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斯坦福学生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两人在谷歌注册，20年后，他们创建了世界上最大的搜索引擎和手机系统，创建了世界上最大的视频网站和电子地图。
在两位创始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公司能达到今天的地步，但同时，谷歌离它当初设立时的目标也越来越远。
在成立之初，谷歌的目标就别具一格，在给华尔街的股东信里，两位创始人写下了如此的警告：
“Google 不是一家常规的公司，我们也不想变成这样的公司”。
这其中，“不作恶”这三个字成了Google墨守成规的原则，早期，Google CEO施密特曾主持过一个广告业务会议，开会开到一半，一个员工狠砸桌子叫到“ THAT"S EVIL!”（这就是作恶！），这直接改变了会议的结果。
Google的广告业务上线时的确是一股清流，它没有弹窗和页面广告，非常简洁化一，与当时的竞争对手完全不同。
同时，在谷歌理想主义的影响下，它开设了地图、图书库、邮件系统等免费工具，谷歌内部的文化充斥着创新、不墨守成规、反教条和权威的作风。
它成为了硅谷精神的代名词，浑身散发着一股热忱，而与之相对的是老态龙钟的微软，垄断版权、利益至上、毫无创新。
但20年之后，谷歌已不再是少年，“不作恶”从员工准则中被剔除，谷歌也和其它上市公司一样，变的越来越常规。
最近闹的沸沸扬扬的性侵事件就是最好的证明。
2014年，安迪·鲁宾（Andy Rubin）从 Google 离职，他主导了安卓系统的开发，为谷歌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谷歌和全世界看来，安迪是一个英雄，但是安迪从谷歌离开其实另有隐情。他被手下女员工指控性侵，被Google证实后，创始人佩奇要求安迪辞职。
尽管如此，Google还是给安迪安排了盛大的告别仪式，提供了9000万美元的补偿金，甚至对他新创立的公司进行了数百万美元的投资。
安迪辞职后打造的Essential Phone，成为了全面屏的先驱
安迪并不是唯一，在过去10年中，谷歌还袒护了另外两名行为不检点的高管，而且在没有法律要求的情况下，谷歌都自愿给他们提供了高额的补偿。
官方上，谷歌一方面掩盖性骚扰事件，一方面给施暴者补偿金，而且在10年的时间内，没有针对这类案件进行针对性措施。
讽刺的是，当低级别员工涉及此类事件时，谷歌会立即把他们赶出去，并支付很少的遣散费。
安迪的事情被《纽约时报》曝光后，全球50个城市，约2万名员工参与了罢工，这相当于谷歌员工总数的1/5。
在压力下，谷歌发表了声明，表示在过去2年内，因性骚扰指控解雇了48人，也没有发放补偿金，但这份声明巧妙地规避了安迪的事情。
这显然不能平息罢工者的怒火，有人直截了当地说：
“我在 Google 做什么呢？我每天辛辛苦苦工作，这样我的公司就可以付 9000万给骚扰我同事的高管。”
在员工看来，谷歌不对滥权者做严厉的处罚，直接让普通员工的职业生涯和生活受到了威胁，罢工的行动，是争取更安全的办公环境，保护和支持彼此。
罢工者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包括公开性骚扰调查报告，给受害者开通申诉的绿色通道，改变HR处理此类事件的机制等等。
其实，这不是谷歌第一次遭到自家员工的抵制。
早在2015年，谷歌就因强迫安卓手机商预装谷歌捆绑式服务遭到了员工的反对，但当时人们也承认，这是谷歌获取盈利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方式。
虽然员工对待这件事的态度模棱两可，但谷歌却受到了欧盟2次指控，第一次指控谷歌利用搜索引擎的优势，故意降低竞争对手的搜索排名结果，最终给出了30亿欧元的罚款。
第二次是针对操作系统的预装应用，欧盟认为预装谷歌应用，阻碍了产品创新，又开出了50亿欧元的罚单。
从结果上来看，谷歌已经变得和它曾经极其讨厌的微软一样，搞行业垄断，不断打压对手而不知进取。
搜索广告和预装系统是谷歌盈利的两个基石，它虽然不是那么光彩，但至少是公司活下去的必要手段。可之后发生的事情，在很多人看来是突破底线的。
今年一月，谷歌的员工通过一封内部邮件了解到，公司在向美国国防部的Maven项目提供技术支持，帮助军用无人机进行目标识别和跟踪，并最后予以打击。
这份邮件还牵扯到当时的首席AI科学家李飞飞，她在邮件中向相关人员嘱咐：“无论如何导游避免提及和暗示人工智能，AI武器是最敏感的话题。”
还有中国特制搜索引擎的开发，这件事情谷歌更是严加保密，直到8月媒体爆料，指出谷歌内部在孵化一个叫Dragonfly的项目，它是专门为中国定制的搜索引擎，它接受了政府的信息审查，取消了一些政治相关词汇的搜索结果、在涉及空气污染指数等敏感信息时，也使用了相对不那么客观的官方数据。
曾经，退出中国是谷歌坚持原则不妥协的表现，而现在，CEO皮蔡表示推出中国版引擎符合谷歌价值观：“谷歌的任务是跟每一个提供触手可得的信息，中国有全球20%的人口，考虑到这个市场的重要性，谷歌需要采取一些长远的计划和措施。”
这两个项目曝光后，谷歌收到了很多来自内部的抗议和联名信，还有数十人辞职的抗议活动。
员工从道德标准上质疑谷歌的秘密项目，对公司的政治立场和价值观产生怀疑，他们反映公司的决策不再透明，不再关心员工的建议和困扰。
一名员工表示“我感觉我已经不能推荐任何人加入谷歌，当意识到这点后，我发现我也没有必要继续留在这里。”
谷歌在年会、宣传、公司招聘、企业活动上依然在倡导这个公司初始的价值观，在人们的印象中，谷歌也是一个“道德标准很高”的企业，但事实是，和其它大公司一样，谷歌早已变的平淡无奇，早已失去了自己的棱角，变的圆滑、世故、拜金。
而缔造谷歌文化的两名创始人，似乎也有难言的隐衷，他们一方面对于公司性侵犯的事件姑息纵容，另一方面又定下了“不作恶”的口号，令人琢磨不透。
其实，这两人和其它科技公司创始人不太一样，早在2001年，两个年轻创始人就把CEO的职位让给了埃里克施密特，在这段时间内，谷歌成功上市，研发出了安卓，收购了YouTube，退出了中国市场。
2011年，施密特退休，佩奇重新接管公司日常运营，并与布林展开了一系列新硬件和社交软件的研发和尝试，但谷歌研发的硬件基本都以失败告终，倾尽全力打造的社交应用也被Facebook遮住了光芒，2015年，谷歌重组，成立了母公司Alphabet，谷歌CEO变成了皮蔡。
这次重组在很多层面上改变了公司的内核。
皮蔡来自著名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而CFO（首席财务官）则是华尔街老兵露丝·普拉特。这两人更加注重业绩成长和经济效益，削减了大量不能带入收入的开支，回购股票，不断拉高谷歌的市值。
新CEO皮蔡
佩奇和布林虽然依然掌控着公司的控制权，但对于谷歌的干预越来越少，在谷歌爆发出严重信任危机的时候，他们俩也不再站出来说话。
在过去5年间，佩奇没有为公司站台发布过任何一个产品，彭博社透露，佩奇在很大程度上退出了公司的运营，只关心一些Alphabet X的实验项目，基本在公司见不到他的身影，他把很多时间消耗在加勒比海上的一个私人小岛上。
随着科技企业越做越大，它的社会影响力也随之增强，人们关心的不仅是它的产品和服务，还有它对某件事情的判断和标准。同时，企业和政府之前的摩擦也越来越多，很多时候需要做出一个抉择，当科技企业的产品开始关乎恐怖主义、选举、人权等东西的时候，它们也能难去保持自己的本性。
包括苹果、谷歌、Facebook、亚马逊、百度、腾讯等很多公司都面临过类似的考验，比如在一起恐怖活动中，FBI获得了嫌疑人的iPhone，要求苹果进行解锁，苹果做出了自己的回应；亚马逊和美国五角大楼合作，在面对质疑时，它也坚持了自己的选择；Facebook假新闻对大选的影响、百度医疗广告的机制、腾讯对待个人隐私的态度...通通都是企业与经济利益、与公共关系间矛盾的映射。
不可置否的是，谷歌依然是全球最大，最赚钱的科技公司之一，但就像所有成熟的上市公司一样，它开始畏手畏脚，越来越常规化和商业化，脱离了很多粉丝和员工 “理想中的谷歌形象”。
20年前，当一群满怀理想的年轻人在车库里搭建谷歌网站时，没有一个人能预料到这家公司会在未来变的如此伟大，同时，也没人相信它会变得如此平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