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与丁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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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打算研究丁玲
1952年，张爱玲离沪去港，后到美国定居。在上一世纪80年代，乐黛云女士到美国做访问学者，托人邀请张爱玲到北大做一次“私人访问”，但张爱玲回绝道：“我的情形跟一般的不同些，在大陆没有什么牵挂，所以不想回去看看……”作为参加过上海第一次文代会的当红作家，她对大陆文学界还是很熟悉的，比如张爱玲在其长篇小说《秧歌》里，引用了《人民文学》上的一些材料；比如她给台湾《联合文学》编辑丘彦明的信里，评价杨绛的《干校六记》：“新近的杨绛‘六记’真好，那么冲淡幽默，而有昏蒙怪异的别有天地非人间之感。”比如在1987年左右，她看过汪曾祺的小说《八千岁》，对里面的情节印象深刻；但在所有大陆作家中，张爱玲也许最关注的是丁玲。
1974年5月，张爱玲给洛杉矶的华人学者庄信正先生写信，请求他帮忙在洛杉矶图书馆寻找《丁玲选集》：“洛杉矶只有你们USC图书馆有本《丁玲选集》，1952年开明书店出版，有五个短篇是1927——30年的，《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1930年春上海》等。似乎是1931年开始转变，写《水》等。我想这一本香港总有，预备写信去问。万一没有的话，想请你在离开这里之前借出来，让我去影印一份。”
6月11日张爱玲再次给庄信正写信：“志清说丁玲的书哥大都有，可代影印，又建议我托你介绍在本地大学图书馆付费取得借书证，那当然值得。……我打过一个电话去，问知他们有她延安时代很多冷门著作，等中大决定要这篇研究再去看，但是应当在你动身之前托你介绍，拿到UCLA借书证，备而不用。”一天后张爱玲再次写信：“我今天又打电话给UCLA图书馆，问知丁玲延安时代的书只有四本，但是Berkeley有十一二本1949年前的，胡佛研究所有二十八本，可以转借。”
与此同时张爱玲又写信给哥伦比亚大学的夏志清教授：“你认识的美国女作家Gold一九六七年写的那本书，提到了丁玲，有五〇年间的杂志期数可查。即便几时写信记得的话，就请把她的名字与书名再告诉我一遍。”
张爱玲在美国洛杉矶定居后，几乎很少与外界联系，国内的家人不再来往，有时候朋友的电话也不接，很少出去会见客人。但为何忽然对丁玲这么感兴趣，热心地向朋友写信借她的书呢？
张爱玲在洛杉矶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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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为“钱”研究丁玲？
在给夏志清的信里，张爱玲做了说明：“我做这一类研究当然是为了钱，大概不少。”张爱玲移居美国后还是依靠写作为生，这其中不少是从香港台湾等地接手的“写作任务”，比如商业性的剧本、杂志约稿，另外她的书还有一定版税。但这些钱并不多，况且也不固定，张爱玲的生活还是比较贫困的。在上一世纪80年代，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曾给姐姐写信，大概也有求助的意思，张爱玲回信道：“其实我也是刚够用，帮不上你什么忙的。”看来张爱玲所说的是实话，身在美国的她并没有张子静想象的那样“阔气”。这里有几个事例可以佐证：
1961年10月份，张爱玲以“看亲戚”的由头到台湾花莲县走了一趟，旅行没结束就接到波士顿来的电话，说她丈夫赖雅中风，让她赶紧返回。张爱玲了解赖雅病情后情绪很烦躁，但还是决定到香港写完《红楼梦》电影剧本再回美国，因为她手头的钱不多，如果现在返回，钱只够买票到洛杉矶，到不了波士顿，这样会让她进退两难。赖雅去世后，1984年8月到1988年3月这几年间，张爱玲几乎每个星期都要搬家一次，在给夏志清的信里她写道：“天天上午忙搬家，下午远道去城里，主要是去看医生。有时候回来已经是午夜了，最后一段公交车停驶，要叫汽车——剩下的时间只够吃睡……”没有自己的房产，没有自己的汽车，到遥远的地方去看病——是当地指定为穷人治病的免费医院，看病要等半天。可以想像，在准备研究丁玲10年后，张爱玲的日子过得还是很贫困。因此，当张爱玲在香港的朋友宋淇告知，香港中文大学有可能邀请她做丁玲的小说研究时，张爱玲欣然接受这个任务赚点钱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这里又有一个问题，张爱玲仅仅是为了“钱”才研究丁玲吗？
1961年，张爱玲访问花莲县期间，与作家王祯和及其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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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欣赏丁玲
张爱玲才华横溢，但心高气傲，一般的作家她看不到眼里。在《我看苏青》一文里，她写道：“把我同冰心、白薇他们来比较，我实不能引以为荣……”文中没有提到丁玲，但在20-40年代，丁玲是上海滩有名的女作家。1927年她的短篇小说《梦珂》发表在《小说月报》第18卷。第二年短篇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发表于《小说月报》第19卷。同年10月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出版。这时候张爱玲还是7-8岁的孩子。但在学生时代，张爱玲就已经读过多种丁玲书籍。尤其她还是高中生时，就在校刊《国光》上发表过介绍丁玲作品的文章：
丁玲是最惹人爱好的女作家。她所作的《母亲》和《丁玲自选集》都能给人顶深的印象。这一本《在黑暗中》是她早期作品的代表作，包括四个短篇，第一篇《梦珂》是自传式的平铺直叙的小说，文笔散漫枯涩，中心思想很模糊，是没有成熟的作品。《莎菲女士的日记》就进步多了——细腻的心理描写，强烈的个性，颓废美丽的生活，都写得极好。女主角莎菲那矛盾的浪漫的个性，可以代表五四运动时代一般感到新旧思想冲突的苦闷的女性们。作者的特殊简练有力的风格，在这本书里可以看出它的养成。
由此可见，张爱玲对丁玲是持极为欣赏态度的，也能看出她的文学之路早期受过丁玲影响。因此，当宋淇表示让她研究丁玲时，她才能保持一种极高的“兴趣”，收集资料为“解读丁玲”做准备。“钱”固然是一个方面，但更多是对丁玲作品的“爱好”，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淡薄。
青年时期的丁玲
1963年，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在信里跟她谈起大陆作家丁玲，张爱玲回信道：“我也觉得丁玲的一生比她的作品有兴趣。”从少年时对丁玲的作品“有兴趣”，到中年时对丁玲的“人生”有兴趣，发生了这样一个转变似乎有些奇怪，但也自然而然！因为“人以文存，文以人存”，文学作品离不开它的作者，作者离不开他的人生经历和历史背景，没有单纯无时代背景的作品。
1981年，丁玲访问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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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和丁玲走向共同的精神原野
1950年，张爱玲参加上海第一届文代会，她看到会场500多名参加者穿得都是中山装，唯有自己穿了一件旗袍，坐在后面的角落里，显得非常奇怪。会议间隙，丁玲走到张爱玲身边，小声责怪道：为什么如此大胆，不与大家保持统一？那时候丁玲48岁，张爱玲32岁，是一位大姐姐对小妹妹的规劝。但后来两人所走的道路完全不同：张爱玲去了香港，丁玲回到了延安！
张爱玲离开上海原因是很复杂的。但在更重要的意义上，她的“出走”其实是一种“自我放逐”的方式。一如她在遗嘱里所说：“把骨灰撒在荒芜的地方。”“荒芜”、“荒凉”、“荒寒”、“沧桑”，是张爱玲文学作品里经常出现的字眼。她的小说有浓重的章回体小说的影子，也有强烈的西洋小说的影子，她自己也承认中国古典文学比西洋文学要高明，因为“不隔”，西洋文学给人的感觉是，“月光下有一只蝴蝶，落在戴着白手套的手上。”文学是这样，生活也是这样，她亲自给胡兰成说过：“不喜欢外国，住处我是喜欢上海！”但是，离开哺育她灿烂华章的中华文化肥沃土壤，心甘情愿走到一个“荒芜”的地方，这不是“自我放逐”又是什么呢？
张爱玲
丁玲的人生经历和内心世界比张爱玲更为复杂。但在某种程度上，两人似乎都有某种“异曲同工”之处，也可以说是“殊途同归”：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张爱玲《倾城之恋》和《秧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张爱玲后来走上了“自我放逐”的道路，丁玲也在后来写作上陷入苦闷；张爱玲在海外的物质生活和文学生活很不顺利，丁玲的写作和个人生活也很困顿；她们其实，都走向了各自精神上的“原野”！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斯大林文学奖三等奖，访苏期间
1997年，作家王蒙在《读书》杂志发表文章谈论丁玲：“她并非像某些人说得那样简单。我早已说过写过，在全国掀起张爱玲热的时候，我深深地为了人们没有纪念和谈论丁玲而悲伤而不平。我愿意愚蠢和冒昧地以一个后辈作家和曾经是丁玲忠实读者的身份，怀着对天人相隔的大作家的难以释然的怀念和敬意，为丁玲长歌当哭。”与此同时，文学评论家李陀也撰写文章，力数丁玲大半生不平凡的传奇经历，解读她为人为文的复杂性，评论丁玲“很不简单。”
也难怪在上一世纪60-70年代，心思敏锐的张爱玲对丁玲的人生经历如此“感兴趣”了，还想“为了钱”而“热心”研究她？以她目无下尘的性格，为什么不去研究别的作家？张爱玲需要一个对照，这个对照恰恰是她少年时曾经“热爱”的丁玲，她在丁玲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丁玲写作
结语
张爱玲研究丁玲的计划最终“搁浅”，因为香港中文大学没有批准立项，张爱玲“无利可图”自然放弃。多年后夏志清不无轻松地道：“‘为了钱’，做任何一类的研究都没有难为情，研究丁玲无论如何都要比研究术语有趣得多。但张、丁二人的才华、成就实有天壤之别，以张爱玲这样的大天才去花时间研究丁玲，实在是说不通的。”夏志清非常推崇张爱玲，但他对张爱玲和丁玲精神上的“共通”之处，似乎还未曾觉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