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8日，第19个记者节当天，“史良才历史文化展览馆”在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正式向社会公众开放。
史量才（1880年1月2日-1934年11月13日），江宁人，是上世纪初的中国传媒巨头。
史量才（图/视觉中国）
1912年，他接手《申报》时，该报发行量仅七千多份。在史的经营下，《申报》的发行量一度达到十五万份，成为当时中国发行量、影响力最大的报纸。
1929年初，史量才吃进主要竞争对手《新闻报》的50%股权，并手握上海《时事新报》和天津《庸报》（当时北方四大报之一）的全部股份，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报业大王”。
史量才的办报方针为“无党无偏、言论自由、为民喉舌”。他曾告诫报社同仁：“政治参与有分寸，不发过激之言”。然而在1934年11月13日，这位报业大王却在人生的巅峰遇刺身亡。
一般认为：史量才的死和《申报》的新闻报道触怒国民党当局有关。甚至有人说，他是为争取新闻自由而死。
笔者近日通过梳理《申报》在1928年至1932年间的相关报道发现：史量才主持的《申报》原本和蒋介石及南京国民政府关系融洽，但自1930年前后开始出现裂痕，1931年后双方彻底“翻脸”。至1932年底，随着史量才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申报》实际上逐渐成为各种反蒋势力的舆论大本营。
笔者分析认为：史量才并非仅仅因为《申报》新闻报道的“言论”而死，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在现实中积极参与政治抗争的“行动”。
事实上，“弱势独裁”的国民政府几乎没有办法干涉《申报》的采编业务。历史的事实也证明：国民党方面直到史量才死后12年才借口接收日伪资产，实现了对《申报》的控制。
历史没有假设，但笔者不经要问：
如果史量才坚持自己“政治参与有分寸，不发过激之言”的办报方针，或者退一步说，即使坚持“过激”的新闻言论，而没有“参与政治”的现实行动，他的结局会不会不一样呢？
1928到1932：《申报》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变化
1.1928年-1929年：关系融洽的“甜蜜期”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权，史称南京国民政府。1928年9月，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宣布全国进入“训政”时期；同年12月29日，东北易帜，蒋介石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
蒋本人非常重视新闻舆论。南京国民政府自成立后，即颁布了一系列旨在对全国新闻媒体进行管控的新闻法令。[1]这些新闻法令，体现的是国民党“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以党治国”原则，如1929年1月颁布的《宣传品审查条例》就第一次明确了“三民主义理论及国民党政纲”是舆论界的最高原则。
蒋介石（图/视觉中国）
桌面上，国民政府通过不断颁布、完善各种新闻发令和推进新闻审查制度，来对新闻媒体加以管控；桌面下，政府和蒋介石本人也在通过各种方式拉笼媒体人。
1927年3月27日，蒋介石到达刚刚光复的上海，当天晚上就单独接见了《申报》记者，以示重视。[2]当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清党”，大量共产党及国民党左派人士被捕杀，《申报》一改之前积极报道上海工人运动的态度，4月13日起即大量刊登各社会团体声讨共产党、支持国民党清剿行动的声明，此后的报道也仅仅关注事件进展本身，没有出现任何反蒋的声音。
1928年，蒋介石重启北伐，《申报》5月5日发表时评《挑衅与北伐》称：“凡有可以消除北伐之阻碍者，无论若何痛苦必忍受之”；同年5月7日，又发表题为《准备》的表评论，宣称：“悉听政府之指示”。
1929年7月，苏州的《苏州明报》、《吴县日报》、《苏州日报》等11家报馆为抗议吴县党政军联合新闻检查处滥用职权，选择一致休刊以示抗议。此事引发全国范围内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对文化界、知识界刺激强烈。
苏州地处南京国民政府腹地，发生这样的事情，不可谓没有新闻价值。但《申报》对此却并不重视，只刊登了一则只有60多字、不痛不痒的“豆腐块”。
此事引起了胡适的强烈不满。他在1929年7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日苏州全市十一家报纸，因为反抗新闻检查，全体停刊，这是很重大的事，而《申报》只给他这么大的地位……”[3]
胡适在这句话后附上《申报》报道的全文，意指版面太小。他在后来的日记中进而评论说：“我为上海的报纸惭愧流汗，但史量才和戈公振诸人定不觉得！”[4]
胡适（图/东方IC）
这一时期，在一些关乎国计民生的议题上，《申报》与国民政府积极互动，某种程度上还起到了“智库”的作用。
1928年，北伐军光复北平、天津。国民革命军的人数由北伐出征时的10万多人上升到200多万人。当年6月，蒋介石在国民党全国经济会议上正式提出了“裁兵编遣”的议案。
事后来看，这是蒋的“一石二鸟”之计。一方面，客观上，当时确有裁编军队的必要；另一方面，蒋也有借此削弱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人势力的用意。
《申报》持续关注“裁兵编遣”的进展，在舆论上给予蒋介石大力支持。
1928年6月8日，《申报》主笔陈景韩（又名陈冷）作时评《整理军队》，为“裁兵编遣”造势。文章称：“北伐完成之后，第一事即须整理军队。盖为将来之国防计，为将来之财政计，为将来之统一与治安计，皆当首先整理军队。”文中又说：“军队不整理，则各军之精粗不一、强弱不一，因之而所见不一，或起歧视、或生误会，易于为人利用而至内争，各自为政。而弛军纪是于统一治安上又有关系。”
当年7月15日，《申报》刊登《蒋总裁裁兵意见》的新闻，为蒋介石背书：“吾人颠覆北方军阀后，有两种责任，（一）裁兵额，移巨饷为建设，（二）充实军备，保国家社会安宁。”
7月19日，《申报》又登题为《非战与裁兵》的时评，称：“中国近日之裁兵议，意亦在非战而所非为国内之争，国内之人更无表示反对之理……”
此外，《申报》还运用舆论监督的手段为南京国民政府帮忙，“曝光”地方军阀违规招兵的事情。通过这一时期《申报》关于“裁兵编遣”的报道可以看出：其立场基本和南京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本人保持一致，一直在“帮忙”，没有“捣乱”。
2.1930年：关系开始变得微妙
1930年的《申报》，在报道题材上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这一年，《申报》竟121次报道浙江宁波地区的匪患，平均一个月就要刊登10篇宁波闹土匪的新闻！
而1927年《申报》只报道了6次同题材的新闻，1928年、1929年的报道次数也仅仅为20次上下。
在这些关于宁波匪患的新闻报道中，《申报》特别“关注”奉化地区的匪案。如报道盗匪在洗劫奉化松林区章胡村的时候遇到持枪抵抗，劫匪被激怒见人就开枪，造成30多位无辜百姓惨死；又如，报道劫匪在抢劫奉化一个古寺时不但抢劫钱财还将古寺焚毁、破坏了历史文物。
有意思的是，国民政府迫于压力颁布了《招抚土匪条例》。此后，《申报》又做了这样一则报道：盗匪劫持了一艘外国商船，不是为了赎金，而是希望借此要求政府招降他们，最终在外国公使的干预下被成功“招安”。
众所周知，蒋介石是浙江奉化人。家乡盗匪横行、鱼肉乡里，这样的新闻无疑是令蒋脸上无光的，也是他本人不愿意看到的。
《申报》是一张全国性的知名大报，而非宁波地区的地方小报。在一年内121次报道宁波地区的匪患，明显是违反新闻规律的。即便是1930年这一年宁波地区确实盗匪激增，但平均一个月报10次、每三天就登一次，这样的事情，读者早就看腻了，已经不能算是“新闻”。
以笔者十多年的新闻工作经验来看，《申报》这样做好像是故意的。目的是给蒋介石“扰痒痒”。
匪患，并非威胁国民政府统治和政权合法性的核心议题，报道这样的事情既可以令蒋公“不爽”，又不至于给报社带来“灭顶之灾”。
3.1931年:《申报》大转弯
如果说，史蒋裂痕在1930年已埋下伏笔。那么在1931年这一年，两者则算是彻底分道扬镳了。
1931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极不平静的一年。《申报》也在这一年彻底改变之前“政治参与有分寸，不发过激之言”的原则，一下站到了国民政府对立面，甚至直接和蒋介石本人针锋相对。
“九一八”事变第二天，《申报》就破天荒地刊出了多达87条关于日军侵略东三省的消息。通过检索1928年至1931年的《申报》，“对日宣战”这一关键词在1928年出现了33次，1929年出现1次，1930年出现1次，1931年则出现了258次！其中有257次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出现的。由此可以看出，《申报》自“九一八”之后才积极主张对日抗战。
《大公报》当年9月21日发表的《救灾救国》等文章中，大谈李鸿章的“忍辱请成”和甘地的“不抵抗主义”。其观点和蒋介石是一致的。《申报》却在9月23日的时评《国人乎速猛醒奋起》，提出“惟自卫乃能自救，惟热血乃能洗耻”，主张立即抗战，并批评国民政府的妥协与退让。评论说：“我退至山海关，日亦逼至山海关，设我退至北平，退至上海，退至南京，而日人仍节节进逼，我其将始终退让毫不抵抗耶？”和《大公报》的评论相比，《申报》明显是在和蒋介石唱反调。
在这一年的“双十节”，《申报》发表了一篇政治主张鲜明的时评，宣称：“民权高于一切……为民众利益而奋斗之党，必扶植民权，以民权为党权。惟民权大，党权乃亦大。近年来党权超越民权，镇压民权，且形成为党权与民权之争。结果民权小，党权亦小……”
明眼人不难看出：《申报》这是在打着国民党奉行的“三民主义”中“民权”这面“红旗”来反对国民党当局的“以党治国”。
1931年12月17日，在南京发生了军警枪杀请愿学生的“珍珠桥惨案”，国民政府严格封锁消息，并称学生“危害国家，扰乱社会”。《申报》不顾禁令，于12月19日在要闻版头条刊登遇害学生照片，详细报道事件过程，并发表时评《学生爱国运动评议》，称赞学生运动“其行则可敬，其艰苦卓绝之泣血呼吁，则可歌可泣。”
此后，《申报》持续关注学潮进展，并陆续发表一组报道，最终揭露学潮的原因在于“政治混乱”和“官僚主义入侵”。同时还曝光了刚被提拔为教育部长的原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挪用3万元水灾捐款的新闻。这组报道直接得罪了朱家骅本人。这也成为日后史量才遇害的一个原因。[5]
1931年底，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被暗杀。当年12月19日，宋庆龄在上海发表题为《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的宣言，称：“中国国民党早丧失其革命集团的地位……谄媚帝国主义，背叛民众，为革命罪人”。
起初，没有报纸敢发表该宣言。史量才在上海日报工会的会议上说：“宋庆龄是国父孙中山夫人，她的宣言，我们各报纸为什么不能发表。谁敢扣押，谁就负法律责任。”在史的积极推动下，12月20日，除《民国日报》以外，上海各家报纸同时全文刊载了该宣言。
1931年12月20日，宋庆龄宣言在除《民国日报》外的上海各报发表
1931年12月，国民党内部矛盾激化，蒋介石在权斗中失利，第二次下野。《申报》发表时评，题目竟是两个大字：《欢送》，文中还列举了蒋介石种种不得人心的政策。
在上海，市长张群也于当年12月10日辞职，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全体执临委跟着一起辞职。国民党在上海的严密统治松懈了。以《申报》为重要成员的上海日报公会趁机宣布以后各报绝对不受任何新闻检查和干涉。
然而，蒋下野33天之后，就东山再起。但此后《申报》对蒋介石的批评并没有减少。
4.1932年：种下杀机
1932年初，日军南犯，“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此后，《申报》持续在抗日议题上对国民政府发难，并且报道重心由“抗日”转变为抨击国民政府的“一党专政”。
淞沪抗战期间，《申报》开辟“上海事件”专栏，及时详尽报道每日战况，并发表系列时评指导抗战。此外，《申报》还积极号召社会各界为十九路军捐款，共捐得93万元，显示了报社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
1932年3月，国民党为应对国难，在洛阳召开四届二中全会。当年4月5日，《申报》发表题为《正告二中全会》的评论，公开要求国民党取消一党专政，“使人民得以参与政治与共赴国难的机会 。”
这篇时评产生了较强的社会影响。为了应付舆论，4月7日，政府又召开国难会议并通过了“绥靖（剿共）、救灾、御侮”的三大决议。
史量才等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的成员原本也被邀请参加国难会议。但他发表声明拒绝赴会。会后，《申报》又继续刊发评论批评三项决议，认为国难会议是“帮政府撒弥天之大谎，以蒙蔽人民之耳目”。
4月13日，《申报》题为《论绥靖》的时评中指出共产党是“剿不灭”的，并称“今日之共产党，不同明末张献忠、李自成。彼有严密之组织，有共信之主义，有实行之政纲，而又有国际之背景，其产生，其扩大，非为偶然。”从而否定国难会议关于“绥靖”的决定。
1932年6月, 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集中30万兵力对红军进行第四次“围剿” 。当年6月30至到7月4日，《申报》连续刊发陶行知写的时评文章《“剿匪”与“造匪”》 、《再论“剿匪”与“造匪”》、《三论“剿匪”与“造匪”》，公开反与蒋介石唱反调，还指出国民党“一党专政”才是中国社会灾难不断的根源。
文章称：“举国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所剿之匪，何莫非我劳苦之同胞，何莫非饥寒交迫求生不得之良民？”“政治不清明，民生不安定，虽十次武力围剿，亦必无功。”“一部分剿匪军队，剿匪其名，而剿民其实。”“兵之扰民，尤甚于匪；民之畏兵，亦甚于匪。”
“剿匪与遭匪”系列文章刊出后不久，《申报》遭遇了“禁邮事件”。从1932年7月16日起，除上海、南京、杭州之外,所有本该邮递运往外地的报纸全部被上海当局扣留并集中焚毁。
后来史量才通过关系与蒋介石谈判，答应了对方开出的三个条件中的两个：包括让陶行知、黄炎培等人离开《申报》，但没有同意对方提出的“派检查员进驻申报”这一要求。史量才说，“如果这样，报纸宁可不办。”
后来蒋介石妥协了。从当年7月16日到8月21日，《申报》共被停邮35天才得以恢复邮递。
经历过“禁邮”事件后，《申报》并没有停止批评政府。1932年12月,史量才任用左派文人黎烈文为《申报》副刊《自由谈》的编辑。
《自由谈》原本是“鸳鸯蝴蝶派”的阵地，从此“左转”成为左派文人的舆论场。鲁迅、茅盾、巴金、老舍和郁达夫等的左翼文化人士在《自由谈》上刊发大量文章批评当局。鲁迅用过40个笔名，在《自由谈》发表了143篇抨击时弊的文章。茅盾也用笔名，共为《自由谈》写了60多篇文章，平均每月6篇。
这些文章大多“激进”，有些甚至“过火”。如当年，国民政府为保护故宫文物免遭日军破坏，将北平古物迁至南京加以保护。这普遍被后世认为是一件保存民族文化血脉的好事。不过《自由谈》却发表鲁迅写的诗加以讽刺:“阔人已骑文化去,此地空余文化城。文化一去不复返, 古城千载冷清清。”
1932年12月，宋庆龄、杨杏佛等人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其任务是“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援救一切爱国的革命的政治犯，争取人民的出版、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史量才在经费上给予大力支持，并成为同盟执行委员。
《申报》此后大量发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新闻，以扩大其影响力。当年12月29日，史量才以记者身份出席同盟召开的记者招待会，发言号召新闻界同人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肩战斗。
此后，史量才的工作重心由办报逐渐转移到了各种政治活动上。全国各种反蒋势力也纷纷以《申报》作为自己的舆论阵地，发表各种新闻及政治广告。如，1933年3月，廖承志等共产党人在上海租界被捕，《申报》不仅报道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营救廖的全过程，还为他发表了辩护声明。
史氏遇刺和《申报》新闻言论的关系
1931年11月8日，蒋介石邀请包括史量才在内的上海17位知名人士到南京参加国策咨询会，会后留下一张著名的合影照片：第一排共有七人，出现在最中间的是史量才，蒋介石则站在他的旁边。
蒋介石曾有意拉拢史量才。图为1931年南京召开各界领袖会合影，史量才居于正中，蒋介石在其左侧
有人说这是蒋介石礼贤下士的表现。但也可以认为，这是蒋迫于《申报》的舆论压力，想要拉拢史量才。蒋、史之间有一段“你有军队，我有读者”的对话，非常有名，流传至今。这段对话的具体内容有很多版本：
民国报人徐铸成在《报海旧闻》一书中说：蒋介石劝史量才不要与政府作对：“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万军队。”史量才则说：“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
史量才的友人黄炎培则在回忆录《八十年来》一书中说：“1932年一天，蒋召史和我去南京，谈话甚洽，临别，史握蒋手慷慨地说，你手握几十万大军，我有申、新两报几十万读者，你我合作是了。蒋立变色。”
无论哪个版本都可以说明：在史量才的心目中，他（的读者）可以和蒋介石（的军队）平起平坐。
《申报》的销售网点遍布全国
1932年11月30日，《申报月刊》上刊登的《申报六十年革新计划宣言》一文也可以看出史量才当时颇为自信。文中称“本报以六十年悠久历史，每日读者至少在百万以上……尤其需要政要的爱护与扶掖”。
然而，坐拥百万读者、登上事业巅峰的史量才却在1934年11月13日遇刺身亡。
1942年11月19日史量才遇害8年纪念，《申报》登载的史量才遗像，遇害当时报道及威风凛凛的蒋介石
一般认为，史量才等人是被国民党内部的特务组织蓝衣社（军统前身）暗杀的。
军统要员沈醉曾撰文披露：史量才遇害的原因是由于蒋介石得到情报，说史量才很同情共产党，曾经接济过地下党组织的经费，再加上他所主持的《申报》经常有一些不满意于蒋政权黑暗统治的言论，所以决心要杀害他，并以此警告其他同情中共的人士。他还指出，史量才的死并不仅仅是因为《申报》的新闻报道本身：“如果仅是《申报》有反蒋言论引起CC不满，便不会由军统去暗杀，而要由CC的中统去执行，因当时戴笠和中统闹摩擦，不会为中统效劳。”[6]
不管史量才本人对共产党的真实态度究竟如何，其主持的《申报》并不是一张亲共的报纸。
事实上，史量才是站在民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反对蒋介石及国民政府的。
笔者注意到：就在史量才遇刺身亡的当天，即1934年11月13日，《申报》还刊登了一则题为《蒋电各部队嘉勉》的消息，文中称：“伪中央首脑机关及匪首朱、毛、项英、博古、张闻天、李德等即已随伪一三五七九军团向湘边南窜逃命，我军入瑞金城。”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此后在《申报》关于长征的系列报道中也一直称呼红军为“匪”或“共匪”，对长征也称为“逃窜”或“西窜”。这些称呼基本与国民政府保持一致，至史量才遇害后也没有改变。
1934年11月底，红军锐减至三万余人。1934年12月10日，《申报》刊出一则题为《庆祝剿匪胜利之意义》的消息，称：“匪众西窜，在川黔决无立足之地，观于历代著匪巨寇，无不以入川黔之日，兆其末路而归于崩亡。”
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长征”这个称呼才开始取代“窜逃”，出现在《申报》的系列报道中，红军的称呼也开始由“共匪”变为“共军”。
通过本文第一部分中《申报》1928年至1932年间的新闻报道，我们不难发现：
史量才遭暗杀与1931年前后《申报》对国民政府的态度“转弯”有一定关系，但这并不是他遇刺的主要原因。这种态度的“转弯”并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其原因也很复杂。
笔者不才，以下仅从一个新闻人的视角试着分析一二。
具体说，有一件事不能不提。那就是1929年史量才收购《新闻报》过程中所遭遇的“股权风波”。
《新闻报》是当时全国发行量、影响力都位居前二的报纸，发行量一度还比《申报》多。史量才一直想吃掉《新闻报》，一统“申新二报”，成为中国无可争议的“报业大王”。
他本有机会实现这一梦想。1929年1月，史量才从《新闻报》的外籍老板手中购得该报65%的股份（1300股），实现了对《新闻报》的控制。没想到却遭遇了一系列的意外。除了遭遇《新闻报》报人的抗议与抵制以外，还有来自国民党方面的直接压力。
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当年1月14日即在《新闻报》上发表公开信，警告“不得将股份售于反对分子”，否则将“严厉处置”；属国民党党报序列的《民国日报》随后也连日刊文，声称要给报业托拉斯(指史量才）“一个严厉的制裁”；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官员也发表谈话，表示不会对收购事件“等闲视之”。
最终，史量才不得不做出妥协：退了300股股份，实际购得的股份只占《新闻报》的50%，他还作出承诺：由该报社原班人马继续办报，他本人绝不插手《新闻报》的采编业务。据说，“史量才至死也没有踏进《新闻报》的大门”，践行了自己的诺言。[7]
国民党方面之所以阻扰，原因显而易见：蒋介石不想看到史量才同时掌控中国影响力最大的两张报纸，从而在新闻舆论上对政府和他本人形成一种挑战甚至威胁。
笔者以为：此事可以视为史量才对蒋介石及国民政府态度发生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
史量才被誉为“中国的北岩勋爵”，他本人也以这位英国现代报业的创始人为榜样。（1921年，北岩勋爵曾到申报考察，将《申报》与《泰晤士报》相提并论，给予高度评价。）他本想效仿偶像，通过收购《新闻报》，一举掌控全国最有影响的两家报纸，来实现自己的新闻理想。却没想到此前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融洽、互动的关系并没有换来对方对自己事业发展的支持，反而遭到对方明里暗里的阻扰，致使“煮熟的鸭子又飞了”。
虽然最终还是吃进了《新闻报》的一半股权，但毕竟没有实现控股的目的，史量才的“新闻梦”碎了一地——但凡是人，碰到这样的事，都不可能没有想法。
有学者评论说：“史蒋裂痕从此开始了。这场风波对史量才后来新闻思想和办报实践发生转变产生了较大影响。”
笔者以为，这样的评论是恰当的。这并不意味着，史量才是出于“报复”的心态转变了新闻思想以及办报方针。而是说，通过这件事，他可能抛弃了原先对蒋介石及国民政府的幻想、产生了新的认识。
1931年后，日本侵华步伐加剧。特别是1932年初，日军直接侵犯《申报》所在的上海。蒋介石的“缓抗”政策直接威胁到了史量才本人的人身财产安全（史是一位颇有经济实力的民族资本家，除了报业，还涉足纺织、金融、教育等），更加深了他的这种思想的转型。
此后，他也逐步从新闻层面的批评，转向了现实层面的政治抗争。
史量才之死的启示
史量才死后，曾有报纸刊出《胡适之批评史量才》的文章。文中的“胡适”说：“唯近年以来也不大安于现实，所以有人骂他（史）只顾推广销路，迎合一般青年人好乱心理，尤其是以‘自由谈’供左翼作家用武之地，最为一部分人所不满……对中国学术文化未能发挥其可能之供献……自其个人言之，不失为成功的事业家，而自社会之意义言之，实不能不认为此为重大之失败也。”[8]
笔者不能完全赞同此文中胡适的观点，但以为：史量才如果坚持以一个新闻人的身份，即使是继续刊发“过激”的新闻言论，而没有积极参与政治的现实行动（如参与民盟等），都很有可能不会遭到暗杀。
从1932年“禁邮事件”的处理结果上，可以看出蒋介石的妥协态度。事实上，有资料表明：蒋介石在到底要不要杀史量才一事上显得十分纠结。史量才遇刺前，蒋曾指示取消暗杀行动。无奈，特务行动站的负责人患有神经衰弱的毛病，习惯白天睡觉，没有接到蒋的通知。等他看到电报时，刺客已经将史量才杀害了。事后，这件事还作为军统内部的反面教材，“戴笠通过此一教训，将军统中上层领导中体弱多病的人大部分从领导职位上调离。”[9]
杀死史量才，国民政府也没有实现对《申报》的控制，而暗杀行为则为世人所知，可谓“偷鸡不成蚀把米”；反观《申报》，虽然没有改变对国民政府的批评态度，但不可否认的是，报纸的质量和影响力都不如之前了。
笔者认为：史量才如果能活下去，继续留在新闻舆论的“阵地”上和国民政府博弈，并不意味着对当局的妥协甚至投降，相反可以“发挥更大的贡献”、实现更大的“社会意义”。但我们也应当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史量才从新闻批评到政治抗争，向前迈出这一步的勇气是巨大的，也是令人钦佩的。
在史死后第三年，日军攻占上海，要求对《申报》进行新闻审查，《申报》以停刊抗拒；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开进租界，《申报》不得不接受日军的控制；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接管《申报》后的报道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以《申报》“附逆”为名对其接管，并在1946年初强制收购了《申报》51%的股份，至此《申报》终于落入国民党手中；
1949年5月，解放军攻占上海后接管《申报》。当年5月27日，这份近代中国历史上发行时间最久的报纸宣布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