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辉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几乎没有悬念，电视剧《白鹿原》甫一播出，便引发广泛热议。这固然与其播出时间和陈忠实逝世一周年相近，而陈老故去前夕，对该作极为关注也寄予厚望不无关系。当然，更为重要的依然是，长篇小说《白鹿原》自1993年出版迄今所积聚之“人气”。此前虽有电影之演绎，话剧、秦腔甚或歌剧等等其他艺术形式孜孜不倦一再“改编”，但无论编剧、导演如何尽心竭力以最大可能传达该作之核心意旨，也无论诸种再创作如何成功，仍无法穷尽小说《白鹿原》所蕴积之能量。经典作品总是经得起反复咀嚼多次改编，而每一次改编亦无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时代特征，却也因此构成对原著意义的丰富和拓展——那些未被充分意识到的意义，即在不断的改编中被激发。相较于电影、话剧等艺术形式在时空展开上的“局限”，电视剧超长的篇幅，可供从容展开的视域，均使得对小说《白鹿原》的影像展现，有了更值期待的丰富可能性。
以白鹿原上白鹿两家祖孙三代人的命运遭际为线索，1900年至1950年代50余年间历史的风云变幻为背景，小说《白鹿原》写出了中华民族历经清帝逊位、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至共和国成立半个世纪的历史命运和精神阵痛。因其与上世纪八十年代新历史主义及寻根文学之“再传统化”理路的关联而被视为集大成的作品。
电视剧仍以族长白嘉轩六娶六丧开篇，但回避了原著中挥之不去的“魔幻”成分。而仙草的出场方式强化了其与白嘉轩情感的分量。同样的方式也出现在对田小娥和白孝文关系的处理上，原本是鹿子霖伙同田小娥暗中使计报复族长白嘉轩的恶劣行径，却因白孝文此前对田小娥的倾心和援助而多了一层爱恋的成分。白孝文内心因儒家伦理道德所形塑之人格对其行为的内在限制也被悄然化解。作为白鹿原上儒家思想理论层面之代表的朱先生在原上如“神”一般的影响力亦被弱化，他因对生子的渴念以及对俗世生活更深层次的“介入”而有了较为浓重的烟火气。因是之故，族长白嘉轩在白鹿村力图依靠乡约实现导人向善且凝聚人心的努力也就没有了更为坚强稳固的精神后盾。他可以惩罚抛妻弃子的石头并最终将其引入认祖归宗的“序列”之中，可以至少从表面上促使白孝文浪子回头重返祠堂，也可以经由对黑娃和田小娥自主婚姻的拒斥而维护原上秩序的稳固性，可以通过粮荒之际向土匪借粮此后并不顾及众人的反对而如约返还彰显其无可置疑的“仁义”品质，但他终将无力应对鹿兆鹏及白灵“反叛”之举。他渴望将白鹿原营构成避开种种矛盾纠葛的乐土。但席卷而来的大历史仍然十分轻易地将一切挟裹而去。他可以从容应对黑娃等人砸祠堂的逆反之举，也对此后接踵而来的诸多“革故鼎新”的做法保持一种超然的姿态。但他无从料及他和他所依托价值规范将会面临根本性的困境，他终将退无可退守无可守，连向来作为其精神支柱的朱先生亦无法教其领会此种变革的根本意涵。白灵死于战火，已经“学为好人”的黑娃却因见风使舵的投机分子白孝文的构陷而丢掉性命。白孝文终受惩罚。白嘉轩也因外孙女的存在而与鹿子霖有了和解，同样获得和解的，还有白嘉轩所固守的价值观念与更具历史合理性的新的观念。小说《白鹿原》“模糊不清”之处在电视剧中得到了更为明晰化的处理。
凡此种种，无不说明“讲述故事的年代”，如何以其强有力的姿态介入对“故事讲述的年代”的“重述”。这当然是经典改编无法回避的现实。向以名著改编高手著称的乔·怀特因将托尔斯泰史诗性巨著《安娜·卡列尼娜》“搞成女性历险记”而备受责难。原著蕴含着的深刻而隽永的社会历史意义被置换成了一出家庭故事。安娜和渥伦斯基恋爱背后深刻的社会意涵被粗暴舍弃，代之以激情与饥渴所激发的肉体欲望的彼此吸引，没有灵魂的震颤，也缺乏心心相印的爱恋原本应有的动人之处。而剥离掉人物背后丰富复杂的社会历史意蕴，剩下的便只能是一个简单粗疏的“恋爱”故事，与发生在纽约抑或首尔的现代人的情感纠葛并无太大区别。这或许正是乔·怀特的用心之处。发生在一个世纪之前的故事错综复杂的背景因时过境迁而未必会引发观众同样的共鸣，但故事中男女的情爱纠葛却不乏与这个时代的对应之处。乔·怀特的《安娜·卡列尼娜》因此上可能构成与托尔斯泰原作的“对话”，背后是两个不同时代之间的互相指涉，最终将会再次把观众引向原著本身，而非对原著的背离。对此类情境，陈忠实无疑有充分而准确的认识，他以为一时代有一时代的主题，有其对同样问题的不同阐释，因此无需担心“改编”会损耗原著。一部作品如果足够好，自有后来者不断地阐释。也因此，电视剧《白鹿原》只要拍摄出来，就是好的。无疑，可以从这一意义上理解电视剧《白鹿原》，它构成了和小说《白鹿原》的“对话”关系，既是当下与1993年的对话，在更深的意义上，是当下与二十世纪上半叶历史风云的对话。那些生活在虚拟的白鹿原世界的人们，也因这种对话而活在我们中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