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过古稀之年的黄宇和先生，在追忆往事时，有几个特别的经历让他耿耿于怀，毕生难忘。可以说，这是黄先生内心深处的门槛，也是他几个重大的人生转折。
上帝何来：中学时代的精神危机
黄宇和在香港上的小学，是基督宗教当中的天主教会办的，中学是天主教耶稣会士办的。教会学校一般都有教堂，神父在学校里扮演着重要角色。黄宇和随父母移居香港后，第一次接触到基督宗教《圣经》，第一次在教堂里学唱圣诗，那种庄严祥和的氛围很容易感染一个八九岁的少年。很快，黄宇和信教了。1958年夏考上九龙华仁书院后，在1959年夏天的全香港小学会考，他以优异的越成绩考取了五年（当时香港英文中学实行五年制）的奖学金。加上学校里神父帮忙缴杂费，江之钧老师帮忙交房租，这样黄宇和就可以比较放心地在知识海洋的世界里遨游了。
当时有一个问题时常困扰着黄宇和：《圣经》里说上帝创造了世界，那么是谁创造了上帝？黄宇和请教老师，老师让他去找神父。神父给他介绍了一位全校最具神学知识的耶稣会士，那位耶稣会士谈了大半天，结论是宗教是一种信仰，信则有，不信则无，不能用逻辑来分析。受过科学理性教育的黄宇和，自然无法接受这个答案。于是，他一个人拼命地想。想呀想呀，老是想不通，愈想愈头痛；待到中学四年级时，因为这个问题的纠缠，他天天冥思苦想之余，几乎不能自拔，结果胃出血，送到九龙黄大仙天主教圣母医院急救，幸得当时在该院任职的华仁书院大师兄林巨成医生，救急扶危，才免于难。但精神也已到了崩溃边缘，弄得“天旋地转，头疼欲裂”。黄宇和成绩随之一落千丈，父母和老师都很忧心。
中学时代的黄宇和常常问自己：谁创造了上帝？他为此冥思苦想，几乎不能自拔。
后来，黄宇和想到华夏的古圣贤肯定也遭遇过同样的问题，他就打算从这个途径来化解内心的压力。幸运的是，华仁书院退休教师刘敬之先生，愿意义务指导他读四书五经。“神父不能解决的问题，西方文明遭遇的问题，我们先贤有什么办法处理呢？”孔子的一句话似乎让黄宇和“开窍”了。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谓知也。对于这句名言，黄宇和解读为：能够知道的就知道，无法知晓的，就不必去知晓，不能强求，这就是学问的真谛。毕竟人是自然界的生物，神是超自然界的生物，人怎么可能完全理解超自然的世界呢？走到这一步，黄宇和觉得自己想通了。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从此，黄宇和决定老老实实过好自己的人生就是了。
谈起中学时代这次精神危机，黄宇和表示，“可以说是华夏文明救了我一命。”
两个F：从港大到牛津的风波
在香港大学求学期间，黄宇和成绩很不错，大三时成功地申请到牛津大学圣安东尼研究院的奖学金。但天有不测风云。大约在1967年，曼彻斯特大学博士毕业的Alen Birch，从悉尼大学转到香港大学历史系任教，他原先的职位是高级讲师。他是有备而来的，眼中的目标自然是空缺的教授职位。而在港大历史系任教的牛津大学博士Leonard Young，则被认为是合适的候选人，这样一来，Birch和Young就成了竞争对手。
Birch为了争夺教授职位，与港大历史系的另一位讲师勾结，分别给黄宇和所修的课F。在Birch看来，这招足以打击Young的信誉——黄宇和申请赴牛津深造，是Young写的推荐信，如果这个学生得了F，似乎可以证明Young不但眼界鄙陋，而且心术不正，这背后可能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然而，港大其他老师心知肚明，早就看出来这是一出什么把戏。结果在文学院的主考官会议上，历史系、英文系、中文系、教育学系、地理学系、经济学系、心理学系的教师，通通支持Young，与那两位教师争辩。这次会议从早上九点开到晚上，双方一直纠缠着不放，最后才达成妥协。后来是教育学系的一位老师把这个情况告诉黄宇和，他才得知这背后的阴谋与斗争。
“鸩梦”：博士论文差点被“枪毙”
黄宇和的博士论文，是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叶名琛，来探索帝国主义的行径与性质。夜以继日地劳作，孜孜矻矻地研究及写作了两年多时间，黄宇和提交了博士论文。论文通过与否，主要就看两位主考官的意见：一位是本校的年轻教员，一位是剑桥大学中文系的讲座教授杜希德（Dennis Twitchett）。然而，声名卓著的杜希德教授给出了否定意见，并不容修改复试。如此，黄宇和就必须收拾包袱上路。谈到这里时，黄宇和连连长叹：好惨! 好惨！黄宇和认为论文被“枪毙”，大概是这位主考官的帝国主义心态作祟。
主考官的评价本属机密，不容考生看到的。结果，黄宇和无法知道论文被枪毙的详细理据。可是，鬼使神差一般，牛津大学的一位行政负责人，把杜希德教授的判词发给了黄宇和。黄宇和把这份判词转给同门看，引来轩然大波。那些曾经逐章逐节阅读过论文初稿的同学对此十分愤慨。例如判词上说，作者对魏斐德的相关研究懵然无知，但事实是黄宇和博士论文的正文和注释，频频引用魏氏的《门前怪客》（Strangers at the Gate）一书。于是，黄宇和的同门集体联名向院长请愿，要求他向大学当局申诉。院长亲自审阅论文后，要求校方重开论文审阅评委会。评委会讨论后，破天荒允许黄宇和修改论文。奋战三个月后，黄宇和再次提交论文，竟获通过，杜希德教授甚至征求黄宇和同意，把它收入其主编的“剑桥中华文史丛书”付梓。
黄宇和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英文专著《两广总督叶名琛》。
黄宇和事后分析，同一篇论文，境遇在三个月间骤然改观，一是论文本身质量过硬，二是当时越战正酣，西方世界反战情绪高涨，帝国主义已然找不到任何市场。回首往昔，黄宇和感慨万千：“我一生当中的路都是我自己闯出来的，不是什么名师指点出来的。”
不但1976年付梓的《两广总督叶名琛》有这样的“磨难”，后来终于在1998年出版的《鸩梦：第二次鸦片战争探索》一书也颇费周折。这本书是黄宇和对帝国主义的进一步研究，投给剑桥大学出版社后，两位审稿人的意见同博士论文的遭遇一样，一赞成一反对，遭出版社退稿。反对者的理由，可以打个比方如下：黄宇和建造了一架飞机，翱翔万里，但他没有造一部当前急需的人力车，因此不能通过。黄宇和长叹道：我的天！
黄宇和认为，《鸩梦》严厉批判帝国主义，却要在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出版，自然难逃一劫。山穷水尽疑无路，正当黄宇和为此烦闷焦虑的时候，柳暗花明又一村：他在牛津大学圣安东尼研究院的大师兄、剑桥大学帝国史与海军史讲座教授卑理爵士（Professor Sir Christopher Bayly）到悉尼大学讲学，黄宇和把出版情况告诉了他。在卑理爵士过问之下，出版方礼聘他担任第三位审稿人，书稿因此起死回生，列入“剑桥中华文史丛书”出版。
黄宇和推测，对《鸩梦》提出否定意见的审稿人，可能是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地位崇高的罗兹帝国史讲座教授（Rhodes Professor of Imperial History），他是香港大学支持黄宇和申请牛津的Leonard Young的前辈。过去Young 在牛津读研究生时，也曾多次赴伦敦向其请教，并蒙其指导。论辈分，这位讲座教授是黄宇和的师祖。谈起《鸩梦》的“鸩梦”，对盎格鲁·撒克逊文明推崇备至的黄宇和沉痛地说：“天下乌鸦一般黑！”
探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鸩梦》一度成了黄宇和的“鸩梦”。
大学的迫害：“Why do you look so miserable?”
黄宇和1974年受聘到悉尼大学任教，2014年荣休。在讲述这整整四十年的经历时，他这样总结：“当初二十年是太平盛世，后来二十年翻江倒海。”
转折发生在1994年。从这年年底开始，黄宇和几乎每天都会收到悉尼大学历史系系主任的亲笔信。让他震惊的是，信中连番指控他犯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罪恶。惊诧之余，黄宇和回信向系主任讨个说法，请他提出证据，系主任改口说他教书太糟糕了，有学生投诉，所以“必须回炉再造”，却同样提不出证据，但教员工会全体让他还是俯首听命为宜。于是，黄宇和不得不跟一群毕业不久的青年教师在一起，重新学习如何上课。黄宇和认为，这些举措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羞辱他，直到他有一天精神崩溃。在这么悲惨的处境下，黄宇和把所有希望寄托在当时已经拟就的《鸩梦》这部书稿上，不曾想却遭到出版方的退稿，自然让他的处境更加凶险。
第二年，按照学校章程，黄宇和可以休一年的学术假。访学的第一站，是斯坦福大学。该校的Ramon Myers 教授热情地招呼他到府上过夜。晚饭前，Myers 教授为黄宇和斟了一杯红葡萄酒，关切地问：“John，why do you look so miserable？”黄宇和把他在悉尼大学的遭遇说了一遍，室内马上鸦雀无声，连他那位在厨房造饭的夫人，闻言后也变得轻手轻脚。吃饭时谁也不知说什么好，晚饭后就各自睡觉去了。第二天吃早餐的时候，Myers 教授说：“John，you are dying a slow death.”过了一阵子，这位教授说，他或许可以做一点工作，“可能会带来一线生机，但也可能是a quick death”。这个“一点工作”是，Myers 教授给悉尼大学校长写信，大致会说，他读过黄宇和的著作，根据他的认识，黄教授的学术成就是第一流呢还是第几流。这封信肯定会触动校长的神经，但结果是祸是福就很难预测了。
接着，黄宇和到耶鲁大学访问，接待他的是鼎鼎有名的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教授。接下来的故事，与在斯坦福几乎一样。史景迁读过黄宇和的英文原著《两广总督叶名琛》（剑桥大学出版社，1976年）、《中英关系，1839－1860》（牛津大学出版社，1983）、《孙中山伦敦蒙难》（牛津大学出版社，1986），以及当时已经拟就的书稿《鸩梦》。听了黄的遭遇后，这位汉学大师也为黄宇和修书一封，寄给悉尼大学校长。
接着，黄宇和先后到英国的伦敦大学和剑桥大学访问，两所大学的著名教授，包括剑桥大学的皇家历史讲座教授Patrick Collinson，也问他：“John，why do you look so miserable？”……总之，这一年，接待黄宇和的世界知名大学的顶尖教授，都为他向悉尼大学校长写信。
一年后，黄宇和回到学校。新上任的历史系主任一见到他即拍案大骂：“黄宇和，即使你是世界一流的学者，但是你是个hopeless teacher，你必须回炉，继续学习！”黄宇和满怀希望回去，却再次跌进“地狱”。在这种境况下，黄宇和选择“离家出走”，他知道自己满腔的怨愤必需找适当的途径发泄出去，为了不连累家人，他搬进修道院住了五年。实际上，他的很多同事也遭到这样的不公待遇，有的离婚，有的发疯，有的死去。
后来，黄宇和才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回事。1974年初到悉尼大学教书的时候，经济形势很好，澳大利亚政府立志要把悉尼大学、墨尔本大学、堪培拉大学打造成世界一流学府。因此，政府拨了大量经费给这几所“重点大学”，悉尼大学历史系教员也由二战前的6位猛增至57位，世界上主要国家的历史都有一位专家研究，1974年请黄宇和去任教，正是要填补中国历史这块空白。二十年后，到了1994年，政府制定了一套新制度，从此各大学要自负盈亏，在这种背景下，悉尼大学历史系教员必须骤然缩减到15名。
作为黄种人，黄宇和第一个成为这项政策在悉尼大学历史系的牺牲品。系主任强行取消了他的课，让他给青年教师当助教，把他原先指导的学生分给别的教师。后来有些教员受不了这种屈辱，不是因此病逝，就是精神崩溃。不过老资格的教员拥有终身聘，学校不能随便辞掉他们，只能搞这些把戏尽情羞辱他们，这些阴谋就是为了使他们精神崩溃，再也不胜任教职，藉此“赶尽杀绝”。
黄宇和未曾料到，自己执教的大学会成为一座牢笼，“搞得好苦好苦”。
谈起这段经历，黄宇和感叹不已：“搞得好苦好苦，等于一只脚踏进了坟墓。以前老华侨说，华人要在白人社会里得到承认，必须付出一百倍一千倍的努力才能得到。你不付出的话，就等着给别人‘屠杀’好了，原有的地位也保不住。”
凭借坚强的意志，不懈的努力，黄宇和“不断思考，不断写书”，“‘杀’我不掉，赶我不跑”，这个时期他陆续推出了四部很有分量的英文著作，两部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两部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总算走出了这段艰辛的历程。
“黑色星期五”：书稿险被剽窃
《孙文革命：<圣经>和<易经>》跋文里有这样一段话：
2011年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完成并出版了《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笔者终于可以全力以赴筹备了三十五年并不断替其搜集资料的研究计划——“孙文与基督宗教”！并开始撰写了初稿，拟在2016年11月出版，以资庆祝孙文150岁冥寿。惟2013年12月13日黑色星期五发生了始料不及的突发事故，迫得笔者毅然决定：把原拟再用三年时间来完成拙稿所需的进一步调研、修改、充实、细化等工作，压缩为九个月，力争2015年初孙文逝世90周年之际出版！
其中提到的“黑色星期五”，是指黄宇和穷尽毕生精力的《孙文革命：<圣经>和<易经>》书稿险被剽窃。此事缘起是这样的：2012年三联书店版《三十岁前的孙中山》在北京举行发布会，某高校教师由此认识黄宇和，后来几乎每天都给黄宇和写信，期望到澳洲与黄宇和“从游”，学习先进的西方文明，引进《圣经》的道德，拯救濒危的华夏文明。黄宇和最终被说服了，在退休前和悉尼大学第一副校长商量，自己捐款毕生千辛万苦积蓄得来的2万元澳币给大学，以学校的名义邀请这位“好学”的讲师去访问。
当时，黄宇和正专心写作《孙文革命》一书，并已完成初稿。这位青年学者很想“拜读”，黄宇和就把书稿的电子版全部发给他了。没想到，这位青年就向悉尼大学报告自己和黄宇和教授正在合作撰写这部书，企图不劳而获，骗取这份劳动成果。黄宇和为此深受刺激，结果脑海频频出现一片空白，有时头痛欲裂。双手也由于密集打字，出现后期的tennis elbow症状；肩膀更有变成frozen shoulder的趋势。黄宇和表示，这位学术骗子的所有来信，悉尼大学校方和广东省档案馆都有存档，待他百年之后即可查阅。
《孙文革命：<圣经>和<易经>》
其实，黄宇和的一生何止五“死”五“生”。人生征途漫漫，黄宇和先生虽然已步入晚年，但老骥伏枥，他还有好几部大作在紧锣密鼓地推进，或许还会经历“生”与“死”的交战。以他的性格和意志，必然是与“死神”战斗至生命最后一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