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8月15日清晨，时任日本首相的若槻礼次郎乘坐的列车抵达大阪站，随即转乘阪神特别列车继续他的旅程，目的地是两年前刚刚建成的西宫市甲子园棒球场。
此刻的若槻内阁刚成立半年，正面临着国内外的诸多难题。关东大地震后，日本国内尚处于恢复重建阶段，伴随贫富差距愈演愈烈的是方兴未艾的左翼运动。一年前，以防范日本国内共产主义左翼运动为主要目标的《治安维持法》刚颁布施行。一个月前，以广州为根据地的国民政府正式誓师北伐，日本当局则还未拿定主意如何应对。尽管如此，若槻首相仍坚持亲赴甲子园，由此不难看出这场运动大会在日本社会的特殊地位与巨大影响。
上午十点，若槻首相出现在甲子园球场的特别席上，亲眼目睹宏伟的球场与座无虚席的看台，不由感叹：“真是了不得啊！”
代表比赛主办方——《朝日新闻》的专务下村用麦克风在场内广播道：“我国内阁总理大臣亲临球场着实难能可贵，这为本届大会更添一层光彩。”
随后，若槻礼次郎的祝词也通过麦克风传到场内数万名观众的耳中：“刚健的精神存在于健康的体魄之中，国民体育之进步乃国家向上之要素。诸君通过公平竞赛，促使国民体育进步，实为无比幸福之事。祝愿诸君之健斗！”
烈日下，若槻礼次郎看得聚精会神。《朝日新闻》的记者问他：“您看得懂棒球吗？”
若槻答：“虽然看不太懂，但见识到了勇猛的气势。”
记者又问：“阁僚中有人打棒球吗？”
若槻答：“诸位都不太在行，只有币原略晓一二。”
当时币原喜重朗在若槻内阁任外务大臣，他对棒球的认知多半始于他的高中母校——旧制第三高等中学（三高）。在京都地区，三高算是数一数二的精英高中，可与东京的第一高等中学（一高）相提并论。而三高的棒球部同样历史悠久，实力甚至不逊色于一高，自1904年后，一高、三高之间的棒球对决便渐成传统。至1948年，双方前前后后共打了三十八次比赛，三高胜十九场、负十八场、平一场，实力可见一斑。币原喜重朗在校期间对棒球感兴趣或有所了解，自是在情理之中。实际上，在当时的日本，精英学校大多看重棒球运动，甚至将其视为磨练学生精神力的最佳方式而大力推广。
时任总理若槻礼次郎在甲子园观赛
首相若槻礼次郎的签名球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学生棒球兴起之时，正是甲午战争落幕之际，近代日本正迎来第一波民族主义、帝国主义思潮的高峰。武勇、团结、坚毅、纪律等精神特质，不仅成为日本军政当局皆努力推行的意识形态口号，亦成为日本棒球运动精神至上主义、胜利至上主义特征的历史渊源。换言之，球场上的胜败似乎就是民族国家竞争优劣的缩影。而日本化的棒球运动，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替代“武士道修炼”成为日本帝国二十世纪的“新国粹”。而在甲子园的赛场上，若槻正是以此角度来评价棒球比赛。
甲子园球场上的“大连商业高中”
若槻到访的这一天，是“全国中等学校优胜野球大会”即“夏季甲子园大会”的第二个比赛日，球场上对阵的双方分别是大阪代表浪华商业高中和所谓“满洲”代表大连商业高中。若槻入场时，比赛正进行到第四局上半，大连在第一回先下两分，正以二比零领先。
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后，日本先后将台湾、朝鲜纳为自己的殖民地，又将中国东北视为“理所当然”的势力范围。1895年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将台湾割让于日本；1904年日俄战争后，俄国在东北的利益由日本接手，建立“关东州”日本租借区；1910年《日韩合并条约》签订，朝鲜被日本吞并。伴随战火硝烟的弥漫，数十万日本人从“内地”（日本本土）移住“外地”（台湾、满洲、朝鲜、南洋诸岛），多数怀揣着闯荡新天地的壮志。
在大连、青岛、奉天等地，都有众多日本人聚居，渐渐也就有了日本人学校，而大连商业高中便是这样的学校。以该校为例，其参赛选手全部是日本人。当时日本人在大连兴办的学校分为官立、公立、私立三种，男女分学。大连商业是一所私立男校，作为东洋协会（现拓殖大学）的分校，学生多数是南满铁道职工的孩子。对大连的日籍高中生来说，一千三百公里之外的甲子园虽然遥远，但并非遥不可及。他们的球队不仅是“满洲的王者”，在甲子园也连续两年打进前四。
在1926年8月15日的这场比赛中，大连商业最终以三比二战胜浪华商业，闯进大会第二轮。这是大连商业连续第四届、总计第五次作为所谓“满洲代表”参加“全国大会”。当时冠以“满洲”之名的土地面积将近日本列岛的三倍，且也不局限于地理意义上的“满洲”，而是将其含义扩展为整个中国东北、华北有日本人聚居的区域。不过，最初参加预选比赛的学校只有三所：大连商业、青岛中学、奉天商业。之后，又新添了两所同样以日本学生为主的学校：天津商业高中与南满工业中学，都曾打进过甲子园。川西玲子是目前日本国内最全面描述所谓“外地”学生棒球史的研究者，乃父便曾经是天津商业高中棒球队的投手，也曾代表“满洲”在甲子园出赛过。
川西玲子：《戦前外地の高校野球：台湾・朝鮮・満州に花開いた球児たちの夢》, 彩流社，2014年
1939年代表所谓“满洲地区”参加甲子园的天津商业，主力投手便是川西玲子的父亲
日本首相在甲子园观赏的这场比赛，其中一支是来自中国东北地区即所谓“满洲”的球队。无论是有意安排，还是纯属巧合，其象征意义都不容忽视。显而易见，在甲子园大会的语境中，作为殖民地或被视为势力范围的学校球队皆可被纳入大日本帝国的“全国”范围内，进而换取当局的背书乃至支持。
《朝日新闻》对大连商业比赛的详细报道
当代体育的概念起源于十九世纪，又似乎与现代化有着或明或暗的勾连。明治维新后，“体育”概念被引入日本，被视为学校教育的重要一环。在帝国主义的语境中，体育之目的在于强健体魄与磨砺意志——这既是为了个体能献身于富国强兵的最高宗旨，也是一种国家维新开化的个体隐喻。
在棒球刚被引入日本时，就被打上“文明开化”的标签，以至于最先在青年学生中流行。当棒球被成功“日本化”后，这项来自美国的舶来运动又被赋予了传承所谓“日本精神”的功用，并被赋予民族主义的象征意义。1896年，日本第一高等学校棒球队连续三场比赛击败了横滨的外侨球队，当时的校长就曾表示：“今日的胜利不只是我校的胜利，更是我国的胜利。”
而当日本面对朝鲜、中国台湾这样的殖民地，又或是中国东北这样强占的地区时，“棒球”又成了现代化与所谓日本精神的象征，既可以维系当地日本移民与本土之间文化情感的联系，又可以将之外化为某种帝国的对外象征。英国在印巴等殖民地推广板球运动时，也有与之类似的过程：通过有意识地在殖民地普及板球运动，将之变为改善殖民地与宗主国间关系的“纽带”，进而发挥文化整合的作用。在日本的例子中，棒球则是现代化与所谓“日本精神”的象征，一方面可以教导殖民地民众“知礼守序”，另一方面则可借此强化日本武士道传统的忠勇牺牲精神，发挥“同化”效果。
朝鲜、中国东北华北、中国台湾地区学校球队夏季甲子园出赛情况统计
在甲子园博物馆的校名墙上仍保留着所谓“外地”高校的出赛记录（作者摄）
不过，学生棒球在前述三地的发展过程仍存有不少差异，日本统治当局的态度也各有不同。在中国东北地区，参与棒球运动的学校皆为日本人学校，球队成员几乎都是日本人，因此并不会出现不同族裔之间的竞争或冲突。相较而言，在朝鲜以及中国台湾地区，殖民当局所面临的情况则更复杂。
殖民地棒球还是民族棒球？
早在1916年3月，《朝日新闻》朝鲜版便曾计划举办朝鲜地区棒球大会，将其作为全国大会的预赛。结果，却被朝鲜总督府临时喊停。负责殖民地朝鲜教育行政事务的总督府学务局发出了“暂缓使用学校名称参加竞技运动”的指示，认为“过渡时期的朝鲜不适合开展学生棒球竞技运动”。当时负责全国大会运营的《朝日新闻》记者中尾济分析过该决策深层次的理由，他指出：“先不说棒球，只要是会引发日本人（内地人）和朝鲜人之间争夺胜负的事，从统治的角度来考量，多少都会招来不好的麻烦。学务局当时的考量大致如此。而通过棒球来促进族群融合为时过早，因此有如此结局。”换言之，总督府担心体育竞技反而会引发朝鲜人的对抗心理。
三年后，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三一运动”席卷朝鲜。之后，日本当局对朝政策开始从“武断统治”转向所谓“文化统治”。1921年7月，第七届全国中等学校优胜棒球大会朝鲜大会终于得以举行。不过，较之日本内地，朝鲜大会的比赛有了不少特别的规定，例如“禁止拍手以外的加油方式，仅限使用正式的应援歌曲”。而总督府对比赛的态度则是“既不反对也不鼓励”。这一年釜山商中学获得朝鲜大会优胜并赴日参加“全国大会”。不过，参赛球队里大部分也都是日本人。这个情况到了1923年，开始有所改变。学生棒球也随之开始从“殖民地棒球”转向“民族棒球”。
那年第一次出场的徽文高普成了那一届的黑马。球队教练朴锡胤小学毕业后，赴日本留学，曾在币原喜重朗的母校——三高当过投手。自东京大学毕业后，返回朝鲜，就职于京城私立名校——徽文高普，并兼职棒球队教练。1923年的朝鲜大会共有八校参加，徽文高普棒球队全员均为朝鲜人，其余七校棒球队则几乎都是日本人，徽文高普击败仁川商和龙山中进入决赛，并在决赛中以十比一的大比分击败了前年的冠军京城商。《朝日新闻》曾如此报道：“徽文高普在万余人的狂热同胞的簇拥之下，高举优胜大旗在京城市内散步。”参加全国大会时，朴锡胤亦表示：“不论胜负，都要在内地百万观众面前充分展现朝鲜青年的男儿风采。”
小野容照：《帝国日本と朝鮮野球: 憧憬とナショナリズムの隘路》，中央公論新社，2017
1923年8月徽文高普棒球队在甲子园的合影
巧合的是，在随后举行的全国大会上，徽文高普在第一轮就碰上了代表“满洲”的大连商业。尽管大连商业的队员几乎全是日本人，但球场上依旧有应援团唱中文应援曲，而旅居关西的朝鲜人则用朝鲜语回应，场面火爆。徽文高普虽击败了大连商业，但在此轮惜败于京都立命馆中学。《朝日新闻》称赞其“健斗”、“善战”，“切望今后益当磨炼技艺，明年再返大会一雪今日之恨”。
然而，之后数年的徽文高普却一蹶不振，再无1923年的活跃表现。1924年，朝鲜部分学校兴起新一轮罢课抗争运动，徽文高普亦包括在内。徽文高普有四五十名学生因此遭处分乃至警察逮捕，其中大部分都是棒球队的主力。至1928年，朝鲜全国各式各样的罢课运动多达四百零四起，总督府称其为三一独立运动以来“民族主义思想广泛传播”的结果。
1924年的朝鲜大会，虽然徽文高普根本就未报名参加，但还是有另一支朝鲜人组成的学校球队——培才高等普通学校——顺利杀入了决赛，对战日本人为主的传统强队京城中学。决赛时，大批军警现场戒备，战至第八局京城中学六比四领先两分，但培才却在第九局出人意料地宣布放弃比赛，京城中学夺冠。赛后，各方议论纷纷，不少人认为“培才因不公平裁判宣布比赛弃权并退场。”
之后数年间，主要由朝鲜人组成的学校球队越来越多。至1929年时，参加朝鲜大会的二十四支球队中，朝鲜人球队已有五支。同年秋天，光州爆发了中学生抗日斗争，运动很快又波及京城，光州普高、徽文高普、培材高普这些朝鲜当地的棒球名校都积极响应。最终，朝鲜全境共有一百九十四所学校约六万学生参与运动，共有一千六百四十二人遭日本当局检举。
“沐浴皇化”的“理番工具”
相较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中国台湾地区学校球队参与“甲子园”的历史反而较晚。虽然台湾棒球协会早在1915年便已成立，但当时的参与者同样都是日本人，也只是将棒球视为日本人独有的消遣。在相当长一时间内，棒球运动给了在台日本人展现所谓“民族优越感”的机会。
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在台湾总督府支持下台湾体育协会才得以成立，而其宗旨则是通过推广体育运动来促进所谓“内台亲善”。棒球作为当时日本国内最流行、也最“日本化”的运动项目，自然被视为在各殖民地推行“同化政策”、“皇民化政策”的最佳手段。犹如当时日本舆论呼吁的那样：“随着台湾教育令的发布，成立了不少中等高校和专门学校，实为令人高兴之事。这些新设学校必应重视体育运动……有必要鼓励这些学生们去从事运动。与其不厌其烦地高喊‘同化’，不如不知不觉中向他们灌输身为日本人该有的精神……让他们成立棒球队、网球队，内地人和本岛人都加入这些团体，一起在太阳之下、大地之上从事运动，岂不是很愉快、很有趣且有益的事情吗？”
1921年，台湾岛内出现了第一支完全由原住少数民族组成的棒球队——高砂棒球队（后改称“能高团”），而在背后给予支持、赞助的是日本殖民当局官员和商界人士。当时支持成立球队的花莲厅长江口三郎就说过：“教‘生番’打球确实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但‘生番’也是人，况且也沐化皇恩、接受教育”、“我是为了要来矫正他们与生俱来的凶暴血统……让世人知道，对‘生番’的教化已有了实际成效”。在这种语境中，棒球被视为统治者的文化，象征着皇民化的成功。
1925年后，来自中国台湾地区的球队，开始出现在甲子园大会的棒球舞台上。来自台湾的高中球队能去参加甲子园大会，这个过程就自然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色彩，亦被视为台湾真正成为“大日本帝国”版图一部分的明证。因为在此之前，从朝鲜半岛到中国东北都有日本人球队参加过甲子园大赛，独缺台湾。不过，正如朝鲜、中国东北的情况一样，最初参与台湾学生棒球者几乎也都是当地日本人。直到1931年来自台湾南部的嘉义农林学校棒球队的出现，才改变了这个局面。
《朝日新闻》对嘉义农林赛况的报道
1931年，来自台湾南部的嘉义农林学校棒球队成为当年夏季甲子园大会的最大黑马，一举夺得亚军。这一年夏天，第十七届全国中等学校棒球大会的决赛组合，是当年的春季大会亚军中京商（爱知县）对战来自台湾地区的嘉义农林。嘉义农林的队伍由汉族、日本人和高山族“三民族混成”，并在台湾地区大会打破日本人学校队伍的长年垄断，夺得冠军。嘉义农林初次亮相甲子园就一路过关斩将，表现堪称惊艳，虽然是日本海外殖民地代表，打到决赛时反而有大量日本民众“路转粉”，为嘉农真心诚意地摇旗呐喊。决赛中，两队力战，最终中京商四比零胜出夺冠。但屈居亚军的嘉义农林仍然赢得日本主流社会认可，留下“天下嘉农”的美誉。此役是台湾地区作为海外殖民地参与日本甲子园大会所取得的最好成绩，也大大刺激了台湾棒球运动的发展。
嘉农棒球队的队员：福岛又男（日本人）、苏正生（汉族）、罗保农（高山族）
常被后人忽视的是，就在嘉农棒球队在甲子园大放异彩仅仅一年之前，刚爆发了震惊世人的雾社事件。雾社事件对日本殖民当局刺激甚大，也使其对长久以来“理番”政策的效果产生了动摇。在此背景下，嘉农棒球队在甲子园的异军突起，则成了殖民政策宣传的最佳工具。由于阵中成员由日本人、台湾汉人与少数民族等三个族群组成，因此其成就被视作所谓的“三民族合作”。日本官方视之为帝国版图内“民族融合”的最佳典型与“内台融合”的例证，并将其作为“皇民化”道路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大肆宣传。以日本当局统御台湾期间所采取的同化政策而言，嘉农无疑是殖民统治的“成果典范”。因为积极推广棒球运动能刺激原住民孩童在学校的出席率，同时也能在球场上普及“日本精神与价值观”，殖民当局甚至将棒球运动视为“理番”的重要手段，所谓“野球已经成为今日理番的重要一环”。
武士道的甲子园
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升级后，国家主义、民粹主义对甲子园的异化进一步加剧。
1938年夏季甲子园大会开幕式上，来自静冈县挂川中学的投手村松代表全体选手宣誓
自1925年后，甲子园大会迈入黄金期。虽然昭和初年的日本正经历内外动荡的腥风血雨，但甲子园球场上的热斗却在继续上演。即便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甲子园大会依旧一切如常，唯一的变化似乎只是文部省在次年接管了大会的主办权。然而，此时的甲子园已经不再是学生竞技的“道场”，而是成了战时日本的“军训场”；“武士道”、“为国效忠”也成了比赛的主题词。1938年夏季甲子园大会的开幕式上，来自静冈县挂川中学的投手村松代表全体选手宣誓，喊出了贯彻“武士道精神”的口号。六年后，这位甲子园少年作为日军的一员，殒命于太平洋战场。
1940年成为日本统治下的朝鲜、中国东北、台湾地区代表参加甲子园大会的最后一年。1941年7月太平洋战争前夕，因军事演习，日本全国实行大规模交通管制，选手无法前往比赛场地，夏季甲子园也化为泡影。次年的甲子园大会变成了所谓“大日本学徒体育振兴大会”的一部分：不奏校歌，改奏军乐；棒球制服上的校名禁用罗马字，改用汉字；棒球少年们齐刷刷穿上军服、扛起步枪，在甲子园球场里来回奔跑，投手则改扔手榴弹模来拟各种战斗场景。
1941年至1945年，成为甲子园百年历史上唯一的空白期。1941年文部省成立体育局，中止甲子园大会是首任局长小笠原道生上任不到半年时下达的一道行政命令。小笠原本人高中时曾作为选手参加过1915年、1916年的第一、二届全国中等学校棒球大会，那是甲子园球场还未建成的时代。他认为，主张以教化目的开展棒球运动，强调甲子园大会的“武士道”精神，是在咖啡厅、舞厅、电影院、麻将馆遭到封禁的大环境下，为体育争取最后的生存空间所能做的唯一努力。哪怕借军队之威，也要在战争之中把体育活动保留下来。1943年，他给朝日新闻社出版的《全国中等学校优胜野球大会史》寄稿，写道：“我比任何人都更感到惋惜。甲子园大会的精神将会由新的大会代代继承下去。”
伴随着赛事的中断，大量学生球员被征召送上前线。1943年后，由于兵源不足，日本当局开始征召学生入伍，即所谓“生徒出阵”。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甲子园黄金时代的明星球员都相继被征入伍，派往中国及南方战场，最终丧命异乡。其中，不仅包括楠本保、中田武雄、松井荣造等人，还有在日本职业棒球界大放异彩、被誉为“日本战前最伟大的投手”的泽村荣治。泽村曾作为日本队投手迎战过美国职棒大联盟的访日联队，高超的球技让包括贝比·鲁斯在内的美国球星刮目相看。1944年，他同样被陆军征召入伍并派往菲律宾。同年12月2日，他搭乘的运兵船被美军舰艇击沉，死时年仅二十七岁。在冲绳战役期间，大量十四岁到十七岁的中学生被动员起来，以“志愿”名义组织成“铁血勤皇队”等民兵组织，投入与美军的作战之中。整个冲绳县的中学生，战死者有两千余人，仅曾经的春甲冠军队冲绳水产就有六十六名师生参战身亡。
战后的日本职棒联盟为纪念泽村荣治，设立了“泽村赏”，颁发给每年的联盟最佳投手
橫山秀夫的小说《没有出口的海》中，主角就是一位甲子园的优胜投手，但在战争爆发后被迫成为一名自杀特攻武器“回天鱼雷”的操作员，2006年，曾被改编为同名电影
时间回拨到1926年，对棒球一窍不通的首相若槻礼次郎在两个月后的10月22日又出现在新建成的东京明治神宫球场，陪同当时的皇太子——即将在同年12月成为昭和天皇的裕仁——出席了落成典礼，在场的还包括皇太子的弟弟秩父宫。两天后，东京六大学棒球秋季联赛首次在神宫球场开打。
也是在这一年，驻扎奉天、负责南满铁路防卫的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中队长东宫铁男开始思考彻底解决所谓“满蒙问题”的“良策”。两年后，他与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一同策划了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后，东宫铁男成了伪满洲国的军政顾问，开始组织实施所谓“满蒙开拓移民”，计划的移民规模超过百万人。
在1958年举行的第四十届夏季甲子园大会上，来自德岛县的王牌投手板东英二不仅协助球队夺下了冠军，更在此次大会上创下总共夺取八十三个三振的空前记录。整整十八年前，这位甲子园少年出生于黑龙江虎林市，他的父母正是满蒙开拓移民。而在那一年的甲子园大会上，板东英二也因此被观众和舆论唤为“满洲引扬者”——来自满洲的归国移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