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一部华语新片在Netflix悄然上线。
对于喜欢台湾电影的观众来说，它应该也是让大家期待已久了。
本片不仅在去年的金马奖上斩获了包括最佳新导演、最佳新演员在内的三项大奖。
上线流媒体后，豆瓣的评分也还不错，维持在7.8分。
而诸多荣誉加身，这还仅仅是导演阮凤仪的第一部长片。
和大多数处女作一样，本片也带有很强的自传性质，灵感就来自有美国移民背景的导演自己，就连女主角的名字“芳仪”也和导演的名字凤仪有所重合。
大致一看，《美国女孩》是一部典型的台式家庭片，文脉上接自侯孝贤、杨德昌，再到李安。
其中，熟悉的家庭细部描写，代际冲突等主题，穿过几十年，依旧精准的降落在了当代创作者的身上。
《推手》李安
我们与其说这是台湾电影的某种“传统”，倒不如说，就算沧海如何换了桑田，以“家庭”为单位的精神困境，依旧是整个东亚社会绕不开的核心矛盾。
本片的核心情节就围绕着一个非常典型的文化冲突。
在千禧年刚过的2003年，原本已经打算带着两个女儿定居美国的王莉莉（林嘉欣饰），突然发现自己得了乳癌。
丈夫本就一个人留在台湾资助母女三人，现在患病了更是雪上加霜，不可能继续留在美国。
于是，影片以机场拉开序幕，王莉莉不得不带着两个女儿重返台湾。
和妈妈根深蒂固的台湾背景不同，两个女儿，芳仪才刚念初中，芳安就更小了，几乎可以说是半个美国人，操着一口纯正的英语怎么也矫正不过来。
一个妈妈突然的决定，就意味着她们要告别美国的新新生活——夏令营、冰激淋、马场、美国同学杰西等等。
这一切都让姐妹俩，尤其是前脚已经踏入青春期的芳仪满腹怨言。
再加上对台湾环境的水土不服，母亲因患病而愈发敏感刁钻的性格，以及家中稍显紧巴的财务状况。
这些都让终于回到同一屋檐下的一家四口，毫无团聚的欣喜，更多的是剑拔弩张的对抗。
在这个典型的“两代人+中西文化”的语境中，我们本可以设想出许多激烈的戏剧冲突。
但《美国女孩》的处理却非常淡。
几乎是像是白开水一般规避了所有情节上可能的起承转合，把家庭生活的细节，譬如那些起居、对话、龃龉铺陈开来，洋洋洒洒了整整100分钟。
影片的大部分段落都在破旧、长满霉菌的台湾老屋展开，镜头长时间静止的呆望着。
色调昏暗，没有任何自然光源，四个家庭成员的面孔也常常是半阴半亮的沉默着。
偶尔当画面来到大女儿芳仪的新学校，又转为一种由升学教育所带来禁欲气息。
对于导演阮凤仪来说，舍弃激烈的矛盾冲突，也意味着她试图让影片成为冰山浮出水面的那八分之一。
于是，你会发现镜头对准了当下的日常，同时也给出了大量的留白。
比如当妹妹芳安从阳台向下望去，发现爸爸送给姐姐一辆新自行车时，镜头并未给出相应的画面，而是留在阳台上看着妈妈如何走过来安慰芳安。
一家四口无形的拉开了阵营。
同样在故事主线上，几处重要的转折都未被展示——芳仪到底要在演讲比赛上对妈妈说什么？
她的演讲稿上又写了些什么？
以及母亲的乳癌治疗得怎么样了？
父亲每每去大陆出差又干了些什么？
而最让人玩味的是，无论芳仪如何追忆着美国的幸福生活，画面也并未为我们展示一丝一毫。
而是让妹妹芳安用稚嫩的嗓音说出一句：“美国的生活也不完美啊”
顿时让人浮想联翩——在台湾勉强才能算是中产阶级的母女三人，在美国又过着怎样的生活呢？
导演阮凤仪显然想以这样的留白，具象化四个家庭成员的经验盲区。
或者，用《一一》中洋洋的那句经典台词来说，“我要让别人看到他们看不到的东西。”
杨德昌《一一》
和观众只能看到被展示的日常一样，四个家庭成员也看不到彼此生活的全貌，于是就充满了自私的“想当然”。
父女三人都希望王莉莉能积极乐观的面对乳癌，却无法体会一次次化疗的痛苦，以及死亡的恐惧。
而在母女的身上，这样的盲区就更明显了。
母亲不知道芳仪如何在学校里被同学排挤，称呼为“美国人”。
而在芳仪看来，妈妈则是任性代替自己决定了人生，去美国，回台湾，从来没问过她的意见。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女孩》中林嘉欣饰演的母亲王莉莉可以说是精准打击了诸多中年人的真实处境。
中年患癌的她，这样向好友袒露着自己的心情：摸到乳房里的那个硬块时，脑子里只有一句话，“怎么绕了这么一大圈还是回到了原点”。
尽管影片几乎没有叙述，但我们大可以想象一下。在九十年代的台湾，出国还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会对女儿说着“下辈子想当男生”的王莉莉，一定不甘心留在新店这个小地方。
她知道自己远不算家境殷实，便只能劝说老公留在台湾，忍受分离之苦，带着两个女儿奔赴美国，大概是一边自学英语，一边打工，一边养育女儿，渴望从下一代开始逆天改命。
当时，她一定是同辈人口中的“勇者”，真的实现了那遥不可及的“美国梦”——读台大，去美国，从下一代开始再也不用回到挤逼的新店筒子楼。
但命运开了一个玩笑，为了治疗乳癌，她只能半道返回，还未品尝到“美国梦”的胜利果实，就灰头土脸地回到台湾。
一切都不尴不尬，不咸不淡，夫妻感情生疏，母女关系碰壁，老家还在不断的把她折旧。
很讽刺的是，她曾经为了改命出走，如今又为了改命回来。
所以，《美国女孩》这个片名其实很有误导性。
所谓的“美国”就像这个家的一个幌子，大家把“美国”当作解药。
因为不景气所以去美国，又因为不景气所以回台湾，更因为不景气所以去大陆。
但实际上，所谓的文化冲突，不过是一个转移矛盾，模糊焦点，缓解人生焦虑的出口。
而真正的问题，人到中年的王莉莉不可能没发现：即自己不过是时代的人质，是命运的一粒小灰尘。
在这个意义上，本片特意将时间设置在非典爆发的2003年，一切就都显得意味深长起来。
姐妹俩回到老房子，发现小时候拓下的手印还在。
那是风云巨变而不自知的千禧时代，有拨号联网的台式电脑，周三的微机课，5566的孙协志正当红。
片中芳仪在网咖流连往返，登陆着MSN和无名小站，背景音乐则是周杰伦的《安静》和《开不了口》。
而2003年非典时期的捅棉签、戴口罩，隔离等疫情画面，又让正在忍受疫情的我们惊觉又一次轮回。
那些你以为会过去的又卷土重来，以为会天长地久的却转瞬即逝，这就是时代，也是个体。
不知道哪里变了，但就是不舒服，就是很压抑，举目四望却不知道该责怪谁。
当它们降落在每一个相似又不相同的东亚家庭中，就变成了一股“无名的怨气”。
片中以芳仪为首的每个人，都对自己最亲近的人充满了火药味，句句夹枪带棒。
妈妈王莉莉把刺耳的“癌”“死”等字眼挂在嘴边，整日训斥女儿不听话，丈夫不贴心，长吁短叹，未到临终，先留遗言。
而当我们忍不住想质问女儿芳仪，怎会如此叛逆，明知妈妈患病，还吵嚷着要回美国，说着诸如“你一个人得癌症搞的全家都得癌症”的扎心话时。
却会恍惚发现，她不过是对母亲情绪的一种复制。
因为，在东方式的家庭结构中，个人的牺牲与奉献被无限推崇，确认“亲情”的唯一方式就是舍己为人的无私付出。
于是，在这样“以爱之名”的捆绑中，亲情就变成了一种有借有还的道德绑架。
在王莉莉惯常使用的句式中，总是下意识的罗列自己的付出，进而上升问题的高度。
芳仪不喝果汁，她会说“将来得癌症不要怪我”，吵架到高潮，她便会甩出一句“没有你们我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这种意有所指的争吵，背后的逻辑其实就是一种以付出为筹码的情感威胁。
同样的逻辑也出现在芳仪的世界里，她把自己的诸多不顺，归因于母亲回台湾的选择，放肆的说着“你毁了每个人的生活”。
所谓的“个人牺牲”就成了一块遮羞布，掩盖着难以启齿的指责和委屈。
这也是为什么，他们都无法好好沟通，总是词不达意，阴阳怪气。
看似是我为你活，你为我活，实际上却是把自私包装成无私，互相消耗成为彼此焦虑的来源。
你会发现，在这样的家庭逻辑中，个人忧郁几乎是“不道德”的。
母亲不能因患癌而影响家人，于是放弃正常沟通，把恐惧扭曲成一种无处发泄的怨气。
而芳仪则不愿直面台湾这个新环境，于是将自己的不适，解读为母亲的无能。
也只有这样，两个人才都完成了“无私奉献”的指标。
也就能在争吵时，理直气壮的指责对方：“你只想到你自己！”
当然，会形成这样的关系，它的大前提一定是爱，也一定是在乎。
这也是本片在发现亲情症结后，所指向的答案。
也许，在某种程度上，这样的答案难免有些偷懒，但它同样也是家庭的真相。
在芳仪的台湾日常中，到处都是莫名其妙的恨，和突如其来的爱。
母女大吵一架后，就能手牵手吃雪糕，姐妹俩明明才翻脸，转头就和好如初。日子滚滚向前，一切都不明不白的糅杂在一起，苦乐参半。
没有人能独善其身，既要面对自己的心结，同时也要分担对方的不堪。
此时，芳仪在演讲稿上的那句话就成了本片的题眼，她说：
“母亲的恐惧会成为我的恐惧，她的软弱会使我软弱。”
这才是家庭关系的本质，好坏与否，都是休戚相关，几万棒子也打不散。
在这个淡如白开水的电影结尾处，芳仪从窗台向下望去。
春来了，风来了，绿色来了，似乎什么都没发生，什么都没解决，但日子还是要继续下去。
就像陈绮贞的片尾曲所唱的一样：
“透彻的爱过，尽在不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