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2月25日，元宵节。
上午10时，一支由摩托车、满载武装军人的卡车和囚车组成的行刑车队，从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的中央监狱内驶出，一路警笛长鸣，行抵雨花台刑场。
车队停下后，法警从4辆囚车中分别押出4名五花大绑的死囚，来到早已设于刑场中间的一张法案前，面对监斩官站立。
面无表情的监斩官圆睁双眼，目光在4名死囚的脸上一一扫过，缓声问道：“各位，今天送你们上路，还有什么话需要留下的？本人负责转达。”
4人中的三位一齐摇头，只有一个瘦瘦的高个中年人哑着嗓子道：“委座要咱死，咱不得不死。可是，咱不服！凭什么放跑一个犯人就要杀掉4颗人头？”
监斩官冷冷一笑：“李柏龄，你也是吃过法院饭的人，你难道还不知道被你们4位放跑的犯人是个什么角色？否则，这么一起案子还会惊动蒋委员长吗？”
李柏龄摇摇头，不再吭声。
监斩官抓起朱笔，在布告上打了一个血色大勾，掷笔于地，喝令：“执行！”
法警扑上去，把死囚押往刑场一角。须臾，枪声响了。
一起惊动蒋介石的越狱大案至此画上了句号……
一、
1936年5月29日，星期六。
深夜，上弦月在莲花般的云朵间露出一角，透出一丝幽光。一条黑影在这幽幽的月光中，闪现于南京市中山北路中段东侧的一条幽深的小巷中。静夜中早已沉睡的人们，不可能看见这个鬼魅似的黑影，也没人听得见那种几近于无的极轻极轻的脚步声。
这条黑影，来到小巷深处的一幢住宅前，以灵巧的动作轻而易举地爬过了院墙，消失在院子的黑暗之中。
这幢宅第中，住着民国政府军事委员会少校参谋熊子庄一家。是夜，熊子庄晚饭后即在书房工作，直至11时许方才歇手休息。这位黄埔军校毕业的军官绝对没有料到，自己的家中竟会进来一个窃贼；而这个窃贼的进入，竟然意味着他的生命行将结束！
这个高明的窃贼在完成他预定的作业任务后，和进来时一样轻悄无声地退了出去，甚至也没忘记应该把屋门带上。
次日，星期日。熊子庄惦记着昨晚还未完成的工作，6点钟不到就爬起来准备继续干了。漱洗毕，熊子庄走进了书房。突然，他睁大了眼睛，就像是被施了定身法似的站在那里——昨晚放在桌上的尚未完成的那份军事防御草图连同那些资料都已经不翼而飞了！
当时，国民政府已经察觉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野心日甚一日。为未雨绸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这年春天，命令少将参议张谞行、林尉以“参谋旅行”的名义，勘察南京附近地形，拟订攻防计划，督导增强长江上下游各要塞炮台，制拟整个长江防御工事；然后又勘察江浙沿海一线防御工事，以及宁(南京，当时称“京”)、沪、苏(州)、嘉(兴)、常(州)、无(锡)、镇(江)、海(州)等地，划定二、三、四各线预备阵地。
两名将领执行这类重任，自然带了不少随员，熊子庄就是其中一位。熊子庄作为黄埔军校的高材生，在军事委员会很受重视。这次被指定负责绘制整个长江防御工事的草图和制作书面说明，要求在半月内交出来，熊子庄估算下来时间很紧，得日夜工作，于是，他就每天把资料带回家，晚饭后干上几个小时。没想到一连8天无事，这天晚上却出了问题！
熊子庄知道这是蒋介石亲自抓的一项重大机密任务，擅自把资料带回家已是严重违纪，现在竟然丢失了，那实在是一起巨祸。此事一旦被上面知道，他的脑袋肯定保不住！
熊子庄强迫自己定下神来，唤来妻子、父母，让立刻查点家中另外还被窃了什么物品。查点结果，客堂里晾着的一套马裤呢军官制服、书房抽斗内的钱包被窃。熊子庄反复考虑下来，寻思这多半是一起普通刑事案件，于是决定先不向上面汇报，而是通过私人关系请警察局的朋友侦查，查明案犯，追回赃物。他本人为稳妥起见，可以去医院躲躲风头。
熊子庄主意打定，便骑了自行车去找黄埔军校同学、首都警察厅刑警大队第二侦缉队队长傅成望。那天傅成望休息在家，见熊子庄匆匆而来，神色有异，料想有事，便迎上来发问出了什么事。
熊子庄未语先哭，双膝跪地：“老兄救救小弟！”
傅成望大惊，连忙把熊子庄扶起来，让他有什么事快说，自己一定尽力相助。熊子庄便把失窃情况说了。傅成望笑道：“此乃小事一桩，包在兄弟身上就是了。你先回去，把现场护住，不要让人动，我马上带人去贵府勘查。”
当下，傅成望赶往警察厅，发号施令，点了4名得力部下，一行5人前往熊子庄家。
刑警勘查后，得出结论：案犯是以撬门手法进入现场的，是单独一人作的案子；从未在现场留下任何痕迹这一点判断，这是一个老手。初步可以认定这是一起普通刑事案件，案犯是以窃取财物为目的而作的案。至于把图纸、资料一并窃走，估计是为了包那套军官制服，因为书房里找不到可以包东西的报纸或者包布之类。
如此一说，熊子庄总算稍稍定下心来。他按照当时的规矩，请刑警吃了点心，又每人发送了一个红包。
傅成望一行回到警察厅后，举行了一个短暂的案情分析会，由于被窃钱物价值有限，而且失主要求追回的是那些图纸、资料，所以，他们也就只对被窃走的草图的去向作了分析。案犯是个老手，看来一定知道应当如何保护自己，所以，他回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把图纸、资料处理掉，免得留下铁证。案犯会把图纸、资料如何处理？不外两个途径，一是烧毁，二是丢弃。由于烧毁时会产生烟雾，容易引起旁人的注意，所以估计他多半是会选择后者。
傅成望于是决定：立即向全城的“破烂王”进行调查，让了解有谁捡到了图纸。
另外，鉴于那个窃贼作案手法如此老练，也有必要查一查是何许人，所以，要向警方安置在小偷行中的“眼线”下达指令，让了解对方的情况。
按照傅成望以往侦查案件时的经验，这两步双管齐下一齐走出去，一般当天就会有消息反馈过来的。可是，这次却是奇怪了，不用说当天了，一连过去了三天也没有获得任何线索！
傅成望大觉意外：“哎，这是怎么回事？难道那主儿是外来者？可是身怀不寻常的作案手段，为什么不偷其他更有案值的人家，而偏偏要选中熊子庄呢？”
傅成望隐隐觉得这个案件不对头，于是便去医院对熊子庄说了。熊子庄听了心中一凛：莫非那窃贼竟是专门冲着图纸、资料来的？！
这样，情况就复杂了。两人于是商议，是否要正式以刑事案件的名义向首都警察厅报案，当然不能说图纸什么的，这样就可以调动较多的刑警参加侦查，对迅速破案是有好处的。
二、
熊子庄没有想到，就在他跟傅成望在商议如何侦查这起案件时，一份关于该案的特急电报已经送到了蒋介石的案头。
这份报告，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调科”前身)主任徐恩曾从上海直接发给蒋介石侍从室的。
徐恩曾获得这一线索，纯属意外——
在国民党的高官中，徐恩曾算得上是一个有名的好色之徒。他从1930年执掌“中调科”以来，始终善于利用职权玩弄女性。在当时“中调科”频繁活动的南京、上海、杭州、苏州、镇江等地，都有他“金屋藏娇”的轨迹。5天前，徐恩曾以“检查工作”为名去了上海，钻进了位于法租界的一个秘窟，与一名年轻美貌的女特务鬼混。
那个女特务姓尹，是日本人和中国人生的“混血儿”，虽是中国国籍，但却是在日本长大的，所以几乎活脱是一个日本女人。受徐恩曾指使，其对外身份是日本人。正受命与一个在洋行供职的中国男子“谈恋爱”，以查摸该洋行的真正性质。
尹某与“男友”的关系正处于热恋阶段，几乎天天见面。但徐恩曾抵沪后，尹某不能去与其碰头，原以为对方肯定要打电话找她的。但奇怪的是，一连三天竟无动于衷。徐恩曾知晓后，觉得不正常，于是命令尹某主动跟对方联系，了解一下看是怎么回事。
尹某一打电话，对方竟连连道歉，然后是迅速约见。尹某跟他见面后，才知道原来这三天时间，对方竟是在连续加班，连电话都没法往外打，所以无法与她联系。尹某觉得奇怪，便试着询问加班干什么事。对方是洋行的翻译，他当然不清楚尹某的特务身份，便口无遮拦地说出了原委：竟是在翻译一些军事资料！
以徐恩曾的能量，军事委员会指派两名将军“参谋旅行”的事当然是瞒不过他的。当下，他一听说此事，马上意识到这方面出问题了。于是，立即以“中调科上海区”的电台向南京拍发了一份紧急密电。
蒋介石收到这份电报后，深为震惊。但是，他实在不愿意接受这个严酷的事实：连他也还没有看到的机密，竟然已经被日本特务机关搞去了？于是，立刻召见有关人员查问。
这一查问，自然马上查到了熊子庄头上。当天下午，熊子庄就被捕了。
但事情还没有结束，蒋介石命令徐恩曾接手调查这个案件，要求把盗窃机密的日本特务逮捕，并且最好是破获日特在南京的机关。
三、
当时，臭名昭著的国民党军统局还没有成立，但戴笠作为一名特务头子已经登场，他的特务班子名叫“复兴社特务处”(最先叫“复兴社特务科”)，戴笠先是科长，后随着班子的升格而相应升为处长。徐恩曾已经看出戴笠是他的一个强大的对手，于是便由最先的看不起渐渐到重视起来。徐恩曾是个聪明人，知道重视的最实际行动就是要把自己抓的“中调科”的特务工作做得“大有起色”，压倒戴笠，这才能引起蒋介石的青睐。这次蒋介石亲自下达的任务，是“中调科”一个表现的机会，所以，徐恩曾决定亲自主持这个案件的侦查。
徐恩曾从蒋介石处受命后，立刻召集“中调科”的几名骨干特务，传达了蒋介石的命令，下令以最快的速度开展对日本特务机关的侦查。
“中调科”在南京地区的力量最强，早已对日特线索进行过暗查，知道有一家洋行肯定是日本特务机关所在地，只是上峰没有命令而未进一步进行调查。现在徐恩曾下达了严令，下面自然敢放开手脚行动了。只隔了三天，一份书面情报就送到了徐恩曾的案头。
这份绝密书面情报向徐恩曾报告：位于新街口的“大茂洋行”，名义上是日本籍韩国商人朴中民所开，但实际上却是日本华北驻屯军情报部派驻南京的一个专门负责指挥刺探我方军事情报的特务机关。其机关长名叫松本二郎，是日本华北特务机关长松室孝郎中将的助手，军阶为日本陆军大佐。据查，该机关直接负责南京、上海、杭州、武汉、安徽及山东等地的军事情报工作，下有日本、韩国、中国及欧美等国籍的特务300余名。这次被“中调科”上海区侦获的那个情报所涉及的上海洋行，就是“大茂洋行”下辖的分行。
徐恩曾立刻去见蒋介石，报告了这一发现。蒋介石听了很是高兴，勉励了几句，然后问徐恩曾下一步打算如何走。
徐恩曾说：“我想对‘大茂洋行’动一动，但考虑到那是外国人开的，恐怕影响邦交关系，不敢轻易决定，特向委座当面请示，看是否妥当？”
蒋介石略一沉吟：“嗯……这个还请示什么，动就是了。”
“是！”
蒋介石想了想，又说：“不过嘛，要小心些，一定要抓到了把柄，使日本人有苦说不出，然后才可行动。”
“明白！”
徐恩曾于是便向部属作了布置。“中调科”那班特务都是人精，当下自是心领神会，立即设置了一个圈套，次日派人化装登门，去“大茂洋行”找老板朴中民谈生意。那朴中民不是个在册的日本特务，他是被日本特务机关看中后，叫他以开洋行的名义掩护日本特务机关进行活动的。他在中国的事情就是做生意赚钱，所以听说有生意做，又是肯定能赚钱的，于是就答应于当晚去鼓楼“新世界饭店”赴宴，进行具体洽谈。
当晚，这个朴中民就落到了中统手里。朴中民初时对讯问他的中统特务甚凶，威胁说要向国民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但被扣上手铐押着去“中调科”看守所的刑讯室去转了一圈后，态度马上来了个90度大转变，不单供出了他所知晓的日本特务机关的情况，还表示愿意听从“中调科”的招呼，只求保全性命。
“中调科”那几位自是喜出望外，于是便“招呼”了：要朴中民做两桩事，一是写一份“大茂洋行”收购赃物的供伏，二是给松本二郎打个电话，找一个借口把对方骗到指定的一家饭店来。
朴中民没想到还有这么一招，他自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不禁有些迟疑。但经不住死亡的威胁，最后还是答应合作，但他要求事成之后把他秘密送往香港。特务答应了。
当天晚上11时许，朴中民便给松本二郎打了个电话，佯称他在饭店碰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中国姑娘，对方已经收下了一笔钱，答应在外面过夜。原来，那松本二郎是个好色之徒，时常让朴中民给他物色女人，在外面包了房间供其淫乐。朴中民此举不是第一遭，所以松本二郎根本没有怀疑，当下就驾车直往饭店，结果就被当作“强奸犯”逮捕了。
在诱捕松本二郎时，“中调科”已经通知国民党首都警察厅刑侦大队派了25名精干刑警交给“中调科”指挥。“中调科”安排了10名特务，连同这些刑警一起去了“大茂洋行”，悄悄将洋行包围起来。这边松本二郎一落网，那边马上冲进洋行，以警方名义对“强奸犯”吴兴良(松本二郎的韩国化名，他是以洋行襄理的名义潜伏于“大茂洋行”的)的办公室进行搜查，结果查出了其搞间谍活动的部分证据。
松本二郎的被捕，令日本方面大大吃惊。松室孝郎中将当即向东京陆军省发急电报告此事。日本驻南京的外交公使也通过自己的渠道向日本政府报告了。由于特务机关是日本军方的事，事先也未向日本外务省通过气，所以外务省等着军方上门求助后才打算插手此事。而日本的陆军省其时气焰正旺，打算自己解决此事，因此也未向外务省联系。陆军省经过研究，决定请一位日本的皇室男爵以私人名义去中国协调解决这件事。
1936年6月中旬，那位皇室男爵以私人名义抵达南京。当天，他就拜访了汪精卫。汪精卫知道松本二郎被捕之事是蒋介石亲自下达的命令，他对于营救是起不了作用的，于是就把球踢向国民政府司法院，介绍男爵去找司法院长居正。
次日，男爵去找了居正。国民政府司法院的职责是“掌理司法审判、司法行政、官吏惩戒及行政审判”，对于如何处理这起案件倒是有权的。但是，居正并非像汪精卫那样是亲日派，也料到男爵此去必是为此事，所以一口回绝，连面都没见。
男爵无功而返，陆军省无奈之下，只好通过外交途径处理了。但是，还没等外务省开口，国民政府首都地方法院已经开庭审理这起案件，以“强奸罪”(未遂)和“间谍罪”判处韩国人吴兴良徒刑15年。
蒋介石之所以下令迅速处置松本二郎，是因为松本二郎被捕后始终一口咬定他是韩国人吴兴良，与日本无关。于是，蒋介石一怒之下道：“娘希匹，他说他是韩国人，那就照韩国人判刑，让东洋人说不出话来！”
蒋介石一锤定音，首都地方法院于是便判了松本二郎重刑。
这一判，惹恼了东京方面，于是，一场被日特机关称为“高级营救”的计划出笼了。
四、
松本二郎被判刑后，随即押解南京中央监狱服刑。其时，那个“大茂洋行”的老板朴中民已经“失踪”——被“中调科”秘密送往香港了，洋行还开着，但日特机关已经撤离了。“大茂洋行”受日本特务的指使，担负起营救松本二郎的任务。
松本二郎的被捕判刑使日本陆军省方面大为恼怒，该省认为这不仅仅是对松本二郎惩治的问题，而且还关系到日本军人的面子，关系到今后间谍工作的士气。为此，陆军省决定采取措施，把已经关在中国南京中央监狱中的松本二郎营救出狱。
1936年7月29日，日本陆军省情报局主管对华谍报工作的副局长坂本义一郎少将主持举行了一次“营救松本二郎方案研讨会”。这次会议开了整整7个小时，出席会议的日本陆军情报官员、关东军、华北驻屯军的特高课长官和谍报专家共23人摆出了多个方案，最后经过反复比较，决定采用陆军省情报一处“鹰机关”机关长小野昭所提出的方案。
由于该方案是小野昭所提出的，所以会议决定授其全权负责实施该项营救计划。
1936年8月上旬，小野昭从东京飞赴天津，在天津逗留一周后，化装成中国商人秘密潜赴上海。
当时，“鹰机关”在上海虹口有一处情报站，小野昭以机关长的身份就在该情报站住了下来，开始着手进行“高级营救”的准备工作。
小野昭分析了“大茂洋行”被“中调科”侦破的经过，寻思看来在南京不宜建立临时机关，免得“高级营救”不成，自己反倒被“中调科”拿下。但是，营救活动要在南京进行，如果把临时指挥机关设在上海似也不妥，上海、南京毕竟有300余公里，有点鞭长莫及。小野昭反复考虑后，决定将临时机关设在距南京很近的江苏省省会镇江市。
小野昭于是调兵遣将，从天津华北驻屯军借来了1名精通汉语的军医，又从上海的日本医院挖了两名日本医生和4名护士，集中到镇江，开了一家“济难诊所”，作为“高级营救”行动的指挥部。
1936年9月底，“济难诊所”正式开张。当天，小野昭就向“鹰机关”的特务下达了一道命令：立即刺探中央监狱的有关情报！
一周后，有关情报陆续汇总到了“济难诊所”，小野昭掌握了如下情况——
松本二郎关押于中央监狱的重刑犯监区，那里是专门关押被判处徒刑10年～20年的囚犯的。中央监狱的外侧本就戒备森严，高墙电网，岗亭哨兵，昼夜警惕，真个是插翅难飞。而重刑犯监区，向被视为“狱中之狱”，四周又设有高达3米的围墙，另有岗亭哨兵，进出只有一条通道，却设置了两道铁门，有狱卒专门看守，即使是监狱长通过也得出示通行证。至于囚犯，那是根本别想走出这两道铁门的。
在重刑凶犯监区服刑的囚犯，每月可以有一次探监。届时，犯人被分批(每批15人)带出监区，由狱卒一个押一个的带进探监室。前往探监的亲友与犯人见面时隔着一道铁丝网，只能见面，不能接触；亲友带给犯人的东西，事先必须交给监狱方面检查，由监狱转交犯人本人。
在重刑犯监区服刑的犯人，如果患病，也是只能由监狱的医生进行治疗。如果监狱医生无法治好的，或者患了紧急重症的，则由监狱派员严密押解前往指定的医院治疗。只能治疗，不能住院。
小野昭根据上述情报进行了详密的分析，考虑了几种营救方案：1.利用探监送入武器，然后派人前往中央监狱门外接应，靠松本二郎自己的能力强行越狱；2.探监送入特制的药物，使松本二郎产生紧急重病，迫使监狱方面不得不将其送往狱外医院治疗，组织力量在途中进行武装劫救；3.收买日本浪人和中国江湖匪徒，提供优良武器，组成小分队进行强行劫狱；4.收买中央监狱中的狱卒，暗中协助松本二郎进行越狱。
由于这是在“敌国”首都进行营救活动，小野昭不得不小心翼翼，不敢自作主张，生怕万一出了漏子，会酿成大祸。他把这四种营救方案以密电形式拍往东京陆军省情报局，要求局本部指定其中的一种予以实施。
1936年10月中旬，东京通过“鹰机关”上海站的秘密电台转来了指示：可按所报之第四号方案予以实施。
小野昭当即派人前往上海，向中国律师进行关于在押犯人如何通过合法手续可以获得开释的咨询。律师自然不知道其中的原委，见是正常的法律咨询，又是支付了较高费用的，自是尽力。律师告诉小野昭派去的特务：在中国监狱服刑的犯人，如果要想提前开释，其方式有两种，一是由法院下达法律文书对该犯人予以减刑或者假释；二是由监狱方面通过医生证明该犯人患有严重疾病的，报请法院保外就医获准的。
小野昭根据上述两种可能，制订了一个营救计划：伪造法院法律文书将松本二郎营救出狱。
五、
对于“鹰机关”来说，伪造一份国民政府首都地方法院的法律文书是一桩轻而易举之事，他们有足够的能力弄出一份足可乱真的撤消对于松本二郎的前一份《刑事判决书》的《特别刑事裁定书》。但是，这里的问题不仅仅在于要有这样一份法律文书，还要有中央监狱的有关人员的密切配合，才能使这份法律文书生效。
小野昭作为一名高级特务，在策划这类只允许进行一次的营救活动时，自然要慎而又慎，绝对不允许出现任何失误。因此，小野昭决定进行这种方式的营救时，对每一个细节都作了详细的了解。
小野昭得知，即使有了这样一份法律文书，要使松本二郎走出中央监狱，还要经过以下几道步骤——
当营救人员装扮成的法官抵达监狱后，先要向监狱警卫大队的值勤人员出示证件和法律文书，说明来意，由警卫人员向监狱的狱政科转达情况。
狱政科官员在接到警卫大队的报告后，会派员到监狱的接待室与“法官”见面，再次查验证件和法律文书。当狱政官员确认“法官”和法律文书的真实性后，由于将被开释的松本二郎是判刑15年的重刑犯，狱政科还作不了主，得向监狱长报告。
监狱长在接到报告后，有可能会再次检验证件与法律文书，而且还极有可能亲自与首都地方法院通电话核实此事。
监狱长在核实无误后，批准开释，要将法律文书留在监狱狱政科备案。到这一步，还不意味着所有环节都已经打通了，还有可能会经过一关——监狱警卫大队大队长。当狱卒把松本二郎带出来时，警卫人员会向大队长报告，得由大队长签字认可后，他们才肯放人。这时，大队长还有可能向监狱和法院打电话核实此事，最后才好放人。
另外，把松本二郎带出来的那两个狱卒也是不可忽视的，他们是这些人中最有经验的，可以说任何破绽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只要他们把疑点向其他监狱官员一提哪怕松本二郎已经到了监狱门口，也有可能仍被抓回去，扣押审查。
小野昭根据上述各道步骤，理出了各个环节上需要搞定的人员：狱卒、警卫大队大队长、监狱长、狱政科官员、地方法院特别刑事法庭庭长。
小野昭估计下来，对搞定这么些人心中没有底，这中间，最难对付的是监狱长和法庭庭长。不说一时找不到可以接近这两人、送得上礼的人选，就是找到了对方是不是肯答应合作也是一个未知数。这中间最重要的是：只要开口，就必须答应合作，否则那就是泄漏了这一机密，再怎样努力也无法实施成功了。
小野昭和助手反复商议这个问题，最后把思路改变了一下：监狱长、法院庭长不好对付，是否可以另外物色能够替代这两人的角色？
什么叫“能够替代这两人的角色”，就是指这两人不上班时，可以代替他们行使职权的那两个人。
小野昭立即下达了一条命令，让部下对此进行调查。
调查结果很快就出来了：中央监狱与首都地方法院在星期天都是不办公的，留有相应的官员值班。值班的官员有处理决定所有相关的事宜的权利。中央监狱可以有权处置所有事务的值班官员是四位副监狱长；首都地方法院方面的官员就多了，除了正副院长，还有各庭的庭长，最近由于实行了督察员制，派驻在院的督察员也参加值班，行使职权。
小野昭大喜：“那就好了，我们可以选在某个星期天行动，在那些值班官员中挑选愿意跟我们合作的，我们给予重赏，我不相信他们之中每个人都是完全忠于职守的。”
目标既已确定，收买即时开始。“鹰机关”物色了一名在南京夫子庙卖狗皮膏药的江湖武师杨某作为牵线搭桥者。这杨某是福建人，一手祖传的南拳在苏南地区有点名气，据说曾多次得过擂台赛的大奖，还打败过外国武师。可能因为这一点，他有许多朋友和徒弟，其中包括日本、韩国浪人。这一次，“鹰机关”的脑筋就动在杨某头上。因为小野昭得知杨某的朋友中有中央监狱的狱卒，寻思可以打开缺口的。考虑到此人可能有些武人的爱国意识，小野昭就关照前去跟他接触的日本浪人，只要由杨某介绍一名狱卒认识就可以了，其他事情不要他管。
杨某不清楚日本浪人要认识狱卒干什么，但他受了对方的几瓶名酒之礼，也就乐意介绍。他介绍的这名狱卒，名叫牛阿孝，是他的徒弟，已经练了十来年的拳术，据说在中央监狱里算得上一把好手，论徒手格斗，警卫大队大队长曲和顺也不是他的对手。因此，牛阿孝虽是一名小狱卒，但他在中央监狱很有面子，连监狱长见到他也很是客气。
练武的都重江湖义气，那个日本浪人深知这一点，结识牛阿孝后很舍得在钱财上投资，大把的钱花在牛阿孝的父母、妻子、儿女身上，花得牛阿孝不好意思，再三表示要好好报答。这样，那个日本浪人就推出了小野昭派驻南京的“鹰机关”韩国特务金勇，三人于1936年10月结拜为异姓兄弟。牛阿孝年岁最小，是三人中的小弟。
结拜后，金勇就向牛阿孝提出了要求：他想营救自己的救命恩人松本二郎(当然用的是松本二郎的韩国名字吴兴良)。牛阿孝最初有些迟疑，但是听金勇介绍了计划后，觉得是万无一失的，事后也可以逃脱责任，于是就点了头。金勇当即给了他黄金40两。
接下来，是牛阿孝在监狱内部活动了。巧的是，中央监狱的一名狱政官鲁一城和牛阿孝有些亲戚关系，于是牛阿孝就先拉其下水，也是花了40两黄金，鲁一城就答应予以协助。
鲁一城经常和几位监狱长接触，金勇受命与其直接接触商谈后，决定将其中一个名叫徐胜的副监狱长作为目标。那徐胜喜财嗜色，上班之余基本上都是泡在赌桌上和妓院里。他的薪金虽然不菲，但哪里经得起如此折腾，所以总是寅吃卯粮，借钱一直借到像牛阿孝那样的小狱卒头上。鲁一城和徐胜曾在一个科共过事，关系不错，算得上是徐胜的一个小银行，借给徐胜的钱前后不下数千元，至今还有450元大洋未还。所以，徐胜见到鲁一城，是一帖老膏药，有求必应，没有话说。
鲁一城就是利用这层关系，向徐胜摊了牌，因为是副监狱长，“鹰机关”出的酬金要高些，是60两黄金。那徐胜看着黄灿灿的金条，一双耗子眼就发亮了，但是那毕竟是玩命的勾当，心里有点胆怯。不过他一听上面还有人，如果一旦出了事，可以把责任往地方法院那里推时，他反复考虑后也就同意了。但是，徐胜收下金条时提出了一个条件：行动前必须把伪造的法律文书给他过目，他如果认为确实可以乱真的，那才干，否则就不干。因为一旦一眼就可以看出那玩意儿是假的，那他这个副监狱长就没法把责任往地方法院那里推了。
接着，“鹰机关”要徐胜收买中央监狱警卫大队大队长曲和顺。徐胜弄清收买曲和顺的原因后，笑道：“把黄金花在他身上干什么？曲和顺星期天从来不上班的，你们既然准备选定星期天下手，那就不用把他考虑在内。话说回来，即使曲和顺上班，他也无法从中作梗的。试想，我这个副监狱长届时是中央监狱的最高长官，在那天就是我说了算，而如果他要往高等法院打电话查询，那里你们也已经有了安排，还怕他什么？再说，最重要一点，外界可能都不知道，曲和顺是‘中调科’的人，你们一扯上他，反倒可能会坏事。”
这话报到小野昭那里，那主儿深以为然，于是就让不必对曲和顺开展工作了。也算为“鹰机关”省下了几十两黄金。
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在首都地方法院选择目标了。
六、
其时，国民政府的首都法院设立方才一年多。设立首都地方法院，是根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0月1日，将原江宁地方法院易名而立。当时的院长是汪兆彭，另有副院长3名。次年，又由司法院派出一名官员任督察长。该院设民事、刑事各一庭，各有庭长、副庭长两名。“鹰机关”的主意，就是要在这正副院长、庭长与督察长中物色一名愿意提供方便的角色。
小野昭派人悄悄一查，选中了督察长李柏龄。这李柏龄原是陕西的一个县长，后来凭着同乡关系赶到南京来投靠国民党元老、监察院长于佑任。于佑任把他介绍到了司法院长居正那里去了，两年后，正好需要向首都地方法院派驻一名督察长，居正就把李柏龄派了过去，也算是对于佑任的一个交代。居正当时倒是一片好心，绝对没想到此举竟是把李柏龄提前送上了死路。
李柏龄是做县长出身的角色，捞钱是他的拿手好戏。在司法院不过是一名手无实权的角色，没什么钱财可捞。派驻首都地方法院后，原以为可以大显身手了，却不料这督察长乃是一个空名，既无审判权，又缺乏法律底子去行使督察之职，所以李柏龄只能看着院长、庭长们捞横档，急得眼睛冒火却又无计可施。正当他想通通关系调离法院时，“鹰机关”找上他了。
李柏龄虽是陕西山沟沟的人，却是去日本留过学的，精通日语，喜欢跳舞，更嗜好玩女人。南京一些高级舞厅、大饭店的舞池中，经常出现他的身影，在他的通讯录中，颇有一些红舞女的芳名。殊不知，这些红舞女中，有几个是日本特务机关的编外特工，跳舞之外，还额外拿着日特机关的一份津贴，受命为日特机关效力。
这些编外特工中，有一名新近从上海过来的红舞女，姓颜，艺名“红蔷薇”。“红蔷薇”年轻貌美，且有一套一般舞女远远不及的媚术，又深谙淫男心理，对他们是引而不发，勾得日夜思念，必欲到手。届时，她开的条件往往相当苛刻，但对方却不得不上钩。“蔷薇”的名字，据说就因此而得。
李柏龄最近正在图谋“红蔷薇”，但“红蔷薇”对他却没有特别的兴趣。她需要结识的是那些手握实权的高官武将，小小一个督察长是不放在她的眼睛里的。李柏龄几次三番勾引不得，正心灰意懒之际，那“红蔷薇”突然自己找上来了。不难想象，这对于李柏龄是一个怎么样的喜悦。两人的交往急切升温，不久就到了“难分难舍”的地步了。这时，“红蔷薇”突然提出要与李柏龄一起东渡日本，结为百年之好。至于李柏龄在陕西的结发妻子，那就一丢了之。
这对于李柏龄来说，自是求之不得。但他担心两点，一是到了日本后的工作问题；二是手头缺钱，别说安家费了，连路费都成问题。这时，“红蔷薇”“情意绵绵”地表示：钱，她有一些，足够花销一两年的；工作，问题也不大，她认识一位日本商人，只要相帮他解决一个问题，到日本后的工作包在对方身上。
李柏龄其时已经难以自拔了，一切问题都对“红蔷薇”言听计从。他不假思索地点了头，于是，通过“红蔷微”的牵线，李柏龄就跟小野昭的助手见了面。双方议定：行动之前，先给李柏龄黄金30两及日本护照一本；事成之后，加付黄金20两，将他和“红蔷薇”安全送往日本，抵达后给予安排工作，并赠送住房一套。
至此，一切准备工作均已完成，只待行动了。
七、
1936年12月26日，这是这年的最后一个星期日。
上午9时半，一辆挂着特种车辆牌照的中吉普驶至中央监狱大门外。汽车停下后，下来了两个穿蓝色西装、外罩咖啡色风衣的男子，一个空手，一个拎着一黑色牛皮公文包。
两人在监狱大门口的岗亭前驻步，向岗哨出示了证件和公文，说是首都地方法院的法官，奉命前来办理释放一名改判囚犯的公事。岗哨按照惯例，往狱政科打了电话，然后把来人让进了接待室。
片刻，从里面出来了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值班狱政官鲁一城。他验看过来人的一应证件、公文后，打电话唤来了和他一起值班的书记员，让书记员为来人办理有关手续。
那书记员已经年过五十，是个老狱吏，他对日特机关的这个阴谋是蒙在鼓里的，鲁一城拉他出来完全是为了事后一旦阴谋败露时好有个“与己无关”的证明人。当时腐败成风，法院时常有前判后放之事，有时甚至白天把犯人判了刑送进监狱，当天半夜就发文来改判放人的。所以，书记员对星期天放人倒也不觉得奇怪。只是，他看了犯人名字后，想起这吴兴良乃是外籍犯，又是判了重刑的，于是就向鲁一城提出：“这个犯人办理释放手续恐怕得向上面报告一声吧？”
鲁一城点头：“对，向上峰报告一声为妥。今天狱部是哪位狱长值班？”
“好像是徐狱长。”
鲁一城下令：“你把所有的证件、公文都送到徐狱长那里去，请他批一批。”
于是，书记员就去找了副监狱长徐胜。那徐胜事先已经知晓是怎么回事了，今天的值班也是他特地争来的，所以一听就明白这是“机关发动”了，当下二话不说，提笔就批。
那鲁一城干脆装腔装到底了，犹是平时一副懒散样子，自己也不挪步，就叫老书记员拿了释放证去重刑犯监区通知放人。那边，狱卒牛阿孝早已等着了，当下便叫着松本二郎的假名字把他带了出来。
到了大门口，岗哨再次验查一应文书后，就放行了。
就这样，日本间谍松本二郎被营救出狱了。
这件事原本是可以蒙混过去的，因为监狱方面有那份伪造的法院“特种刑事裁定书”作为凭证存档，其他不知情的官员都认为释放这样一个犯人是正常的。监狱是刑罚执行单位，并不参与对犯人的复审；而原判单位法院，则以为他们所判的犯人还在监狱服刑，向无前往监狱查看的例子。监狱里少了这样一个犯人的事法院是不会知道的。所以，无论是鲁一城、徐胜还是李柏龄，都是心中窃喜，没担半分心事。
哪知也是合该有事，仅仅过了四天，这件事就给捅了出来——
1936年12月30日，何应钦派了一名秘书前往中央监狱代表他本人探望一名美国囚犯。何应钦当时担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他在不久前发生的“西安事变”中，由于“主战”而与宋美龄闹得不可开交。12月25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返回南京。何应钦在事变中的表现深为蒋介石所痛恨，他在蒋心目中的地位从此一落千丈。
就在这时，何应钦接到一封信函，那是一个美国人从中央监狱发出来的。这个美国人不久前在上海犯了一起命案，被上海地方法院判处徒刑16年。不知出于哪方面的考虑，经司法院批准，他被押解南京中央监狱服刑。这个美国人的父亲以前曾在日本做过生意，当时何应钦正在东京的振武学校留学，在经济上受到过对方的资助，两人是关系不错的朋友。这一情况，那个美国囚犯最初并不知晓，直到递解南京后，才从父亲的来信中得知，于是他便试着写一封信给何应钦。
何应钦接到信后，因为忙着处理西安事变，也没去答理。直到此刻，才想起这件事。他寻思从此要跟蒋介石暗地比划比划了，得借助外国人的力量，于是就想起了那个美国朋友，就派秘书去中央监狱看望。
那美国犯人与秘书一见面就大诉其苦，要求向何部长转告，把他救出去。秘书答应转告，但又对他说了中国的法律情况。那美国犯人不以为然，举出了原先关押在他隔壁监房的松本二郎的例子，说人家也判了重刑，只比他少了一年，还不是说放就放了。秘书回去如此这般向何应钦一报告。何应钦是党国要员，于法律自是知晓点的，感到此事不可思议，但还没有想到那竟然是一次日本特务机关的高级营救，只在心里留了一个底。
过了元旦，何应钦在出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时，正好碰到了司法院长居正，便把松本二郎的事说了一遍，寻思若是有特例可以保释的，那他就把那个美国朋友之子也保释出来就是了。殊不料居正听后大为震惊，连说“怪事”。会议结束后，居正当即直接驱车去了首都地方法院。一了解，该院根本没有对“吴兴良”改判过。
首都地方法院见这事竟惊动了司法院长，也自是大惊，当即向中央监狱查询是怎么一回事。中央监狱一查，“吴兴良”开释是有首都地方法院的法律文书的，于是据实汇报了。
这样，这起罕见的越狱案件终于捅了出来。
由戴笠负责的复兴社特务处当天就知悉该案了。次日，戴笠直接向蒋介石报告了此事。蒋介石闻讯大怒，当场下令：严查严惩，不得姑息！
这时，那个李柏龄已经逃回陕西去了。原来，松本二郎越狱后，“红蔷薇”竟随即失踪了。李柏龄找了几天也没找到她，情知不好。就在这时，越狱案给捅了出来。李柏龄一看苗头不对，马上告假回了陕西，想避避风头。不曾想到这个案件竟然使蒋介石震惊，下令严惩，他前脚刚踏进家门，追捕人员后脚就到了。
与此同时，中央监狱也在进行整肃。奉命办理该案的是复兴社特务处，由戴笠亲自督办。这种案件到了这一步，其实是很好查的。复兴社特务从鲁一城、徐胜争着要在案发日值班这一点上找到了突破口，不问长短，先把两人逮了进去。鲁一城、徐胜哪里吃得住复兴社特务处的刑罚，三两下就乖乖招供了。于是，狱卒牛阿孝也进了复兴社特务处的看守所。
复兴社特务处在弄清案情后，曾对“红蔷薇”进行侦缉，但未能将其缉拿归案，据说她已逃往东北。如此重大的案件，首都地方法院已经不能受理、审理了。于是司法院便将案件发往中华民国最高法院审理。当时最高法院的院长由司法院长居正兼任，由他下令，由该院特刑一庭负责审理该案。
1937年2月8日，中华民国最高法院特刑一庭对该案进行判决，判处李柏龄、徐胜、鲁一城、牛阿孝四名案犯死刑。由于是最高法院下达的判决书，所以是终审判决，不得上诉。
同年2月25日，该案四犯被执行枪决。
--本文转载自《逐木鸟》“尘封档案”系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