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宇婷出生于1885年,比帅(张作霖)小10岁,比小南(张学良)大16岁,杨宇婷是一名不沾烟酒、没有爱好的正统军人。是奉系高层中独一无二的秀才出身
张作霖在世时,最受重用,长期任奉军的总参议。老帅张作霖皇姑屯被炸猝然过世,少帅张学良一时不知如何安排他,故他的实职只是从前兼任的东三省兵工厂督办。1928年7月17日晚,张作霖在皇姑屯车站遭日本人暗算身亡。杨宇霆的处境更为复杂。杨宇霆虽然算是个聪明人,可是皇姑屯事变后,在东北扮演着一个危险的角色。既然不满意张学良,又轻视张学良,可是却又在张学良下边任事。杨最不该的是常在人前人后呼张学良为阿斗。对张学良来说,他掌握东北军政大权,内有杨宇霆以悍将长辈自居,外又要应付日本军阀的各种压迫,所谓“主少国疑”,如果不“立威”,是无法站得起来的。所以在当时情势下,杨宇霆有取死之道,张学良也有必杀之心。日本人也趁机利用正友本党和混迹东北的中国流氓处处诽谤杨宇霆,离间张杨关系。他们送给张学良一本《日本外传》,将张学良比作日皇丰臣绣吉,将杨比作篡位的日相德川。暗示张学良,杨宇霆是他身边的隐患,要及早除掉。
杨宇霆、常荫槐两人鉴于东北大地上的中东铁路归中苏共管,而日本人又一直纠缠着要在东北新建满蒙铁路,向张学良提议:成立一个东北铁路督办公署,以便于集中管理东三省的铁路,由常任署长。杨宇霆、常荫槐2人都是让日本人头疼的人物,按说这是个不坏的主意。但问题是他俩对张学良接任东北一把手的现实一直不满。那时张学良确也不争气,常开着会就犯毒瘾了,便丢下一班叔叔大爷们回房扎针。有时早晨还爱赖床不起(那时,妩媚的赵四小姐已经来奉天当“秘书”),让厅处长们呆在外头恭候。恼怒的杨宇霆以天下为己任,多次教训“学良世侄”。有一次某处长求见张学良不得,找到杨宇霆,杨怒道:“汉卿已承先业,还是这样懒怠,这怎么得了,我去告诫告诫他。”说着便带领那位处长来到张学良住宅问卫兵:“司令起床了吗?”卫兵答:“未起床。”杨宇霆竟直奔张学良卧室,敲着门喊:“我是杨邻葛,快起来,有公事需要处理。”张学良闻声,急忙披衣请杨入座,杨竟以长者的口吻教训张学良道:“各位厅处长有公事待决,等你数日不见,这怎么成。老帅在时,可不是这样。”杨宇霆的这种做法,使张学良实在难以忍受。为此张学良生气地对杨宇霆说:“我干不了,还是你来干吧。”而常荫槐对“小六子”也颇为不恭,以为他不过是个贪色又吸毒的败家子,故公开场合亦颇多烦言。
1929年1月10日晚,张学良但仍犹豫不决,三次掷银元问卜后才下了杀杨的决心。杨宇霆下班回家,听说有帅府请他去打牌的电话,没有吃饭便驱车前往。谁料一进帅府,就同黑龙江省长常荫槐一起人车被扣,以吞扣军饷,贻误戎机,图谋不轨等莫须有的罪名,被张学良事先安排好的警务处长高纪毅、副官谭海等枪杀在帅府会客厅东大厅(老虎厅)。此即震惊一时的“杨常事件”。后来民间这样传称:“炸烂吴(俊升)张(作霖),杨(宇霆)常(荫槐)而去。”事后,张学良对自毁长城之举悔恨莫及,命统带刘多荃给杨、常两家各送去慰问费一万元,并亲自给在法国留学的杨宇霆的长子春元去信,安慰他安心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