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二月，湖南长沙一位乘坐“货拉拉”搬家的女孩莎莎，在车辆运行途中跳车身亡。根据警方事后调查，车内没有安装录音录像设备，而车辆在行驶期间三次偏离导航位置。莎莎在跳窗前曾向司机周某春询问偏航的原因，周某春却因为心情不佳没有回答。事故发生的时间在晚上9时许，车辆偏航的路段缺乏照明、光线昏暗，加上上车前莎莎曾因为是否需要加价帮忙搬运而与司机有过争执，合理的推测是，莎莎因为担心司机图谋不轨，选择跳车逃生，却不幸重伤身亡。
图源：新京报我们视频。
这起悲剧无疑暴露了“货拉拉”平台在监管方面的众多漏洞，但独自搬家的女孩莎莎在面对陌生司机时的恐惧也引起了不少人的共鸣，有网友表示，如果换位思考，自己处于莎莎的位置可能也会作出和她同样的选择。这种不安全感，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订购外卖时不敢开门，让外卖员把餐点放在门口直接离开；乘坐网约车时，坐在后座并把行程发给朋友；入住酒店，检查每个角落是否安有针孔摄像头，在入睡前插好安全栓甚至搬上行李箱挡住门……
为什么我们无法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或者说，我们如何才能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桶川跟踪狂杀人事件》，也许能帮助我们更好地思考这个问题。
《桶川跟踪狂杀人事件》，[日]清水洁著，王华懋译，后浪 | 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2月。
故事发生在1999年日本东京都市圈的埼玉县，一名21岁的女大学生猪野诗织在桶川地铁站前被人当街捅死，警方第一时间将事故定性为“随机杀人”。但实际上，女孩在被杀之前就曾多次报警，并向身边的朋友留下遗言和遗书。可警方却对她的求助无动于衷，即便在她死后也没有将她的遗言当真，错过了逮捕凶手的时机，只有身为记者的清水洁相信了女孩的遗言，抽丝剥茧般找到了事情的真相。整本书的讲述堪比东野圭吾的推理小说，险象环生又跌宕起伏，只是令人痛心的是，这不是小说，而是真实发生的事实。
这起事件最终推动了日本《跟踪骚扰行为规范法》的出台。记者清水洁用自己的不懈努力证明了，真相是有用的，凭个人之力也可推动社会的改变。
但如果没有清水洁这样的记者呢？在我们遭遇威胁、感到恐惧时可以向谁求助？如果警方、媒体集体缺席失声，我们的安全感从何而来？谁能给死去的诗织、痛苦的诗织父母、处于恐惧之中的诗织好友一个真相、一点安慰？
诗织死前，曾多次向好友倾诉，“如果我被人杀了，就是小松杀的”；而诗织的好友告诉记者的第一句话就是，“诗织是被小松和警方杀死的”；诗织的父母则说，“我的女儿被杀害了三次，第一次是罪犯，第二次是怠于调查的警方，第三次是伤害她名誉的媒体。”
撰文 | 肖舒妍
第一次是“罪犯”：“如果我被人杀了，就是小松杀的。”
诗织第一次找好友岛田倾诉，是在这一年（事故发生的同年，1999年）的3月24日。
他们约在东京某个地铁站附近的餐厅。诗织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可能会被杀掉。”尽管诗织表情严肃，岛田仍觉得莫名其妙：她在胡说八道些什么？是把自己当成偶像剧女主角了吗？该不会是精神出了问题吧？
但诗织不由分说递给了岛田一张印着“汽车经销有限公司W小松诚”的名片，并强调：“你先别管那么多，把这个名字写下来。如果我突然死掉而且是被人杀死，凶手就是这个人。”
桶川跟踪狂杀人事件当事人。图源：日本新闻网站截图。
小松曾是诗织的男友。两人在这年一月相识于这个地铁站口的游乐中心，诗织和闺蜜用拍照机等着拍大头贴时发现机器坏了，身后的两位男子借机搭讪，其中一位就是小松。他对诗织一见钟情，递上了名片，并介绍自己是从事汽车销售的23岁青年实业家。诗织之后才发现，他的真名为小松和人，小松诚是他的哥哥，他也根本不是什么青年实业家，而是经营非法色情行业的黑道。但在当时，温柔体贴的小松成功吸引了诗织，两个月后他们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男女朋友。
正式交往之后，诗织才逐渐意识到小松的不对劲。小松总是夸口自己每个月至少能赚一千万日元（折合人民币约70万元），并不断送礼物给诗织。一开始是便宜的布娃娃，诗织觉得可爱，也欣然接受。但后来礼物却愈发昂贵，升级到路易威登的皮包或奢侈品服装，并命令诗织，“下次见面的时候，你穿这套衣服，带这个包来”，把诗织当做洋娃娃对待。
诗织本来并不是对奢侈品痴迷的女生，对于昂贵的礼物也心感不安，想要拒绝。小松却一反常态，暴怒地对诗织咆哮：“这是我的爱情表现，你为什么不肯接受我的心意！为什么！”
3月20日之后，和诗织交往不到一个月的小松已经像变了一个人。诗织到小松家做客，发现房间里摆了一台摄影机，便随口问了一句，小松当场抓住诗织把她拖到了另一个房间，按到墙上，一拳又一拳砸在诗织脸旁边的墙上，砸出的大洞直到事后清水洁调查时也没补好。
小松对着诗织怒吼：“你啰嗦什么！啊？你瞧不起我啊？你敢不听我的话？好，把我之前送你的衣服，大概总共一百万拿来还我！拿不出来就去洗浴中心给我赚钱！”
这次之后，小松开始控制诗织的日常起居，每三十分钟打一个电话询问她的行踪，派人盯梢诗织的出行，就连诗织遛狗也能让他醋意大发：“你搞屁啊！居然丢下我跟狗玩，看我宰了你家的狗！”
被害者诗织的手表。图源：《桶川跟踪狂杀人事件》插图。
诗织难以忍受这样的生活，鼓起勇气向小松提出了分手，却遭到了他新一轮的暴力：“你要跟我分手？轮不到你决定！……只要结婚，你爱怎么花我的钱都行。……这个世上只要有钱，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之后他又逼着诗织在自己面前跪下，折断了她的手机，使她再也没法和通讯录中的好友联系，“这样你还是要跟我分手的话，我会把你逼到发疯，让你遭天谴。你爸就等着被裁员，家破人亡吧。别拿我跟一般男人相提并论！我绝对不会原谅背叛我、瞧不起我的女人！……你只要乖乖听话，像以前那样穿我给你的衣服，跟我在旁边笑就是了。”
诗织原本认为如果只是伤害自己，尚且可以忍受，可是威胁波及到了她的父母家人，她觉得只能求助警方不可了。但在报警之后，小松的报复变本加厉、接踵而来。先是有人在诗织住址附近贴满了印有诗织照片的淫秽传单，之后其他地区也出现了写着诗织家庭电话号码和“等你来援交”字样的小卡片，诗织和朋友们的照片、手机号码全部被公布在网上，就连诗织父亲任职的公司，也收到了一千多封信件，密密麻麻写满了对诗织父亲的中伤，称他是赌鬼、包养小三、盗用公司财产……
这种规模的威胁、恐吓、跟踪、报复，显然远非小松一人所为，而是某个群体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甚至，可能并非第一次。事后调查也证明，整个跟踪团伙除小松本人之外，多达12人，均是他在经营非法色情服务时的雇员、同伙。
诗织一家人惴惴不安的生活一直持续到了10月26日。这天早上诗织出门去大学上课。她骑着自行车到达桶川地铁站，在停车上锁的时候，她被一名男子自背后持刀刺伤，伤势过重死亡。而据目击者称，杀人者刺伤诗织之后，把什么东西放进了口袋，怪笑着离开了现场。
当然，下手的不是小松。小松说过：“我才不会自己动手。只要有钱，自然有人愿意替我效劳。”
第二次是“警方”：“这种男女问题，警察是不能插手的。”
诗织不是早就报警了吗？从六月初她鼓起勇气和父母一起前往警局求助，到她最终被刺死的四个多月里，警方到底做了什么呢？
清水洁事后根据多方求证，整理如下：
六月初诗织第一次向警方报案时，县警的态度很差；
6月14日，小松带着两名男子闯入诗织家中，大喊：“我们要告你欺诈！拿出诚意来！我们要向你爸的公司索赔！”这段话被早有警惕的诗织拿录音机录了下来，第二天她和母亲带着录音前往警署，年轻警察听后说“这分明是恐吓啊！”但另一名年长的刑警却说“不行不行，这案子不会成立的”，随便打发了她们。
无法接受警方态度的诗织父亲次日共同前往警署，诗织倾诉“我会被杀”，刑警却冷血地嗤之以鼻，“太夸张了”，“收了人家那么多礼物，才说要分手，做男人的怎么会不生气？你自己不是也拿到一堆好处了？这种男女问题，警察是不能插手的。”
等到七月，诗织被印着淫秽色情字样的卡片中伤、诗织父亲的公司收到上千封诽谤信，他们拿着物证再次向警方报案时，警方的回应是：“这纸质很不错呢，做得很用心嘛。”“大学不是在考试吗？怎么不等考完再说？”
埼玉县上尾署。图源：《桶川跟踪狂杀人事件》插图。
在诗织向朋友的倾诉中曾提到，九月下旬甚至有刑警来到家中，要求她干脆撤诉，并表示“即使撤销报案，还可以再提告。”尽管日本《刑事诉讼法》中白纸黑字写着，报案一经撤销，就不能为同一个案件再次提告。当清水洁拿此事向警察署求证时，得到的回复是“我们调查过了，我们署里没有这样的刑警。没有记录也没有报告。警察不可能说这样的话。”某个侦办人员一口咬定：“那是冒牌货啦。应该是假警察，想要让他们撤销报案吧。”可诗织的父母分明记得，上门要求撤案的刑警，和他们前往警局做报案登记的是同一个。
对警方来说，每天跑来上尾署说什么“我会被杀”的女大学生，只是随便敷衍打发就行的对象，如果可以，最好能让她撤诉。即使不能让她撤诉，也没必要认真办案。他们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守护辖区内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而是“轻松的工作”、“名誉”和“地位”。
10月26日，早已向警方求助却只得到冷漠回应的诗织最终遇害。得知女儿受伤的诗织父母希望第一时间赶往医院，却被警方强行叫去警署，填写各种文件长达十小时以上。在此期间诗织抢救无效身亡，身为父母他们甚至没有见到女儿最后一面，只有填完所有文件，才能一睹女儿的遗体。这便是日本警方对于受害者家属的蛮横态度。
案件发生后，明明诗织早已留下“遗言”，将凶手指向小松，警方的所有调查却都避开小松进行。（清水洁猜测，若是小松确实“成为”凶手，和诗织此前报案的说法一致，民众一定会质疑警方为何没有及早行动，因而无论如何都不能判定小松为凶手。）清水洁进行调查采访的各处，都没有发现警方介入的痕迹，而每一个向他提供信息的知情者，都异口同声地表示，他们最早都尝试过联系警方，却受够了他们的敷衍塞责、严刑拷问，自己得不到任何尊重和明确的回复，只好转而联系记者。
案发当天的现场。图源：《桶川跟踪狂杀人事件》插图。
清水洁忍不住吐槽：“毕竟警方总是对弱者特别苛刻，连对好意提供线索的民众，都是高高在上的态度。即使如此民众还是愿意协助的话，警方又会如何应对呢？他们会用疑神疑鬼的态度，追根究底地问出协助者的姓名住址，包括男女交往在内的各种隐私。”
案件发生三个星期后，警方的调查还是毫无进展，远远落后于身为记者的清水洁。诗织的好友岛田也始终担心，“警方那个样子，应该破不了案吧。”
等到案件最终破获，诗织的父母质问搜查本部的刑警：“为什么会是周刊记者先查到凶手？警方真的好好办案了吗？”警方的回答是这样的：“那些狗仔的手段很下流。钱啦，他们到处大撒钞票，才能得到信息。我们公务员没法做到那样啊。”听到这番回复，清水洁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警方的侦办会如此糟糕——认为撒钱就能解决一切，那和罪犯小松又有什么区别呢？
在几日后日本国会举办的政府质询会上，议员竹村当众朗读了清水洁批评警方的报道，并提出：“最大的问题是，当市民感到恐惧时，除了投靠警方以外，就没有别的办法了不是吗？然而警方却是这样的应对，岂不是叫市民自生自灭吗？命案侦办也是，警方拥有压倒性的公权力，侦办状况却远不及一本摄影杂志的采访内容，这到底算什么？我觉得这事是个象征，暴露出结构性的问题。”
第三次是“媒体”：“那是酒家女的三流案子啦。”
在清水洁对警方办案不力的批评报道之后，几家主流媒体终于也关注到了这个问题，开始质疑警方前期对待报案的敷衍态度，和后期调查案件的懈怠渎职。
在此之前，在清水洁之外，媒体的报道内容是怎样的呢？
主流媒体的报道基本都是警方公开信息和发布会的照本宣科。为什么主流媒体会轻易相信警方的说法？过去日本县警撒了那么多谎，为什么媒体还是认为县警的声明比被害人父亲的说法更具真实性？
在日本，存在“记者俱乐部”一说，“一流”的报纸、电视台等主流媒体才有资格加入。“记者俱乐部”成员有权参加警方的新闻发布会，并拥有各级政府公安委员会发放的“路边临时停车许可证”，以便在案发现场进行调查采访。而周刊、杂志则被冠上“三流”的定语，给人的印象便是耸动的标题、愚蠢的丑闻、粗暴的采访，他们不属于“记者俱乐部”，也无权采访警方等官方人士。看上去“记者俱乐部”是种特权，实际上却是警方对信息加以管控的方式，俱乐部成员只能发布警方认可的消息，未经警方允许不得前往案发现场，如有违规，便会被俱乐部除名。
案发现场的鲜花。图源：《桶川跟踪狂杀人事件》插图。
一位“记者俱乐部”成员向清水洁抱怨：“我们不是社会记者，而是守在警察单位的警察记者。”所以他们的任务便只是把警方的声明改写成报道。而在桶川跟踪狂一案之中，这样的做法也协助了警方隐瞒自己办案不力的丑闻。
正如清水洁所言，当时整个日本都还抱有一种幻想——在办案方面，警方是不会撒谎的。这种幻想也影响了媒体。人们也相信警方与被害人的利害关系应该是一致的。然而仔细想想，就知道这种想法毫无根据。如果满足于“一流”称呼的媒体只知道把政府机关公布的“公共”信息照本宣科地报道出来，当消息来源本身有问题的时候，报道会扭曲得多可怕？当消息来源发布错误信息时，“一流”媒体强大的力量，会将多少事物践踏殆尽？
另一方面，其他周刊、杂志确实也在用耸动的标题对受害人的隐私大书特书。对于采访不到加害人的案件，媒体的报道重点经常就轻易偏向了受害人。
何况案件发生后的第一场新闻发布会，警方就公布了受害人的衣着：“黑色迷你裙”“厚底长靴”“普拉达的背包”“古驰的手表”等等。在任何不知内情的人看来，这样的穿着对于一个大学生而言都有点太过招摇了。于是之后的报道中便频繁出现这样的字眼：“迷恋名牌”“曾经堕入酒家的女大学生”……更有警方调查员直接告诉媒体，“那是酒家女的三流案子啦。”最后电视新闻中也出现了女性“名嘴”对此加以评论：“如果是在那种店上班，女生自己也有责任。”
而这些描述完全偏离了诗织本人的真实生活。她确实拥有名牌用品，但所谓古驰的手表，其实使用了很久甚至带有划痕；她也确实受朋友所托，在一家提供酒类的店铺兼职过两周，但这些事实一旦经由挑选、过度报道，便使读者对于受害人有了先入为主的观感，仿佛在宣扬“被害者有罪论”。
案发现场上空。图源：《桶川跟踪狂杀人事件》插图。
这些报道让清水洁忿忿不平：如果说被害人的特征是引发命案的原因，他毫无疑问也会详细写出来，因为这可能有助于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但在这起案件中，诗织曾经在哪里打工、出事当天她的穿着打扮，和她最终被刺死毫无关联，真正值得注意的是暴力成性的小松，和他背后的跟踪狂集团，过度聚焦于案件无关的受害人隐私，除了满足猎奇的心理，并不具有任何公共性，只会让受害人家属更加痛心。
好在还有清水洁这样的记者，虽然身在“三流”杂志，却能顶住警方和同行的压力，一意孤行寻找事件的真相，最终促成案件的破获。
因为诗织之死引发的舆论压力，以及竹村议员在国会上的多次倡议，2000年5月28日，桶川跟踪狂杀人案发生的半年后，日本通过了《跟踪骚扰行为规范法》。恋爱关系中的“纠缠行为”被定为违法，一旦遭到起诉，会被处以六个月以下徒刑或五十万日元以下的罚款。即便被害人没有报案，警方也可以做出“警告”或“禁止命令”。
但这起悲剧的本质并非“没有法律可以管制跟踪狂”，而再好的法律也需要“人”来执行。而清水洁也忍不住质疑：除非牺牲一条人命，否则这个国家连一部法律都无法制定吗？
“为什么我的女儿非死不可？我多么地希望女儿可以活得更久。”在案件破获后的记者发布会上，诗织的父亲这样说道。
为什么诗织非死不可？为什么类似的谋杀、枪击、强奸等恶性伤害事件还在接二连三地发生？如果跟踪狂不能信奉“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如果警方能以民众的人身安全为第一要义，如果公权力得到有效且公开的监督……可惜没有如果。
我们感谢清水洁这样坚守原则、探求真相的记者，但对正义的守护、对社会安全感的追求，仅凭像他这样的少数人，远远不够。
作者 | 肖舒妍
编辑 | 青青子 罗东
校对 | 付春愔
题图来自电影《小偷家族》。
来源：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