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我面前的这个19岁的少年，体型瘦小，白白净净，谁能想到这样的他会诱骗他人进入传销组织并实施非法拘禁呢？
他很配合我的讯问，所有的犯罪事实均供认不讳。但是对于谁把他叫来的、怎么进入的这个传销组织却一直闪烁回避。第二次讯问结束后，我关上电脑，说：“咱俩聊聊吧，不记笔录，不会在法庭上被旁听的家人听到。”他看了我一眼，流下了眼泪：
我来自一个小县城，在爸爸经营的小饭馆里帮工，日子过得辛苦但平静。
我和很多年轻人一样，没事儿做的时候喜欢在网上聊天。有一天，我认识了一个自称叫“小芳”的女孩。她是一个流水线上普通的打工妹，和同事在北京郊区的村里合租，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很辛苦。
但只要她下了班，就会第一时间联络我，和我说她每天的趣事见闻、喜怒哀乐。慢慢的，如果哪天她不给我发消息了，我就感觉心里空落落的。五一之前，小芳给我发消息，说：“你来北京看我吧，我一个人过节怪寂寞的。你来我把你介绍进厂子里，咱们一起打工，在北京打拼出我们自己的家”。
就这样，我告诉家里人我要去北京闯闯，爸爸闷头抽了一根烟，啥也没说。
第二天，爸爸送我上火车前塞给了我一张银行卡，说了句，“自己在外，注意安全，凡事小心。”
下了火车，小芳和另一个女孩早早到了在车站接我。小芳不算漂亮，但是长得很清秀，同行的女孩子看起来也是娇小可爱。她俩的出现彻底打消了我的戒心。
小芳带着我来到了她“租住”的地方。这里和她描述的一样，一个院子里有三间屋，每个屋里都住了好几个人，看到我的到来，大家都很热情。当天晚上，我们买了啤酒和烤串，一院子的人推杯换盏，喝的酩酊大醉，一起憧憬着未来。
就这样过了三天，每天都是在这个院子里吃饭、打牌、瞎聊天。我问小芳，什么时候能安排我进厂子里工作，小芳笑盈盈地说“快了”。
第四天，小芳和那个同行的女孩没有出现，两个自称“大姐”和“大哥”的人来到了院子里，他们把我叫到一间屋子里，告诉我他们是卖化妆品的，只要交1998元，就能购买他们的一套化妆品并且获得代理资格。
要是我继续把化妆品卖给其他人并发展那个人做我的下线，我就可以获得提成，下线再发展下线我也可以获得提成。只要我跟着他们做，月入几万不是梦。
我越听越觉得不对劲，想起爸爸说的那句“凡事小心”，下意识地捂住自己藏在口袋的银行卡。
“哥，姐，我没钱，我就是来见见小芳，明天我就走。”
“大姐”“大哥”冷冷一笑，说“你以为这是哪儿，想走就走？我们在北京有的是人，你敢走出一步试试。”
也许是看出来我害怕了，“大姐”的语气缓和了一些，“你放心吧，这么多人都在这里，说明这件事很有前景，保证你赚的盆满钵满”。说完，“大哥”便伸出手要走了我的手机、银行卡和密码。当天下午，“大哥”拿来了一张化妆品协议，让我签了字。
直到被抓，我都没有见到所谓的“化妆品”。
因为我同意加入，所以“大哥”给我配置了一部手机，让我用这部手机加陌生人聊天，发展“客户”。
我知道这样不对，可是我的钱已经被他们拿走了，我没脸回去见爸爸，我想哪怕能赚一点也好，至少要把我自己的损失拿回来。
于是我一会儿是“小芳”“小倩”，一会儿是“阿强”“小龙”，变换身份和陌生男女聊天，说服他们来北京见我。因为我经历过，所以我更加深谙那些人的心态。每天一睁眼，除了吃喝拉撒就是被关在院子里聊天，聊的我都已经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
每隔一段时间，“大哥”还会过来带我换一个地方继续居住。所谓居住也就是换个地方聊天，并且按照“大哥”的吩咐看管被叫来的新人，不许他们随意活动，睡觉上厕所都要跟着。
再后来，有三个新人趁我们不备偷偷报了警，我就被抓了。
我的微信里有我家人的联络方式，但我从来不敢告诉他们真相。表哥问我过的怎么样，很久不和家里联系大家都很担心，我总会告诉他“很好，放心吧”。
被抓前一周，我告诉表哥“哥，我待够了，过几天就回家。”
鉴于他认罪认罚，法院给了他从轻的判决。宣判那一刻，他再次流下了眼泪。
至今，我依然记得他对我说的那句，
“检察官，其实，我也是受害者。”
在传销行为已经被明令禁止二十年的情况下，它仍然悄然在我们生活中存在着，伪装起自己的面庞，隐藏起自己的身形，用不易察觉的方法捕获你，然后引诱你、瓦解你，最终毁了你。
也许是出于恐惧，也许是出于报复，也许是出于贪念，一个个受害者自觉不自觉地变成了加害者，把自己曾经的经历加诸于他人。然而，变成“犯罪者”却没能成为“受害者”的解脱，只会让一个悲剧循环着下一个悲剧。
检察官提醒：
坚持不与犯罪同流合污是底线，但我们更应避免自己成为那个“受害者”。不要轻易在未确认安全的情况下跟陌生人相见，每到一个新的地点及时告诉家人或者朋友，遇到困境时想方设法向家人或者民警求助。因为生命安全永远大过“面子”。在外打拼，永远记得爸爸那句“自己在外，注意安全，凡事小心”。
来源：北京市人民检察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