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阳县，是一个古县名，秦朝置西阳县，属现在的湖北地界，在今河南光山县西，县治之所在今湖北黄冈东，今天中国已没有西阳县这个地方，正如《勇敢的心》里的那个热河省一样，都早被历史遗忘。
古秦人，曾经是一个最不怕死的族群。
所谓的传奇，正是捡起一些早被历史遗忘的曾经的，使之令人称奇。
上世纪初，两个来自湖北山区（西阳县）的少爷，霍啸林（杨志刚）和赵舒城（于毅饰），一对结义兄弟，因种种经历，1920年代中期他们都辗转来到北伐战争时代的武汉，前者成了黑社会老大，后者成了国民革命军军官，再之后，又是种种复杂的经历，他们又先后来到热河，成家立业，却又赶上1930年代中期最为惨烈的热河抗战，前者成了抗日英雄，后者却当了汉奸。
英雄与汉奸，是郭靖宇式传奇剧的永恒主题，我想这必定有创作者个人特殊的原因，同时，他在创作自己的那些抗日英雄谱系的时候又会更加放大他们身上的民间色彩，这若在当下的语境下，也该是叫“独立性”吧。
民国年间的西阳好汉霍啸林，一生娶了6个女人，这就是一种传奇，而他分别跟这6个女人的各个故事，又各自传奇得不同，是传奇的另一种延伸，但儿女情长并不是这部剧集的主干，因为郭靖宇本身感情戏的创作就是短板，所以，这部剧的真正骨干还是兄弟情仇，即霍啸林和赵舒城。
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在这不到40年的时间里（经我夜观天象）其社会动荡之剧烈，国家灾难之频仍，以及民生涂炭之狼狈，即使放到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中亦难有出其右者，霍啸林和赵舒城的个人命运和人生态度的曲折变化，正好是这个复杂的时代的映射。
即，生在那样一种时代，无论人变成鬼，或者人变成神，都不算意料。
但这还不是剧集真正卖弄的核心，它真正的最核心内容其实是霍啸林和赵舒城的“兄弟之谜”，即他们如何从一对结义金兰的阔少爷，再变成一对走过大风大浪的江湖兄弟，再反目成仇地成为两个对立阶级的代表者，之后，又变成一对同母异父的血缘兄弟，再再之后，最终成了一对同父同母的亲兄弟，故事一个套着一个，这一系列令人匪夷所思的人物关系演进，以及这些演进过程的每一个过程，都需要有足够合理的情节堆积和历史渊源堆积，表像上令人看着奇异，寻思起来又非常合理。
是名副其实的今古奇观。
其实，这是中国古代文学里的志异传奇故事的常规创作思路，只是那些故事多建立在多个版本、多个渊源的民间口头文学加工创作基础之上的，在电视剧业异常发达的今天，郭靖宇却以个人之力，将当年需要许多人和许多年头才能整出来的民间故事，依靠其谙熟的工业流水线式创作能力集中展现出来。
可谓蔚为大观。
人，好人与坏蛋，以及事，即好人与坏蛋之间的斗法，是中国传统民间故事魅力与魔力的核心竞争力，而若顺着这个脉络去体验故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所有优秀的故事创作者，个个也都是会写字的大坏蛋，郭靖宇，以及表演者杨志刚和于毅都不例外。
比如，霍啸林这个人物，从一开始观众就知道他肯定是好人，但若他从一开始就是好人，或者一直就是个好人，这故事就没意思死了，所以，他被安排成了一个全剧中毛病最多的那个人，目光短浅，贪生怕死，调戏女孩，以及还有一个令他倒了八辈子血霉的奶奶，虽然故事到最后，霍啸林已经在江湖上呼风唤雨，家里妻妾成群，但我相信看着剧集的观众，委实不会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他，因为他过的日子太难了，颠倒黑白的时代，令这个江湖英雄日复一日地在刀尖上行走处事，他“好人”的人生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剪熬。
由张少华饰演的奶奶，是本剧一大亮点，这个在乱世里苟活，却又都参透一切人性善恶的半瘫老者，虽然对她的家族和她的孙子有着深深的爱，但表现方式又是那么的令人难以接受，她不能行走半步，却可以料知天下的本事，来自于中国民间传奇故事里的某种约定俗成的传统，几乎每个这样故事里都有一个这样人物，几乎每个伟大英雄生活里也都有一样这样的军师。
相比之下，于毅饰演的赵舒城，作为人鬼两分的那个“坏蛋”，无论是创作方式还是表演方式，都相较霍啸林要简单一些，可以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概括之，他好时就好成天使，他坏时就坏成魔鬼。
北伐军在武汉的几场战斗，是赵舒城人生最出彩之时，其中有一场他带着敢死队炸城门的桥段，赵舒城的身体被战友投掷的手榴弹翻转着炸飞出去，重重摔在很远之外，镜头里的战友们都以为他死了－－其实镜头外的观众都知道他活着，但我们仍然被这种极致的表演方式由衷感动了，这个镜头，又与他后来死硬执行蒋介石的反共政策，活生生逼死自己的共产党员团长形成鲜明的对比；也因之，即使赵舒城最后当了十恶不赦的大汉奸，仍然有不可忽视的个性吸引力，其实这亦是创作者可以熟练运用传统故事创作方法的结果，正如当年《隋唐演义》里的宇文成都或者《水浒传》里的方腊。
《勇敢的心》的剧名与一部好莱坞名片重合，故事最后也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革命的价值判断上有了完美的拔高，但说实话，它最大的魅力，还在于谙熟于民间故事传统，忠实于民间故事传统，所以才能收获得民间广大观众的一见倾心。(文/司马平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