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春节，我师父汪先生请袁门的同道吃饭，各路高人济济一堂，师爷袁阔成先生自然是高居上座。那年他八十二岁高龄了，依然谈笑风生，大家欢呼畅饮，兴高采烈，我作为“小学生”陪在末座。
徐德亮办画展时，田占义先生上台给观众抽奖
袁先生进门时，我们起身迎接，没想到他一看见我，就用手指点着我说：“不赖你，赖你师父啊！”着实吓了我一大跳。因为这句话是戏曲、曲艺界里一个著名的典故，说的是有一次袁世海先生看青年演员演戏，青年演员演完问袁先生：“您看我这怎么样？”袁先生说：“不赖，不赖……”青年演员还以为这是夸他呢，没想到袁先生接着说：“不赖你，赖你师父啊！”所以袁阔成先生冲我说这话时，我还以为他会对我的评书有所指教，结果他接着说：“肯定是你师父不让你叫我参加你的婚礼，要不然你不至于（不叫我去）。”我赶紧对老先生说：“哎呀，我是看您岁数太大，不敢惊动您。”袁先生盯着我，不以为然：“我那老朋友蓝天野比我岁数还大，怎么他去了？他都能去我为什么去不了呀？”
袁先生挑礼了，我赶紧和他解释，蓝天野先生是我媳妇工作的北京人艺的前辈，所以把他请去了。
袁先生是田占义先生陪着来的，田先生是袁先生的徒弟，但他一般不在各种场面走动，我是第一次见他。当时田先生还不到七十岁，看着却比袁先生的岁数都大，满脸褶皱，大眼皮一耷拉，下眼袋一鼓，眼睛就是一道缝。他不怎么说话，显得谱儿很大，我觉得这位老先生不太好打交道，不像曲艺界的人那么八面玲珑。
田先生是中国铁路文工团的评书表演艺术家，早年就享大名，他说的《秘密列车》人尽皆知，但我也没听谁聊起过他。聚会后的第二天，王文林先生打来电话：“田占义先生来电话说见着你了，没想到跟你还有这缘分，让你上家去呢。”我说：“好啊，您跟他熟？”王先生说：“我跟他太熟了，虽然他是评书名家，但他最早是相声门的，王世臣先生的徒弟，王世臣是我的老岳父啊。”没过多久，王文林先生和我一起去田先生的家里看他。
田先生住在万寿寺附近的一栋老楼里，那是一个老两居室，南屋北屋中间夹着个不见光的小客厅。记得那次拜访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家一米多长的桌子上摆了十来盆盛开的水仙，香气扑鼻。
我们聊了大半天，聊相声的时候比较多，以至于后来再去找他，我都尽量避免和他聊相声，因为他一说起相声就没完，评书反而说得少。他说自己原来跟李鑫荃先生学评书时，对李先生佩服得五体投地；李鑫荃先生是老私塾的底子，张嘴全是四六八句，他学评书时很少背诵传统的“赞儿”，遇见什么景、遇见什么亭台楼阁、遇见什么人，一张嘴就是合辙押韵的古文。
说不聊相声了，其实还是聊相声多。田先生爱上相声、评书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在鲜鱼口的“迎秋茶社”。当时老艺人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无论是演出的内容还是日常的精神风貌都比较积极向上，所以这个行业在他心里是很高级、很神圣的，他对那些老前辈都尊重有加。他说：“我亲眼得见在迎秋茶社后台，高德明和王世臣坐着聊天儿。这俩人差十来岁，当时都三四十岁，而且王世臣已经是名家了。本来他们聊着生活中的事情，忽然话锋一转说到业务、说到节目了，王世臣立刻站起来，双手垂下，规规矩矩地听。高德明说：‘你怎么还这样？你坐下听。’王世臣说：‘不，您这是给我饭呢。’”
田先生出生于工人家庭，跟文艺没有一点关系，但他们家住在鲜鱼口豆腐巷附近，田先生小时候出来玩，往西走不远就能见着“水牌子”——那是北京曲艺三团在迎秋茶社的相声大会，票价四千块钱。他兴致勃勃地介绍：“那会儿买票还能选座呢，你选这儿，他在图上一勾，就表示这个座卖出去了。”
迎秋茶社是个小园子，能容纳二三百人，白天场可以从一点演到六点。田先生是真爱相声，不但听白天场，还听晚场。晚场七点开始，一直演到十点多，散场后，他往东一溜达就回家了。
田先生刚那么大点儿就花钱听相声，家里还不管，只因当时的相声可文明了。后来他老听相声，不好好上学，家里就“出手”了：“我爸爸是做鞋的，家里存的千层底鞋底子一摞一摞，他把两个鞋底子摞起来打我……”
就算这么打，也没把田先生这荒废学业的爱好给打没了。那会儿东琉璃厂有个宣武区第四文化馆，文化馆开办书法班、画画班、歌唱班、话剧班、京剧班、曲艺班，请专业团体派老师来讲课；相声这一门，请的是北京曲艺三团的相声演员王世臣，田先生去文化馆听课，也就攒下了拜王世臣先生的缘分。后来，跟他一块学相声的几个师哥都“摆知”拜师了，但家里不让田先生说相声，让他念书，就没“摆知”。田先生说：“我那会儿也没钱拜师，就算个记名徒弟。”不过记名徒弟也有好处，那就是可以前后台乱串，不用买票，他对迎秋茶社的诸位先生就更熟悉了。
其中高凤山先生给田先生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他在唱快板之前的那些小“垫话”，能继承的人很少：“这个周仓为什么服关老爷？开始他也不服，关老爷拿过一根鸡毛来，说：‘你不劲儿大么？给你根鸡毛，看你能扔多远。’傻周仓拿过鸡毛一扔，掉地下了，又一扔，又掉地下了。关老爷一看，说：‘你不行，你看我的。’关老爷拿过一只鸡来：‘你看看，这一堆鸡毛呢。’一扔，那边去了！打这儿起，周仓才服关老爷，这才给关老爷托刀。今儿咱们唱这段《周仓偷孩子》……”
说到评书，平时田先生老和我讲他怎么处理书中的人物和情节，怎么开脸儿，怎么拴“扣子”，怎么选书——老了以后选《聊斋》《八仙得道》。为什么选这种神怪书？田先生说这种书其实还在讲“人情”。
他也迷京剧。我写的话剧《天命》公演后，他多次给我提意见，甚至非常生气：“你怎么能把一个京剧演员写成汉奸！”我说什么人都有可能当汉奸，这只是一个人物，不代表整个行业。他依然不高兴。他和我说过好几次，而且都是看我实在不肯“就教”或“下问”的情况下忍不住了才和我说的。我对自己的文字向来敝帚自珍，不太看重他的意见，但他还是不停地说……
2018年，我在大观园办了一个“百墨百猫百福”画展，邀请十位京城名家前来捧场。我跟田先生一说，他说：“没问题，我必去。”我说：“给不了钱。”他说：“我跟你还要钱？但是我离那儿太远，你能不能找个车接我？”我说：“事儿太多了，恐怕也找不了，您打车来吧，我给您报销。”他说：“我打车去没关系，你要不找一车把我送回来？我不会用手机叫车，腿脚也不利索，没法儿出来呀。”我答：“没问题。”
到那天，他早早地就来了，怎么来的我也没细问。结果活动一完，田先生自己走了，我赶紧打电话：“我给您安排车了，您在哪儿？”他说：“我已经走了，你太忙，咱们哪天家里聊吧。”
去年疫情正严重的时候，2月18日，突然看到田先生因心脏病去世的消息。
在此之前，田先生跟我说：“给我画张画儿啊。”我说：“好啊。”但这件事一直没落实。就在去年春节前两天，他还让我写“福藏清闲里，寿在乐观中”，要挂在墙上，我写了好几张都不满意，发给他看，他倒说挺好，让我写上“赠义净居士”。我还准备再写几张挑挑呢，没想到他走了。
2015年袁阔成先生去世的时候，我正在飞往埃及的航班上，没能给他送行；2020年田先生去世，又赶上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无法举行告别仪式，也没能给他送行。那天夜里，我戴上口罩跑到外边，掏出打火机，把一张画和写好的字点燃，在心中默念：“田大爷，这是许给您的，我没法儿送您去了，您一路走好。”宣纸几秒钟就烧没了，但是那股烟尘之气一直闷在我的口罩里散不出去，满嘴都是烧纸的味道——这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也再不会有的感受。
（原标题：与田占义先生聊天）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 徐德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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