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记忆
本报记者是纪安厅
在2018年12月27日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举行的“纪念八路军山东纵队成立80周年座谈会”上，响起了《山东纵队进行曲》。
抗战时期,这支歌在齐鲁大地广为传唱:“只要我们战斗,战斗啊!不断地战斗!胜利就在我们的前头。”——这正是在战斗中发展、在发展中战斗的山东子弟兵浴血奋战的真实写照。歌曲词作者是刘子超,时任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部宣传部部长,1941年冬在山东根据地最为惨烈的反“铁壁合围”大“扫荡”最后一战中壮烈牺牲。
1942年3月,罗荣桓在向中央汇报反“铁壁合围”大“扫荡”中一一五师直属队和抗大一分校的伤亡和损失情形时,特别汇报:“此外,我们知道牺牲的有德国记者希伯先生、翻译方练柏、战工会陈明、山纵刘子超、独立支队政委刘涛、分局机要科长周光华等同志……”
4个月后的7月13日,《大众日报》全文转载朱德总司令纪念抗战五周年的文章《胜利在望团结向前》,文中说:“当此抗战五周年纪念之日,我们除对五年来英勇牺牲的将士及全国军民举行哀悼外,我特号召八路军新四军全体将士,继续先烈遗志,为先烈复仇,为我们的左参谋长、周建彭旅长、罗忠毅旅长、魏大光旅长、范子侠旅长……支队政治部主任王邦秀、钟蛟盘、刘子超、张德槐……及所有先烈复仇,为全国各友军及各界殉国的先烈复仇!”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2014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公布第一批在抗日战争中顽强奋战、为国捐躯的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刘子超名列其中。
上高湖被难
1941年入秋,作物收割,青纱帐落倒,敌人又准备“扫荡”。《大众日报》从9月10日起,连续发表警示性社论,提醒根据地军民做好准备,并介绍各种反“扫荡”经验。
11月,驻临沂的日伪军迎来了个“大人物”——时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的畑俊六。
畑俊六来山东的主要目的是进行所谓的“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为此,他命日军第12军司令官土桥一次动员了涉及3个师团、两个独立混成旅团的5万多名日伪军,其中包括参加过中条山会战、武汉会战、豫南会战的素有战斗经验的部队。在战术安排上,这次日军发明了一个新词:“铁壁合围”。顾名思义,就是要制造一个铁打的包围圈,把八路军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一网打尽。
11月3日,日军从蒙阴出发,一反常态,采用了突袭的办法,先头部队化装成地方武装不露痕迹,主力虽长途奔袭也不在村庄停留,夜间行军不点火把,遇到可疑的村子进村不开枪,只往屋子里丢毒气弹,一路朝着山东纵队指挥机关所在地——马牧池村(现沂南县马牧池乡)猛扑过去。多年后,时任山纵政治部主任江华回忆,当时政治部住在离马牧池不远的刘家城子村,敌军经过时虽未发现政治部住在这里,但我们也未察觉敌军经过。
山纵指挥机关立刻分散突围,约定在南墙峪会合,刘子超率部突出敌包围圈,按指定时间和地点会合。在6日、9日、12日等又多次遇敌合击之后,山纵指挥机关遂向鲁南地区转移,先至天宝山区,又和山东纵队第1旅在日军的老巢之一新泰、蒙阴地区会合,寻机歼敌。为确保安全,每到一处驻扎时间不超过两个晚上,有时只能吃到轧过油还掺着花生壳的花生饼,实在咬不动用火烧烧才能下咽。敌人自12日对以马牧池为中心的鲁中地区开始了梳篦式清剿,挨门挨户搜查八路军,实行“三光”政策,马牧池一村即遭敌反复三次纵火,全村成为一片焦土。
然而,经过几日休整的我一一五师、山纵很快又返回鲁中山区,领导根据地人民进行反“围剿”斗争,以“三空”(搬空、撤空、躲空)应对敌人的“三光”政策,稳定民心。惨烈的大青山突围之后,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消息传开,日军主力开始撤退,但仍留下6000多名日军配合伪军到处设据点,继续搜查八路军,推行伪化活动。这时,据我驻坦埠的一个团情报反映,这一带的敌人都已经退走了,于是山纵指挥机关转移到沂南高湖一带,12月10日晚上,分别住进了下高湖村南边的小村石旺庄、朱家林村和东北村,这三个村子之间隔着一个小山——三角山。刘子超率宣传部住进了东北村,刚刚经过急行军的同志们很快进入了梦乡。
实际上,这个情报并不准确,这一带仍是敌人重点搜查的区域。很快敌人在汉奸的带领下,这天半夜就从铜井、界湖、垛庄、蒙阴四个方向上,派出四路兵马向上高湖区域包围而来。
11日拂晓,在三角山上的我两名哨兵忽然发现敌人从山下爬了上来,已然摸到了哨位,立刻开枪打倒了两名日军,日军随即还击。这时,东北村里的山纵指挥机关的同志已经陆续起床,刘子超刚刚吃过早饭。跟他住在一起的山纵政治部主任江华听到枪声,立刻冲出门外指挥警卫连迎敌,同时命令其他同志分散突围。
刘子超带领十几个同志向北跑去,路上与边联县大队三连的三十几位同志会合,他们一起顺着高湖河下到了高湖峪里向北突围。他们越过中高湖附近,向西钻进了深沟之中没多久,发现四周山梁上出现了大批敌人,身后追兵也越来越近——他们陷入了日军的重重包围之中。
刘子超指挥同志们向北突围不成,再向西南水塘崮方向突围,均遭敌机枪火力压制。战斗中,陷入绝境之中的他们视死如归,陆续有同志中弹倒下,三连指导员李长进身负重伤后顽强射击直至光荣牺牲。大敌当前,刘子超镇静地隐藏好保密笔记本后,便带领战友一起向外冲杀乃至肉搏。上午九时许,日军突进沟底,对我干部战士实行了屠杀……此次被难,除4位负伤同志之后被群众救起外,当场牺牲的同志包括刘子超在内有22人,其他同志被俘后被送到东北做苦力,大部分被折磨致死。
1941年的反“铁壁合围”大“扫荡”,八路军作战150余次,歼灭日伪军2000余人,山东党政军人员付出了伤亡1400余人,群众被杀3000余人、被抓1万余人,被抢走粮食80余万公斤的惨重代价。上高湖战斗是此次反“扫荡”的最后一战。
“胜利就在我们的前头”
刘子超牺牲时,年仅35岁,到山东根据地才刚刚两年。
刘子超是广东兴宁人,身材高大健壮。1926年春,在兴宁县立中学就读时,刘子超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他回到家乡主持成立兴宁县鲤湖乡农会,国民党兴宁县政府把他定为“危险分子”,他数度履险,被迫前往上海继续从事革命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河南新乡与朱瑞同志接上了组织关系,1939年6月,随朱瑞一起到山东根据地,即担任了山东纵队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白汝瑷当时是大众日报副总编,他在刘子超牺牲后回忆:“到山东后,子超同志一开始便担任着山东纵队的宣教工作,一直到他牺牲,山东纵队宣教工作的展开,他起了决定性作用。”而对刘子超所领导的根据地文化建设事业,大众日报的报道《燃着了山东文化救亡的火炬》曾这样描述:“这像一支光明的火炬,开始燃在我们的顶空,山东的文化教育事业,今后将在这一支光明辉煌火炬的普照下,开拓出远大的一条康庄的路!”
刘子超一到山东,就发现了一个非常好的宣传阵地——《大众日报》,他曾经在《大众日报》上发表题为《一九三九年的世界与中国》的政论文章,长达35000字,每版容量只有3000来字的《大众日报》分作十几期才全部登完。据统计,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刘子超在《大众日报》发表的署名文章多达20篇,共9万多字。在缺乏安定的环境,缺少参考资料,用蘸水笔写作的时代,这是一个非常高产的数字。
作为山东纵队的宣传部长,刘子超主导了山纵机关报《前卫报》的创办。当时,驻在沂水县(现沂南县)青驼寺北面吉拉子村的山东纵队政治部,正参加山纵的第三次整军。这次整军是山东纵队走向正规化的重要阶段。通过有计划地培训部队各级干部,提高各级指挥员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整军后党员数量达到总人数的31.7%以上,于1940年11月7日正式创刊的《前卫报》成为这次整军的成果之一。
为办好这张报纸,刘子超召集政治部的同事于平、卓明、华楠、吴少卿反复讨论,制定了办报方针:统一建军思想,提高政治觉悟,宣传马列主义,交流军事、政治和后勤工作经验,宣传英雄模范人物的事迹,宣传国内外时事,及时传播胜利消息。为解决《前卫报》的印刷问题,大众日报克服困难,其设在天水栈的印刷厂给予了大力支持,承担起《前卫报》的印刷,每周一期,每次1000多份。当年要进天水栈,只有一条羊肠小道,村口有一块比村里的房子还大的巨石遮挡,村庄隐藏在巨石之后,只有10余户李姓人家的天水栈这时已然成为根据地小有名气的印刷基地。《前卫报》在此创刊后一个月,一一五师政治部的机关报《战士报》也在这里铅印出版。
每周一期的《前卫报》发行到连队,成为连队最主要的精神食粮,战士们亲切地称它为“不见面的指导员”,连队为此建立了专门的读报制度,成为政治课的有力补充。多年后,当年《前卫报》的记者刘宗卓回忆:“刘子超不仅对办报要求严格,几乎每稿必看、必改,并要求稿件的字一定工整,不准用草字,而且经常为报纸写社论和重要文章……特别要提到的是,当年在报社工作,或领导报社、参与报社工作的刘子超、于平、曹秉衡等,他们在战火中献出了宝贵生命。”
1940年左右,甲子山一带的根据地反动道会门万仙会开始猖獗。他们大肆造谣:“八路军牵牛要捐,起枪罚款,就要共产了。”“八路军有闻香队,谁家吃的好让他闻到,就捐你的富户”。万仙会得到日军和伪政权的支持,很快波及千余个村庄,他们不断偷袭、骚扰、残杀我抗日分子,莒县板石村乡的万仙会长兼坛主梁瑞丰,对抓住的党员干部群众严刑拷打,甚至挖心、剜眼、刀砍、活埋……残忍至极。
为有效打击这股黑恶势力,山东纵队九支队派出团长武中奇,率部对万仙会予以坚决的军事打击,刘子超随队参加了战斗。战斗间隙,武中奇闲聊中给刘子超讲了个道会门装神弄鬼被戳穿的故事。刘子超受到启发,当天晚上就开始伏案写作,几个晚上写成了揭开万仙会画皮的小剧《刘二牛大闹佛堂》。他将小剧交给山纵的鲁迅艺术宣传大队并亲自指导排演,甚至画布景设计,小剧迅速在根据地传演开来,根据地群众识字率不高,用演戏来宣传,起到了良好效果。
1941年春天,刘子超开始“策划”山东纵队成立三周年的庆贺活动——他写了一首歌词,向全纵队征集配曲。山纵直属特务团的郭莘是从宣传部调走的,宣传部的同志都知道他会谱曲,在来稿截止最后一天,恰好郭莘来宣传部办事,宣传部的同志跟他说:“正好,正好,预定明天演唱评比,现已收到6个曲谱,你也赶快写一个吧,参加评比拿奖。”并马上抄了歌词给他。郭莘说:“时间来不及了,我现在必须返回团里。”宣传部的同志说:“我们派通信员跟你回去,你边走边写,写好让通信员捎回来。”
郭莘在返回团部的路上,边走边读歌词:“日寇侵入了山东,投降派便挂上了免战牌。投降派逃跑了,我们便从地下站起来。徂徕山,举义旗,誓死守土我们不离开!土生土长,在农村、在民间,虽然是赤手空拳,但是有三千八百万人民和我们血肉相连。虽然是无中生有,但是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着我们迈步向前……我们进行过无数的血战:我们用土炮打下过飞机,击沉过兵舰,在雷神庙、魏家堡、杨家横、刘家井、五井、孙祖、大柏山、青驼寺——曾用我们的热血写下了辉煌的战史。看吧!看吧!敌人正在我们面前发抖,只要我们战斗,战斗啊!不断地战斗!胜利就在我们的前头!”
郭莘读得心潮澎湃,在路上就灵感迸发,形成腹稿,到驻地后没顾上吃饭,立即将曲谱写出,反复修改几次,便把曲谱交给了通信员。曲谱拿回后,宣传大队的同志们连夜突击学唱,第二天正式参加评比。结果,久鸣同志的谱曲和郭莘的谱曲同时被评为一等奖。评比的结果和所有7首歌曲都发表在《前卫报》上,不久就在部队里广为传唱。歌曲征集虽然是此次庆贺活动的唯一内容,但效果奇佳,山东纵队政治部决定将原歌名《山东纵队3周年纪念歌》改为《山东纵队进行曲》,一直到抗战胜利后,山东的一部分部队到了东北还在唱这支歌。
因工作性质相似,《前卫报》和《大众日报》的同志们经常相互交流学习,1941年1月22日的《大众日报》上就留下了这一生动的瞬间:“大年初二,大众日报、战士报、前卫报三个报社的几个编辑记者在战士报社编辑室里,各人清茶一杯,纵情漫谈。太阳正午谈起一直谈到日西斜,大家是越谈越起劲。从形式到内容,从原则到具体,从方针到方法……凡有关系于编辑采访的问题,无论巨细都谈。别人的缺点弱点毫无隐讳,对自己的心得毫不吝啬,从真诚、热烈的发言中,每个人都感到有无限收获,互相学习了一些新的东西。”“大家都认清,在今后的工作中,必须更艰苦,更紧张,而且必须首先从政治上加强自己的修养,才能适应工作的需要,完成新的工作任务。并且更要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密切联系,适当分工,结成新闻工作者强固的堡垒,用新闻工作者自己的团结,来结成强固的新闻战线,用大家的笔作支枪,把敌寇汉奸投降派消灭!会后握别,互相用会心的真诚,默祝一九四一年的胜利!”
刘子超牺牲后,大众日报副总编辑白汝瑷在《大众日报》上撰写回忆文章《忆刘子超同志》,留下了有关刘子超难得的个人描写:“子超同志有着健壮的体格和不辞劳苦的坚持工作的精神,在他所担负的工作中,不论遇到任何困难,和被分配什么任务,从来是很坚决地接受,不苟安,不松懈,贯彻地完成任务,从来没讲过价钱,从来很少说过困难。”“他胸怀很宽大而且风度活泼,很少看到他有愁苦不安和踟蹰不前的现象。他有很高的写作能力,写得很快,很清白流利,并且有着丰富的内容,他热心地对待同志,尤其对于青年干部更是经常地帮助,他很坦率地知无不谈,谈无不尽,因而青年文化工作者是最欢喜和他接近,最愿意接受他的帮助的。”
组织指挥根据地第一次成功策反
如今,在刘子超烈士的事迹里,他多被誉为是“山东纵队的宣传鼓动家”。鲜为人知的是,他还曾负责山东纵队的敌工工作。在他的组织领导下,山东纵队敌工部门成功策反了100多人的小股伪军起义,还同时消灭了20多个日军,这是山东根据地首次策反成功,人数虽不多,但影响巨大。
1940年1月的一个雪夜,山东纵队敌工科科长何庆宇接受了一项任务,这项任务是由纵队政委朱瑞和负责敌工工作的刘子超亲自布置的。刘子超说:“这次要你演一出‘单刀赴会’!”然后递给何庆宇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一个叫邢祚光的简介。此人是沂水县苏村门家庵子人,闯关东多年,回乡后当了沂水县伪六区区长,手里掌握着一支百十人的自卫武装,简介特别说明他对母亲非常孝顺。刘子超对何庆宇说:“你的任务是要深入到苏村小杜家庄搞策反,争取邢祚光起义。”刘子超进一步交待,还要设法把小杜家庄据点里的20多个鬼子消灭掉。
邢祚光任伪职,他的母亲刘淑祯却是当地有名的抗战大娘。在深明大义的刘淑祯全力配合下,在刘子超的具体指挥下,何庆宇经过近一年艰苦的外围工作,终于跟邢祚光取得了联系。
1941年隆冬的一天下午,为保证举事百分之百成功,纵队决定由何庆宇直接进入伪六区与邢祚光会面。他和邢祚光的堂弟邢祚扬换上一身短打的店员装束,腰插“二十响”,连过二道关卡,到了第三关,差一点坏了大事。因为何庆宇是广东人,说话口音不同,伪军一听他是外乡口音就嘀咕开了,最后邢祚扬拿出邢祚光的名片才解了围。就是这次,他们经过秘密商讨,邢祚光表示坚决起义,参加抗日队伍,他们确定了举事时间、联络暗号、接应地点,决定里应外合,举行起义。
1942年大年初五凌晨4时,邢祚光带领自卫团成功举行了起义行动,将据点的20多个鬼子全部干掉,共争取了伪军和伪区政府人员160多人起义,半个小时就拔除了小杜家庄据点。邢祚光的成功起义,在沂蒙抗日根据地影响巨大,进一步瓦解了日伪同盟,从此日伪在山东各据点分开隔离驻防。
而此时,刘子超已经在上高湖壮烈牺牲,他没能分享这份胜利的喜悦。
随后,邢祚光带领起义部队开往根据地,山东分局、山纵在岸堤为他们召开了隆重的欢迎会。日军对邢祚光的家人进行了疯狂报复,由于叛徒出卖,日军在铜井镇沧浪沟将他的妻子李曰荣和女儿邢宝珍抓去,在沂水县城日军监狱关押了17个月。其间,八路军敌工队多次组织营救均未成功。母女俩在狱中承受了百般折磨,面对日寇的威逼利诱和酷刑,她们毫不动摇,于1943年2月19日被敌人枪杀。
邢祚光以营长的身份率领改编为山纵独立营的队伍,经整编后加入八路军序列,从此走上新的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