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小朱先生
从《还珠格格》、《金枝欲孽》，到《甄嬛传》、《如懿传》，以及正在热映的《延禧攻略》，中国这20年最成功的影视题材就是“宫斗剧”。
如今《延禧攻略》累计播放量已突破100亿，全国上上下下都在为这清宫里一个小女子的逆袭而操碎了心。
我们先来看一个对比，看看同时期的中国和世界的现状：
雍正5年，也就是公元1727年。这一年魏璎珞出生；这一年牛顿逝世；此时的西方已经有了万有引力和三大运动定律。
乾隆10年，也就是1745年。这一年魏璎珞被奉为魏贵人；这一年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哥德堡号”从广州启程回国，船上装载着700吨中国货物，包括366吨茶叶、70万件瓷器、19箱丝绸、133吨锡。
当我们还躲在清宫里搞宫斗的时候，世界贸易已经开始了！
乾隆13年，也就是1748年。这一年如懿晋升为皇贵妃，主管后宫。这一年孟德斯鸠出版了《论法的精神》，“三权分立”学说进一步确立。
乾隆41年，也就是1776年。此时魏璎珞刚去世一年，这一年英国工业革命爆发，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美国《独立宣言》发表；
乾隆54年，也就是1789年。法国爆发资产阶级大革命，提出“主权在民”原则。
乾隆57年，也就是1792年。美国24个证券经纪人在纽约华尔街68号外一棵梧桐树下签署了协议，规定了经纪人的“联盟与合作”规则，开始交易股票和高级商品，纽约交易所诞生。
道光17年，也就是1837年。这一年美国金融家摩根出生，这一年美国人莫尔斯发明有线电报机，这一年宝洁公司成立。
道光27年，也就是1847年。这一年24岁的李鸿章中了进士，33岁的洪秀全创办了“拜上帝会”，这一年黄飞鸿出生，爱迪生出生，西门子公司诞生，《简·爱》和《呼啸山庄》出版。
同治8年，也就是1869年。这一年米舍尔首次分离出DNA，化学家门捷列夫发现元素周期表。还有一个叫马库斯·戈德曼的人，每天沿街打折收购商人的本票，然后在某个约定日期里由原出售本票的商人按票面金额支付现金，其中差额便是他的收入，这就是高盛的前身。
咸丰11年，也就是1861年。这一年发生了辛酉政变，慈禧正式上台，开启了垂帘听政的体制，这一年林肯就职美国总统。
光绪12年，也就是1886年。这一年世界上第一辆汽车诞生；可口可乐诞生；强生诞生；
光绪18年，也就是1892年，这一年11岁的鲁迅还在三味书屋读书，这一年26岁的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成为一名医生，这一年爱迪生已经获得双向电报的专利权，通用电气公司成立。
光绪29年，也就是1903年。福特汽车成立；
光绪34年，也就是1908年。通用汽车成立；
宣统3年，也就是1911年。IBM成立。
……
想想真是可怕，我们一直在闭关锁国来搞斗争，关起门来看大戏，却对世界的变化行将就木。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然而我们所关心事情，基本上只有两种，一种是底层人如何逆袭到帝王将相的；另一种是大地主家族如何展开一幕幕惊心斗争的。
而“宫斗戏”可以将这两个过程合并起来描述，有人在里面学逆袭，有人学到了权术，后宫的场景极尽华丽，也满足了底层百姓对最上层社会的偷窥欲。
宫斗戏揭露了我们的生存现状，“互相算计”和“明争暗斗”才是永恒不变的主题，一切围绕“权术”展开，利益平衡才是最核心的主旨。
在宫斗戏的设定里，如何伪装？如何结盟？如何设套？如何用连环计？这是一套非常实用的生存法则和学问，非常符合中国社会的运转逻辑。
和做实事相比，我们还是迷恋搞关系，而那些斗胆去搞创新的人，或者和这些世俗格格不入的人，基本上都被排挤出去了。
有评论认为：《延禧攻略》创造出一种新的“心理按摩”模式，看着女主人公从初入宫门的单纯无知、屡受挫折，到一步步完成职场晋级。观众很容易完成自我代入。现实生活中缺少什么，便幻想着在剧中得到什么，就像玩游戏一样，这是一种畸形的补偿心理。
然而观众不就是想要“爽”嘛？你爽我就让你爽。商家要钱，观众要爽，各取所需而已。
什么时候我们能跳出互相算计和斗争的轮回，把几千年积攒的智慧都用在创新和做实事上？中国离强大的就真的不远了。
别再吹捧什么康乾盛世了，看看当时美国正在发生什么！
200多年前的美国和中国，差距有多大？如果只比较gdp和人民富足程度的话，中国大概是美国的15倍。但是如果你现在以历史的眼光回头看的话，会发现在另一个方面，差距也非常巨大，比如标题里的这两位国家元首。
如果我陡然这么一问，你一定会犯个嘀咕，不知道怎么回答。乾隆与乔治·华盛顿，一个留长辫子的古代皇帝，一个穿西装的美国总统，他们怎么可能碰到一起呢？
但是，糟糕的是，这真的不是一个与“穿越”有关的问题。乾隆与乔治·华盛顿，是同时代人，而且都是在1799年去世的，乾隆死在年头，华盛顿死在年尾。
乾隆和华盛顿骑马图
为什么你会有“穿越”的感觉？道理其实很简单：他们两个人身上的现代性实在相差太大了。大而言之，这也就是两个国家的现代性。
乾隆号称大帝。大清帝国前后延续了268年，总共有十个皇帝。位居二、三、四位的康熙在位61年、雍正在位13年、乾隆在位60年（实际执政64年），从1661年到1799年，前后共138年，占了清朝的一半，这段时期被称为“康乾盛世”。
然而站在人类发展史的角度上，这所谓的“盛世”实在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十七世纪中期以后，历史开始跑步前进，速度达到了令人头昏目眩的程度。其后的一百多年，正好是英国经历了产业革命的全过程，新的生产力像地下的泉水，突然喷涌出来。工农业产量成百倍、成千倍地增加。与此同时，政治文明的进步同样迅猛，西方各国人民通过立宪制和“代议制”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化，把他们关到了法律的笼子里。.
西方通过议会对统治者进行了驯化
与西方相比，东方的情景则恰成对比。
清代的皇权专制尤胜于明代。明王朝取缔了宰相制度，集独裁于皇帝一身，不过它还有内阁制，大臣尚能公开议政，而到清代，则以军机处取代内阁，将一国政事全然包揽在皇室之内，皇家私权压抑行政公权，无复于此。
对于社会精英，清代初期的政策是全面压制，入关不久的1648年（顺治五年），清廷就下令在全国的府学、县学都树立一块卧碑，上面铭刻三大禁令：第一，生员不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结社；第三，不得刊刻文字，违犯三令者，杀无赦。而这三条，恰好是现代人所要争取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
清初“留发不留头”的剃头令
有清一代，皇帝多次大兴“文字狱”，使得天下文人战战兢兢，无所适从，《清稗类钞》记载的一则故事最为生动：某次，雍正皇帝微服出游，在一家书店里翻阅书籍，当时“微风拂拂，吹书页上下不已”，有个书生见状顺口高吟：“清风不识字，何必来翻书”。雍正“旋下诏杀之”。雍正是乾隆的爸爸，在“文字狱”这件事情上，儿子比老子更起劲，有人统计了一下，康乾年间有180多起重大的“文字狱”事件，其中七成是乾隆先生干的。
1799年，就在世纪交替的前夜， 88岁的乾隆在紫禁城养心殿安祥驾崩了。当他去世时，没有一个人会料想到，帝国盛世的幻象将在短短的四十年后就被击破。乾隆当了60年的太平皇帝，史上执政时间第二长，仅次于他的爷爷康熙。他留给儿子嘉庆两个重要的遗产，一是百年康乾盛世的巨大光环，二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大贪官、也是当时的全球首富和珅。
和珅是乾隆留下的巨大“遗产”
和珅是乾隆晚年最信任的大臣，也是空前绝后的贪污高手。有学者考据，乾隆执政最后五年的税收被他贪掉了一半。乾隆驾崩的十五天后，嘉庆就以“二十大罪”，把他给赐死了。嘉庆查抄和家，共得令人惊诧的8亿两白银，当时清廷每年的税收约为七千万两，和珅的财产竟相当于十多年的国库收入，人称“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一个人，既是国家的首相，又是国家的首富――我们不妨称之为“双首现象”，大抵是中央集权到了登峰造极的恶质时期才可能出现的“超级怪胎”。和珅是史上最典型的“双首”样本。“双首”人物的出现必基础于两个前提，第一，政府权力高度集中，权钱交易的土壤相当丰腴；第二，贪污必成制度化、结构性态势，整个官吏阶层已朽不可复。清朝自乾隆之后，纲常日渐败坏，民间遂有“三年清知府，十万白花银”的讥语。
和珅的天价府邸
在地球的另一端，乔治·华盛顿去世的时候，留下的是另外一份遗产。
他领导了一场独立战争，让北美地区摆脱英国统治，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他本有机会做一个皇帝，至少是终身制的独裁者。可是，他却选择当一个民主选举出来的总统，并在两届任期结束后，自愿放弃权力不再续任。他主持起草了《独立宣言》和《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在后一部文件中，起草者宣布，制定宪法的目的有两个——限制政府的权力和保障人民的自由。基于这个目的，国家权力被分为三部分，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这三部分权力相互之间保持独立，这就是现代民主社会著名的三权分立原则。
起草独立宣言
在1799年，乾隆的名声、权力和财富都远远大于乔治·华盛顿，可是，随着时间的推演，不同的遗产让他们在历史的天平上获得了新的评价。
如果乾隆与华盛顿真的在小吃店见面了，我估计他们也真的没有什么可以谈的。如果谈三权分立，他们会打起来，如果谈“文字狱”，他们会打得更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