，她们最后的选择都是遵从自己的内心生活，而没有那么物质地屈从于这些剧里的官吏。再比如说像《红楼梦》里面，曹雪芹写的那些女性，尤三姐、晴雯，甚至黛玉——你看黛玉那么决绝地焚诗稿，这些女性形象，带着那个时代女性的尊严，虽然不排除有封建的因素，但一种女性天性当中的高贵和美好，一直存在。
可能有很多人都喜欢梅丽尔·斯特里普演绎的那出著名的电影《苏菲的选择》，苏菲面临的选择是什么？在纳粹集中营中，让她交出两个孩子，只能存活一个。苏菲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这个情节大家都知道，她后来把女孩送出去了，让她赴死，把男孩留下了；战后她特别地痛苦，剧里写到她与一个犹太知识分子痛苦的情感纠葛。现在很多人把它分析为“苏菲要把女孩儿献出去，是因为男尊女卑”。我不这么看，我认为苏菲身为女性，她把女儿献出去，更主要的是她知道，女性是真正富有牺牲精神的，她很自然地把女儿献出去了，而不是觉得女性是低贱的。我认为是苏菲天性里的牺牲精神，让她认为她的女儿应该也是这样的。从这个角度理解，我觉得这种女性人物形象太伟大了。
关于对女性的认知，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态度。前不久我发了一条微博，记得在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中心时，有个奥地利作家在讨论会上说，他开始创作的时候是写爱情诗，因为女性喜欢爱情诗，后来他说真正有了女人之后，他就写死亡了。还有一个尼泊尔女作家，她在谴责他们国家议会里面都是长胡子的人，女性在政治上所占的席位太少了。我觉得政治呢，可能这是我的偏见，我觉得这真就是一场游戏，是男人之间的一个游戏；女性更接近大自然和天性当中的美好，不太适宜加入这样的游戏。
我有一个好朋友，是香港科技大学的刘剑梅教授，我很喜欢她的一些批评文章。她有两部著作，我觉得做批评的人，尤其是对女性文学研究感兴趣的人，可以去读一下，一个是《狂欢的女神》，一个是《彷徨的娜拉》，娜拉就是易卜生的名剧里出走的那个。《狂欢的女神》里面，她就写了世界上很多优秀的女艺术家，其中包括著名的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卡洛，一个那么不屈的女性，我去墨西哥的时候参观过弗里达·卡洛的画室，就是蓝屋。刘剑梅教授认为在当代，当代女性的物质化会妨碍她们精神上的成长，影响她们的高度。
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女作家和女性文学千万不要囿于自己的小天地，一定要视野开阔一点。
回到这个问题开头的话题，我当时特别想跟提出问题的批评家说，我作品《额尔古纳河右岸》里面的萨满，明知道救别人一个孩子，要死一个自己的孩子，她不断地救，不断地牺牲自己的孩子，这种女性像圣母一样，这不是女性意识吗？我还写过一个短篇小说《逝川》，写一个接生婆，一个老女人，孤苦一生守着一条江，也是那么坚强的一个女性。我还有一个短篇《亲亲土豆》，写丈夫得了癌症以后，夫妻之间的生离死别，最后她给丈夫搭了一个土豆坟，她离开那座坟的时候，一个土豆骨碌碌地滚下来，这个寡妇往前走的时候，还回头说了一句“还跟我的脚呀？”，当然还有《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的女主人公，这些女性的伤痛，这种自尊，难道不是女性吗？一个作家的心扉和她笔下的人物共融了，只不过她不歇斯底里，就缺乏女性意识吗？我觉得不管从哪一个角度来说，狭隘地定义女性的形象不好。但我同时也要强调，文学史上确实也有女作家写“私小说”，完全写个人经历和情怀的，也有写得很棒的，但它的比例是极少的。
“走出去”与“走回来”
“走出去”是中国文学向外走，我们知道莫言走得最好也最远，走到了斯德哥尔摩的荣誉殿堂。当然“走出去”特别重要，但是“走回来”也很重要。
我以一个小故事开始吧。2012年的时候举办伦敦书展，那年的春天，我从老家坐火车回哈尔滨。插个话吧，我挺爱写火车的，因为我的故乡偏僻，火车一直是最重要的交通工具，我经常在路上折腾一两天，才能到家。那天我在火车上遇见一对老夫妻，老头是个老年痴呆症患者，他老伴跟我聊了一些他发病时的细节，比如他晚上时喜欢卷起行李，说他要出发了，还有的时候他站在镜子前，左照右照的，觉得自己特别美，有些被我写到《群山之巅》中那个患了老年痴呆症的安玉顺身上了。我在火车上遇见的这个老头特别能吃鸡蛋，一会儿吃一个，他老伴就给他剥一个。我说你们这是干什么去呀？她说我们要去按手印，从大兴安岭经由哈尔滨，去老头原来的工作单位，好像是哪个地方的一个粮库，去按手印；你要是今年不按手印，你的退休金就会停发了。我说这个太不人性了。她说：“你不按手印，公家认为你这个人有可能死亡了。”我说：“那一定要见到活生生的？如果是瘫痪了或者其他情况，那怎么按？”她说：“那没办法，你就得领着他去。”
这件事发生后没多久，就在同年，因为要去参加伦敦书展，我去驻北京的英国大使馆按手印。只为按一个签证的手印，我从哈尔滨至北京，来去两天，非常辛苦。而没有手印作为证据，就无法签证，也让我心情沉重。可是到了书展开幕的时候，我在进入伦敦境内的时候，我们代表团的人都进去了，我却被拦住了。我英文不好，海关的工作人员一直在比比划划对我说，我明白了大概，就是我入境的手印和我当年留在北京的手印不符，难道我是女巫，“我”居然不是我了。你说我怎么办？好在我们代表团是参加伦敦书展的，照片什么的都对上了，尽管僵持了很久，最后还是放我入境。看来这样的手印制造的麻烦，不要以为只有在中国存在，在世界上依然存在。
我今年8月在长春参加国际汉学家大会，见到了一些汉学家、翻译家，也见到了瑞典的陈安娜，她刚好要翻译我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她翻译作品也要采风，会后她和丈夫万之先生去了内蒙古我描写的这个部落，做了实地采访。她真是很敬业。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有一个发言叫《藩篱外的青草》，我说无论是文学还是其他，藩篱一直存在。消除文化上的藩篱，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这种“走出去”有时也容易跟风。李安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位导演，大家知道他拍了著名的《断背山》，它是根据美国女作家安妮·普鲁的一个短篇小说改编的。那一时期这样的电影太多了，2005年我和刘恒在爱荷华国际写作中心时，看过几部类似片子。爱荷华大学有一个免费放映厅，几乎每天晚上都要放映各个国家的电影，作为资料片。刘恒是搞电影的，他给张艺谋和陈凯歌等导演都做过编剧。我不会说英语，但电影打的英文字幕，我还能看懂一些，所以我和刘恒去看电影的时候，偶尔兼做他的翻译，讲讲剧情。我们俩那时期看的片子，我后来查了一下日记，澳大利亚的、法国的都是同性恋题材的，基本刘恒一看开头又是这样的，他就呼呼大睡。有时候醒来的一瞬，他会看看银幕嘟囔一句，又是这个呀。商业和文学在融合的时候，一个作品成功了，它能带来好的一面，当然也可以带来不好的一面。盲目跟风是对艺术最大的不敬和伤害。所以任何一种艺术的发展与创新，需要艺术实践者有开放的视野、包容的心态、独辟蹊径的勇气，当然更重要的是人文关怀。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走出去”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但“走回来”，也就是珍视我们的内心生活，珍视我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珍视我们脚踏土地的丰饶与贫瘠，阳光与阴影，我们才不至于堕入虚浮的泥潭。
过于追随国际风，文学可能失去自我，而一味地展览黑暗与丑陋，无视我们民间存在的善良与美，也是一种投机和不自信的表现。同样，无视于我们所体味到的寒凉，生硬地把五味杂陈的生活兑成一锅甜粥，也是脆弱的表现。所以我说，无论“走出去”还是“走回来”，都要警惕文化极端现象的出现。在这个时刻，每一个作家都要警醒，你一定要脚踏实地，要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一定要写自己想写的东西，不跟风，这样我们的艺术才能立得住。
通过以上六个方面，民间神话与原始宗教，大自然与命运感，苍凉与温暖，现实与超验，女作家与女性形象，“走出去”与“走回来”，我简要地回顾了一下自己的写作之路，当然也是我文学的“求经之路”。其中有我对自己作品的回顾，也有我的一些文学观，在理解上可能比较粗浅，不够深入。我也想引出这些话题，由大家去丰富和完善这些话题的讨论。
再回到《大唐玄奘》这部电影，玄奘翻译的《心经》流传于世，对佛教的贡献巨大。他走了两条路，一条是现实的路，玄奘走过的路往返数万里，在他那个年代走了几年。他还有一条精神之路，那就是佛学之路，也就是求经之路。他求来的经，至今万人传诵。可是文学的取经却不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每个作家，各念各的经。我也不知道我这样的“经”，会不会对你们有一点点的启发。对于我这样写作者来说，我走过的现实的取经路，就是我刚才回顾的，我是从大兴安岭开始到哈尔滨，又到了世界上的一些地方，不管经历了多少山川河流，最爱的还是故乡的山水；但我写作的“求经之路”，起起伏伏的。因为在我眼里，没有完美的写作，写作也是没有尽头的。这也就意味着，写作的求经之路无限漫长，而这也是它的魅力所在，壮阔所在。这样的路具有无与伦比的诱惑性，是艰难之路，同时也是灿烂之路。对于一个生长在极北之地的人，一个在雪地里打滚，经历了几十年严寒摧打的人，一个开始不断生长白发的50多岁的人，筋骨还算强健吧！我愿意在这样的路上倾听风雨，迎接未知的暴风雪，继续我文学的“求经之路”。
迟子建，1964 年元宵节出生于漠河。1984 年毕业于大兴安岭师范学校。1987 年入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联办的研究生班学习，1990 年毕业后到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工作至今。
1983 年开始写作，已发表以小说为主的文学作品六百余万字，出版有八十余部单行本。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伪满洲国》《越过云层的晴朗》《额尔古纳河右岸》《白雪乌鸦》《群山之巅》，小说集《北极村童话》《白雪的墓园》《向着白夜旅行》《逝川》《清水洗尘》《雾月牛栏》《踏着月光的行板》《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散文随笔集《伤怀之美》《我的世界下雪了》等。出版有《迟子建长篇小说系列》六卷、《迟子建文集》四卷、《迟子建中篇小说集》五卷、《迟子建短篇小说集》四卷以及三卷本的《迟子建作品精华》。曾获得第一、第二、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等文学奖。作品有英、法、日、意、韩等海外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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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孙莳麦
*本文为迟子建2016年11月在华中科技大学人文素质教育基地的演讲
原发于2017年3月16日《文学报》
（经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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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火漫卷》
作者：迟子建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无论春夏，为哈尔滨这座城破晓的，不是日头，而是大地上卑微的生灵。穿行在《烟火漫卷》中的每个凡人，几乎都有不为人知的秘密。刘建国驾驶的爱心救护车，仿佛人性的犁铧，犀利地剖开现实的种种负累，满怀忧患地钩沉历史深藏的风云。
无论寒暑，伴着哈尔滨这座城入眠的，不是月亮，而是凡尘中唱着夜曲的人们。不管是生于斯，还是来自异乡，他们在来来往往中所呈现的生命的经纬，是大地的月影，斑驳飘摇，温柔动人，为长夜中爱痛交织的人们，送去微光。
这是一部聚焦当下都市百姓生活的长篇小说，迟子建以从容洗练、细腻生动的笔触，燃起浓郁的人间烟火，柔肠百结，气象万千。一座自然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交融的冰雪城市，一群形形色色笃定坚实的普通都市人，于“烟火漫卷”中焕发着勃勃的生机。
迟子建 |《白雪乌鸦》| 人民文学出版社
这部小说是根据1910年冬至1911年春在东北哈尔滨爆发鼠疫的史实创作的。小说描写哈尔滨傅家甸地区的民众在鼠疫来临之时遭受的灭顶之灾。特别着力于王春申、翟芳桂、翟役生、于晴秀、喜岁等普通民众的描写，官员于驷兴、医生伍连德等人物也都很有特色。小说内容密集、丰富，不张不扬、徐徐道来，如一幅晕染的风情图，充满小人物的悲欢哀乐。
《额尔古纳河右岸》精装版
迟子建 |《额尔古纳河右岸》| 人民文学出版社
《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一部描写鄂温克人生存现状及百年沧桑的长篇小说，展示了弱小民族在严酷的自然环境和现代文明的挤压下的顽强生命力和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以及丰富多彩的民族性格和风情。本书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迟子建 |《群山之巅》| 人民文学出版社
《群山之巅》比《额尔古纳河右岸》更苍茫雄浑，比《白雪乌鸦》更跌宕精彩。
小说分“斩马刀”、“制碑人”、“龙山之翼”、“两双手”、“白马月光”、“生长的声音”、“追捕”、“格罗江英雄曲”、“从黑夜到白天”、“旧货节”、“肾源”、“暴风雪”、“毛边纸船坞”、“花老爷洞”、“黑珍珠”、“土地祠”等十七章，笔触如史诗般波澜壮阔，却又诗意而抒情。
中国北方苍茫的龙山之翼，一个叫龙盏的小镇，屠夫辛七杂、能预知生死的精灵“小仙”安雪儿、击毙犯人的法警安平、殡仪馆理容师李素贞、绣娘、金素袖等，一个个身世性情迥异的小人物，在群山之巅各自的滚滚红尘中浮沉，爱与被爱，逃亡与复仇，他们在诡异与未知的命运中努力寻找出路；怀揣着各自不同的伤残的心，努力活出人的尊严，觅寻爱的幽暗之火……
迟子建 |《候鸟的勇敢》| 人民文学出版社
过了凛冽的寒冬，南下的候鸟就要北归了。也不知什么时候起，瓦城里的人像候鸟一样爱上了迁徙。冬天到南方避寒，夏天回到瓦城消暑。对于候鸟人来说，他们的世界总是春天的。能走的和不能走的，已然在瓦城人心中扯开了一道口子。每到这时，金瓮河候鸟自然保护区管护站的张黑脸便会回想起自己曾在一次扑打山火时路遇猛虎，幸得白鹳相护，躲过一劫。而管护站站长周铁牙则会伺机逮上几只野鸭，带回城里，打点通路。一场疑似禽流感的风波爆发，令候鸟成了正义的化身。在瓦城人看来候鸟怕冷又怕热，是个十足的孬种。可如今，人们却开始称赞候鸟的勇敢。小城看似平静安逸，却是盘根错节，暗流涌动，城外世外桃源般的自然保护区，与管护站遥遥相对的娘娘庙都未曾远离俗世，动物和人类在各自的利益链中，浮沉烟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