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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咱们重回古代法医的话题，先上一个虐杀儿童的案例开场。
“有因争斗因而杀子谋人者，将子手足捉定，用脚跟于喉下踏死。只令仵作行人，以手按其喉必塌，可验真伪。” 这个案例出自宋慈的《洗冤集录》妇人篇，我看到这段话的时候，比较关注两个点，一是这名儿童的死因，二是仵作行人这四个字。
宋慈用了一句话来描述受害人遇害的过程，其中包含的信息量却是很大的。将手足捉定，说明被害人基本上是未成年的儿童，一般情况下，别说成年人，哪怕是十几岁的少年人，要想捉定TA的手足，便于踩死TA，那也不容易办到。脚跟于喉下踏死，这种死法归根结底还是因窒息而死，足踏颈比用手扼颈的力道更大，很可能使甲状软骨、舌骨断裂、塌陷，还可能使颈椎损伤。而未成年的儿童，被成年人足踏颈，就出现了“喉必塌”这种可怕的情形。
更可怕的还是“杀子谋人”这四个字。因争斗与人结仇，于是活活踩死自己的孩子，只为了诬告仇家，隔着时空面对这样的恶意，还是会感到不寒而栗。
曾经有比（特）较（别）专（较）业（真）的读者，会喝问为什么没有给出具体细节。比如讲足塌颈案例，为啥不写受害人的身高、体重、牙齿骨骼情况，你怎么就肯定是儿童呢，万一是侏儒咋办？你怎么就肯定是嫌疑人的亲生孩子呢，万一是隔壁老王的，你不就误导群众了？还有，为啥不告诉我们，受害人手足有无捆缚，喉部损伤的具体情况，肛门有无粪迹，死亡的具体季节，尸斑、尸僵、腐烂程度什么的，尸体不解剖你怎么就下断言是死于窒息呢？为什么要贴影视剧的剧照，这太不客观了。末了再感叹一句，你没出过现场你不懂，这么不严谨，真是让人失望，不能有了粉丝就膨胀啊。
Emm……粉丝属于我时，不属于我个人。至于古代验尸现场，我肯定没出过，您出过吗？
第一，洗冤集录这个案例就一句话，事实上古籍中的案例，有不少也是三言两语模棱两可，很多地方得靠合理脑补。真是的，宋慈他们为啥没有记录每个案例的详细数据呢，难道是有了点粉丝就太膨胀了？
第二，古代的尸检，以体表检查为主，检验骨殖的情况也有，那针对的是完全腐烂的骸骨了。解剖做为当时有悖人伦的事情，千百年来史书上记载的实例，也就王莽时期的王孙庆和北宋区希范五脏图等区区几个，大多还是出于政治目的而不是真为了科研进行的。所以不要再想当然，认为古代也进行解剖尸检。
第三，我们一历史公种号，借鉴影视剧内容，使文章更生动便于理解，到底有什么问题？了解老祖宗有什么宝贝，宝贝又有什么时代局限，这和法医学专业的课堂学习、解剖实验以及论文是两码事，前者要严肃活泼，后者要严肃不要活泼。
我时是不是可以考虑再做一批文化衫了？
最后还是要感谢读者善意的批评和中肯的建议，特别鸣谢言之有物的评论。那些说不出个所以然，纯粹喷着玩的，要不拿张纸巾擦擦，唾沫星子都溢出屏幕了。（此处应有纸巾广告，有意投放者请联系我时小编。）
废话说完了，回到第二个重点“仵作行人”上面。
2. 仵作的来历
“仵作行人”这个名称，大约始于五代，五代和凝《疑狱集》和宋代郑克《折狱龟鉴》都记载了 “府从事”这个案例，明确提到了这四个字，而府从事的案例本身，是转载自五代王仁裕所撰的《玉堂闲话》。
这是个颇为离奇的案子，一个商人行商回家，发现妻子被害，只有尸体没有头颅。商人下狱，被刑讯逼供，自诬杀妻。见了口供，审案官员“府从事”却觉得案中有疑，向太守申请继续追查。在“内仵作行人”的协助下，查出原来是某处豪家，杀了乳母，将乳母的头颅掩埋，然后用乳母的无头尸体替换了商人之妻，商人之妻被豪家畜于私室，并没有死。真相大白以后，商人无罪获释。
从“行人”这两个字的理解来看，五代时的仵作，充其量只能算兼职的临时工，本身还有其他职业，比如殡葬业。五代的仵作，有“内”、“外”之别。外仵作是“孝丧之家”处理丧葬事宜、搬运尸体的民间仵作，内仵作是从外仵作中经由官员选拔、受官方认可的有验尸经验的人。内仵作的任命，不是什么官员都有资格做的，县一级的官员还不够格，至少得太守的级别。
到宋朝和元朝，仵作都还不是官府的固定职工，他们的本职工作要么是给人送葬，要么是棺材铺卖棺材的，或者还有屠夫，官府有事才会征召他们。宋代仵作有时也会称作“团头”，如《水浒传》中，潘金莲毒死武大郎后，“王婆道：‘只有一件事最要紧，地方上团头何九叔，他是个精细的人，只怕他看出破绽，不肯殓’”。
元代王与的《无冤录》上说：“其仵作行人南方多系屠宰之家，不思人命至重，暗受凶首或事主情嘱，捏合尸伤供报。” 因此元代的件作行人，有时也会称作“屠行”。
明朝法律将“倡、优、隶、卒”定为“贱役”，妓女、伶人、官府杂役、狱卒、捕快、仵作、刽子手等，都在“贱役”之列，本身及其三代以内子孙不得参加科举考试或出任官职。民间也因推崇儒家，将正常的验尸视为亵渎尸体的人为数不少，有个别极端例子，情愿杀人坐牢，也不愿意官府检验父亲的遗体，这个例子以后再展开讲。各种因素交织，明朝关于仵作言行记载的史料相对来说匮乏。
仵作摆脱临时工的尴尬身份，成为官府的正式雇员，拿固定工资，这是清朝才开始的事。清朝每个县都必须配备仵作，大县三名，中县二名，小县一名。除此之外，视情况还可以“再募一、二人，令其跟随学习，预备顶补。”“额设仵作病故、革退, 即以额外仵作顶补，再行考募学习之人。”
清代衙役额定工食银为每月六两（清朝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工时银可能不尽相同），如无意外，仵作工资应该也差不多，实习仵作基本上减半。道光年间，有个别地方如山东、四川、东北的仵作工食银均超过十两，刑部仵作的工食银竟然有48两。经验丰富的仵作，比如为数不多掌握了蒸骨检验技术的人，常会被跨辖区借调，那么他还会拿到“出差补助”。
待遇上去了，那么官府对仵作的要求也会相应提高。之前宋朝仵作，验看尸体，只需对着“检验正背人形图” 喝报伤痕。到了清朝这里，仵作就有一本官方手册做为参照物，“发《洗冤录》一部，选委明白刑书一人，与仵作逐细讲解”，每年提考一次，“令每人讲解 《洗冤录》一节，如果讲解明白，当堂从优给赏；倘讲解悖谬，即分明责革，饬令勒限学习及另募充补。” 这里所说的《洗冤录》不是宋慈的《洗冤集录》而是康熙年间颁布的《律例馆校正洗冤录》。
除了每年的考核，本职工作突出的清朝仵作另外有赏，相应地，光拿钱不办事或者受贿随意更改检验结果也要受罚。“若有暧昧难明之事，果能检验得法，洗雪沉冤，该管上司赏给银十两；其有检验故行出入，审有受贿情弊者，照例治罪，不许充役。” 补充一点，检验不实受法律制裁，并不是清朝才有的事儿，以前介绍过，唐律中就已经有明文规定了，宋元法律中还有更加细致的处罚内容。
清朝的京城，五城兵马司每城额设仵作一名，此外各添设额外学习仵作一名。到了雍正时期，再给刑部又专设了两名仵作，“人命最重相验，相验全凭仵作。刑部向无仵作，遇有命案，随传五城仵作相验，嗣后刑部专设仵作二名”。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余杭县的仵作用银针刺探尸体喉部，结果银针发黑，就做出了服毒死的结论，最后翻案的时候，由刑部经验丰富的老仵作出马，当众开棺验尸，推翻了余杭县的尸检结果，死者葛品连是因病亡故。
《新增刑案汇览卷十五·检验尸伤不以实》记载: “刑部奏浙江余杭县民妇葛毕氏毒毙本夫一案，讯明相验不实，枉坐人罪之承审各员并妄行控验之尸亲人等，按律分别拟结查例载州县。语此案仵作沈详，将病死发变尸身误报服毒致，入凌迟重罪，殊非寻常忽，可比合依检验不实失入死罪未决，照例递减四等， 拟杖八十，徒二年，已革余杭知县刘锡彤，虽讯无挟仇索贿情事，始则任仵作草率相验，复捏报擦洗银针涂改尸状及刑逼葛毕氏等诬服。”
刑部仵作的开棺验尸，一锤定音，余杭县知县刘锡彤被革职，发往黑龙江；杭州知府陈鲁、宁波知府边葆诚、嘉兴知县罗子森、候补知县顾德恒、龚心潼、锡光等人革职；钦差胡瑞澜、 巡抚杨昌浚革职；浙江按察使蒯贺荪病故，湖州知府许瑶光审案时未从众草率结案，从官场大地震中逃过一劫。当时这个案子被《申报》追踪报道，无形中也为翻案提供了舆论助力，不过被处分的官员，有不少又重回政坛，最倒霉的不过是余杭县的门丁、仵作和浑身是伤的杨乃武、小白菜本人。
仵作的功能，越来越被开明官员重视，清末护理云贵总督沈秉堃提出：仵作一役，向被“视为卑贱，工食亦极微薄，自好者多不屑为”，“因而身充其役者，又皆滥竿充数”，多不学无术，以致平时则“误执伤痕， 颠倒错乱，不一而足；若遇开检重案，无不瞠目束手”。沈秉堃建议进行整顿，设立学堂，并将仵作改名仵书，地位由役提高为吏。他还真筹集经费，于省城设检验学堂一所，可视为中国现代法医学校的雏形 。
要重申的一点是，仵作行人的名称出现在五代，可是根据睡虎地秦简，早在先秦时期，“令史”手底下的“隶臣”或“隶妾”，他们的工作范畴就相当于“仵作”了。但不管叫什么，这些人和现代意义上的法医，从知识素养、专业技能方面来讲，不能够混为一谈。
参考文献：
崔勇，牛素娴，《中国古代仵作人探究》
黄瑞亭，周安居，《我国仵作职业研究》
茆巍，《紧要与卑贱：清代衙门仵作考》
宋慈，《宋提刑洗冤集录》
王明忠，《民间古代“法医”——仵作》
杨奉琨，《仵作小考》
郑克，《折狱龟鉴》
朱声敏，《一名仵作引发的官场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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