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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钱是深圳人身上最显著的标签，他们的勤奋维持着这座巨型城市的运转。3月以来的疫情，深圳公共交通停运，非城市保障企业停止运营或居家办公。城市慢了下来，但嵌在深圳人潜意识里的齿轮却没有停下，居家中仍在焦灼地劳作。城市停摆但深圳人仍在搞钱。家庭生计、房贷，让每个人日夜不停，不敢停歇。这是深圳的另一面。
街上只剩两类人
3月14日，深圳街头拥挤的人潮散去前，林菲在车流中调转车头回了公司。
晚饭还没来得及吃，就得回公司取电脑——几分钟前，她刚驱车从公司楼下的停车场离开，不多会儿，就看到工作群里通知员工居家办公的消息。深圳疫情弥漫近半个月，从1月底就陆续有公司通知居家办公，林菲的老板像是事先料到了有这么一天，刚通知员工居家办公，就在群里给大家安排好了第二天的工作任务：第二天8点59分所有人要在工作群里报到，9点10分开会。
以快节奏著称的深圳是从3月13日开始慢下来的。3月13日，深圳市发布“关于做好全市三轮全员核酸检测的通告”，全市公交、地铁停运，社区小区、城中村、产业园区实行封闭式管理，非城市保障型企业停止运营或居家办公。在那之后，深圳大量写字楼的物业公司对园区公司发出通知，关闭办公区域，配合居家办公。
张小满供图 | 一处小区大门被围栏封住
深圳人的朋友圈当时流传着一个说法，眼下还在街头的只有两拨人：去公司拿电脑的人，和去超市买菜的人。在微博上，一则关于深圳打工人集体返回公司取电脑的视频赢得了无数人共情。
林菲也看到了这则视频。她想起了疫情刚开始时，在外国留学的经历：“疫情最严重时，大家为了生活冒险去采购。现在是为了工作冒险去拿电脑。”
赶在办公楼关闭前，林菲从工位上取回了一台公司配发的戴尔笔记本电脑以及存放工作文件的数个硬盘。“根本没时间管，赶紧拿走要用的就跑，万一被封了出不去就惨了。”林菲开车回家的路上，那堆电子产品满满当当地，把她的蓝色双肩包撑得鼓鼓囊囊，码在车后座。作为一名商业修图师，这台电脑加上这堆硬盘以及内里存放的软件、文件，是她必备的生产工具。
林菲供图 | 居家办公
绵延日久的疫情，打乱了深圳人搞钱的秩序。
一位建筑设计师在工作间隙给朋友发去微信，吐槽说：“画图画到脖子疼麻了。”他家里空间小，桌椅也不像办公室那样适于长时间伏案工作。设计工作涉及大量图纸，在公司与同事交流无非是把人请到屏幕前，照着图讲事。远程协同费劲许多，为了对方能理解，需要不停截图、标注，一句话能讲清的事情，居家办公得花上好几分钟。
福田区香蜜湖公园旁的一处民宅里，金融从业者王志云的妻子目睹了丈夫居家办公几日后，形容他“像一个高级客服”，每天除了接电话，还是接电话。手机内直线上升的通讯时间可以佐证。原本，王志云作为离公司最近的一批员工，一度接到消息可能要被派往公司驻场。“最开始通知我住在公司内3天，后来有关部门的通告下来，改为7天。”最后，公司领导决定自己到公司驻场，王志云居家办公配合工作。
妻子是一位编辑。居家办公后，王志云看到了金融和文化两种工作节奏的悬殊。有好几次两人各自忙着，养的两只宠物猫在客厅淘气一番弄出声响，妻子总会暂时放下手中的工作，走出房间去安抚一番。王志云听着这些动静，疲于应付各种远程支持协同，从14号至今，工作时间只能埋头案前。
居家办公搞钱，王志云的妻子感受到的更多是当代人被驯化出来的工作习惯：“（居家办公）看似拥有了一片很自由的时间可以自行安排工作，但同时又被囚禁住了，很多线下的东西没有进展，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减弱了很多。”
不能搞钱的滋味
搞钱是深圳人的标签，一种笼罩住城市的氛围。
何铭在在一家知名互联网公司的深圳分公司上班。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也有“搞钱”的惯性是在两年前，一次，和朋友一起招待一位北京回来的老朋友。“我和另一个在深圳的朋友开始聊到搞钱、合作，从北京来的朋友就插不进话来了。但我们真不是故意的，”何铭说，“对方说了我们才意识到。但真的，风花雪月，真的说不了。”
城市停摆，点燃了深圳人能否继续“搞钱”的焦虑。
3月12日，深圳颁布全面暂停堂食的举措后，何铭到街上碰去运气。他遇到一家餐厅的老板在门口与前来就餐的顾客攀谈。顾客安慰老板说，会有免房租举措跟进，老板却很无奈地表示房东还是照例涨了他的铺租，“没有人替我们说话的。”说到最后，老板还是偷偷做了这单生意。
“其实搞钱，就是深圳人想明白了，民生多艰，精神的东西实在奢侈。”他觉得深圳人爱赚钱的内里，是深圳人想明白了：要赶紧搞钱才能生存。
深南大道旁，南山高新社区一家科技公司3月13日时通知员工回公司居住，以备之后办公楼若封锁，员工可以在办公室继续办公。3月16日，公司接到街道办社区通知，严格执行关闭办公区域的规定，不准公司私自在园区内办公。员工们才被允许返回家中居家办公。
接到居家办公通知这天，35岁的程序员小熊第一次天还没黑就离开了科兴科学园。人群离开之后，有“中国第一加班园”的南山区科兴科学园也逐渐熄灭了原本24小时通明的灯火。
小熊是深圳原住民——一个在深圳都市传说里可以靠拆迁短时间内积累财富的群体，事实上，他仍在努力上班赚钱。“对本地人来说，躺平是绝不能的事。”在科兴科学园工作的几年间，他一直以能赶上地铁末班车为耻。业余时间，小熊靠着对华强北的熟悉做起了显卡生意，靠二手显卡在工作之余每月有2万元左右额外收入。
居家令一下，小熊看到过不少扛着台式机往家跑的白领们。“你问他们，没有一个想这样，可怎么办呢？因为有很多公司为了避免信息泄露，所有的内容都储存在本地，必须要背这个电脑回家才能工作，我们看到的背后都是无奈啊。”他觉得深圳人无所不用其极，也是为了保住一份工作罢了。
在南山区送餐的外卖员阿亮，15日晚没有回到湾厦村的出租屋。趁天还没亮，他想多接几单。没单了，就开着电瓶车在一处公园进入睡梦。
社交媒体上涌出大量和阿亮同样境况的骑手的消息，在深圳几大亟待封锁的城中村，湾厦村、丁头村、南园村、向南东村，住着许多许多这样的外卖骑手，这些骑手的配送服务辐射着蛇口、粤海的白领们——不过随着规定收紧，白领们从居家办公到小区限定出门时间，再到除核酸非必要不准出门，很难预测在接下来几天，是否还会有足够的外卖订单发出。
有人拍摄了深圳外卖员们露宿桥洞内的现场，条件好的搭起了帐篷，更多的人只是在地上铺上简易铺盖，有个外卖员直言不讳：“怕回了家之后不能开工。”临睡前，阿亮联系了室友，对方因为回了出租屋，正面临有单送不了的情况，他告诉阿亮：“村里出不去了，你只有两个选择，去流浪，或者在村里出不去。”
放弃幻想，保持斗志
回到家中，林菲开始做本应第二天开始的工作，一张人物平面图。工作群里，领导罗列这幅图的修改需求，填满一小个豆腐块那么大的对话框，逐条完成大约需要一天时间。林菲想着，不如今晚先做一些，明天早点去买菜。
疫情侵扰牵出抢购日用品和食品的焦虑，周边的菜市场和线上配送的食物、日用品，供应都比平时紧俏。
林菲和闺蜜组有一个4人群聊，大家四散在广东、江浙、川渝等地，靠互联网交流联系感情。闺蜜们最爱抱怨林菲的，是林菲总是第二天才回复消息。林菲拿着8千的月薪，每天工作12小时，在大小周里挣扎。女孩们总是劝林菲：面对资本家的剥削需要学会拒绝，“可我学不会，”林菲说，“感觉一个事情到我手里，我不做就给别人添麻烦，也对不起自己的工作。”
林菲每天都能工作到凌晨。她发现这种勤劳并非美德加持，而是因为知道工作是生活必需品：“不搞钱就等同于束手待毙。”
2021年年底，林菲买了车，父母帮她付了首付，每月她有三千多元贷款要还。这还是每个月最大的固定款项。“哪敢有多余的想法。”林菲说。每一天睁开眼，就是新一天亟待填补的生活成本。
城市的新陈代谢慢了下来，正在找工作的杜霑发觉，企业招工的板块逐渐趋近停滞。
“HR要完成招聘工作，需要和业务同事以及候选人有频繁的、当面的沟通，在全民居家办公的情况下，各个公司、单位的招聘业务，几乎都是半暂停的，只能收简历，很难往下推进。”没有面试邀约，连视频面试也没有一则。招聘网站显示的进度只停留在“简历已被查看”，没有进一步沟通，也没有进入淘汰。
“像被冻结了一样，HR们给不出回应，我也没有什么可以做的。” 杜霑来深圳第7年。在疫情逼近深圳前，他刚在深圳宝安区买下一套房，贷款审批通过了，他下个月就要开始还房贷。
“不开工不是一种可持续状态，坐吃山空。虽然不至于手停口停，但也不能总是只节流不开源。”杜霑说，以前是房租，以后是房贷，虽然稳定的收入还没有着落，每天睁眼稳定的大笔支出却是稳稳地落在生活上，这是他焦虑的根本。
积极搞钱的背后，隐隐流动着的是灰色的情绪。
28岁的俞铮用一种失望的语气说，他很少在朋友圈里看到有人抱怨居家办公，更多时候是发互相鼓励的话，但他知道人们其实会有很多情绪，只有私下聊天才能展露。“只是他不选择公开暴露，更加隐形。我不知道是否代表了现在大家的普遍状态。”俞铮觉得，阻碍人们公开表达这种负面情绪的因素，包括在职场中的身份、所处的环境。
期待正常上班的日子
居家办公，对于大部分拿固定工资的员工的影响，尚未伤及根本，那些住在城中村，日清日结工资的人才是真正焦虑的主要群体——原住民小熊下单外卖时，想到了曾经租住他房子的外卖骑手。
“大部分人都是要赚钱的，每终止一天其实就影响一天他的收入，特别是对一些相对低收入的、没有那种固定收入的，他更加需要这样的一个保障，封一个星期给他们带来的压力是挺大的。所以一旦看到可能性，大家都会去想办法去上班。”小熊说。
住在城中村的人们，拼凑起了深圳的另一面。深圳城中村人口密集，疫情下最大的弊端就是拥挤。这里人员复杂，但房租便宜。12平米的小屋，用磨砂玻璃隔出了厨房、卧室以及一个蹲便式的卫生间，淋浴是个简易喷头，就在抽水马桶边上架了个把手。
在深圳，城中村是大部分外卖员们的栖身之所——在疫情侵扰之前。眼下，许多外卖员为了能继续接单，不愿回到有可能会被封锁的城中村中，一度聚集在桥洞和公园里露宿。
15日晚，深圳气温湿热，由于各区域自上而下的防疫政策有所不同，关内外的骑手不断放出消息——“回不去了，光雅不让进了、南山不让进了……”，类似的对话很快便炸开了锅。
阿亮带着凑来的薄毯子，开着电瓶车，到南山区一处公园内渡过一夜。他卸下了外卖箱，用车做了简单的围挡，掩面而睡。因为有充电箱，公园附近往往都停着一排排等待充电的电动车，对他们而言，赚钱暂列第一。外卖员中甚至有人开玩笑地说：如果感染病毒了，平台每天能补助500，算是赚了。外界对于他们的定义依旧没有改变——赚钱、开快车、闯红灯。
张小满供图 | 街上疾驰的外卖小哥
或许还有另一种解读：他们在依附城市或者主动被城市淘汰两者之间有选择权。
自高职毕业后，阿亮就来了广东。起初在惠州市一处工厂的流水线装配零配件。后来去了深圳龙岗区，当过厨师、服务员和奶茶店员工。他赌博欠了钱，工作是为了赚钱还债，而沾染赌博的初衷也是为了赚钱。2020年底，他送外卖收入尚可，但赚到的钱，全部换了赌债。经过这一次，他感觉送外卖不是长久之计，“但又没有办法，我羡慕坐办公室的人、那些拿我外卖的人。”阿亮说。
随着居家隔离开始，这座代表中国速度的城市慢了下来。
“通勤的时间减少了之后，可供思考的空间多了，”俞铮说。“其实大家也想在这个局促的空间里过得自在一点，试图进入正常轨道。比如说有的人每天要锻炼，就是想办法在这个非正常环境下，让自己的状态调试到一个比较正常的舒适自在的状态”。
整个城市正在慢下来。不被允许进入写字楼的年轻人，开始欣赏起城市的景观。
王志云还记得3月14号晚上，那时候小区还允许居民外出。他看见小区一处顶楼天台，几对看起来像情侣的人在静候六点的夕阳。比起在家工作带来难以描述的局促，室外的新鲜空气逐渐稀释着内心的躁动。
他还记得，3月15日傍晚在小区门口遇到一只泰迪犬拽着主人想要闯出大门。每日的正常生活不仅让人养成了习惯的生活状态与节奏，宠物也是。在防疫的政策下，主人只能将宠物拉回身边。黑灰色的泰迪犬支棱起身体，歪过头蹲在进出小区的栅栏边看着主人，一副茫然的表情。王志云说：“我当时就在想，我们知道该怎么面对疫情，可该怎么跟狗解释呢？”
小区物业通知，王志云和妻子的隔离和核酸检测工作，有望在7天后收尾。夫妻俩都在期待7天之后的日子。深圳的春季很短，紧跟着就是炎夏，“再过半个月，深圳就会热起来”。王志云和妻子平日里喜欢没事就去周围的公园走走。他和妻子达成一致，结束封锁之后的第一要紧事就是去公园，看一次夕阳落下。
*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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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傅一波
编辑 | 温丽虹
封面 | 张小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