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顿的宗教信仰和神学思想是近二十多年来中国科学界、宗教学界、科学哲学界、科学社会学界广泛讨论的话题，研究依据的文献也从二手资料发展为手稿史料，反映了国内相关学科研究水平的提高。
关于牛顿宗教信仰和神学思想的探讨，对于理解其人生经历和学术研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
圣公会成员
就其基督教宗派身份而言，牛顿一生都是圣公会成员。他出生于圣公会世家，祖父是圣公会的执事，父亲是圣公会的会友。牛顿出生第七日就接受了圣公会的婴儿洗礼，成年后在圣公会兴办的剑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担任教授并从事学术研究长达四十载，逝世两周后下葬于圣公会最负盛名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身后百余年更是作为圣公会的智识伟人和虔敬典范被广为传颂、推崇有加。
牛顿母亲家族与圣公会教士阶层的来往尤为密切。母亲的后夫巴纳巴斯·史密斯、兄长威廉·艾斯库和闺友之弟汉弗莱·巴宾顿都是圣公会的教区长，且后两人都毕业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是促成牛顿入读三一学院的重要人物。欧洲中世纪教育建制形成后，教士群体长期是知识精英的化身，其中不少人虽出身于社会下层，却更为重视文化教育。对于来自乡民阶层、父亲目不识丁的牛顿而言，母亲在教士群体中的亲友对其早年的教育经历影响非常大，若无此番经历，难以想象牛顿后来会成为科学伟人。
牛顿从三一学院毕业后留校担任“卢卡斯数学教授”达三十二年之久，并在此期间完成了他的绝大部分学术工作。担任这一职位意味着牛顿是圣公会体制内的候补教士，虽然他从未承担任何圣职；也意味着牛顿从而立之年就开始了神学研究，尽管其生前甚少发表神学作品。在英国皇家学会，牛顿先为会员后任主席，隶属时间超过半个世纪。受封皇家名号的学会与自诩国家宗教的教会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人事关系和学术往来，牛顿加入皇家学会的推荐人正是学会资深会员、天文学家、索尔兹伯里主教塞斯·沃德。圣公会的教育、学术建制及相关的科学建制是牛顿取得其学术成就的体制化平台。
圣公会候补教士的身份也为牛顿后半生参与政治创造了契机。在詹姆士二世擅权期间，牛顿敢于以身犯险，抵制王权推动的天主教复辟，捍卫剑桥大学的学术自治，从而赢得了剑桥同仁的尊敬和信任，此后两次作为剑桥大学代表被选入英格兰议会，在“光荣革命”后走上了参政之路。牛顿积极参与政治改良，坚定支持辉格党人主张的君主立宪制，并与辉格党人的精神领袖约翰·洛克结为终生知己。牛顿在剑桥大学的同事关系及其与辉格党人的政治交往也奠定了他在英国皇家造币厂任职的人事基础，在造币厂任职的经历则给了他实现个人政治和经济理念的机遇。就此意义而言，凯恩斯过度解读牛顿的炼金术研究，而没有深入探讨牛顿的经济学思想，可谓学术史上的憾事。在中世纪，欧洲的基督教教会与世俗政权之间逐渐形成了既相互协作又相互制约的分权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作为知识精英的教士参与政治、出任公职成为一种社会传统，牛顿正是遵循了这一传统。
非正统神学
牛顿在神学上并不完全认同正统安立甘主义，并在临终前拒绝了圣公会当时通行的终敷之礼。牛顿的非正统神学观点，特别是对三一神论的质疑已成为国内外历史学界热议的话题。从牛顿晚年概括个人信条的手稿来看，他似乎与传统的阿里乌教派仍有距离，更远非凯恩斯宣称的犹太教少数派的信奉者。牛顿在其后半生的四十年里潜心研究古代文明史和圣经年代学，并试图凭借数学天赋预测基督复临的时间，其预测已成为当代英国大众科学读物揶揄调侃的素材。
就个人宗教践行而言，牛顿在伦理上倾向于清教主义。牛顿清教思想的渊源可以追溯至中学时代的校长亨利·斯托克斯和教师约翰·安吉尔对他的影响，前者也是促成牛顿入读三一学院的另一位重要人物。从遗留下来的手稿、藏书、访谈录和回忆集中，可以管窥宗教信仰对牛顿性格的塑造。成年后的牛顿惯于自律，远避恣情玩乐，甚至过于严肃和冷静，他留下的忏悔笔记成为后人探索其人生私隐和心路历程的重要依据。牛顿在参与政治、出任公职的过程中始终怀有极大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忠于国家、心怀民众、反对贿赂、不徇私情、严格执法，甚至被视为“冷酷判官”。受清教思想影响，牛顿在大学时就发挥数学才能积极理财，成为同学中的放贷者和债权人，晚年积富之后更是投资股票，虽遭“南海泡沫”波及，仍积累了数万英镑。然而，牛顿并未落入由富而奢的俗套，而是始终维持简朴的生活，并在遗嘱中将全部个人财产捐公或赠与亲族后辈，这在当时被传为美谈。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牛顿为其信奉的“凡人皆罪、世无圣贤”的古旧基督教义提供了一个鲜活的历史注脚。他一生克勤克俭、严于律己，却在人生的后三十年里卷入与胡克、莱布尼茨、弗拉姆斯蒂德的学术争执和人事冲突。虽然责任并不完全在牛顿一方，但其历史形象颇受损害，他也常因此被后世人批评为刚愎自大、偏执独断。
科学与宗教
牛顿在当代被冠以“科学家”的头衔，在科学史上被誉为“伟大的综合者”，但自然科学研究只是其学术活动的一个方面。以研究手稿为代表的大量历史文献表明，牛顿的学术研究涉及神学、哲学、数学、化学、物理学、天文学、历史学、宗教学、经济学、金融学甚至未来学，因此他也常被历史学家赞为“神学家—科学家”的代表。在17世纪，神学对于人们的知识体系而言仍具有终极的统合性，牛顿的神学研究也贯穿其个人学术活动的始终，成为其智力活动的思维主轴。牛顿的神学研究以圣经文本阐释为基础，将自然研究和历史研究的双重进路统合于圣经文本阐述框架之中。在牛顿有生之年，自然科学、自然哲学、自然神学之间的界限并不分明。牛顿将宇宙视为由独一上帝创造和统管的对象，以此作为他用统一的力学理论来描述宇宙结构和自然法则的逻辑预设。牛顿关注古典自然哲学中的运动问题，并在近代实验哲学的基础上，对其加以数学化分析和公理化研究，这在后世通常被视作现代自然科学范式的形成。牛顿用“神意论”自然观来维护其自然哲学研究范式，又用“智能设计”的思想维度在自然哲学与自然神学之间建立起逻辑关联，并将其自然哲学转化为某种对抗无神论和泛神论的所谓“思想武器”。牛顿自然哲学的神学功能使其学说成为圣公会布道的内容、波义尔讲座的主题，并伴随大众宗教传播而产生了科学普及的作用。牛顿及其自然哲学也因此成为“绅士的教养、淑女的格调”，成为英语世界流行文化经久不衰的主题。牛顿身后百年，基于设计论的自然神学在英国甚嚣尘上，直到达尔文学说兴起后才偃旗息鼓。
作为微观历史个案的牛顿生平与思想，可以充分反映出历史上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复杂关联和多维互动，但在科学与宗教的主题上并不支持某种过于宏大、过分抽象的“冲突论”或“和谐论”。牛顿的自然哲学在英国被用来维护安立甘主义的权威，在法国则被用来反对天主教神学的重建。牛顿在大学时受笛卡尔的数学思想影响很深，但他并不认可笛卡尔的哲学思想和神学观念，并在执教于剑桥大学后对这些思想和观念多加学术鞭挞。作为牛顿的崇拜者，伏尔泰将牛顿自然哲学转化为批判法国天主教神学的“思想武器”，使当时法国天主教基于笛卡尔学说的神学重建几近幻灭。伏尔泰还用自己的机械论自然观替代牛顿的“神意论”自然观，发展出“自然神论”的宗教思想，使之在启蒙运动后成为广义基督教各宗派持久的智力挑战。牛顿对自然事件因果解释的隐忧最终部分成为了历史的现实。直到进化论兴起、过程哲学出现，基督教界才获得了回应“自然神论”的契机，并引发了当代科学与宗教之间更为复杂的纠葛。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