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李海琪
据陆弘石、舒晓鸣《中国电影史》中所记：“从1926年下半年开始的4年多时间里，中国影坛相继形成了‘古装片’、‘武侠片’、‘神怪片’这三股商业电影创作热潮。”所谓“古装片”，当时又称之为“稗史片”，题材大部分选自民间传说、演义小说及古典名著。很明显， 1927年复旦影片公司拍摄的《红楼梦》即属于此例。
由于早期胶片的难以保存，与众多的早期电影一样，我们已无缘得见这部电影了，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如今我们仅能从当时的影评、报道中去领略其中风采。幸而杜春耕于拍卖会上购得复旦影片公司出版的《复旦特刊·红楼梦再生缘合刊》[1]，里面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史料。对于这本特刊的意义，杜志军于《早期<红楼梦>电影研究的津梁——<红楼梦特刊的发现及其意义>》一文中，[2]已有了充分的阐述，此不赘。
第一节 复旦版《红楼梦》影片简介
1927年，复旦影片公司出品了《红楼梦》，该片为无声黑白片，后改名为《新红楼梦》。
复旦版电影《红楼梦》特聘文学家徐碧波担任编剧，导演为任彭年和俞伯岩，摄影周廷喜，服装蔡泽民。此片主演：周空空（饰刘姥姥）、陆剑芬（饰贾宝玉）、陆剑芳（饰林黛玉）、王谢燕（饰王熙凤）、王意逸（饰薛宝钗）等。[3]
复旦版《红楼梦》为时装片，所有演员，皆着时装。
复旦版红楼梦宣传画
据徐归燕（徐碧波）《红楼梦本事》及《红楼梦字幕》，我们可以大致知道复旦版《红楼梦》的故事梗概。该片中刘姥姥作为贯穿全局的人物，将整部《红楼梦》作为她的一场梦，将刘姥姥譬为“春梦婆”，进而喻示了“翰内昔日富贵等于一场春梦”之意。[4]
在复旦版《红楼梦》中，选取了黛玉进府、宝黛初会、刘姥姥一进大观园、宝玉挨打、比通灵、黛玉含酸、毒设相思局、刘姥姥二进大观园、尤二姐吞金、黛玉葬花、紫鹃试莽玉、黛死钗嫁、宝玉出家、荣宁被查封等故事情节。
在影片中，凤姐三度设计，害死贾瑞、尤二姐及黛玉三人，可谓罪大恶极。由于凤姐重利盘剥及贾府广蓄奴婢，二罪并发，贾府被抄。同时，片中着重拍摄了宝、黛之间的爱情，最终，以黛玉焚稿病死、宝玉逃婚并出家在庙中诵经来归结这段爱情悲剧。
影片的最后，“巨钟镗镗然鸣，老老一惊而醒，扭眼眈相，绳床茅舍，依然在乡村之中，细维适才所经历者，乃一场春梦耳。”以梦为始，以梦而终。
因为是无声片，所以在表演上仅能通过肢体动作、面部表情以及字幕来表达电影的内容，表演方式比较匮乏。编剧在处理字幕时，费了很多的心思。该片在主要人物出场时，对该人物加了一个说明，总体来概括影片中这个人物的性格与评价。如刘姥姥，评价为“他是个积世婆婆”；林黛玉评价为“这是气量偏窄，多愁多病的林黛玉”；王熙凤为“雅号泼辣货”；贾宝玉为“这是假作疯癫，惯向姐儿堆里厮混的贾宝玉”；薛宝钗为“外貌纯厚，居心险诈的薛宝钗”。同时，为了明确线索，昭示重点，提醒观众注意，该片在部分地方加以着重的提示，如“初次还泪”、“金玉姻缘之暗示”、“凤姐第一次阴谋之结果”、“刘老老二进大观园” 等等。[5]
第二节 复旦版《红楼梦》的改编策略
《红楼梦》百二十回，遑遑巨著，百十万言，头绪繁杂，人物众多，如何将《红楼梦》纳入“长度仅20本（4小时左右，分上下集）”的影片中，[6]这是非常有难度的事情。
正如顾醉萸在《论红楼梦摄制影片之困难》一文中所述：“惟一考我国旧剧中，往往纂取稗官小说，编演成戏。取材于《三国》者最多，《水浒》亦间有之，其他上至《左传》《史记》，下至盲词俚曲，无不采为本事，谱之管弦。而于可歌可泣之《红楼梦》，独付阙如。其故安在？良以此书，范围既广，措手无从，而所述颇多家庭情况，儿女琐事，极轻描淡写之至。苟演之舞台，非有深刻之表情，不足以引起观众兴趣。以是剧界以编《红楼梦》戏为畏途。”[7]与《水浒》、《三国演义》所述之英烈侠事不同，正因为《红楼梦》中所述琐事太多，儿女情长，除少部分章节外戏剧冲突比较缺乏，在改编成影视作品或戏剧作品时，难以引起观众兴趣。《红楼梦》改编之难，在当时就已有着广泛的认同，将此视为畏途。顾在论述中所提的“深刻之表情”，笔者认为是与当时电影皆为无声片分不开的。无声片的先天不足，表达方式上的匮乏，更增加了《红楼梦》的改编难度。
若论头绪之繁，在中国古典小说中《红楼梦》可以说是最多的。如《水浒》，有“宋十回”、“武十回”的说法，改编起来情节集中，戏剧冲突突出，尚属于单线条的情节推进模式。到了《红楼梦》，则或而单线，或而群头并进，又有“千里伏线”、“草蛇灰线”之法，牵一发而动全身。如何从中减头绪、立主脑、密针线，就越发重要了。
复旦版《红楼梦》的成功与否，因未见影片，无法断然下结论。但据《复旦特刊·红楼梦再生缘合刊》一书中所载文章及部分报刊的评论来看，当时的反响还是比较好的。如汉萍发表于《海报》的《看红楼梦后》一文中说：“综观以上各节，此片在目前电影潮流中，虽不谓烨烨生光，亦不愧戛戛独造矣。”[8]钓徒发表于《快说》的《红楼初试记》一文中说道：“总观全剧，情节紧凑，无懈可击，洵为国产影片之杰出，预料是篇，定能风行遐迩也。”[9]沈一冲的《观红楼梦试映记》一文中写道：“综观全剧，佩其结构精密。惟末后结婚一幕，饰宝钗者，不应以珠罗遮面，似宜易以薄绸，尽代庖之人，总以掩藏为是。则诸贤者，以为何如？”[10]该文虽对影片结局处有商榷之意，但总体来说还是褒大于贬。从以上评论可知，复旦版《红楼梦》可以称之为一次成功的改编。尤其钓徒所说的“情节紧凑，无懈可击”几字，更是针对改编所言。
从整体来说，既然是改编，又是在不同的艺术形式之间的转换，为迎合不同艺术表达方式的需要，难免需要适当改变一些故事的发展脉络以使情节紧凑，更适合新的表达需要。由上文所述复旦版《红楼梦》的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出，复旦版《红楼梦》是以刘姥姥的三进大观园为主线，以王熙凤的三计害三命以及宝黛之间的爱情悲剧为主要内容，删繁就简，贯穿了整部《红楼梦》。如此一来，头绪明了，情节紧凑。
在《宽中寻仄法》一文中，范烟桥写道：“如一题，材料丰富，虽千言万语不能尽，于是一齐抛开，别辟蹊径，反觉曲折有趣，此即‘宽中寻仄’也。”[11]复旦版《红楼梦》正是通过这一方法，从全局出发，而又不拘泥于原著，以刘姥姥的故事情节为干，串接其他情节，改编拍摄《红楼梦》，这一做法，新颖而又不失本意，在当时获得了很大的好评。如菊高在《慰我所思之红楼梦》一文中写道：“细观本事，以刘老老作起结，编制之佳，殊足惊佩，盖若全依原书，视作无上之秘宝，按步设演，不加戏剧上的编制，则虽以电影为名，而仍为曹雪芹的笔下小说也，是何足取？”[12]周素雅在《复旦公司摄演<红楼梦>之我见》中写道：“惟书中事迹，枝节繁多，如果尽量容纳之，不惟摄影非易，即观众亦定必嫌其琐屑也。差幸书中有一极显着之主人翁，此为干，余者作枝，则其他部分便可有所依据而删减矣。所谓主人公者何人斯？即刘老老是也。”[13]欲要在较小的篇幅中展现《红楼梦》整体的意蕴，必须要在通顾原著全文的情况下，先确立主干，而后选取情节，此种改编方式，实为非全景式拍摄《红楼梦》所必须依循的规律。而范烟桥“宽中寻仄”一语，精辟地道出了这一特点。
周空空
第三节 时代对复旦版《红楼梦》改编的影响
从改编的角度来说，既然存在艺术形式上的转换，那么转换之后的产物，已经不完全属于原作者，而应该将其归为改编者对原作的理解与阐释，既然是阐释，不可避免地会增加改编者的阅读体验，而此阅读体验未必就是原作者的本意。如此说来，无论是何种改编，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流失，也会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在《红楼梦》的影视改编中，这种改编又受到影视批评及红学的影响。
1905年，京剧片段《定军山》的摄制完成，标志着中国电影在古老的帝王之都诞生，但随后中国民族制片业的起步发展却转战到上海。新兴的民族电影不仅需要本土文化的支持，更需要经济和“精神气候”的保障，当时的上海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国早期电影发展的重要基地。至20世纪20年代，民族制片业呈现出初盛的景象。而电影业的发展，同时促进了电影批评的发展。很多的文人参与其中，而各报刊就成为影评的阵地，每部有影响的影片出现以后，必定很快就会有大量的影评出现。反过来，这些影评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电影的制作。对于制作人及编剧来说，这些影评是必须要重视的，影评中的评判标准，也是影片制作人与编剧所依循的标杆。影评在每个时代都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色，如20世纪20年代，则是“将传统儒家文化的伦理道德观作为电影批评的主要标准”，而其中的道德标准就是“彰明是非善恶”。[14]
这种道德标准，在复旦版《红楼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自《红楼梦》问世以来，关于“左黛右钗”或“左钗右黛”之争就未尝中断，甚至“几挥老拳者”，不可谓不激烈。复旦版《红楼梦》中，黛玉的形象被塑造得高洁纯真，评语为“气量偏窄、多愁多病”，而其“气量偏窄”又是由对宝玉的痴心所引发而出，成了可以原谅的缺点，其“多愁多病”却愈发增加几分“西子捧心”之美。至于薛宝钗，则被编写为一内心狡诈之人，其出场时的评语就是“外貌纯厚，居心险诈的薛宝钗”。在《红楼梦本事》中，对宝钗的描写为：“有女名宝钗，项间常珮一金锁，钗以宝玉有玉，恒私冀谓‘金玉姻缘’。”[15]从这描写中，似乎可以看到，宝钗之所以常佩此金锁，就是为了彰示“金玉良缘”。影片在播出到“比通灵”之时，更直接用字幕“金玉姻缘之暗示”加以明晰化。
复旦版《红楼梦》中，王熙凤这一人物，可以视为影片中的主角之一，戏份远超宝钗。从小说文本中来看，贾府的败亡固然与王熙凤的作为有关，但尚未上升到决定性的地位。到了复旦版《红楼梦》中，贾府败亡的两大原因之一，就是“凤姐的重利盘剥”。 并且凤姐的“三计害三命”，也是影片中所主要渲染的部分。影片最后凤姐“前尘影事，潮上心灵，良心裁判，追悔莫及”，[16]也正是“彰明是非善恶”的具体体现。
20世纪20年代，对于影片评价的第二条标准，是从影片的娱乐性出发的。由于无缘得见复旦版《红楼梦》的影像资料，我们仅能从当时的影评中了解一二。从各影评来看，对于复旦版《红楼梦》来说，娱乐性主要来自于周空空饰演的刘姥姥。如一冲在《观红楼试映记》中写道：“周空空饰刘老老，老迈龙钟，举止鄙俗，使人生噱不止。”红绡的《评复旦<红楼梦>》中写道：“周空空饰刘老老，老态龙钟，村俗可哂鄙，醉后内急时，觅厕地不得，大演其无锡人之‘团团转’，几历遍大观园，一举一动，均引得观众哗笑。”钓徒的《红楼初试记》中记载：“全剧以刘老老作周结，处处引人入胜，周空空饰刘老老演来惟妙惟肖，滑稽突梯，令人捧腹。”[17]如此想来，编剧对刘姥姥情节的设置，必定也是与当时影评所设定的标准有关。
20世纪20年代，也正是“新红学”建立之时。1921年11月12日，胡适发表了《红楼梦考证》（改定稿），确立了新红学的地位。1923年，俞平伯的《红楼梦辨》也得以出版。1927年，研究《红楼梦》的文章，时可见于报端。据不完全统计，自1920年至1927年，发表于期刊的《红楼梦》论文有28篇，发表于报纸上的有42篇。尤其是，参与《红楼梦》讨论的，有许多是非常出名的大学者，如蔡元培、胡适等等，在当时社会上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从复旦版《红楼梦》中，也能看出红学所带来的影响。
“梦”之诸多含义中，有虚无一意，正合“春梦婆”之典，谓“富贵”为“春梦”，即是说富贵即虚无，转眼皆逝。复旦版《红楼梦》将刘姥姥比作“春梦婆”，又有将贾府富贵看作“春梦”一场的意思。《红楼梦》第一回就说道：“作者自云曾经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借‘通灵’说此《红楼梦》一书也。”[18]作者亦自道“梦幻”。在诸多评点中，也有许多的批语与“梦幻”二字有关，如甲戌本第一回有批语“所谓万境都如梦境看也”，三家评本第一回有“梦幻是本旨，通灵石头是本旨也”。如此等类甚多，难以一一列举。复旦版《红楼梦》改编者受其影响也是大有可能的。
在《红楼梦影片开幕词》中写道：“《红楼梦》说部，脍炙人口，几于妇稚皆知。特是书空灵玄奥，什九都系寓言，坐是或有附会为清始祖与董小宛事，或谓乃绪述满洲贵族纳兰新德事……觉确系指有明以后事迹，是则证诸以上两说，庸或可信，故本公司对于服装一层，宁可景从时流，脱以古式相炫，恐反贻蛇足之诮耳。”[19]清始祖，应为清世祖之误，《红楼梦》全为“清世祖与董小宛事”一说，源于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一书。而纳兰新德，疑为纳兰成德之误，纳兰成德后改名为纳兰性德，字容若。此说起于赵烈文的《能静居笔记》，其中记述道：“曹雪芹《红楼梦》,高庙末年,和珅以呈上,然不知所指。高庙阅而然之，曰：‘此盖为明珠家作也。’”[20]而后此说又有陈康祺的《郎潜纪闻二笔》、俞樾的《小浮梅闲话》及钱静方的《红楼梦考》等有论述。以上两说，均被胡适于《红楼梦考证》一文所驳斥。
按照《红楼梦影片开幕词》来看，复旦版《红楼梦》之所以为时装电影，固然有资金方面的原因，但也不可排除受红学的影响，为免蛇足之憾，干脆“景从时流”了。
任彭年
第四节 复旦版《红楼梦》与《红楼梦》原文的比较
从被选取的情节来看，复旦版《红楼梦》的情节涵盖了《红楼梦》一百二十回的内容，由此可知徐碧波在改编过程中所用底本应为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
为了能用较短的篇幅涵盖整部《红楼梦》的意蕴，复旦版《红楼梦》的改编者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删削。《红楼梦》中的神话部分如女娲炼石补天、绛珠还泪以及太虚幻境都被删掉，渺渺真人与茫茫大士的故事情节也被删除。人物方面为了突出主线，贾雨村、史湘云、秦可卿、妙玉、尤三姐、薛宝琴等诸多人物的故事情节也消失了。
从对具体情节的处理上来说，复旦版《红楼梦》在选取的故事情节中也并未完全按照《红楼梦》原文中的故事来进行演绎，而是加以改编来适应整部电影的需要。
如小说原文中“毒设相思局”一段，凤姐两度设计，欲断贾瑞之相思。电影中则直接为“因设相思局，而命姪蓉卧于榻为代。瑞至被获，遭奇辱，复因园门下键，不得归，致露宿小亭中，卒因是得病，寻疫”。从情节上来看，是将两度相思局合而为一了。
又如宝玉挨打一段，书中是由琪官之事引发，又有金钏投井之事，致使贾政大怒，大加鞭笞。而在电影中，则是“一日于政庶出子环，攘坐而闹学，环性又狡黠，因被父责，竟诿过于宝玉。政怒责玉，玉创甚”。 一段“宝玉挨打”，内容涵盖了“宝玉闹学”与“宝玉挨打”两部分的内容，又暗藏着“魇魔法姊弟逢五鬼”中贾环用灯油烫伤宝玉脸一段的意思，用意之巧，叹为观止。
尤二姐吞金一节，也与小说原文有出入。小说原文中，凤姐是由“讯家童”而得知贾琏偷娶尤二姐，复旦版《红楼梦》中则是凤姐跟踪，而后知贾琏偷娶。此种处理，抛开了 “二马同槽”、“父子聚麀”等诸多情节，更直接删除了尤三姐。
至于“掉包计”，原出自《红楼梦》第九十六回。在该回中，贾政首先提出以宝钗为宝玉之妻，贾母、王夫人均表示赞同。袭人固然喜欢，但顾忌到宝玉对黛玉的感情，唯恐他痴病发作，到时反不好处理，于是急忙找到王夫人禀明了原委。王熙凤知道后为打消众人顾虑，提出了这条“掉包计”。到了复旦版《红楼梦》中，则成了“老祖宗虽心痛外孙女，奈被左右包围，不得不从众议。凤姐使移花接木计，为宝玉聘宝钗”，贾母被撇清，所有罪恶皆凤姐一人承担。诸此种种，固然是为了体现凤姐的罪恶，然而与原文已经有了较大的不同。
综上所述，改编者对具体情节的修改，目的有二：其一是为了删除较复杂的情节，减少出场的人物，以缩短故事内容，如宝玉挨打、尤二姐吞金等；其二是为了突出人物个性，如“掉包计”等。
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一文中说：“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述，并无讳言，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21]鲁迅的这段评价，历来为学界所重视。《红楼梦》中的描写，最吸引人的也正是因为“真”，惹人爱，使人恨，悯其悲，叹其败，总是使人感慨不已而又浮想联翩。《红楼梦》中的人物，更是写的十分丰满，如见其人。但这些在复旦版《红楼梦》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
王熙凤是小说中着墨甚多的人物，固有狡诈的一面，如对张金哥一事的处理；也有贪婪的一面，如她迟发月钱以获利。但无法否认的是，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也有她善的一面。如她效“戏彩斑衣”，以博贾母一乐，如大观园中的姐妹皆得她照顾，如她赠刘姥姥以金，如她送衣于邢岫烟，此皆其善。而复旦版《红楼梦》中只述其恶，只说她三计害死三命，并将她作为贾府败亡的主要罪人，则难免有些过了。贾瑞一而再的痴心妄想，王熙凤本只存教训之心，贾瑞之死，虽起于凤姐，但凤姐不应负主要责任。至于尤二姐之死，则确为王熙凤存心所为，但仍可视作醋心唆使，而此事肇始者乃是贾琏。到了“掉包计”，则可以理解成王熙凤的拔尖要强，抖机灵。贾府本处末世，“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表象之下，掩盖着的是满目疮痍，事败抄家不过是时间问题。
薛宝钗是复旦版《红楼梦》中又一极端化了的人物。虽从《红楼梦本事》及《红楼梦字幕》二文来看，影片中无太多薛宝钗的故事，但在薛宝钗出场时的评价及《红楼梦本事》中，说她“常珮一金锁”来看，无疑是将她作为一个阴谋论者来看待了。薛宝钗虽不若林黛玉的敢爱敢恨，但她深爱宝玉亦是无法否认的事实。将她作为阴谋论者，还是有失小说原意。
另外，影片中因为删除了神话故事，故有一处失去了照应，单独呈现，有突兀之嫌。在宝黛初会之后，宝玉摔玉，晚间袭人探望黛玉之时，影片中打出一副字幕“初次还泪”。影片中既然没有绛珠草与神瑛侍者的神话，此字幕就没有了依托，这应是编剧的一个失误。
第五节 小结
不同时代的作品，应当放到不同时代背景中去探讨，如拿现在的标准来评论当时的作品则难免失当。复旦版《红楼梦》，从改编角度来说，虽然有单一化人物个性之嫌，然而也有着非常多的优点，尤其它的框架，虽然来源于《红楼梦》小说中的“以甄士隐梦始，以贾雨村梦终”这一模式，但它以刘姥姥为主干，以宝黛爱情及王熙凤的“三计害三命”为主要情节，很大程度上保存了《红楼梦》的原貌，体现了《红楼梦》的意蕴。在4小时的影片长度中，展现出这么多的内容，这是非常不易的，实不愧“收万里于尺幅，罗千载于一编”之赞。[22]
杜志军在《早期<红楼梦>电影研究的津梁——<红楼梦特刊的发现及其意义>》中写道：“任何《红楼梦》的改编者都会切切实实地感受到站在巨人边上的压力。”[23]改编《红楼梦》，可以说是很多编剧的梦想，然而在此难题面前，又有多少人敢于知难而上？在复旦版《红楼梦》之后，又涌现出很多以《红楼梦》为题材拍摄的影视作品，改编方式各有特点，或全局性的，或截取其中片段，更有大话、戏说者，林林总总，不知凡几。这些影视作品中，成功者有之，失败者亦有之，这些影视作品改编的经验，将是一笔珍贵的财富。
[1] 《复旦特刊·红楼梦再生缘合刊》，复旦影片公司出版发行，此书在国家图书馆并未检索到，笔者是从杜春耕先生处借得。
[2] 杜志军《早期<红楼梦>电影研究的津梁——<红楼梦特刊的发现及其意义>》，《红楼梦学刊》2003年第4辑，139—152页。
[3] 《职演员表》，复旦影片公司《复旦特刊·红楼梦再生缘合刊》，第9页。
[4] 此二文均刊于《复旦特刊·红楼梦再生缘合刊》。“春梦婆”之典，出自宋代赵令峙《侯鲭录》卷七载：“东坡老人在昌化，尝负大瓢，行歌于田间。有老妇年七十，谓坡云：‘内翰昔日富贵，一场春梦。’坡然之。里中呼此媪为春梦婆。”而《红楼梦本事》中所写的“翰内昔日富贵等于一场春梦”应为讹。
[5] 该段所引内容，皆出于徐碧波的《红楼梦字幕》，《复旦特刊·红楼梦再生缘合刊》，1927年。
[6] 饶道庆，《红楼梦影视改编与传播》，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2009年博士论文。
[7] 顾醉萸《论红楼梦摄制影片之困难》，《红楼梦学刊》，2003年第4期。
[8] 汉萍《看红楼梦后》，《复旦特刊·红楼梦再生缘合刊》，1927年。
[9] 钓徒《红楼初试记》，《复旦特刊·红楼梦再生缘合刊》，1927年。
[10] 沈一冲《观红楼梦试映记》，《复旦特刊·红楼梦再生缘合刊》，1927年。
[11] 范烟桥《宽中寻仄法》，《复旦特刊·红楼梦再生缘合刊》，1927年。
[12] 菊高《慰我所思之红楼梦》，《复旦特刊·红楼梦再生缘合刊》，1927年。
[13] 周素雅《复旦公司摄演<红楼梦>之我见》，《复旦特刊·红楼梦再生缘合刊》，1927年。
[14] 李道新，《中国电影批评史》，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第51页
[15] 徐碧波《红楼梦本事》，《复旦特刊•红楼梦再生缘合刊》，第4页。
[16] 徐碧波《红楼梦本事》，《复旦特刊•红楼梦再生缘合刊》，第5页。
[17] 以上三文均刊于《复旦特刊·红楼梦再生缘合刊》。
[18] 曹雪芹 高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2月第3版，1981年1月湖北第4次印刷，第1页。此处选用此版本，是因为拍摄此片时能见到的版本只有亚东本和有正本，而有正本不是120回的本子，所以最有可能参考的就是亚东本。1964年版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本的《红楼梦》是以亚东本为底本校订的，故选取此本引用。
[19] 《红楼梦影片开幕词》，刊于《复旦特刊·红楼梦再生缘合刊》，第2页。
[20]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引自一粟《红楼梦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5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第378页。
[21]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齐鲁书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381—382页。
[22] 金季鹤，《红楼梦影》，《复旦特刊·红楼梦再生缘合刊》，第22页。
[23] 杜志军《早期<红楼梦>电影研究的津梁——<红楼梦特刊的发现及其意义>》，《红楼梦学刊》2003年第4辑，第14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