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1927年10月，南昌起义军主力部队在广东潮汕遭遇失败，幸存的一支四五百人队伍，与朱德率领的断后阻敌部队，在广东饶平会合。
这支幸存队伍里面，有一位班长叫粟裕。
年轻时的粟裕
1938年4月，来自浙江南部的一支四五百人红军游击队，在皖南岩寺，加入新四军。
这支游击队的领导人是粟裕。
从饶平到岩寺，踏遍万水千山，历经十余年征战，依旧是一支四五百人的队伍，依旧是一支小小残旅的一员，依旧是与大部队会合。
命运仿佛跟粟裕开了个玩笑，让他用十余年走了一个轮回。
新四军时期的粟裕
但是，这个轮回显然不是从终点又回到起点。
在饶平，粟裕只是一个才从军几个月的新兵；
而在岩寺，粟裕已成百战余生的不死将神！
十余年里，粟裕究竟经历了什么？
别的且不说，单说会师，除了上面提到的两次之外，粟裕还经历了三次与其他红军部队的会师。
可以说，这五次会师是粟裕十余年间最重要的经历。
每一次会师都是希望的汇聚，每一次会师也都改变了粟裕的人生轨迹。
与朱德的会合
南昌起义时，粟裕是前敌委员会警卫队的一名班长。
此前两个月，粟裕才刚刚加入国民革命军11军24师的教导队。
24师基本属于我党的部队，师长是叶挺，教导队的学员全部是党团员。
周恩来、恽代英、叶挺这些大佬经常给他们上课，将他们作为我党的军事种子来培养。
只不过育种时间有点短，粟裕他们才训练两个月，便奔赴战场，在南昌打响了第一枪。
“八一”南昌起义
之后，粟裕又随前敌委员会和主力部队一起南下广东。
9月23日，主力部队攻占潮州，粟裕他们排奉命留在城内，负责后勤和物资仓库的警卫。
让粟裕万没想到的是，短短的数日之后，9月30日凌晨，突然传来前线主力部队进攻失利的消息，当天中午，潮州城外也传来激烈的枪声。
由于留守城内的多为后勤人员，守城无望，粟裕他们只能丢下仓库中大把的物资、饷银和武器弹药，仓惶撤离潮州。
时至晚年，粟裕在回忆这一段时，还在为当年带不走这些东西，感到“令人心痛”
东西扔了可以再获取，何去何从却关系身家性命。
尤其在得知前敌委员会和主力部队遭到“覆灭性的失败”后，粟裕等人尽管“犹如晴天霹雳”一般，可还是要立刻做出决定。
粟裕他们知道在三河坝，朱德正领着数千人的大部队在那里断后打阻击。
南昌起义军行军路线
经过短暂的商议之后，粟裕等人立刻东渡韩江，打算绕道饶平到三河坝，与朱德会合。
幸运的是，刚到饶平，他们便遇到了从三河坝退下来的朱德部队。
原来朱德率领四千人在三河坝阻敌3天3夜后，见敌人援兵越来越多，已将他们三面围住，再打下去就走不脱了。
此时朱德还尚不知道主力部队已经失败，于是趁着敌人还没合围，朱德当机立断，率领剩下的两千人撤出三河坝，当夜兼程去追赶主力部队，就这样也来到了饶平。
当这两支队伍会合以后，可以想见他们不同的心情。
对于粟裕他们而言，他们有又遇到大部队的喜悦，而对朱德他们来说，无疑却是当头浇了一盆冷水，啥，主力部队就剩你们这点人了？
沮丧归沮丧，未来的“红军之父”朱德还是很快振作起来。
作为断后部队名义上的最高首长，他否决了一部分人关于解散队伍的提议，断然决然地在全体军人大会上宣布，队伍不能散，革命火种必须保留，我朱德要把革命干到底，愿意跟我干的，跟我走，不愿的回家，不勉强。
当时，在台下听朱德振臂一呼的，除了粟裕，还有陈毅和林彪。
陈毅任团指导员，林彪当连长，粟裕是班长。
这一年朱德42岁，陈毅26岁，林彪和粟裕则刚刚20岁。
想想后来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就是林彪统帅的东北野战军和陈粟领导的华东野战军搞定的，可见朱德当年的这个决定有多牛。
饶平会合后走出来的将帅
不用说，这次会师对粟裕的一生都至关重要，相当于刚参加工作，便和最具前途的创业团队进行了深度绑定。
这是粟裕参加革命以后经历的第一次会师。
第二次会师就是朱毛的井冈山会师了。
与毛主席的会合
毛主席1930年初写过一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文章。
文章中，毛主席有一个很准确的判断，即当时的“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
由此毛主席推出，这些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必然导致其在中国的各个代理人长期混战，就会产生很多缝隙和缓冲地带，就能够为红军和根据地的存在发展提供条件。
毛主席的这个判断，今天放在世界上的很多国家依然适用。
虽然朱德不会像主席那样提炼总结，但是他有的是经验。
朱德在军阀混战中，从连长打到旅长，没有人比他更懂军阀。
他对粟裕他们讲，“军阀不争地盘是不可能的，要争地盘就要打仗，现在新军阀也不可能不打。他们一打，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发展了。”
所以，朱德在大失败的背景下，还敢于率领一帮年轻人继续干革命，并不是单纯地热血上头，其实还是有把握的。
粟裕和朱德他们会合后，敌人一直穷追不放，经常发生很激烈的战斗。
在一次战斗中，粟裕第一次负伤，被一颗子弹从右耳上侧穿头而过。
到了10月底，朱德预言成功，敌人开始相互混战，也就放松了对他们的追击。
这时候，部队已从当初的2500余人，仅剩下七八百人，朱德将其编成一个团，下设9个连，粟裕当了连指导员。
人虽少了，但大浪淘沙，留下的都是精华。
可随着冬天来临，部队处境愈加困难，官兵仍穿着单衣短裤，也没有盖的棉被。
不过，朱老总那么多年岂是白混，他在报纸上看到云南讲武堂的同班同学兼拜把子兄弟范石生就在附近驻军，于是决定找范帮忙。
国民革命军16军军长范石生（1887—1939）
到底是拜把子兄弟，范石生二话不说，为朱德他们解决了弹药、冬衣、被服等供给困难。
然而，好景不长，转眼到了1928年的一月。
朱德部队躲在范石生防区的事居然被老蒋知道了，老蒋命令范解除朱德部队的武装，逮捕朱德。
范石生没办法，他让手下给朱德送了一封信和一万块钱，劝朱德离开，
信中写到：“‘孰能一之？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最后胜利是你们的，现在我是爱莫能助。”
看来范不仅仗义，而且很有洞见，他早早地就预测了老蒋的失败。
本来朱德就没打算在兄弟这久留，只是借宝地暂度难关而已。
在此期间，朱德不仅与周边的党组织有了联系，甚至和井冈山也联系上了。
所以，走就走吧。
有意思的是，朱德此时并没打算上井冈山。
他带着部队先搞了宜章起义，又搞了湘南暴动，无不搞得轰轰烈烈，形势大好。
可到了3月份，广东、广西、湖南的军阀混战结束，看这边闹得动静挺大，转头便联起手来，以7个师的兵力，兵分南、北、西三路，杀将过来。
朱毛会师前敌我形势
这哪打得过，打不过就跑吧。
朱德摊开地图一看，东北方向有空当，咦，井冈山不就在这方向吗，而且离这也不远，上井冈山吧。
1928年4月下旬，粟裕跟随朱德与毛主席会师井冈山。
朱毛会师
与方志敏的会合
如果说粟裕经历的第一次会合，是和最具前途的创业团队进行了深度绑定，那么，第二次会合之后就是“收获红利”的阶段。
自1928年4月到1934年7月，从井冈山根据地到中央苏区，随着红军的不断壮大，粟裕也迅速成长。
1929年9月，被调到一纵二支队当党代表。支队相当于团，但人数不多，实际是个大营，但好歹是团级干部了。
1930年8月，被调到红十二军任支队长。红十二军军长罗炳辉，粟裕这回算是正经的团级干部。
1931年8月，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先后任红四军参谋长、红一方面军教导师师长。所谓教导师，主要是保卫首脑机关安全和训练基层干部。此后，粟裕正式进入红军高级指挥员行列。
1933年2月，调任红十一军参谋长。红十一军政委肖劲光。
1933年11月，红十一军改编为红七军团，下辖19、20、21师，任军团参谋长兼20师师长。军团长是寻淮洲。
英勇善战的红军将领寻淮洲
从以上简历中可以看出，粟裕在进入红军高级指挥员行列后，所任职务有两个特点，其一，大都非军事主官；其二，所在部队非红军主力军团。
粟裕在回忆录中曾说，“我在井冈山时，工作多次调整，时而任连党代表，时而任连长，都是为了加强政治工作的需要。比如连队里新战士和解放过来的战士多了，需要加强政治工作，就调我去任连党代表；某个连长军阀习气太重了，要调动他的工作，又让我去任连长。”
大概可以这样说，粟裕在搞政治工作的干部中，属于最能打的；在能打的干部中，又属于最会搞政治工作的。
有的人只会打仗，不会搞政治工作，就一直干军事主官；有的人只会搞政治工作，不会打仗，就一直干政委。
这两种人比较专，反而占便宜。
像粟裕这样的，因为好安排，反而吃亏。
而且领导认为他无所不能，比较全面，还常常安排一些急重险难、九死一生的任务给他。
1934年7月，粟裕就接到了这样的任务。
他作为红七军团参谋长，和军团长寻淮洲、政治委员乐少华、政治部主任刘英一起，被当时的中央和中央军委几位主要领导人及李德亲自召见，当面交代任务，宣布由红七军团组成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立即向闽、浙、赣、皖等省出动，宣传我党抗日主张，推动抗日运动的发展，并规定这次行动的最后到达地域为皖南，要求七军团在一个半月内赶到。
事实上，这个听上去“高大上”的任务，真正意图并非如此。
按朱德后来的话说，先遣队只是个引子，中央主力红军准备3个月后从中央苏区向西南方向转移。提前派先遣队反方向北上，是迷惑和牵制敌人。
先遣队战略意图示意
说难听一点，这就是将红七军团当弃子。
粟裕他们对中央红军主力三个月后的转移行动却是一无所知。
先遣队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从瑞金出发，在无后方支援的情况下，连续苦战，经闽中、闽东、闽北、浙西、浙皖边和皖赣边，十月下旬到达闽浙赣苏区，与方志敏领导的部队会合上了。
粟裕眼中“亲切恳挚，平易近人”的方志敏
闽浙赣苏区是方志敏创建领导的老苏区。
先遣队一到苏区，方志敏便亲自到驻地看望，同时倾其所有慰劳先遣队。
此时，先遣队已从出发时的6千人减员为3千人，与方志敏的会合，让先遣队四个月的艰辛劳累，一扫而光，部队情绪迅速振奋起来。
但对方志敏来说，与这颗弃子的相遇，注定是一场不幸的开始。
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先遣队与方志敏的红十军和苏区地方武装整编为红十军团，原苏区军区司令员刘畴西为军团长，先遣队改编为19师，寻淮洲任师长，红十军和地方武装分编为20师和21师。
在军团之上成立新的军区，方志敏为军区司令员，粟裕任军区参谋长。
红十军团整编之后，对作战任务进行了分工，寻淮洲带着19师在苏区外线作战，20师和21师仍留在苏区内线，以保卫苏区为主。
寻淮洲是红军中很能打的将领，他带领19师在苏区外线的广大地区，攻城略地，非常活跃，一度震动杭州，威胁芜湖。
寻淮洲的作战范围
其实，这种战法与当初井冈山向瑞金发展的模式一样，都是内线部队稳住根据地，再派外线部队朝外打，不断扩大地盘和实力。
如果只守根据地，不仅很难守，关键的是实力上不来。
如果全部力量向外打，没有长久稳固的立足之地，一旦失败就是灭顶之灾。
后来的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我党将这种战法修炼的炉火纯青。
《亮剑》里面的李云龙守着老窝，让营长们出去发展，后来二营长都有了意大利炮，就是这种战法的生动展现。
《亮剑》剧照
当时，红十军团如果能将这种战法坚持下去，就不会全军覆没。
令人惋惜的是，方志敏和红十军团并不能按自己的想法来。
此时，中央红军主力已经离开瑞金，中央让留守下来的人，以项英为首成立了中央军区，红十军团接受要中央军区的领导。
中央军区大概看19师在敌人腹地闹得挺好，于是发来指示，命令红十军团总部率领20师、21师全部转入外线，与19师会合，搞大兵团活动，打大仗，将动静闹的再大一点。
方志敏也必须随军团行动，粟裕被调任为军团参谋长，等于将苏区的所有力量一锅端了出去。
结果，第一场大仗就失败了，寻淮洲也不幸牺牲。
此后，就是红十军团一路地转移，敌人一路的围追堵截。
转移途中，粟裕和方志敏带着军团机关、后勤人员约800人作为先头部队在前，军团长刘畴西带着主力部队在后。
1935年1月16日，先头部队走到怀玉山附近。方志敏让粟裕带着先头部队先走，自己留下来等刘畴西，他担心刘畴西犹豫迟疑，影响主力部队转移，因为，此前刘畴西就老是派人来说，部队疲劳，要停下来宿营休息再走。
就这样，粟裕带着先头部队连夜穿过敌人最后一道封锁线，安全到达老苏区，然后一等再等，也没有等到方志敏和主力部队的到来。
后来粟裕得知，方志敏的担心是对的，但他的留下并没起到作用。
缺乏军情似火意识的刘畴西，未能听从方志敏的意见，一味强调部队疲劳，坚持就地休息，导致主力部队陷入敌人重重包围，加上天气骤变，风雪交加，红军指战员几天粒米未进，最终弹尽粮绝，除少数人突围外，全军覆没。
怀玉山之败
方志敏与刘畴西也不幸被俘，半年多以后因宁死不降，被老蒋下令杀害。
带着脚镣依然器宇轩昂的方志敏（中）
表面上，方志敏之死与刘畴西的指挥不当有关，但是如果没有先遣队的到来，他和他一手创建的闽浙赣老苏区，坚持下去是完全可以的。
也许从某种角度上可以说，也正是先遣队与方志敏的会合，以及后来成立红十军团，到红十军团的覆没和方志敏的死，让粟裕的弃子宿命有了转机。
与叶飞的会合
皖南事变之后，新四军于1941年1月重建，陈毅任代军长，刘少奇任政治委员。
全军整编成七个师，粟裕任第一师师长，下辖三个旅，第一旅旅长兼政委是叶飞。
如果说粟裕是陈毅下面的第一主力，那么叶飞就是粟裕下面的兰博万。
但是就在4年多前，粟裕居然还给叶飞摆过鸿门宴。
叶飞在回忆录中写到：
“一九三六年初秋，粟裕同志约我到庆元南阳会面”
“见到粟裕同志，我很高兴，要向他汇报会见黄道同志的情况和临时省委会议的结果。他说：“好呀，晚上吃过饭再说吧。”
“当天晚饭的时候，我、陈挺和闽东的干部都入席了。如同旧小说中所描写的那种场景，酒过三巡，掷杯为号，预先布置好坐在我两边的人把我抓了起来”
“我的手脚被捆绑起来，背上还被撑了一根竹竿，不能动弹，就像对待土豪、叛徒一样。”
“在押解我的途中，我几次提出要同粟裕同志见面说话，都未予理睬。后来在路上遇到国民党军队的袭击，部队被打散，押解的人忙乱中向我打了一枪，打伤左腿，就把我扔下，自己逃走了。”
“国民党士兵逼了上来，我就从十几丈高的悬崖上跳下去，恰巧挂在树上，没有摔死。”
从上述回忆中，可以看出时隔多年，叶飞仍对当时的一些细节叙述的历历在目。
尽管叶飞最后说：
“我和粟裕同志也长期战斗在一起，从新四军一师，华东野战军，一直到解放后，我都在粟裕同志的领导下工作，多次当他的副手，相互间配合得很好，没有因为个人意气而影响工作。”
可是看得出来，叶飞自己也承认，他对粟裕其实一直是有“个人意气”的。
这件事也叫“南阳事件”。
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
还得从前面讲过的红十军团怀玉山失败说起。
红十军团主力部队覆没之后，粟裕接到中央指示，要求他们以突围部队为基础，组建一个挺近师，由粟裕任师长，刘英任政治委员，进入浙江，开展游击战和开辟根据地。
说是一个师，其实也就500人左右，再也无力打大仗了。粟裕将其编成三个支队和一个师直属队。
1935年2月，挺进师进入浙西南，到9月份的时候，已经在江山、浦城、龙泉、遂昌、松阳五县之间开辟出一块纵横百余公里的游击根据地来。
挺进师也发展到近千人，扩编为5个纵队和2个独立支队，加上地方工作人员，不下2千人。
这期间发生了一件很难说好还是不好的情况，挺近师当初南进浙江时，遭到敌保安团的伏击，这次伏击将他们仅有的一台电台打坏了，从此与中央和上级组织彻底失去联系。
就在粟裕认为已初步完成中央给的任务，在浙江站稳脚跟的时候，老蒋不干了。
也难怪，浙江是老蒋的老家，怎能容许红军在此搞三搞四。
老蒋一出手，就是重手。
来围剿粟裕的是陈诚“土木系”的十八军，其师、团长中如黄维、胡琏等人，后来在淮海战役中被粟裕按在地上摩擦，但这时候，粟裕只能绕着他们走。
粟裕决定留下第二、第五纵队就地坚持，他带着其余部队跳出包围圈，南渡龙泉河，进入浙闽边境。
粟裕在浙闽边境与十倍于我的敌追击部队兜圈子时，想起来去年先遣队途径闽东，曾与当地的一支小的红军队伍短暂会合过，还留下100多伤病员和一部分枪支给他们，于是决定进入闽东寻找这支部队。
1935年10月5日，粟裕与闽东根据地负责人叶飞在福建宁德寿宁县胜利会师。
粟裕与叶飞会合示意
这次会师双方都很高兴，按粟裕的话说是，“群情振奋，十分欢快。”
对于粟裕等人来说，躲过了强敌的追剿，来到相对安全的地方；
对于叶飞来说，长久与上级党失去联系，迫切需要得到上级党的领导。
于是双方一合计，决定共同组建闽浙边临时省委。
为什么叫临时省委，因为双方均与中央失去联系，没办法报中央批准。
临时省委由刘英任书记，粟裕任组织部长，叶飞任宣传部长兼少共书记。
相应还成立了闽浙边临时省军区，粟裕任司令员，刘英任政委。
很显然，上述组织安排完全是以挺进师为主。
要知道，此时挺进师建立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已损失殆尽，而叶飞他们则有四块比较巩固的游击根据地。
另外，双方会师时，据叶飞回忆，挺进师仅百余人，而叶飞他们，主力部队就有1千多人。
后来南方八省游击队加入新四军战斗序列时，粟裕带领的浙南游击队被编成一个营，而叶飞的部队则被编成一个团，可见双方实力的差距。
所以，在双方会师的热情消褪后，这个以挺进师为主的组织安排，就变得有点别扭。
当然，如果这个安排是中央或者上级党确定的，那么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这事不是他们自己搞的嘛。
也正因如此，尽管有了临时省委，三个领导人却经常分开活动。
粟裕、叶飞在外面打游击，刘英主持临时省委的工作。
由于刘英一直想统掉闽东，就想将叶飞留在临时省委工作，藉以调离闽东。
粟裕虽然不太赞成刘英的这种搞法，但未做到坚决抵制，还按照刘英命令对叶飞扣留，导致 “南阳事件”的发生。
后来，粟裕在回忆录中，对“南阳事件”做了总结：
“当时我们都还年轻，又失去了中央和中央分局的领导，这就不能不使我们在思想上行动上和对问题的处理上，留下不成熟的痕迹。”
确实如此，三人中刘英最大，30岁；粟裕次之，28岁；叶飞最小，21岁。
“南阳事件”后，临时省委彻底分裂，不仅叶飞与挺进师就此分手，挺进师内部，刘英认为是粟裕故意放跑叶飞，两人因此也闹掰了，双方在各自活动的地区内各自行动。
自此，粟裕彻底放单。
他在浙南又建立了游击根据地。在敌人的反复围剿中，粟裕走遍了浙赣线以南，天台山以西，浙闽境以北的每一个大大小小的山头，度过了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光，直到抗战到来。
红线范围是粟裕活动区域
可以说，粟裕与叶飞的这次会合经历，使得他完全成熟起来。
加入新四军
1937年9月，粟裕带人在浙江遂昌门阵地区活动，由于消息闭塞，还不知道国共两党已经实现第二次合作，只是不断听到各种消息和谣言，说什么“共产党投降了。红军被收编了”。
经过仔细分析，粟裕觉得可能是国共合作了，便派了一支小部队出去调查。
这支小部队化装成国民党军队，大摇大摆地开到龙游县溪口镇，进入镇公所，自我介绍说：“我们原在山区剿匪，现在奉命开赴抗日前线，要给县长打电话，了解情况”。
镇长帮助给县长挂了电话。县长说：“现在国共合作啦，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要开拔抗日了……”
接到手下人的汇报，粟裕终于确定，三年前接受的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使命完成了。
相信那一刻，粟裕一定百感交集，多少忠魂埋骨青山，唯有他活了下来。
在温州平阳县北港山门街，粟裕收拢分散游击于浙南各地的挺进师游击队，共四五百人。
这个数字，和一九三五年初挺进师进浙江时的人数相当。
这时，新四军军部已在南昌成立，后又迁至皖南，来电命令粟裕赴皖南集中。
黄山市徽州区岩寺新四军军部旧址
1938年3月，粟裕带着队伍，从山门街出发，行军一个月，到达安徽歙县岩寺，加入了新四军的战斗行列，整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三营。
自此，将神出山，所向无敌！
将神粟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