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ingci、青瓷 电视剧…

耀州窑系

耀州窑是北方瓷系里第一个上得了“台面”的青瓷窑口，或者说它曾以“北方越窑”著称。耀州是现在的陕西省铜川市，由汉至唐皆在京畿之内。它于唐代开始置窑烧制瓷器，青瓷、黄瓷、黑瓷兼烧。《太平寰宇记·卷三十一》：

耀州，本雍州之地。在秦为北地郡，泥阳、富平隶焉，后为华原县。汉、魏至唐，皆为畿甸。唐末李茂贞据凤翔，僭行墨制，建制耀州，仍为义胜军节度使。割同州美原为鼎州，以为属郡，温韬为节度使。梁贞明元年，韬降于梁，乃改耀州为崇州，义胜军为静胜军，又改鼎州为裕州，依旧以温韬为节度使。后唐同光元年，改为耀州顺义军，并割雍州之富平、三原、云阳、同官、美原以属焉。

这是耀州这个地方从汉代到宋代的来龙去脉，至于为什么要把这个来龙去脉交代清楚，在于一个至今未解的历史谜题，就是唐代鼎州窑的问题。

《茶经·四之器》里的六大青瓷窑口，只有排名第二的鼎州窑窑址至今尚未发现。武周天授二年（公元691年）曾置鼎州，领云阳，泾阳、醴泉、三原四县，十年后即州废。从现代地质矿藏来看，泾阳县是有比较丰富的高岭土矿藏的，存在一个古代名瓷窑的可能性很大。近年来，在属于宋代耀州的富平县发现了318座古窑炉遗址，并出土了大批千年以上的瓷器残片。有陶瓷研究者据此称这里可能就是鼎州窑窑址，因为耀州在五代时曾称鼎州。但是这个逻辑毕竟不够通顺（陆羽时代早于五代甚多），不过它还是向我们提示了一种思路：泾阳距离现在的铜川市（宋代的同官县，耀州窑所在地）只有六十多公里，即使鼎州窑窑址不在富平，但创烧于唐代的耀州窑（铜川发现的唐代黄堡窑窑址是宋代耀州窑的前身）一定是深受鼎州窑影响的。甚至可以说，它很可能就是鼎州窑系的一部分。一如临城瓷窑是内丘邢窑的支系；余姚上林湖也曾是上虞越窑的支系一样。那么，我们就可以比较有把握地说，耀州窑源出鼎州青瓷窑，本身就具备一定水平的青瓷生产基础。

耀州窑真正成名是在北宋，它以出色模仿越窑青瓷而闻名。陆游《老学庵笔记》：

耀州出青瓷器，谓之越器，似以其类余姚县秘色也。然极粗朴不佳，惟食肆以其耐久，多用之。

陆游出身越州山阴县名门望族，其青少年时代也主要是在临近越州的东阳县生活，是以其必然从小就见秘色瓷多矣。因此，陆游谓耀州窑似越窑秘色瓷应该是可靠的。而从耀州窑青瓷的实物来看，它也确实从釉色和装饰技法、工艺风格上都颇类越窑。在以“天青”釉色为标签的新一代河南诸青瓷窑出现以前，它必然代表着北方青瓷的最高水平。

上海博物馆藏北宋耀州窑青瓷荷叶高足盘：此器若无特殊标识确然足以被认作为秘色瓷。

宁波博物馆藏唐代越窑水盂

首都博物馆藏北宋耀州窑水盂，可以明显看出其对上图越窑的模仿。

耀州窑青瓷大概是从五代开始师法于越窑，至北宋中期以后进入鼎盛阶段，其装饰以刻划、印花工艺为主，尤以刻花的刀锋犀利和线条流畅为宋代同类装饰之冠。从出土标本来看，它与越窑的师承关系十分明显。宋初耀州窑碗类标本之中，有两种刻花装饰：一种是在碗的外面用浮雕手法，刻两层莲瓣纹。这种方法和纹饰盛行于五代越窑碗；另一种，是在碗外刻草率的似是而非的花卉纹饰，这应该是耀州窑早期还未开始模仿越窑前的“原生态”。北宋中期，耀州窑刻花发展成熟，到北宋晚期，其刻花工艺布局严整、讲求对称，在宋瓷中可称出类拔萃。

上海博物馆藏北宋耀州窑青瓷刻花缠枝花卉纹三足瓶

上海博物馆藏北宋耀州窑青瓷刻花花口尊

首都博物馆藏北宋耀州窑青瓷刻双鹤纹碗

首都博物馆藏北宋耀州窑青瓷团花八角盘

不过，陆游也说了：“（耀州瓷）然极粗朴不佳，惟食肆以其耐久，多用之”。一个“食肆多用之”的瓷种必然出自最大众的民间瓷窑。耀州窑窑址里也确实出土了大批刻花而碗心一圈刮釉的厚胎大碗，这种碗应该就是陆游所谓“食肆多用之”的耀州瓷。

但同定窑一样，即使有如此粗糙和低等级的产品存在，耀州窑也得到了“贡瓷”的身份。《元丰九域志·卷第三》：“耀州……土贡，瓷器五十事”。《元丰九域志》成书于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正当北宋中叶，也正是耀州窑开始成熟的时期。那么，至少此时，耀州窑已经成为“贡瓷”。当然，从档次上来说，“贡瓷”的耀州窑要比“制样须索”的定窑要低。我们上面说过，定窑作为“制样须索”的定烧官用瓷，都被宫廷认为“不堪用”。作为“贡瓷”的耀州窑，恐怕在宫廷眼中，就更不会好到哪里去。因为，它成为“贡瓷”，一样不是因为真的艺压越窑秘色瓷了，而是也因为“王安石变法”。这样，我们后面就必然要详细讲一讲宋代的地缘形势和政治局势，以及由此而来的“五大名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