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梁的小说《血色浪漫》被搬上大银幕后，立刻引发了人们的热议，这是一部横跨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传奇小说，因为它的真实性，打动了许多观众，这里面既有父辈们的真实人生，也有年轻一代对于逝去岁月的追寻。
当然电视剧与原著所表达的意思，总会有细微的差别，毕竟每个人对于角色的理解也不同，这是文化与成长环境所决定的必然产物。
《血色浪漫》通过钟跃民、袁军、张海洋、李援朝等一代人的经历为原型，叙述了一部连贯的当代历史。
李敬泽先生曾经这样评价过这本书：在《血色浪漫》中，一个人，从一九六八年穿越漫长的时间，来到现在，他经历了中国当代的历史，他始终是时代漩涡边缘上一个特立独行的细节。
作者都梁也是一个经历丰富的人，也正因为他有如此丰富的人生经历，才会以最深刻的经验写出这本透着玫瑰芳芳，又弥漫鲜血斗争的传奇小说。
一、时代的烙印
每个时代都有关于那个时间段深刻的记忆，每个人提起当时的故事都会有一种深刻的缅怀，以及对逝去时光的追忆。
都梁所处的时代，正是新中国经历变革的时代，而那时候的年轻人，也有自己的思想，他们一样叛逆张扬，甚至暴躁偏激。
都梁笔下的钟跃民，年轻而冲动，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其实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也是一场变革，他们的成长肆意而野蛮，在一个时代都处在迷茫的时期，一群孩子更不知道未来该如何去发展。
在整部小说中，钟跃民的父母，张海洋的父母，袁军的父母出现的情节并不多，甚至他们的成长好像都是一场自我成熟，除了周小白的父母对她的爱情提出过建议外，其余父母好像缺失了孩子的成长过程。
二、一个“顽主”的成长
书中的钟跃民、张海洋等都是大院子弟，他们所处的家庭教育也是高度政治化的, 父辈常常带着培养接班人的明确目标教育子女成长。
可是那个时代，每个人的都未必能明确自己的未来，所以那些孩子的未来也是模糊的。
作为出身于大院的子女，特别是“顽主”，他们的家境良好，再加上他们自认为优良的血统，让这些大院出身的孩子们多了几分优越感，在《血色浪漫》中，以李援朝为首的大院子弟，就把那种优越感发挥得淋漓尽致。
1968年是一个特殊的时期，也是顽主们发展的鼎盛时期，在《血色浪漫》中有一个很厉害的“顽主”——小混蛋。
他不服气李援朝的孤傲，与大院子弟们决战于先农坛，这段历史是有原型的，“小混蛋”此人确实存在，出身贫寒的“小混蛋”周长利是1968年北京最有名的顽主之一，据说死前，还抱着大树不愿倒下，从此他就成为了北京城“顽主”的精神领袖。
书中的钟跃民、李援朝、张海洋等都出身部队家庭，他们本身就拥有天然的优势，这些人因为家庭原因，更有可能走向做“顽主”的道路。
特别是钟跃民，比其他几位更加特殊，因为他的母亲早逝，父亲在接受隔离审查，钟跃民更是无人管束，这个特殊的环境，也造就了钟跃民自由的性格。
书中的女二秦岭和钟跃民等人在插队时有一段关于“大院顽主”身份的对话：钟跃民严肃起来, 他很想听听别人是怎样评价自己这类人的, 他问道:“秦岭, 你说说, 我们是什么样的人?”
秦岭笑笑说∶“真想听?我说了可别不高兴啊。简单地说, 这类人首先是好勇斗狠, 有暴力倾向, 一句话不合便拔刀相向。第二, 这类人反感一切正统的说教, 在别人看来很神圣的东西到了他们的嘴里便成了笑料。第三, 这类人有一定的文化品味, 也喜欢看书学习, 其主要动力, 是不愿把自己和芸芸众生混同起来, 他们喜欢表现自己的与众不同, 因此也具备了一定的独立思考能力。”
这一段话，如何理解呢？在书中钟跃民接住秦岭的话这样说∶“按你的意思, 这种人大概属于有点儿文化的流氓。”
在当时，大院的“顽主”与平民“顽主”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大院的“顽主”虽然暂时被时代给抛弃了，但是他们骨子里却有高傲的成分，而且还有一点对于文化的追求。
而如“小混蛋”、李奎勇等平民“顽主”们，内心中其实还是多了几分愤慨，这就是阶层带来的隔阂，他们更多的还是打架斗狠。
这两种来自不同阶层的人，本来就是“水火不容”，他们互相看不起对方，所以“小混蛋”才要一直找李援朝的麻烦。
这些“顽主”们整天逞凶斗狠，充满了血腥暴力，可是在这些暴力中也有一抹艳丽的色彩，钟跃民在“拍婆子”(撩妹子)的过程中认识了周晓白，钟跃民用自己魅力征服了周晓白，他们在那枯燥乏味的生活中寻找着爱的滋味。
钟跃民有纨绔的一面，也有文艺的一面，他在解读柴可夫斯基的《六月 船歌》时，他极其浪漫的解读，也让他充满了诗人的可爱。
钟跃民是一个复杂的人，看起来玩世不恭，内心却充满了力量，他满嘴脏话，却又浪漫文艺，他矛盾却又和谐，他浑身充满暴力，却偏偏又柔情似水。
后来，钟跃民的“顽主”生涯随着小混蛋的死而结束，在他看来那些斗狠的日子，其实没有意义。
三、下放的岁月
在《血色浪漫》中，大家有一个感受，那就是钟跃民的心中是没有阶级的，他与任何人都可以打成一片。
可事实真的如此吗？一开始的钟跃民一定没有这份觉悟，当平民“顽主”李奎勇说，“凭什么从小就能好吃好穿、上好学校”时, 钟跃民理直气壮地对他说:“我们的爹妈提着脑袋干革命的时候, 你们的爹妈在干什么?这会儿要讲平等了?早干吗去了?”从这段早期的对话中可以看出来，钟跃民的骨子里那种优越感还是深刻存在的。
直到1968年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才让钟跃民心中的优越感被打破了一点。
假如他的父亲没有隔离审查，他会与袁军、张海洋、周晓白、刘芸一样进入部队，这才是他们最正确的道路。
可偏偏钟跃民的父亲还被关押着，钟跃民无法对抗命运的安排，他只能响应号召去了陕北。
不过钟跃民的内心中没有凄然，他愉快地踏上了去陕北的路，无法改变，那就去接受吧。
陕北是贫瘠的，不仅仅是粮食的短缺，还有精神的贫瘠，连吃饭都成问题，那些虚无的东西又有何用呢？
钟跃民带领知青们讨饭，在这里他才明白，生存面前，一切问题都是扯淡。
在陕北唯一的精神寄托就是陕北民歌了，那一曲信天游，歌唱的是人生，是心中那排解不完的苦闷。
钟跃民爱上了信天游，也爱上了那个充满了阳光与活力的秦岭，他们在那个贫瘠的土地上种下了爱的玫瑰。
秦岭比钟跃民理智，她看得出来，钟跃民不是那种愿意被束缚的人，他热爱自由，所以秦岭也给了一个台阶给自己，爱在哪里燃烧，就在哪里熄灭吧。
四、钟跃民自由跳跃的人生
无可否认，钟跃民之所以拥有自由跳跃的人生，也与他的出身有很大的关系，他不是没有选择，他的选择很多，可他为何要做生意，摊煎饼，他只是想体验不同的生活罢了。
与李奎勇的迫不得已不一样，钟跃民多了很多选择。
在部队的磨练, 让钟跃民拥有了成为一名游侠的武力特征, 也为钟跃民在此后远走可可西里埋下了伏笔。
钟跃民的人生跳跃得无拘无束，他可以从任意不拘的“顽主”变成出没亚热带丛林为国建功的职业军人, 又从摆摊卖煎饼到当公司经理, 又被女秘书玩进了监狱, 他开饭店做老板, 直到最后远走可可西里，钟跃民的人生转变来得随意而自然，没有一丝心理上的动荡。
而李奎勇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只能安分的开着出租车养活一家人。
钟跃民的人生为何如此精彩，除了书中给了他主角的光环外，他身上那种坚韧的气质也决定了他人生的高度。
钟跃民的一生都在玫瑰与鲜血中转换，从1968年的“顽主”生涯开始，一直到他去往可可西里保卫藏羚羊结束，他的爱情与人生起伏，始终伴随着热烈与痛苦，激情与波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