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5月7日是发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口号的周年纪念日,1975年的这一天陈霓和他们的小伙伴就要离开了家乡,离开把他们养育成人的爸爸妈妈,离开一座有着千年文化的历史名城。他们将永远的告别美好的学生时代,告别天真无邪的梦幻少年。他们将跟哥哥姐姐们一样,跟千千万万的同龄人一样奔赴未知,去开启不同于以往的人生旅途。
其实这座古城不算是陈霓的家乡,岭南地区的这座千年古城不是她爸爸妈妈家乡。他们只是因为工作需要从外地调过来的,在这里工作了二十几年,而四兄弟姐妹都是在这里出生而已。她爸爸是1945年参加革命,是家乡第一个地下交通站站长和闽粤赣边游击队大南山纵队的武工队队长。他曾经多次把家里的金铺、钱庄里的钱和粮食都偷出来支援游击队,也算是一个比较激进的热血青年吧。解放后就调到古城工作的,任比较重要的职位。后来因为是“大地主的儿子”,家庭成份不好加之自己的“直筒子”坏脾气,经常得罪人,所以一辈子都不得志,官越做越小,永远都只是一个小人物。历次政治运动都会不同程度的受到冲击,尤其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他是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阶级异己份子”等罪名成为第一批戴高帽游街的对象,曾经被批斗时双手被反绑在背后,跪着毛蚶的壳三天三夜,以至于两个膝盖髌骨粉碎性骨折,落下了后半辈子的半残疾状态。之后就到了“五七干校”劳动几年,再之后就调到乡下工作,一直到陈霓上山下乡前几个月才回到城里,在一个街道办事处里面当个小头头。几十年的“运动”造就了他在谨小慎微和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的同时又随时把在外面受的委屈在家里人找出气口发泄的习惯,所以对儿女的关心和关照很少,大哥二哥就是他最好的出气筒。她的妈妈有妈妈的特点,她也是出身于大资本家的家庭,家里弟兄姐妹很多。她从小跟随大姐到长沙念书。大姐和大姐夫当时是以教师为职业的地下工作者,在白色恐怖中由于叛徒的出卖被捕入狱,之后就被杀害。年幼的妈妈成了孤儿流浪街头,后来被慈善机构收留,在孤儿院呆了五年,直到日本投降后才回到家乡父母的身边 。因为从小读书,在孤儿院也一直读书,而那个年代别说女孩子上学,就城里的男孩子都很少上学,所以她妈妈就成了“很有文化的人”了。1947年妈妈考上了广州师范学校,那是陈嘉庚在广东办的免费学校。1948年随着学校师生们一起参加“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之后就参加了闽粤赣边游击队上山打游击了。解放后不久也调到了古城,初时在法院做文秘工作,负责起草一些文件。后来因为学校是陈嘉庚办的,而陈是“海外资本家”,所以他们这批学生全部被“特嫌”审查了好长时间,后来就在档案上写着“特嫌,不得重用”几个大字,因此调离公检法系统,到了县总工会当一名普通工作人员,注定了一辈子的命运。孤儿院的生活和以后的遭遇也造就了她自私和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她常常回忆起在孤儿院的时候,她说在孤儿院就是要学会抢东西吃,抢不到吃的就会饿死。她因为年纪算是大的,所以抢赢其他孩子。很多人都是抢不到吃的饿死的,每天都有死人抬出去。解放后没多久就结婚了,嫁给了带着一个三岁小孩,在古城范围内算是身居要职的父亲。结婚之后三年生育三个孩子,自己工作又忙又不敢偷懒,加之还得了肺结核,所以带小孩对她来说是一件奢侈的事。没有办法只好到处找人帮忙,经常把小孩送到有人带的地方托养,对儿女的责任就只是养大成人而已,不可能给予过多的呵护和爱惜。两个哥哥还好,大多数时间还都是在父母身边长大。姐姐就不同了,一直寄养在舅舅家和远房亲戚家,13岁半就上山下乡到海南岛了,是所有到海南岛的知青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十年后才回到家里。陈霓虽说是家里的老小,却也是从小在外婆家长大,寒暑假也很大部分时间在外公外婆家,尤其“停课闹革命”那些年几乎都在外公外婆家做刺绣。六岁就跟着邻居婶婶学刺绣赚钱,因为手脚特别麻利,做事很快,赚钱也多,所以赚钱就是她的任务,哥哥们负责家务。兄弟姐妹就是这样从小练就了独立、顽强、拼搏的人格特点。
五月里这一天的早上,岭南的这座古城天似乎特别的蓝,蓝到连云彩的没有,那时城里没有什么花草树木。古城中原来有许多古时候留下的牌坊,亭台楼阁都在六十年代就全部拆除殆尽了,所以只有“古城”的称号,完全没有了古城的原貌。原来主街上民国时期建筑风格的二层骑楼商业街也早就变成了民居。如果说还有那么一丁点的痕迹,那就是几个古井和东门楼了。天气早已经是穿着短袖还会出汗的天,街上的人流照样来来往往,各忙各的,没有人关注着县委门口集聚人群的事,也许这种情形太平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要做,管它干什么呢。今天县委门口集聚着几十名脸上带着稚嫩和茫然的少男少女,每个人的背上都背着一个或大或小的行军包。行军包是将包裹着衣服的棉被叠成正方形,用一根长长的绳子将棉被捆成井字形的包裹。手上提着网兜,网兜里是铁桶、搪瓷脸盆、搪瓷杯子和一些其他杂物。有些家长抚摸着爱子依依不舍,甚至有些奶奶还一边抚摸一边擦着眼泪。陈霓是一个人过来集中的,没有人抚摸也没有擦眼泪的人,因为爸爸妈妈都要上班。在他们眼里也许出门这件事很平常,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在她还是幼儿园大班生的时候已经自己一个人坐长途汽车到外公外婆家了,读小学之后更是常常一个人来来回回。这次的旅途还有那么多人一起走,确实没什么好送的。当然她也不以为然,看着那些抹眼泪的人心里暗暗发笑,至于吗?她想。就这样吧,出发,其实去哪里?去的是什么地方?未来的日子怎么样?……她全然不知,似乎也不需要知道,唯一知道的是只有去那个地方才有可能被推荐成为工农兵学员,成为梦寐以求的大学生,也许只要自己努力工作,表现良好,不久的将来她的梦想就会成真的,就会成为书本里的那些人物,也许……想想真有些激动,有些热血沸腾!正当她沉浸在胡思乱想的时候,一辆解放牌大货车开过来了,货车的前面有一朵布条卷成的大红花,这是那个时代,那种场合的标配。有个人拿着喇叭说了几句话,具体说什么她没有认真听,无非就是可以出发的意思啦。于是几十个背着行军背包的孩子们蜂拥着爬上货车的车斗里面,她也手脚麻利的爬上去。大家互相挥挥手,车辆就开走了。
时光要退回一个多月前,有一天她正在绣衣厂的厂里埋头缝制绣衣的下摆和纽扣,突然有人喊“陈霓,厂门口有人找”,她觉得奇怪,谁会找我啊,似乎从来都没有人找过我的,今天怎么啦?她大声问:叫我吗?谁呀?奇怪!那个人说:是的,叫你呢。于是她放下手头的活跑到厂门口。原来是彬叔,她说:彬叔你找我吗?彬叔是县委秘书科的科长,是爸爸的好朋友。不过与其说是爸爸的朋友,还不如说是她的好朋友,是她唯一的忘年交。他是乡下人,家属都在乡下,听说他老婆是乡里的妇女主任。他们有三个孩子,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是他的心肝宝贝,常常给陈霓看他女儿的照片,一个很可爱的小姑娘。她跟彬叔很谈得来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爱好——看书。她妈妈以前在县总工会工作,县图书馆跟总工会在一起,县图书馆就在东门楼里面。那些被贴了封条的书籍都关在县图书馆里面不得见阳光,像被判了死刑等候执行的坏分子一样。她从小就跟那位看管图书馆的叔叔挺熟,所以常常在人家吃晚饭的时候偷偷的爬上东门楼,揭开窗户的封条,然后爬进去,把之前看过的书还回去,又偷一本出来。彬叔知道了她有这个门路,也就常常跟她要书偷看。反正他一个人住宿舍,晚上也没啥事干,有书看就是最大的幸福了。就这样,他们成了忘年交。有时候他俩还在暗地里讨论书中的人物和情节。他是秘书科科长,写文章自然了得,什么领导的发言稿啊,报纸里的文章啊,各种报道啊统统都出自他笔下。那时这些小地方几乎是没有记者,也不是谁有资格乱写东西的,只有他可以写,别人写的要发表之前也必须他审批的。私底下他还写了一部小说,陈霓就看过他的手稿。小说大概是写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一群农村青年大干快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热情。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几个主角的工作和生活的一些场景。有点跟《飘香四季》差不多的题材,里面的主角应该就是彬叔和他的一家以及他身边的朋友。里面有很大的篇幅写到主角因为喜欢文学,经常在报刊杂志发表文章和诗歌,是一个“文艺青年”,充满着漫无边际的遐想和狂热的理想主义。而他的妻子是文盲,她的生活里除了柴米油盐就没有其他了。婚姻是父母定的,而他的家庭成份不好,能找到贫下中农的女儿也就解决掉了他日后的一系列麻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在家里实在“闷得慌”,但又不能当“陈世美”,他的价值观也不允许他当“陈世美”。于是他想办法到了城里工作,成为城里政府中拿工资的人,住在城里,节假日才回家。这样即能解决家里的生活费用,养儿育女,又有自己的空间可以从事写作,从精神世界上得到“修养生息”。他也绝对不敢或不会做出背叛家庭的事情,“背叛”这种事在那个年代是要受到严惩的,丢了工作是小事,判刑也是绰绰有余的。单位里有一位也是“文艺青年”的女性很欣赏他。他们之间可以从文章和诗歌去非常含蓄的互相欣赏但决不越界,充其量算是“柏拉图式”的精神爱恋吧。小说很长,时间已久,加之看的小说太多了,有些乱,所以其他的内容记不住了。不过在那个年代这种小说绝对不敢拿去发表,那简直叫找死。在从小接受革命理想教育的小陈霓看来那小说充满“资产阶级情调”,是“大毒草”。后来确实也没有发表,即使打倒四人帮后也没有发表,所以估计她是唯一的读者。彬叔长得不怎么样,不到一米七的个头,贴在头皮上的头发稀稀疏疏,黄黄的,软软的;眼睛总是眯眯的,好像有点近视又没有带眼镜。脸有点瘦长,不过五官还是挺匀称的。永远都穿着白色的衬衫,蓝色的长裤,虽然很旧,也有一些补丁,不过总是洗的干干净净,一看就是文人,只是还带着浓浓乡土气息的文人。他平时不怎么爱说话,看上去似乎有些腼腆,但在她的面前他就是老师,总是那么滔滔不绝。而她心里有什么话,有什么苦都只会对他诉说,也只有他会理解,会为她解惑,只有他知道她内心的痛苦和彷徨。她从来没有在爸妈面前坦露过自己的内心世界,在家里只有绣花,做手工赚钱,别无其他。她高中毕业两年了,那时高中毕业基本上都是15岁,小学五年,初中二年,高中二年,相当于现在的初中毕业,而期间还有几年是“停课闹革命”和每学期都有很大部分时间是“学工、学农、学兵”,所以真正学习书本知识是很少的。这两年里她大部分时间在家里绣花,后来去了绣衣厂做下道工。下道工是绣衣厂的附属厂,主要是加工绣衣的下摆和纽扣,干这些活的都是女人,家庭妇女们。她每天早上七点多就到厂里,做一会手工,等妇女们来齐之后就给她们宣读《毛选四集》,算是“早学习”。读完之后就各干各的活,计件的,谁干的多挣的钱就多。她个子矮小,瘦瘦弱弱的,大约也就八十多斤吧,是这座古城里女孩子的平均体重。皮肤很白,白到有点贫血状。典型的瓜子脸,清清秀秀,不过别看她看上去文文弱弱,做什么事都很麻利,性格也挺刚强的,属于外柔内刚的一类。她动作很麻利,眼睛又好,所以尽管早读花了时间,赚钱还是比很多妇女们多。她的手艺很好的,有一年在广州举办春交会,绣衣厂有产品要展示,那几件绣衣的下摆和纽扣都是指定她做的。还有一个好处是当时她妈妈也被贬在绣衣厂当工人,师傅是一个比她小二十岁的男孩子,裁剪班的班长。他对小陈霓也很好,而陈霓又是下道工厂的“厂长”,跟他接触还是挺多的,算是有业务联系。她管他叫庆丰哥,有时候他会从裁剪出来一些很小的碎片偷偷的带出来给她。这两年,她积攒着这些碎片可以做很多事。
她中学的很多同学都到工厂去工作了,那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年代,领导阶级的儿女都进了国营厂或集体厂。有的穿红袖圈在居委会当“纠察队”。她也当过一阵“纠察队”的队员,有一次去“执法”,晚饭时分把邻居的一家肩挑卖粿条汤的“投机倒把”份子给抓了,那天晚上他们这些拿着红白棍子的纠察队员就把这担粿条汤当宵夜给消灭。回到家晚上听着邻居家里一直传来呜呜呜的哭声,第二天家里的男主人上吊死了,留下孤儿寡母四五个人。这件事给她的触动和打击太大了,成为她一生的心病。从那以后她退出了“纠察队”到绣衣厂做手工。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有一句话大概是这样的: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是应该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才能够说:我的生命和全部的经历都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这是她的座右铭,是她要为之奋斗的目标,她可不愿意把美好的青春浪费在做下道工这里。彬叔是最理解她的,他知道她是有“大志向”的人。呵呵,终于有机会了。那天他就是拿着《南岭山林场报名表》来找她的,看到这张表她完全没有心里准备,下班后就直接到他宿舍。他告诉她这是县里唯一的一个国营林场,是刚刚筹建的,去了这家林场就是国营工人了。第一批知青的名额很少,县里的干部子女都争着去,他以侄女的名义帮她争取了一个名额。如果干得好,明年就可以推荐上工农兵大学了……。突然间前途一片光明啊,她很激动,感觉那“宏伟的志向”好像对她招手了。她毫不犹豫的填了表格交给了他。回到家也没有告诉父母,大约半个月后通知下来,过几天就可以出发,这才告诉妈妈。之后的几天她就没有去绣衣厂上班了,也没有去宣讲《毛选四集》。
首先她把积攒很久的碎步找出来,再找到庆丰哥告诉她要去上山下乡了,让他帮忙再弄些布碎。他也很帮忙,每天下班后就偷偷带些布碎出来。她在家里用缝纫机拼接了床单、被套、马甲、棉衣的里布,内衣内裤等等。还把以前积攒的化肥布袋洗干净,染成黑色,做成棉衣的面料。把几个枕头和布包里的红棉树籽爆开的棉絮掏出来做出一件厚厚的棉衣。小的毛布碎片也拆开搓成毛线织成一件毛衣。把外公去世时留下来的一件膝盖和屁股已经磨破的毛料裤子仔细的拆开,倒过来裁剪,腰成了裤腿,裤腿成了腰。她个子小,那些磨破的地方刚好可以裁掉,这是很暖和很高级的裤子了。还把她冬天盖的旧棉被拿去重新弹一次,用碎片拼凑的被套套上去,一床暖暖的新棉被也做成了。之后还到百货大楼买了一对新的军鞋,一对凉鞋,一个搪瓷脸盆,杯子和一个行军水壶。一切好像是在为自己做嫁妆似的,准备完毕之后就是等待集中出发了。出发的通知下来之时她早已经“胸有成竹”“满怀激情”“从容淡定”的等待出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