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红高粱》不是莫言最好的小说，电影《红高粱》也并非张艺谋最好的电影，但是并不影响它们成为一部文学和电影的经典。经典的光芒是人和时间抹不去的，相反，在时光里只能愈来愈璀璨夺目。时间不仅能够留住经典，而且还会铭记经典的创造者。
1988年某一天，记得是在商州的街头闲逛，一个小店铺的电视上正播《新闻联播》，恰好播到一条新闻：电影《红高粱》获得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它是首部获得此奖的亚洲电影。电视屏幕上放了几段《红高粱》的画面，那强烈的色彩、我从未看到过的富有冲击力的镜头语言、那狂放的肆意的表演，画面虽然很短，却让我惊出一身冷汗：这是酷爱电影的我看到的最独特、最汪洋恣肆的电影。
而在这条新闻播出之前的某一天，从电影学院毕业仅6年的张艺谋，带着电影《红高粱》参加柏林国际电影节。那时候的张艺谋名不见经传，世界级的大腕导演和演员跟他没有关系，于是，“完全不知道规矩”，远离红地毯上的招摇而一身轻松地和一群中国留学生跑到东柏林玩去了，直到晚上11点。无欲无求的张艺谋这个时候还不知道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评奖结果已经出来，在柏林国际电影节当了十几年翻译的李定一，因见不到他的身影而急得团团转。
李定一看见回到酒店的张艺谋，第一句话是：“出大事儿了，（现在）不能说，回房再说。”张艺谋记得，兴奋的李定一竟没等到回房间，便在电梯里说：“我在柏林国际电影节担当翻译十几年，虽然有无数中国电影来参加过电影节，但获奖这可是第一次呀。”
获得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高奖的这部电影就是《红高粱》。
据相关资料，“此前，中国影片《乡情》《血，总是热的》《雅马哈鱼档》等片也曾参加柏林电影节，但评委与电影节观众普遍认为‘中国电影zz色彩太重’，《红高粱》则让外国人看到另外一个中国——如此张扬的中国。”
获奖，让张艺谋激动得一夜没睡：“当时的感觉是，整个中国都在扬眉吐气地往起站！”
《红高粱》是中国第一部走出国门并在与美、苏、法、意和联邦德国等21个国家最新故事片的角逐中横空出世，成为获得国际A级电影节大奖的电影，是首部荣获欧洲三大国际电影节最高奖的华语电影，怎能不让中国电影人乃至中国观众扬眉吐气？
烂片有时候也会成为票房宠儿，但是，票房从来也不会无视好电影。
在获奖之前，《红高粱》在国内早已让观众趋之若鹜。据相关资料，1987年10月，当《红高粱》在国内上映时，在当时电影票价只有几角钱的情况下，票价居然被炒到了10元。《红高粱》最终票房超过了令当时人们难以想象、电影同行不可企及的4000万元。
是不是经典，票房没有决定性的话语权，但是经典绝对是获奖最多的那个。
1988年是电影《红高粱》的获奖年，除了那个金灿灿的金熊，《红高粱》几乎获得了当时中国所有的奖项：
第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摄影奖、最佳音乐奖、最佳录音奖；
第11届中国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
第11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
也在这一年，《红高粱》继续在国际上获奖：
第5届津巴布韦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最佳导演奖，故事片真实新颖奖；
第35届悉尼国际电影节电影评论奖；
摩洛哥第1届马拉什国际电影电视节导演大阿特拉斯金奖；
《红高粱》获奖热度延续到1989年：
第16届布鲁塞尔国际电影节广播电台听众评委会最佳影片奖；
法国第5届蒙彼利埃国际电影节银熊猫奖；
第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10大华语片之一。
在当时，很少有一部电影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获得如此多的国内外奖项。
能够做到的，只能是经典。
第一次独立导演一部电影的张艺谋，年纪轻轻，充满了无穷的创造欲望，没有掣肘，内心里没有瞻前顾后、前怕老虎后怕狼的负担，他完全可以按照自己对电影的理解尽情追求他的电影镜头语言张力、浓烈的画面色彩表达、汪洋恣肆的主题开掘。自由无拘的张艺谋没有想着去导演出一部传世之作，他只是用心去创作自己所要那种电影。这才是经典诞生的最佳的状态。
作为中国电影的经典，《红高粱》让世界认识了新时期的中国电影、中国电影人的喷薄的创造力；而《红高粱》也为中国电影在世界上赢得了尊重。
作为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里程碑的《红高梁》，不仅让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毕业刚刚6年、名不见经传的张艺谋自此闻名国内外影坛，而且中国电影更因此而吸引了世界目光，中国电影不断获得世界大奖，陈凯歌等一大批导演和他们的电影登上世界电影舞台。中国电影扬眉吐气。
《红高粱》上映后，好评如潮，评论界更是忙得不亦乐乎。
有论者说，“中国的现实主义来自于现实生活中的社会，那么乡土中国作为历史背景，则能够清晰地展现入木三分血浓于水的感觉，对生命个体的思考与关怀，对生命状态的探索与追求，对生存的反思与期望。原本人生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卑微地位，它作为生命个体被赋予平凡斗争等形容词。《红高粱》在淳朴而沉默的叙事中，在人性的理解与人文的关怀下，把目光对准了社会生命个体的生命状态和生存状态。”（一部关于生命与生存的佳作 一部关于生命与生存的佳作——评电影《红高粱》的艺术特色）
《名作欣赏》的一篇《评电影<红高粱>的改编》的文中说：“电影《红高粱》讲述的故事无疑是沉重、紧张又不失畅快淋漓的，无论是“我”爷爷与“我”奶奶传奇般的爱情经历，还是后来日本人到“我”家乡修公路对家乡父老乡亲的血腥蹂躏，以及后来“我”爷爷率领烧酒锅众伙计伏击日本人的惨烈战斗，这些故事呈现给观众的都是沉重、紧张、激情、亢奋的，自然它的节奏也是紧凑、明快的。而影片将罗汉大哥对“我”奶奶复杂无奈的感情戏份加进去，从观众的审美感受的角度看，这段感情戏不仅增添了影片的观赏视点，而且使影片的节奏和氛围在激情、亢奋、紧张、沉重中获得适度的舒缓、平和，从而使整部影片的节奏和氛围变得张弛有度、缓急有致。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改编使后来“我”爷爷伏击日本人的行为，变得更加富有人情人性味，更加符合人物心理和性格发展的逻辑性。”
还有评论者说，《红高粱》“具有感染力和震撼人的气势，是对人的生命力的礼赞和宣泄，《红高粱》展现的是生命的无拘无束，自在自由，透过一场传奇性的爱情故事提供了一种新的文化特质，生命本位，人本位，并且折射出了深蕴于我民族精神中之骚动不宁、奋争不已的魂魄，强大的民族生命力和深沉的民族历史情绪。”
更有评论者这样评价《红高粱》：“粗狂的镜头，将乡土气息间的野性彰显出独具匠心的美感，色彩艳丽的基色又形成了电影如诗般的语境，环环相扣的剧情架构，令《红高粱》对生命，民族，战争的呈现毫无突兀，电影透过普通百姓群像聚焦而出的是那蓬勃的生命力，抗日战争时代的附加，悲情基色间突显而出是不朽的民族胆魄，电影以此构筑了这场对生命更是对民族的礼赞，《红高粱》是一部极具中国特色如烈酒般的里程碑之作。”（《如烈酒般的里程碑》）
《红高粱》是中国电影的里程碑，是中国电影无可置疑的一部经典。
成就这部中国经典电影的是小说《红高粱》。
张艺谋曾经这样说过：“到现在为止很多的众观众还认为《红高粱》是我最好的作品，这应该归于小说的水平高，虽然我们改了很多故事情节，但电影中的神韵以及生命力释放出来的感觉，完全是小说提供的。说起来也很奇怪，从拍完《红高粱》至今，我的电影在没有表现过那样张扬的生命力。我想重复也重复不了。”
1986年第3期的《人民文学》上推出了莫言的中篇小说《红高粱》。
小说一经发表，立即震动了整个中国文坛。小说讲述的是发生在高密东北乡的民间壮怀激烈的抗日故事，歌赞的是民族大义，弘扬的是民族精神；它是一部“强悍的生命力和凛然的民族正气的混声合唱”，小说的主人公——“我爷爷”“我奶奶”身上迸发出的蓬勃生命力和自发的爱国热情，令全国观众震撼并感动。
横空出世的《红高粱》在全国引起轰动，被读者推选为年度“我最喜爱的作品”第一名。
而在评论界，《红高粱》引起的巨大轰动，似乎前所未有。
1986年第4期的《当代作家评论》，一次性推出四篇评论莫言作品的文章。这一年评论莫言的文章有40多篇，对《红高粱》进行专论的就有近20篇。
评论家雷达读罢《红高粱》，这样写道：“惊异于作者莫言想象力的奇诡丰赡，他笔下战栗着、战叫着的半个世纪前的中华儿女，不仅是活脱脱的生灵，而且是不灭的魂灵”。
作家从维熙在《“五老峰”下荡轻舟——读〈红高粱〉有感》一文中认为，莫言的新作“在老题材下开拓出新意”，是革命历史战争题材下“忽而荡出一叶小舟”的潇洒之作。
李清泉在《赞赏与不赞赏都说——关于〈红高粱〉的话》中称赞道：“我觉得《红高粱》是强悍的民风和凛然的民族正气的混声合唱。驰名的《黄河大合唱》的某些部分，可以和《红高粱》的某些部分在听觉和视觉上相互参照和相互辉映。我获得某种艺术满足，就像喝了小说中写到的高粱酒，而且喝得很酣畅。”
中国文坛重量级的批评家纷纷撰写评论莫言小说文章：李书磊的《文体解放与观念解放——也谈〈红高粱〉》，雷达的《历史的灵魂与灵魂的历史——论“红高粱”系列小说的艺术独创性》，陈思和的《声色犬马皆有境界——莫言小说艺术三题》，季红真的《忧郁的土地，不屈的精魂——莫言散论之一》，李洁非、张陵的《精神分析学与〈红高粱〉的叙事结构》等。“红高粱”的象征寓意、生命意识与民族精神成了重点关注的对象。
有论者说：“《红高粱》以自由不羁的想象、汪洋恣肆的语言、奇异新颖的感觉，创造出了一个辉煌瑰丽的莫言小说世界，也使当代战争小说面貌为之一新。它不仅为莫言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埋下了伏笔，也为当代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打了先锋。”
《红高粱》为一部中国小说经典，毋庸置疑。
小说《红高粱》能够走向电影经典，得益于它在读者中恢弘的影响力。
而所幸的是张艺谋的前妻肖华恰好就是它的读者。
凤凰卫视在节目中说，当时他的（张艺谋）妻子肖华留意到《人民文学》新刊发的一篇莫言的小说，张艺谋是小说迷，尤其为莫言的小说很有感觉，当他看到这篇名为《红高粱》的小说后，连声称赞“好东西好东西”。
但是张艺谋与莫言素昧平生，谁也不认识谁。
1986年7月，还在山西为拍《老井》体验生活的张艺谋，从朋友那里打听到莫言后，直接坐火车到北京找在解放军艺术学院上学的莫言。张艺谋说：“人家告诉我，莫言就住宿舍的厕所旁边，大喊几声莫言，就能找到他。”
张艺谋到了楼下竟然忘记了莫言房间号，只好在楼底下大喊“莫言”。
资料上说，张艺谋因在为山西为拍《老井》体验生活，把自己晒得黑不溜秋，跟农民一样。还说，张艺谋因在挤公共汽车时被人踩断了鞋带子，只好一手拎着鞋子，光着一只脚，一瘸一拐地找到莫言（一说张艺谋在路上脚受伤）。
第一次会面，莫言和张艺谋有着一致的记忆：
莫言回忆说：“我第一面见张艺谋感觉到很可靠，就像我们村的那些生产队队长，一模一样。”
而张艺谋说：“我一看莫言，就是生产队的一个小队长、记工员。”
两个“农民”就此走在一起。
有着浓烈的“农民”共识的两个中国男人，谈了不到10分钟，拍摄《红高粱》便达成意向。
但是，授权是要钱说话的。张艺谋说自己没多少钱。而莫言说，没关系，你拿走吧。“拿走”的小说版权费是800元。莫言回忆说：“当时，张艺谋找到我，要改编我的小说，我非常高兴，我觉得我要发一笔大财了。小说《红高粱》改编成电影的版权费是800元，800元在今天确实不算钱了，有一些作家电影版权卖几百万元，不过，当时这800元，让我兴奋得一夜未眠。”
电影开拍后，作为“编剧之一”的莫言，又拿到了1200元的稿酬。莫言感觉自己“发了一笔大财了”。
张艺谋看中莫言《红高粱》什么？
张艺谋在与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的对话时，大江健三郎问：“……请问张艺谋导演，你拍摄莫言的小说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动机呢？”
张艺谋回答：“当时我还是摄影师，想改做导演，一直在找戏，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朋友推荐我看了小说，看完后就特别被吸引，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那对画面对色彩的描述。电影里面的色彩小说里都写出来了，那是一种非常写意的感觉。
同时因为我也是北方人，与莫言一样有着特别典型的北方人性格。很喜欢故事编得很豪迈、很壮阔。人和人之间的行为都非常有力量，这特别吸引我。”
而当时莫言之所以把改编权给张艺谋，出于这样的考量：“因为所有的人都说我像个农民作家，农民作家肯定信赖农民导演，都是农民兄弟，我找一个工人，知识分子可能他还导不了。”
而莫言对拍摄《红高粱》的态度是：“拍好了是你张艺谋的光荣，拍砸了也不是我的耻辱。” 在改编事项上不提任何要求，“我不是鲁迅，也不是茅盾，改编他们的作品要忠于原著，改编莫言的作品爱怎么改怎么改。”
就这样，中国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的莫言和中国最杰出的电影导演之一的张艺谋，珠联璧合地走到一起，成就了文坛和影坛彼此携手的佳话。
一部经典的小说，成就了一部经典的电影。
经典是需要理解、宽容并铭记的。因为她是我们民族情感、智慧、热爱和创造力的见证、聚合与结晶，我们只有倍加珍惜、倍加自豪并倍加感激才是，无端指责，肆意抹杀甚至随意诋毁，不是我们对待艺术的正确态度。反过来说，经典就是经典，任何曲解、指责乃至诋毁，也不能也无法抹去其的光芒。
2021年6月7日00:39:38初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