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林农，男，1951年出生于北京。
北京铁一中67届初中生，1968年9月—1970年12月内蒙土默特左旗沙尔沁公社小营子大队知青。1970年12月四川资阳铁道部431厂学徒工，1975—1978年大连铁道学院学生，1984年青岛四方机车车辆厂工程师，2011年南车集团四方机车车辆有限公司退休。知青岁月
1968年9月9日我和北京铁一中11名男生，7名女生共18人登上绿皮硬座专列，告别了北京，奔向了内蒙古的广阔天地。我看着车上车下相送的知青和家长们依依不舍的哭别，只身孤零零地坐在角落里，盼望着快点开车，反正也没有人送我。
回想起这几个月来的奔波和不幸，不禁黯然神伤……
我17岁那年，学校开始军管，已经复课闹革命，每天开始上下学。
一天，中午放学回家，刚进大院，一股莫名其妙的不祥氛围扑面而来。邻居大叔阿姨都默不作声地看着我，我和往常一样和他们打招呼也无反应。一起打闹玩耍的小朋友们也停下来，躲在一边，怪异地盯着我。走进楼门口，从一楼窗户下就挂满了一张张白森森打着红叉、写满了字、黑压压的大字报，一直铺到地下。在那个年代，到处是大字报，反正已经见怪不惊了，我满不在乎地昂着头看看是谁家又倒霉了。突然看到了打着红叉的父亲大名，原来是自己的父亲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刚刚被游街示众后关进牛棚了。
怪不得大家怪异地看着我不说话呢。我赶紧低着头跑回家，家中一片寂静，弟弟们围着妈妈无助地看着我回来，谁也没说话。
第二天，妈妈包了饺子，装在铝饭盒里让我给父亲送去。可是我被撵了回来，连爸爸关在哪里都没打听出来。又送了几次，总算收下了些换洗衣服，可还是不让见面。
几个月在等待中过去了，全家人小心翼翼地过着日子，惦念着父亲的安危。有时进学校里想看看有什么变化，真想和每一位老师同学们套套近乎，可大家也都有各自的烦心事。成日无所事事，日子就这么一天天混过去……
1968年8月的一天，我听说有去内蒙插队的消息，已经有同学开始报名了。可不知道我这样的身份，有没有资格报名。前一阵就听说想要报名去建设兵团，其严格要求就必须是红五类子弟。我充其量现在也属于黑几类子弟吧。在家，没有爸爸的日子，空落落的；在校，和老师同学近不得，也远不得，孤零零的。倒不如试一试去内蒙插队吧，广阔天地嘛……。妈妈大概也看出我的心思，也不点破，开始教我学习针灸，在妈妈和我的手上身上练习。
终于，有一天，我鼓足勇气，找到学校军代表，革委会主任，南口坦克团的初营长，问问他，我可以不可以报名去内蒙插队？他没有正面答复我，只是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是毛主席的号召，你可以先表决心。当年，表决心，意味着你要在学校操场检阅台东面的一面山墙上，公开贴上你自愿响应号召去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做一辈子农牧民的决心书。至于能不能去，那是组织的信任和批准。
反正无所事事，大不了就是不批准。我鼓足勇气，找个没人的时候，贴上了决心书，开始忐忑不安地等待……
好像没几天，通知我迁移户口的介绍信就发给了我。
这下可让妈妈着急了。家里老爸还不知下落，儿子又要远走他乡，还是去那遥远的边疆，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况且家中所有的家具都是租用公家的，拿什么给我装行李呢？
我当时好像还挺得意，一方面感谢初营长的大度，一方面庆幸自己终究还算搭上了革命队伍的车，管他将来什么什么的，高高兴兴就办完了户口，顺便还改了名字——任农，以示决心。
回到家，妈妈看到我名字都改了，也没有数落我。只是默默地把爸爸当年准备去英国时买的皮大衣，羊剪绒皮帽，一支听诊器，一盒针灸，一个标注耳针穴位的模型和一本印着毛主席语录的《常用农村医疗简易手册》交给了我（这些东西后来帮了大忙，至今我还是随时带在身边）。我自己找了几块旧木板，粗粗拉拉钉了一个一尺见方，两尺半长的木箱子装上这几样宝贝；把被褥，枕头打成一卷就托运了……
我们这18人，初三的有一男两女，初二的有15个人，却分别在几个不同的班里，和我同班的只有3个同学。在学校时，大家彼此不相识；现在伴随着西去列车的轰鸣，怀着对陌生环境的敬畏，开始相互介绍，很快就拉近了距离，大家抱团取暖，共同憧憬着缥缈的未来。
坐了一夜火车，第二天大约9点到达了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卸下行李，又匆匆上了卡车把我们送到了土默特左旗沙尔沁公社。下午，带着满满一身的疲惫和好奇，接受了公社领导的第一堂阶级斗争教育课，和听不出所以然却充满地方特色的戏曲演唱会。终于可以盘腿坐在土炕上，享受晚餐了。我们分成两组，眼巴巴地等着这第一次纯内蒙风味的晚宴。只见来人端来满满两大盆带着骨头的羊肉，每一块都有拳头大，也没有筷子碗，热情地不断劝我们吃吃吃……。天啊，我心中充满了豪情，真不愧是蒙古汉子的地方，下手就抓，大块吃肉，比北京日子好多了，想想还真来对了。正当我们下手抓羊肉毫不斯文地啃着吃着时，却听到扒在门外窗外小孩子们叽叽喳喳的喧闹声，一个个黑乎乎的小手上拿着的却只是老玉米和土豆，眼巴巴地看着大盆里的羊肉……。我们心头不禁飘起大大的一丝凉意。
我们的下一顿还有肉吃吗？
在公社住了一晚，小营子大队套了大车来接我们了。晃悠了10来里路，终于到达了我们将要插队落户的村里，这个村不大，只有51户人家，153口人，除了一个羊倌刘老汉是流落在此的汉人外，全是蒙古族。这是一个除了耕地之外，尚拥有2000余亩草场的半农半牧的小村落。
一进村，一条笔直的土道贯穿东西，两边是杨树，南北是一排排从没见过的一面坡土坯房，除了绿树，满眼都是土黄色。更没想到是，土道旁边居然还站了一长溜低头耷拉脚的老乡，村支书一脸严肃地指出，这些人都是地富反坏右份子和内人党分子，你们要认准敌人，站稳阶级立场。我心里想，哇，这里的气氛也不单纯啊，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吧。
我们的驻地，就在村子中间，靠近村中的大道，一堵围墙，隔出一个院落，这里原来是乌兰夫的夫人云丽文父亲的宅子。大院北边一溜六间正房，东边有个厢房，西边的院墙上开了一个豁口，有一个病歪歪的老年妇女趴在墙上盯着我们看。后来才知道，那是隔壁邻居---生产队小队长的夫人。
可惜没有当年知青点的照片，只有这张同学提供的残败之照。
领队金刚给我们分配了住房，我们五个人住在东边第三间房，第二间住了六个男生，第一间是大队会计室，会计室东边还有一个窄窄的储藏间，大概是放马鞍，农具什么的所在。挨着我们的西边房间住了五个女生，最西边一间小屋住了两个爱干净的女生。我被分配躺在靠窗的炕头上，最里边放着大家的衣箱，因为我自己钉的小箱子又旧又破，被放在炕脚下。刚刚收拾好了各自的行李，屋里就挤满了老乡，男男女女都是来眊（看）我们这些京娃子的。
大队考虑我们不会做饭，安排了一个大婶帮我们做饭。按当时标准，我们可以享受一年的商品粮供应，每人定量40斤。需要到50里外的百什户粮库去拉粮，和城里人一样，有米有面，好像还有几两油。我们当年正是半大小子，吃垮老子的年纪，不干活，这点粮食也吃不饱，况且少菜无肉的，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晚上实在饿的不行，会抽烟的同学就带上香烟到老乡家里噌炒面吃。再后来，我们辞退了帮厨，分屋做饭，也不知女生够不够吃，反正我们男生始终吃不饱。
每天一大早，院门口的大道上先是“牟、牟、牟”的唤羊的吆喝声，那是瘸腿的羊倌刘老汉在召唤各家的自留羊出村放牧；更奇葩的是，紧接着就是“喽、喽、喽”的唤猪声，居然就有大大小小的猪自己从各家各户跑出来聚在一起跟着老猪倌大摇大摆地出村了。然后就听到了老队长“出工了”的吆喝声，我们也怯生生的出了院，看看能让我们干些什么。
第一天，安排我们去拔荞麦，除了我们18个青壮年，村里来的都是老年妇女和6、7岁的小孩。走了好远，才看到地头，地上是紅梗绿叶挂着褐色三角籽的荞麦，一种我们从来也没见过的庄稼，倒是人人都睡过荞麦皮的枕头。到了地头才知道什么是黄土高原的辽阔，荞麦原来只有一尺来高，娇嫩嫩地站着，但是却蔓延到一眼望不到头的远方，四面没有田埂。按照分配，每人拔四垄，开工。老人和孩子们高高兴兴地拔着慢慢走远了；我们拔在手里，嫩嫩的，既好看又不勒手，兴头也不小。可是，带头人渐渐的看不见了，两条腿慢慢的蹲不住了，咬紧牙，伸着手，就是挪不动窝。蹲不住，就跪着，趴着，可死活干不到头。整了一天，腰酸背痛，几乎走不回家。人家老人孩子干一天得了6分工分，我们才给了可怜的3分。
没过几天，安排我们收老玉米。这天来了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兼武装部长（可惜没记住人家大名），只记得是一位壮硕的、高高的黑脸蒙古汉子，亲力亲为却不多说话的人，亲自给我们带队收庄稼。苞米地也是一眼望不到边，人钻进去，上看不到天，下看不到地；头上顶着是随风摇曳的玉米花子，脚下踩的是厚厚的玉米叶子，高高的玉米杆遮得是密不透风。首先是把老玉米棒子一个个掰下来，然后再放倒玉米杆。正干得起劲，突然有人喊，怎么了怎么了，快来人啊……原来是公社领导病倒了，偌大的个子，满脸豆大的汗珠直冒，双手捂着肚子疼得在地上打滚。村里没有医生，到公社医院要走10多里路，怎么办？老队长急得也是团团转。同学们这时齐刷刷地看着我，让我赶紧想想办法救人。天啊，我从没救过人啊，除了自己给自己扎过几针，什么也不懂啊，况且这还是个公社大主任呀，我只不过是个可以教育好的孩子，救不好可就麻烦大了。老队长一听说有人能扎针，他才不管什么出身，什么身手，拉着我，抬着主任就往村里跑。什么叫赶鸭子上架，什么叫强人所难，什么叫……都由不得我了。进了村，上了炕，病人依然是紧锁着眉头，手捂着肚子，强忍着呻吟，看上去十分痛苦。我洗了洗手，蹲在地下，赶紧打开我那又旧又破的小木箱，拿出简易医疗小册子翻了翻，脑海里紧张地回想妈妈教过的方法，可还是一片空白——妈妈没告诉我怎么判断急症，怎么下手抢救。等不及了，病人沉重的喘息声，告诉我必须决断了------估计是暑气熏蒸，有点中暑？胀气？胃肠功能紊乱？------先减轻痛苦再说。我感谢妈妈的细心，在针灸盒旁边，居然还有一小瓶泡过酒精的药棉球。我爬上炕，跪着摸了摸病人的头，不烧；扒开眼皮，瞳孔没放大；按了按肚子，鼓鼓的，不让碰，恐怕是胀气，心里踏实了点。先在合谷穴，内关，足三里各扎了两针，病人好像安静了点，我已经是满头大汗了。我请病人放松，解开裤子，露出鼓鼓的肚子，硬硬的。在上脘，中脘，天枢，关元穴上行了针。病人明显缓解了，我也镇静下来。想了想，抢救吗，还是在人中，百会穴上再扎两针吧，又扎了三阴交。差不多能记着的常用穴都用上了，谢天谢地，谢谢妈妈，谢谢我自己，病人确实平稳多了。我爬下炕，请人帮忙烧了点水，差不多10来分钟，就听到病人放了个响屁，接着长出了一口气，说话了，好像问了问我的名字，谢了谢我，让我先擦擦汗，不用再忙了。等到起针时，才发现，肚子上的针，有两个已经弯曲了，还带出了点血。病人伸直了身躯，舒服地躺了一阵，喝了点水，居然可以下地了。这一天，我没有返回玉米地，把汗湿的衬衫洗了洗，在村子里逛了逛。晚上听说，队长还给我记了头一个满分10分工。
又过了几天，正在地里干活，突然听到汽车的声音，不一会，一辆旧吉普车开到地头，司机下来和队长说了几句，就叫上我跟他回去。我也不明就里，回到村里进了屋，就让我赶紧收拾被褥跟他走。路上才告诉我，公社领导安排我到北京天津联合医疗队（626医疗队）赤脚医生培训班学习。天上掉馅饼啊，这么难得的机会怎么会掉到我嘴里了。想了想，一定是我的第一个病人和伯乐帮了我，真得好好谢谢他。到了公社，安排我在公社单身宿舍的一间平房里住，和医疗队驻地挨着不远。
第二天，还是这个人把我带进一间教室，和正在讲课的女大夫说了说，就安排我坐在第一排的位子上坐下，并给了我一本讲义。关上门，我抬头一看，赶紧低下了头，墙上挂了一幅女人体解剖图，黑板上写着产前检查什么的。天啊，我活这么大了还没见过裸体女人，怎么第一课就是讲妇产科呀。原来，医疗队是响应主席号召来内蒙巡回医疗的，现在轮到沙尔沁公社巡回医疗了。他们是一边帮农牧民看病，一边把各村现有的土郎中进行培训提高，开课已经一个多月了，我是第一个白丁。医疗队李队长是外科主任，北京人，和我算是老乡吧，对我很是关照，但凡是他上手术台，总是带着我旁观，递个镊子，拿个纱布，言传身教。大概是公社武装部长大力支持吧，大队不但同意我脱产学习，每天记工分，好像还有几毛钱的伙食补贴，记得我是天天记伙食帐，在公社里搭伙吃饭，可以专心学习。在学习期间，我还帮小营子村老羊倌刘老汉检查了他那常年流水流脓的瘸腿，由于整个小腿都黑了，创口不能愈合，医疗队的意见只有截肢了，但刘老汉坚决不同意，领了些消炎止痛药就回村了。大概学习了两个月，突然传来布鲁氏杆菌病（老乡称为羊憨憨病）流行，这是一种人畜共得的恶性传染病，据说是从外蒙越境的黄羊传染了境内的牲畜，又传染了牧民。得了病的羊，骨节肿大，懒洋洋的站不起来，俗称羊憨憨病；传染了男人，除了骨节肿大，还有阴囊肿大，能吃不能干，成天懒洋洋的躺在床上等死。医疗队停止了一切活动，每天分工奔赴各个村全力以赴投入打预防针的工作，同时也接诊其他病人。我头一次独立开始了医疗活动，穿着借来的白大褂，拿着注射器，外面是排着队等待打预防针的老乡。培训班的同学们都是当地人，我却带着副眼镜，讲一口京腔，大概老乡错把我也当成北京来的大大夫了，一天到晚，我前边的队伍排的长长的，不管打得疼不疼，好像都挺满意。我也确实得到了锻炼，不管是皮下注射，肌肉注射，静脉注射还是推高涨糖基本上可以一针见血，一次成功。虽然学习时间短暂，但收获良多，尤其是结业前，医疗队还是旗医院给我在呼和浩特市医药公司办理了相当于区级医院的供药资格，好像没几个赤脚医生有这个待遇。还在公安局备案刻了沙尔沁公社小营子大队医务室公章和我的私章，每月可以按批发价优先供药，这无疑给我提供了巨大的帮助。这得感谢当年国家的医疗面向农村的政策，感谢北京天津联合医疗队的言传身教和鼎力帮助，感谢公社武装部长的信任和培养。可惜，还在我忙着打预防针的时候，他老人家就调走了，好像是调到铁帽公社去当革委会主任了。以后也没机会再见到他，也没能当面好好感谢他。祝愿他老人家现在身体健康，晚年幸福。
回村后，大队很支持，把大队部会计室钥匙给了我一把，还腾出唯一的柜子上半部分作为医药柜。会计二秀批给我270元钱，让我去呼市医药公司进药。我购置了各种规格的注射器，酒精，消炎药，青链霉素针剂，生理盐水，葡萄糖注射液，止咳镇痛药，还有几支肾上腺素注射液，以防青霉素过敏时急救用。一个小小的农村医务室创立了。我也有幸成为小营子大队历史上头一个有资格的赤脚医生。
我从此以后一边参加劳动，一边给老乡看病，如果有病人需要打针，我就以治病为主，大队依然给我计工分，只需要和队长会计打个招呼。每月可以进呼市购一次药，来回三天可以住大车店里的单间，那里有木床而不是大炕；睡大炕5角钱，住单间1块5角钱，主要是可以开发票。大队给报销车费还记10分工分，足见大队对我的关爱。村里的大队领导，众位乡亲也从来没把我当外人，也不管我是什么出身，一视同仁地予以信任和关心，安心地让我为他们扎针治病。
我也尽心尽力地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为老乡分忧解痛，中国的农民真是吃苦耐劳，无论身体如何承受病痛的长期折磨，只要不被疾病放倒，就决不言病。内蒙风大天寒，许多常年劳作的老人都有严重的风湿病和关节炎，关节肿大腿弯曲，腰也伸不直，但他们从来不看病，也不吃药，确实也吃不起药。实在痛得忍不住，才到我这里买一两片安乃近或索密痛，犒劳一下自己，甚至只花几分钱，让我抽20cc的复方咳嗽糖浆喝下去就一瘸一拐地走了。我好长时间弄不明白他们喝复方咳嗽糖浆干什么，后来才知道，原来糖浆里有麻黄素的成分，其实含量很低，最多只能是一种心理安慰，看着真让人心疼。
干农活中，最有意思的活就是挖山药蛋子了，内蒙黄土高原的沙质土地非常适合种土豆，个头均匀，表皮光滑，最大的能有半尺来长，胳膊那么粗，淀粉含量高，又面又甜。一到地头，队长首先划拉一大堆土豆蔓子放火烧出厚厚一堆热灰，再扔进去许多刚刚出土的新鲜土豆，盖上更多的蔓子再烧火。然后壮劳力在前边挖，妇女孩子在后边捡，一直干到那遥远的地头；喘口气，歇一歇，再挖回来，并且越挖越有劲，因为烤土豆的香气实在太诱人了。到地头了，大家扔下铁锹，一窝蜂地冲向冒着烟的灰堆，扒的扒，刨的刨，一边吹，一边吃，太香了。吃饱了，又噎又渴，赶紧跑到坡底下，趴在水泡子边，贪婪地豪饮那冒着泡的浑水，全然不顾那是牛马羊的水塘。吃饱喝足就已经晌午了，大家懒懒散散地躺在土豆蔓子上睡一会儿，或者听听老乡们胡侃的黄段子。下午继续开工，阳婆落了，还跑到灰堆里扒几个剩下的烤土豆边走边吃地回家。
我们同屋的罗来俞，喜欢上了放羊的营生，后来又要求去放夜马。因为，马不吃夜草不肥，大队养了一大群马和骡子，在庄稼没有完全收回村里时，怕马晚上吃了庄稼，尤其是邻村的庄稼，必须得有人放牧。看着他每天骑着马，赶着大大小小的马群，天一黑就出发，天放亮才回来，蛮浪漫的，也引起了我的好奇。一天，穿着借来的老羊皮袄，跟着罗来俞来到场院，学着样，偷了几把黑豆，悄悄喂了喂一匹据说是当年乌兰夫坐骑的走马（专门训练出来不会颠人的好马），套上缰绳，带着看场的老狗，赶着一群大大小小的马群出了村。我爬上光光的马背，抓着马鬃，夹着腿（为了安全，不给我们配马鞍）紧张地跟着马群，绕过村东的小湖，跳过泵房的粗水管，差点撞上老槐树；一会冲下坡，一会又爬上坡，黑灯瞎火地乱跑。总算到了草场，找了个背风的坡，拔了些草喂我那匹“坐骑”，把缰绳牢牢钉在地上，又给了狗点干粮，这可是我俩今晚的安全保障。四周黑漆漆的寂静无声，没有月亮，只有满天繁星闪烁，宽宽的银河弯弯地扣在地上；散落的马匹完全看不清，只剩下一对对亮晶晶的大眼睛高高低低地挂在半空。正在半睡半醒间，突然一阵马嘶蹄疾声惊吓了我，我的那匹“坐骑”不安地刨着地，狗也吠叫起来，原来是草原狼来了。只见离地很近的远方，有一对贼溜溜的小眼睛闪着不祥的凶光漫无目的地漂移着。我们赶紧爬上马背一溜烟地追赶跑散的马群，重新把它们聚起来，看来高大的马群也害怕野狼。经过这一夜的“浪漫”，我再也没有兴趣放什么夜马了。
天渐渐凉了，庄稼也都收到了场院，主要的农活就是打场脱粒了。村里的劳力慢慢富裕了，有时派我们去羊圈，马圈，牛圈里出粪。每天早上当牲口放出去的时候，一夜的粪尿，地上湿漉漉的，必须给它们推土垫圈，这样晚上回来它们才能卧倒休息。一天天铺上干土，尿上尿，再被它们踩实，半年下来，就有厚厚一层，必须出粪，堆起来，等待明年开春就是上好的有机肥料。有时就不给派活了，我们男生也置办了铲草用的大铲刀，去砍一棵直溜溜的小杨树安上，顶在肩膀头上，让宽大的铲刀头平平地放在草根处，只管直直地向前推，黄土高原上一块石头也没有，一趟草就被铲断躺倒在地，一天下来可以铲上好几亩，晒上一天就半干了，再去把半干的草打成一个个草捆，垛在地头上吹干，有空时拉回家，就是很好的柴草和自留羊的冬季饲料；有时赶上往呼和浩特贩驴的马帮还可以卖饲草，能挣不少钱。闲时还可以去捡牛粪，晒干了也是烧火的燃料；为了解决冬季取暖问题，大队就套上三驾马车，后边再栓上两匹马，一直往南到山西，卖掉两匹马，换成满满一车大块无烟煤拉回来分给各家。家家都盘有一个通炕的烧煤灶，白天烧水做饭，晚上暖炕。
下雪了，刮起了大北风，干冷干冷的拿不出手。最惨的就是挑水了，井台上结了厚厚一层冰，溜滑溜滑的站不稳，还要挑着水桶一步一滑地爬上井台；辘轳都冻住了，井绳成了条棍，伸手一抓能粘下皮。晚上，冻的睡不着，我们就干烧锅，把大铁锅烧得通红通红的躺下就睡；早上起来，屋里冰冷冰冷的，门都被冻住了，半缸的水也冻成了冰疙瘩。
快过年了，也没有农活了。我们好歹也分了几十块钱，就想家了，大家决定回家过年。我带着小米，莜面，还有几个最大的土豆高高兴兴地回了家。一进门，冷清清的，二姐上山西平陆县插队去了，穷的没钱买票回家。只有三个小弟弟在家，弟弟告诉我，一个好消息是爸爸已经出了牛棚，下放到河南息县铁道部干校劳动去了；一个坏消息是，妈妈她们医院整体搬迁到甘肃靖远支边去了，只剩下三个10～15岁的小弟弟自己过日子，时不时有我两个姨妈过来照顾照顾他们。我已经是大人了，每天在家收拾收拾，给上学的弟弟做做饭，拆洗了几床被褥，四个孩子凑凑合合过了年，也不知道爸爸妈妈天各一方，各自在外地过年是个什么滋味……。
一晃又到2月底了，大家相约着回村，帮老乡买了花椒大料，15W的电灯泡，白砂糖，尤其是几块1斤重的砖茶，都是村里稀缺的东西。一进村，离别了两个月的小狗“格力”摇着尾巴撒欢地跑上来，又跳又叫，吃着北京食品很是满足。
三月的内蒙天气还是寒气逼人，白毛风呼呼地吹，裹着积雪和泥沙，没头没脸地刮。每天起来，窗户外面是厚厚一层粗砂堆成的坡，窗户里面是一层薄薄的细沙坡；出得门来，睁不开眼，张不开嘴，弓背弯腰着走路，站不稳就刮一个跟头。我还买了一顶只留眼睛，包头护脖的长圆毡帽。村子北面房子三四米高的后墙外面，整个形成一面粗砂铺成的斜坡，时不时就得把沙堆清理清理，别让积沙压倒了房子。难怪村里的房子都是三米厚的北墙高高的竖着，形成一面坡的屋顶，是严酷的大自然教会了人们怎样生活。
一年中最苦最累的挖渠活路来了。为了接引开春山上融雪形成的洪水，给贫瘠的沙土地铺上一层天然的饱含腐殖质的泥土流，必须在洪水流经的区域开挖一道道泄洪渠，尽可能地多淹没几亩沙地。
我们按老队长步出的印记，大约5米长，1米宽，每人一段，开始挖深约2米的水渠。刚开始挖，冰冻的大地，顽强地抵抗着我们的铁锹，棉袄也穿不住了，挖下去半米来深，就好挖了。可是再深下去，已经没过人了，沟边上的翻土也已经有一米多高了；挖一锹土，扬上来半锹，另一半又“出溜”（掉）下去了，搞不好还带下去一片，白干了。光着膀子蹲在自己挖的沟底，望着天，又饿又渴，真有一种叫天不灵、喊地不应的绝望感。我们男生还好，可怜那些女生和小个子的小韩，就苦多了。
天一暖和，猝不及防，可怕的麻疹，白喉，猩红热开始袭击小朋友。村里六七个孩子偏偏都被传染了，咳嗽，发高烧，出疹子，合并肺炎。我那时的医药资产已经扩大到五六百元的规模了（在当年小村里也算很齐全了）。我每天一大早，就急忙烧大锅蒸注射器，准备青链霉素针剂，退烧药；挨家给年龄大小不同，病情轻重不一的孩子量体温，听肺啰音，算体重，打针配药，挂输液瓶；孩子小，又哭又闹，很不配合。由于注射器少，每次都得先清洗注射器，针头，再蒸上15分钟消毒，才能给下一个注射。每人一天打针四次，隔4小时一次；从早晨6、7点开始忙，一直要忙到晚上9、10点，也顾不上吃饭，好在孩子家长都很关心，碰上饭点，总有饭吃。忙了半个多月，孩子们都顺利地渡过了危险期，看着他们和家长的笑脸，我也很欣慰，总算没辜负医疗队和村里的培养教育。这期间，老乡中意的老婆得了乳腺炎，从和林格尔县医院住了几天出院后，也让我每天三次给她打青霉素针，很快就恢复了。会计二秀感冒了，她姐夫是个大夫，正好回村就借我的听诊器给家人检查检查，不一会却跑回来让我给她打退烧针，我还纳闷，怎么不让她姐夫给她打，原来姐夫是不能给没过门的小姨子打屁股针的。被打成内人党分子，住在村西头的云龙大叔病了，当赤脚医生不管病人什么成份，我也照样上门服务。一天很晚了，我已经上炕准备睡了，突然村南面住的地主分子武奎的大儿子急急忙忙跑来，求我快去给他母亲看看病，我稍微一犹豫，就请同屋的邱争和陪我一起去（有个证人为好），他也很爽快就答应了。一进门，武奎和羊倌刘老汉站在地下，炕上横躺着一个赤条条的女人，四五个大小不一的孩子趴在炕脚。原来，武奎老婆白天回娘家一回来就病倒了，先请刘老汉给放了放血，不管用，才叫了我来治。问了问病情，估计是胃肠型感冒，头疼，上吐下泻，我给她扎了几针，开了点药第二天就好了。祸不单行，没多少日子，他们一岁多的孩子不行了，等我去时，已经没了呼吸，也听不到心跳。我赶紧跑回去拿来针灸和肾上腺素，先在长强穴上深深扎了一针，没有反应；又在胸腔上打了一支肾上腺素，还是没有反应，手脚已经冰冷，只好放弃抢救了。其实这孩子生下来就先天不足一直病怏怏的，家长也知道不行了，只不过尽尽人事罢了。后来听说，按当地习俗，由老大抱到荒地上放了碗饭，天葬了。我这个郎中，不光给人看病；还买了铁制兽用注射器，灌药器，需要时还得帮忙给牛马猪羊鸡打针灌药的。
转眼到了1969年3月，公社通知我们带上行李到土默特左旗所在地参加第一次知青代表会。我们乘汽车到了呼和浩特市，再转乘北京到包头的火车往西坐两站到察素齐镇。上了火车，没过多久就听到列车播音员反复焦急地广播，列车上有一个病人得了急病，请乘客中的医务人员赶快帮忙抢救；一次一次不停地广播，好像没有人应。同学们议论纷纷，动员我去；我虽然带着一包针灸，但毕竟不是专业医务人员，在这种场合岂有逞强的份。过去10分钟了，还在广播找医生，女列车员大概听到了我们的议论，请来了列车长，说什么也要求我去抢救。我和两个同学来到乘务员车厢，只见地板上躺着一个人，口吐白沫，浑身抽搐，很是吓人。我判断，应该是癫痫病犯了，（俗称羊角疯），赶紧让病人侧卧，清除嘴边呕吐物，防止堵塞气管造成窒息。我问列车长有没有急救箱，他拿来一个箱子，打开一看，除了人丹，感冒药外只有一支注射器，还没有针头。没办法，只有靠针灸了，我刚刚下完针，病人平稳了，察素齐站也快到了。我们起身要走，列车长急忙劝阻我必须留下，护送病人平安到达包头。无奈，大家帮我带走了行李，留下我继续扎针，又过去半个小时，病人好多了，可以说话了，原来他姓李，是从北京探亲返回包钢的工人。把他扶到卧铺上平躺下，又重新在他两侧手上，腿上，头上行了针，看来病人已经恢复正常了。这时天早已经黑了，列车员端了两碗面，热腾腾的有鸡蛋还有肉，紧张过去了，我也饿了，狼吞虎咽的吃起来。这时，病人突然爬起来，非要拿他的行李箱，找出几张毛主席的立体相片，这在当年可是最珍贵的礼物，执意要送给我，感谢我的帮助。
第二天列车长请车站值班员，安排我乘返程车回到察素齐车站，土左旗革委会还专门印发了简报，表彰我见义勇为，治病救人的精神，我也为能从事救死扶伤工作感到欣慰。
回村后，大家投入紧张的春耕工作，每天劳作回来，还要挑水做饭，打扫庭院，男同学粗粗拉拉，饥一顿饱一顿；女同学天生柔弱，重体力劳动，挖渠，挑水很是吃力。我想，如果大家合起来一块吃饭，一块下地干活，留两个女生专门做饭，养猪，养鸡，种自留菜地，打扫卫生，一定生活劳动得更好。我和住隔壁屋的同学王永存从幼儿园起，小学、初中就在一块长大，我俩一拍即合，分头和各屋同学一说，大家都同意。从此，陆惠云和李秋文自告奋勇负责内勤，每天做饭，喂猪养鸡，打扫卫生，种菜……大家每天下工回来，她们都是给每一位同学打上一盆热水，让大家洗完了再吃饭，很是辛苦。同学们在一起干活，互帮互助，干得快的回手帮一把，大家一起干到地头，远比任何老乡干的快，还可以在地头上休息一会；回村路上，顺便给自留地除除草，浇浇水，再拔点菜带回来交给大厨。知青点有了家的感觉，大家也更团结，更和谐；出工大家一起挣工分，分红大家平均分，远比个人单干强多了。
我通过劳动也挣到了工钱，有能力买个衣物箱了。我请上刘家禄同学，借了两辆自行车，来回蹬了150里路到呼和浩特市，花35元（一笔大款）买到了一个镶着铜包角的大木箱，心满意足地拉了回来。后来这个衣箱陪我到过四川，大连，青岛，装载了我大半生的经历。
经过一年的锻炼，在乡亲们的言传身教下，除了耕地，播种，赶车，配种等技术活，大部分农活我们都会干了，也当之无愧的成了村里的壮劳力。麦收时，割地割边，垄短苗稀，谁快谁有优先选择权。论收庄稼，我也算把好手，可以带头开镰，在前边一边收割一边放繇，给后边的人收割的庄稼留下存放的地方；我左边4个人，右边4个人，梯次排列，齐头并进，割到地头，再返回来逐一把割下来的庄稼捆成个，便于装车拉回村；我们集体作业，胜过任何单干的老乡。挣得工分多了，分的粮食也多，莜麦，小麦，谷子，黍子（黄黏米），糜子（专门做炒米），玉米，土豆，绿豆，胡麻籽，烟叶，胡萝卜，甜菜……，再也不愁吃不饱了，土豆多的吃不了，还可以卖掉换钱。
端午节，大队专门用大麦去换了些麦芽糖浆，分给各家，我们也请了个大婶，煮了一大锅黍子（黄黏米），一边煮一边搅，小火慢炖成厚厚的粥状，铺在盖帘上，有一寸多厚；凉透了，切成方块，盛到盘子上，黏黏的，金黄金黄的，撒上深褐色的麦芽糖稀真是好吃，堪比北京的粽子。
我们也学会把莜麦炒熟了，再放进蒸熟晒干的胡萝卜和老南瓜片，一起上机器打成甜口的炒面存在大缸里做早餐；也抓一把炒开了花的糜子，放点酥油（牛羊油）香喷喷的用开水冲着喝。吃莜麦是最麻烦，莜麦粒又细又长，三粒就有一寸长，中间还有一道细沟，长满了细细的长毛；必须裹紧了全身防莜麦芒；先洗净，晒干后再炒，喷成面存着。下地前，先烫熟面饧着，回来再使劲揉匀，借来饸烙床压成饸烙卷；或者在手腕上搓成一个个小窝窝。上屉蒸，再放上大土豆片和老南瓜片一起蒸，底下锅里煮上胡萝卜，大头菜，粉条卤子，盛到碗里再拌上缸里淹的胡萝卜老酸菜，一起吃那叫一个香。如果有羊肉打卤，那干脆把饸烙床架到锅上，直接把莜麦压到煮开的锅里连汤带面喝下去。也懂了，再香只能吃个七分饱，饭后最好喝上一碗大锅煮的砖茶，呆在屋里别吹风，以免涨肚。
到了1970年4月中旬，内蒙乌兰察布盟军管会对知青工作很重视，军管会首长周一冰，在集宁市宾馆专门召开了小范围的知青代表座谈会，对知青现状进行调研，筹备全盟知青代表会。土左旗参加座谈会的有六个人，分别来自铁帽、小营子、后善岱、双号、北什轴和善又板申大队；还有乌盟各旗县的代表。会上大家畅所欲言，会中还组织我们参观了当年最现代化的集宁肉联厂，尽管大家此前彼此不相识，短短三天却结下了友谊，分别前，相互留言共勉。记得后善岱的代表，北京男四中知青张卓立，曾抄赠我高适的《别董大》唐诗，我也自作诗一首还赠。2015年北京土左旗知青团聚时，刘勇坚联系我们三人见了面，没想到，张卓立竟然带来了他当年的印着毛主席语录的笔记本，上面还有我亲手写给他的诗。都已是65岁开外的老人了，摸着满头白发，看着当年的笔迹，谈起45年前的往事，依然是感慨万千，唏嘘不已。
刘勇坚、张卓立、郭任农
西直门重逢
初识集宁知青会，
再晤京城叙前情。
霜白尽染沧桑露，
红颜却是焕然新。
2015年12月30日
土左旗北京知青聚会重逢记，已是46年之情。
最能显示小村人团结的事就是盖房子，办红白喜事了。开春，村里决定在我们住处南边重新盖大队部。一大早，全村男人齐上阵，搬坯，和泥，打地基；全村女人齐帮忙，洗菜，和面，炸黄糕。木匠师傅最出风头，一声吆喝：上梁了——端端正正就坐正了挂红的大梁，立马鞭炮齐鸣。连外村要饭的也赶来讨喜，唱赞歌，报吉利，混顿饱饭。中午是荞麦面饸絡羊肉卤，滑溜溜的顺口；尤其是用黍子面包着红豆馅的油炸糕，在胡麻油中炸得金黄的脆皮，甜甜的红豆馅，爱不释口。再经过一下午的忙碌，四面墙合围，一面坡的屋面封顶，还套上了一面院墙。
办红白喜事，也是全村人参与，至亲每家送12个大馒头，一般人家送6个大馒头，主人家放一个大躺柜存放，有专人记账，临走时再各返还一半馒头。我们知青也亲历了村里老乡之间的互助亲情。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我们知青和乡亲们的关系也越来越融洽，一起下地，一起收工；有时进得村来，两三个乡亲小伙约上我们五六个男知青，七八个人扛着家把什直奔场院。到羊圈抓一头春天羔，三下五除二开膛破肚，切下羊头四蹄，剥下羊皮，掏出下水，净剩一个肉骨架子称称重量。羊头四蹄和整套下水作价4毛5分钱，谁要谁交杀头税；净肉骨头约30斤折价15块钱，报给大队会计，年底扣个人工分抵账。卖羊羔皮还能挣13块钱，基本上白吃个羊解馋；就是这样，全大队也只有家口少的壮劳力有条件偶尔吃个羊。大队主要考虑是因为冬季时间太长，饲料不足，与其让小羊冻饿而死，不如吃了卖钱，要优先保证母羊过冬。杀完羊基本上按每人四五大块的样子剁开，下到锅里，抓一把茴香籽，搁点喂牲口的硝盐，就烧锅炖肉。待到肉烂锅干，号称“锅烧羊”的美味就开吃了，满嘴流油，那叫一个惬意。给常年看场的老米大爷端一碗肉，还能换来一把砖茶，放到锅里煮开，喝上两碗，撑得半夜都睡不着觉。别看没什么调料的“锅烧羊”，自打离开了小营子，就再也没有吃到过这么美味的羊肉。
1970年10月，我突然接到铁道部四川资阳431厂的招工调函，原来父亲已经从河南干校调到了三线工厂参加援建工作；新厂需要大批年轻工人，优先招收职工子弟。我很快经过沙尔沁公社和土左旗批准，办好了户口迁移，准备去当一名三线工厂的内燃机车钳工了。
很快就要告别小营子了，我挨个到每个看过病的乡亲们家，最后帮他们看看病，扎扎针，留点药，衷心祝福他们早日康复。知青点的同学们，杀了头我们自己养的条子猪，好好吃了一顿告别饭。我把赤脚医生的购药资质，培训教材，医药器械，用过的农具，防风毡帽，笔记本一一留给大家；也把大家对我满满的关爱和祝福装在心里。
再见了，我的同学；
再见了，我的乡亲；
再见了，土默川，我的第二故乡；
再见了，永远思念的小营子。
2017年1月16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