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是战国时期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法家著名代表人物，卫国国君的后裔，姬姓公孙氏，故又称卫鞅、公孙鞅。后因功获封商于十五邑，号为商君，故称之为商鞅 。商鞅本是魏国相国公叔痤家中的家臣，公叔痤很欣赏他的才能，病重之际，曾向魏王举荐：由商鞅继任相国，如不用，则杀之。但魏惠王并没有把商鞅放在眼里，认为无才可用。
历史事实证明，机遇是掌握在有准备的人手中，公叔痤死后，商鞅在魏国失去靠山。恰在此，秦国新继位的秦孝公准备光复其先祖秦穆公（春秋五霸之一）的雄风，下令访求贤才。商鞅得信以后，立即西出函谷关，来到了秦国，三见秦孝公：一见谈帝道治国；二见谈王道治国；三见谈霸道治国。正是第三见，深得秦孝公之心，由此开始坚定支持商鞅在秦国的变法之路，商鞅从此一展抱负、扫灭权贵，废除旧制，富国强兵，为实现秦统一全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如汉代王充所说的："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商鞅为秦国的崛起居功至伟，立下了汗马功劳，公元前338年，秦孝公逝世，其子秦惠文王继位。商鞅因被公子虔指为谋反，战败死于彤地，其尸身被带回咸阳，处以车裂后示众。
但商鞅虽死，秦法未败，那商鞅何以致死呢？从历史长河中的相关文献及历史点滴汇总分析来看，商鞅死因早种且在功成名就后无识时明利之智，仍我行我素，秦孝公在世碍于《求贤令》中的承诺及情面等因素，对商鞅恩遇有加，但秦孝公一死，仇敌一堆，新君立威，无朋无友，必死无疑。原因有四点:
一.政敌层面：得罪既得利益集团，早就想置其于死地而后快。商鞅的废除分封制及按军功授爵制等沉重打击秦国宗室贵族的利益，司马迁也说：“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族多怨望者”。 宗室贵族集团恨其入骨,时刻在寻找一切可能的机会扳倒商鞅，置其于死地，报仇雪恨。
二.个人层面：性格偏执，不通人情，情商不够，无朋无友，自以为是。司马迁评价说：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商鞅曾经不看当年太子未来国君的面，为树立新法权威，太子犯法，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已为其死埋下伏笔。另外，商鞅后来想逃到魏国去避难，但魏国因他曾经背信攻破魏帅，并生擒公子昂，拒绝他入境。而秦孝公作为此次改革的始作俑者，在其死前没有为商鞅考虑退路且还欲传位商鞅试探，这已经很明确警示商鞅要功成身退，寻求自保之策，可惜商鞅不明其理，自以为是，待到宗室贵族反击报复，秦惠文王派兵捉拿，方知大势已去,大限已至，仓皇出逃，最后不得善终。
三.变法层面：成也新法，死也新法。商鞅认为：铲除“仁义和善良孝悌“，国家才会强盛;人人相互监视相互告密，国家才会强盛;实施“弱民“、“愚民“，国家才能强盛。后世评价道：“商鞅长于理法，不可以从教化”，所以秦国民众眼中实际敬畏的是商鞅之法，对商鞅其人并无多少崇敬和爱戴,商鞅最终下场并无引起秦民多大反响便是实证。另外，公子虔等告商鞅谋反后，商鞅逃亡至边关，欲宿客舍，客舍主人见他未带任何凭证，便告诉他说"商君之法"(即商鞅之法)规定，留宿无凭证的客人是要获罪的。商鞅自我感叹"作法自毙"。从法家变法理论出发,其最终目的是在变法国家建立专制中央集权制度,权力将集于君王手中,经过了十几年的变法,实现变法理论到实践的跨越,成效显著。商鞅作为改革者的角色已经基本完成了历史使命,变法成功已注定他作为变法成功者的命运，实现王权的独一无二、至高无上更是变法成功的集中表现。
四、君王层面：商鞅功高震主，一国何容“二君”。作为新君，变法已经全面实施，改革已经走上了正轨，效果明显，商鞅有无已无足轻重，况且“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鞅之法，莫言大王之法”虽是诬告之词，但也是事实，因此如何迅速树立权威，巩固统治乃是新君根本大计，但商鞅对秦国劳苦功高，秦惠文王虽然很不爽，但也要找到一些过得去的理由或者时机名正言顺处死商鞅，方能不损其新君威名。恰在此时，商鞅得罪的宗室贵族集团开始报复反击，诬告商鞅谋反,双方在当时秦国形势下孰轻孰重，一比即明，秦惠文王肯定心中暗喜时机已到,借宗室贵族之手杀商鞅，既平商鞅原扫其面立新法威之愤，又扫清阻王权之障，更获得宗室贵族之欢，公私兼顾，一举三得，何乐而不为！综上所述，不知进退的商鞅在秦孝公死后业已注定必死，当然上述四点原因中，功高震主,阻碍王权是其必死之根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