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在海南己卯春天(公元1099年)
的活动及文学
书写成就有着不一般的意义：
斜川之游及其为自然胜景
所注入的文化内涵；
春词的创作及其所凝聚的
农耕文化、民俗文化内涵；
上元夜游及其笔下的昌化军城市图景；
伦江放生、岁设大供
及其佛教民俗学价值；
被酒独行及其所记录的乡野风情……
苏学研究专家李景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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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元夜图》。刘运良 作
从己卯之春说起
苏东坡于绍圣四年(1097)六月到达海南岛，绍圣五年(亦即元符元年，戊寅，1098)度过了第一个春天，但苏东坡并没有感受到春天的气息。那时苏东坡从惠州再次遭受贬谪，心情一度跌入低谷;到达海南岛之后，他虽试图努力从低谷中走出来，但在戊寅之春还没有完全实现，加上海南岛四季的变化不够分明，冬春的转换并没有引起苏东坡的多少注意，也没有给他带来惊喜。他给雷州的张逢写信说：“新春，海上啸咏之余，有足乐者。此岛中孤寂，春色所不到也。”信中所说的“海上”，是指广东沿海一带，“此岛”即海南岛。他说，海南岛与广州、惠州、雷州，虽一海之隔，但在那边，啸咏之余，尚有足乐者，而此岛则是春色所不到的地方。大有“春风不度玉门关”之感。其实，春色到与不到，主要与心情相关。春色不是不到，而是他的心态尚处于孤寂凄凉之中，感受不到春意，眼中也就没有了春色。
他真正感受到海南春天的美好，是到了元符二年(1099)，己卯之春。这虽然是苏东坡在海南度过的第二个春天，但也可以说是苏东坡真正感受天涯春意的第一个春天。因为这时的苏东坡，心态已经调整过来，他的精神状态已从低谷中走了出来。他已经较充分地适应了这个环境，他可以用亲切的目光去仔细欣赏周围的一切，从大自然到风土人情，都不再是从前那样的陌生，儋耳人对苏东坡也从陌生感转化为热爱，苏东坡与儋耳的外在环境已经消除了隔阂与排斥。在这种心态之下，春色好像一下子降临海岛，弥漫天涯，惊喜之情油然而生。他用诗词散文记录了儋耳春天的风土人情之美，也把自己潇洒的形象留给了后人。
因此，谈到苏东坡笔下的海南，我们从己卯之春开始。
苏东坡像。海南日报记者 李幸璜 摄
斜川游及其为自然胜景注入的文化内涵
苏东坡有一首《和陶游斜川》，题下自注：“正月五日，与儿子过出游作。”王文诰编《苏轼诗集》以此诗列己卯之首，孔凡礼《苏轼年谱》将此次出游及创作编于元符二年正月五日。
谪居澹无事，何异老且休。虽过靖节年，未失斜川游。春江渌未波，人卧船自流。我本无所适，泛泛随鸣鸥。中流遇洑洄，舍舟步层丘。有口可与饮，何必逢我俦。过子诗似翁，我唱而辄酬。未知陶彭泽，颇有此乐不。问点尔何如，不与圣同忧。问翁何所笑，不为由与求。
昌化军城外，未必有一个叫斜川的地方。但是，此诗为和陶渊明《游斜川》所作，而游览的心情又与陶渊明有相似之处，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苏东坡父子于元符二年(1099，己卯)正月五日在儋州进行了一次非常惬意的“斜川游”。苏东坡想到685年前的这一天，天气澄和，风物闲美，大隐士陶渊明与二三邻曲，同游斜川，引觞散怀，纵情忘忧，好不欢乐。现在，苏东坡心情非常悠闲，而天气风物也是那么宜人，他怎能辜负这个出游的好时光?于是，他一边想象着陶渊明游斜川的情景，一边进行着自己的“斜川游”。陶渊明情之所至，作诗以纪其游;苏东坡亦用陶渊明原韵，作了这首纪游诗。
这首诗虽然开头两句的色彩略显黯淡，但整首诗全在一个“惬”字上。他郊游并无目标，而随处所到，皆是诗情。纪昀评曰：“有自然之乐，形神俱似陶公。”确是看到了此诗的神髓。然比起陶渊明，苏东坡又多了一层惬意，因为苏东坡有一个陶渊明没有的儿子。苏过不仅至孝，性情文采也酷肖乃翁。所以苏东坡得意地说：“未知陶彭泽，颇有此乐否?”最后四句，更是悠然有味。苏过在儋州曾作《志隐》一篇，表示隐居的志向，这使苏东坡想起了孔子命几位学生“各言其志”的情景。当孔子问到曾点时，曾点答道：“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听罢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这个典故用得恰如其分。父子二人的默契、轻松、雅洁、惬意，尽在一问一答之中。
根据诗意，此次斜川游是在城北伦江及其岸边，他们先在江中舟游，后舍舟登岸而游。
自然景观往往需要注入一定的文化内涵，才会产生活力，发生良好的效应，尤其是自然景观不是特别突出的地方，更需要文化内涵的支持。比如敬亭山，就山体来看，其高度、险度、外形以及其他自然因素都不是特别突出，但是由于有像李白这样众多诗人曾经居住、游览、创作诗文，使得敬亭山成为名闻遐迩的名山，被后人美誉为“诗山”。儋州的伦江(今北门江)并非著名水系，但是有苏东坡、苏过等著名历史人物的出现，其作为景胜的价值就大大提高了。
春词创作及其所凝聚的农耕、民俗文化内涵
苏东坡是词史上的伟大人物，但他在海南期间所作词的数量是非常少的，他的主要表达方式是诗和文。己卯之春天却使他异常兴奋，他使用了词这一体裁进行创作。正月十二日是立春日，苏东坡写了《减字木兰花·己卯儋耳春词》，描写了海南的美好春光、鞭春的情景以及热闹的节俗：
春牛春杖，无限春光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花似肉红。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
苏东坡因春光明媚，春风拂拂，鲜花盛开，白絮飞扬而兴奋不已。更可喜的是儋耳农业劳动风气的扭转，使苏东坡看到了“鞭春”的热闹场景。
在古代，农业代表着最先进的生产力，但海南人素来不重农耕，而以贸香、渔猎为业，良田荒芜，无米无粮，苏东坡初来之时，非常痛心，他一直努力地劝农劝官，以扭转此风。现在，他看到了如此热闹的劝农场面，意识到了风气有所好转。这正是苏东坡最愿意看到的，所以他非常高兴地创作了这首词。
《江边吟》 刘运良 作
除劝农之外，这个节日也具有狂欢、祈福、消灾的意义。《东京梦华录》载：“至日绝早，府僚打春，如方州仪。府前左右，百姓卖小春牛，往往花装槛坐，上列百戏人物，春幡雪柳，各相献遗。春日，宰执亲王百官，皆锡金银幡胜，入贺讫，戴归私第。”《广东通志》卷九十二载：“立春日，有司逆勾芒土牛，勾芒名拗。春童著帽，则春暖;否则春寒。土牛色红则旱，黑则水。竞以红豆九色米洒之，以消一岁之疾疹，以土牛泥泥灶，以肥六畜。”《儋县志》卷二《地舆志十六·节序》载：“立春之日，长官迎春，坊里各铺行装办杂剧，城厢内外，男妇各携负幼男女竟看。以豆谷洒土牛，谓之消痘疹。”可见，其狂欢、消灾的意味非常浓厚。所以，家家门前挂着青幡，人人盛装打扮，互赠吉祥物，一派喜气洋洋、春意盎然的景象。难怪苏东坡一口气用了七个“春”字。一般说来，短小的诗词忌讳重复。但在这样的场景之下，一个打破孤寂、初感天涯浓浓春意的诗人，如果他脑中还想着成规，不用这么多的“春”字，那才真的会索然无味呢！
词中描写的自然景色和民俗情景是鲜明生动的，作者本人的形象也在字里行间活了起来。我们似乎看到了900多年前一位脸面红扑扑的老人，乐呵呵地在和煦的春风和热闹的人群中穿行。
苏东坡上元夜游及其笔下的昌化军图景
元符二年(1099)的正月十五日，苏东坡作《书上元夜游》：
己卯上元，予在儋州，有老书生数人来过，曰：“良月嘉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从之。步城西，入僧舍，历小巷，民夷杂揉，屠沽纷然。归舍已三鼓矣。舍中掩关熟睡，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孰为得失?过问先生何笑，盖自笑也。然亦笑韩退之钓鱼无得，更欲远去，不知走海者未必得大鱼也。
从文章内容，可知此文是在上元夜，作者受诸位老书生之邀夜游而归后所做的笔记，诸位书生应该是黎子云、符林等人。全文总计108个字，却生动地写出了上元夜游的全过程：有时间，有地点，有人物;有开端，有经过，有结尾;有事件，有心理活动;有今，也有古;有动，也有静。苏东坡在文中不断转换着角色：于老书生，便是友;于苏过，便是父;于韩愈，便是今人;于民夷屠沽，便是观者;于僧舍小巷，便是游者。凡所涉人、事与物，皆跃然纸上，鲜明生动，而作者的心理活动，也令人回味无穷。非大手笔，绝难达此境界。可以说，与他在黄州时那篇被公认为最著名的小品文《记承天寺夜游》相比，这篇作品毫不逊色。
我们再与去年上元夜相比较，两个春天之不同，就更加明显了。绍圣五年(1098)正月十五，军使张中置酒相邀，东坡没有心情，只派苏过前去，自己在家守舍。他无比孤独和寂寞，只呆呆地看着窗上的壁虎。一阵风吹来，帐子上的一只小虫掉到地上，他都注意到了。他注视着灯花一点点落下，朦朦胧胧地睡去。他盼望着儿子早点归来，也总觉得儿子快要回来了，他难以睡得踏实。他不禁想到十年前的上元夜，朝中热闹非凡，大学士从朝中盛装归来，把带来的柑桔送给温柔的妻子。忆往睹今，更加感到眼前的凄凉。“搔首凄凉十年事，传柑归遗满朝衣”，他用这句话结束了当晚的一首诗。
《书上元夜游》不仅为读者提供了北宋昌化军城市的布局，也使读者感受到海南上元夜的民俗色彩，并且让读者获得人生感悟。
伦江放生、岁设大供及其佛教民俗学价值
元符二年(1099)二月二十四，苏东坡作《书城北放鱼》一文：
儋耳鱼者渔于城南之陂，得鲫二十一尾，求售於东坡居士。坐客皆欣然，欲买放之。乃以木盎养鱼，舁至城北伦江之阴，吴氏之居，浣沙石之下放之。时吴氏馆客陈宗道，为举《金光明经》流水长者因缘说法念佛，以度是鱼。曰：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忧悲苦恼，南无宝胜如来。尔时宗道说法念佛已，其鱼皆随波赴谷，众会欢喜，作礼而退。会者六人，吴氏之老刘某，南海符某，儋耳何旻，潮阳王介石，温陵王懿、许琦，舁者二人，吉童、奴九。元符二年三月丙寅书。
文章记录了苏东坡组织众人念佛放生的过程。参与其事的有居于吴氏馆的老人刘某，南海符某(可能是老符林)，儋耳人何旻，以及王介石、王懿、许琦等，还有一些抬木盆及其他作杂事的人。地点在城北伦江(即文中的伦江，今北门江)南岸吴氏馆近处的浣纱石处，由吴氏馆客陈宗道念经。大家看到鱼随波而去，作礼而回。
大约在放生事不久，苏东坡在民间购得四川金水张氏所画十八大阿罗汉像，“久逃空谷，如见师友。乃命过躬易其装标，设灯涂香果以礼之”，并亲自作《十八大阿罗汉颂》。从其序和跋中，我们可以得知苏东坡一家与佛的因缘：
轼外祖父程公，少时游京师，还，遇蜀乱，绝粮不能归，困卧旅舍。有僧十六人往见之，曰：“我，公之邑人也。”各以钱二百贷之，公以是得归，竟不知僧所在。公曰：“此阿罗汉也。”岁设大供四。公年九十，凡设二百余供。
有外祖父的这段奇遇，“岁设大贡”的家风就带到了苏家。苏东坡的母亲礼佛，妻妾也礼佛。母亲去世后，父亲为做菩萨法像。东坡兄弟皆对佛有浓厚的兴趣。后来苏东坡把所得大阿罗汉像及自己所作的颂都寄给了子由，“使以时修敬，遇夫妇生日，辄设供以祈年集福”。
此外，苏东坡在海南时，还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抄写了一本《金刚经》，当他把《金刚经》送给慧上人的时候，高兴地说：“非谪居海外，安能种此福田也。”
佛教进入中国之后，给中国带来了丰富的文化资源，放生之举及家庭供奉，最能反映佛教的民俗文化特点。苏东坡在儋州的放生及为大阿罗汉像作颂之举，对海南佛教的民俗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我们了解北宋时代儋州地区的民俗文化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舞剧《东坡海南》剧照。海南日报记者 张茂 摄
被酒独行及其所记录的乡野风情
这个春天，苏东坡过得很潇洒，他已差不多完全融入这个野而质朴、蛮而温情的世界。昌化军的城里、乡村和田野，时时出现一个拄着竹杖的老头儿，红光满面，笑笑呵呵，闲谈，喝酒，开玩笑，不时地放声唱几声。
当代苏学大家孔凡礼的《苏轼年谱》元符二年(1099，己卯)记载：“春日，尝独行遍至黎子云、黎威、黎徽、黎先觉之舍，遇符林，黎家儿童口吹葱叶迎送，又尝负大瓢行歌田间，与老妪共语：有诗。”此诗题为《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三首》。出行及诗的创作时间，孔凡礼定为暮春。这大概是苏东坡在儋州所写的最好的纪事诗，诗歌写得摇曳生姿，妙趣横生，潇洒自然，真醇可爱：
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寻牛矢觅归家，家在牛栏西复西。
总角黎家三四童，口吹葱叶送迎翁，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
符老风趣奈老何，朱颜减尽鬓丝多。投梭每困东邻女，换扇惟逢春梦婆。
前两首诗中，浓浓的黎村风情被轻松愉快的笔调呈现出来，作者却不是这黎寨风情的旁观者和对立者，他完全融进了里面，他既是创作主体，也是创作客体。所以，作者自身也散发着浓厚的村野气息。最有趣的是作者寻牛矢而归的情景，有人却嫌“但寻牛矢觅归路”不雅，正是没有领略其微妙之处。清代苏学大家王文诰分析说：“此儋州记事诗之绝佳者，要知公当此时，必无‘令严钟鼓三更月’之句也。晓岚不取此诗，其意与不喜‘鸭与猪’‘命如鸡’等句相似，皆囿于偏见，不能自广耳。《左传·文公十八年》‘埋之马矢之中’，《史记·廉颇传》‘一饭三遗矢’，凡此类，古人皆据事直书，未尝以矢字为秽，代之以文言也。记事诗与史传等，当据事直书处，正复以他字替代不得。”是很有道理的。
第三首诗记录了归来路上遇到的两件趣事。一是遇见老符林。作者在此诗下自注曰：“是日，复见符林秀才，言换扇之事。”“换扇之事”没有其他旁证，只能从本诗中来推求。“投梭”句用《晋书·谢琨传》中的典故：“邻家高氏有美色，琨尝挑之，女投梭，折其两齿。”这个典故常被用来表示女子拒绝调戏之意。弄清这个典故的意义，结合全诗分析，事情便会清楚了。盖符林秀才年纪虽老，然风情犹存。他看中了某个女子，曾以言语相挑，却屡被拒绝。所以苏东坡开玩笑说：“符老风情奈老何，朱颜减尽鬓丝多。”老符啊，你虽风情不减当年，然而年岁不饶人啊。朱颜减尽，白发苍苍，你又能怎么办呢?然而老符秀才还是春心不死，他遇到苏东坡，提出要用什么东西换取苏东坡的扇子。可见，他想用大学士的扇子作礼物送给心中的女子。看来，这老符秀才真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物。
另一件事是田间遇到“春梦婆”。从黎先觉家出来，苏东坡背着酒葫芦，在田野之间，一边走，一边哼着小曲，正遇到一个田间老妪。苏东坡上前搭话，老阿婆说的一句话让苏东坡感悟深刻。东坡友人所作的《侯鲭录》记载了这件事：“东坡老人在昌化，尝负大瓢行歌于田间，有老妇年七十，为坡云：‘内翰昔日荣贵，一场春梦。’坡然之。里人呼此媪为春梦婆。坡被酒独行遍至子云诸黎之舍，作诗云：‘符老风趣奈老何，朱颜减尽鬓丝多。投梭每困东邻女，换扇惟逢春梦婆。’是日，老符秀才言换扇事。”可知遇到春梦婆正是此次独行过程中的事。此后，春梦婆也就成为人生彻悟的一个典故。春梦婆不过是一个田间老妇而已，但与苏东坡的相遇，却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了长远的影响。
(编者注：本文原载于2018年10月8日海南日报，见刊略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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