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著名疗养胜地——小汤山。
走进小汤山
老侯文
风景宜人的小汤山是北京著名温泉风景区和疗养胜地，但是，小汤山为北京以外的人们熟知，则是因为一次公共卫生事件。
2003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中国陷入恐慌。起先是社会上突起流言，一种神秘的疾病在广东蔓延，并已经传进京城，随后，北京发现病例。症状是发热咳嗽，进而肺部病变，直至呼吸衰竭。
疫情迅速扩展，北京进入全社会动员，抗击非典。
小汤山疗养院被军队全面接管，成为非典病人集中治疗中心。
1200名来自全国各军区的军队医务人员入住小汤山，7天7夜赶建起占地2.5万平方米的临时病房区，数百名非典患者被转移到此。
在建的小汤山板房病区。
军队医务人员宣誓后进入病区。
“小汤山”三个字不再是风景秀美的代称，相反变得令人生畏。
市政府要在中关村鼎好大厦二层召开“科技抗击非典”的现场动员。我赶到会场，主持动员的是主管科技教育和卫生的副市长。
我今天依然记得副市长悲戚的表情、哀婉的语气，他告诉与会的高科技企业代表：人类对SARS病毒一无所知，这是人类对未知世界的一次战争。
市府确定，为小汤山医院安装一套远程视频通信系统，用于非典医院的隔离监控、隔离指挥和隔离治疗。
医务人员远程监控。
那时的网络视频，还依赖于电脑，像素仅有30万，在显示器上的大小仅有5厘米见方，与今天的手机视频相比，充其量只是玩具水平，是今天习惯了微信视频的人们无法想象的。
北京疾控中心的一个副主任对我说，这是远程视频应用于医疗的第一次，尽管幼稚，但可以为今后的远程治疗和监控提供经验，很难得也很必要。
几天后，我前往当时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地区——小汤山医院。
这个著名的疗养胜地我曾经来过，但今天的小汤山疗养院没了往日的宜人气息，却多了几分肃杀之气。大门口两个全副武装士兵戴着的白色口罩为“小汤山”做了最好的注脚。
由此进入限制区。
车停在大门口，卫兵为我们联系接待人员，十几分钟后，一个留着板寸头发、穿武警制服的女兵走出来，我注意看了看她肩上的军衔——一杠两星。
她向卫兵出示了车证后，我们一起上车，向大院里驶去。
转过弯后，车的左侧出现了一排铁栏杆，女兵告诉我们栏杆那边是“限制区”，再往后才是“隔离区”。尽管离“隔离区”还有一个“限制”的缓冲区，我已经感受到气氛的紧张。
小汤山疗养院多功能楼。
车子在主楼停下，这里原先是小汤山疗养院的多功能楼，外观看去就是一个宾馆，透过落地的大窗，大堂内景物一览无余。欧式的窗帘，欧式的家具，雄伟的廊柱，现在里面却堆满了小山般的纸箱子，那都是各界赠送的物品。
楼对面悬挂着一条红色的横标，上写：“北京塔院干休所二十个老将军向抗击非典的医护人员致敬！”
电梯已经停运，我们徒步上楼。
通信处在二楼，一个很宽敞的办公空间，看得出这里原来是个大型会议厅，旁边的两个小房间显然是VIP接待室，现在成了男女兵的宿舍。
会议厅的一侧也堆放着十几个大箱子，箱体写着compaq，那是社会捐赠的电脑。
我意外的是，这里的气氛出奇地轻松，所有军人无一人戴口罩，问之，答曰：“这里的空气那么好，干吗不享受？”
另一个令人惊奇的是这里的工作人员的着装五花八门，通讯处主任是个女上校，陆军军服，技术负责人是个男军官，一身蓝色海军文职军服，还有一个女兵穿着迷彩，加上带我们进门的武警女兵，四个人竟然一人一个兵种，而今却在一个部门工作。
板寸中尉向我解释，我们都是从各个军中和军区临时抽调来的，人员构成五花八门，但是都是专业的人才。我问起板寸中尉从哪里来？她说是沈阳武警医院。她们是临时抽调，抗击非典后还要回到沈阳武警医院去。
她带我来到阳台上，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旁边的隔离区，那里已经立起一排排规格一样的板式房屋，房屋的屋顶颜色有别，周边一圈是蓝色，中间的是白色。她告诉我，蓝色屋顶是隔离区医护人员工作区，被蓝色屋顶包围的白色屋顶是隔离病人治疗区。
从我们这个位置看去，看不到白色屋顶那边的情形，但可以见到蓝色屋顶处三三两两的穿着防护服的医护人员匆匆走动。他们全身包裹严密，脸部都是面罩，看上去犹如在拍摄防化战争电影。
我忽然对她的板寸头产生兴趣。之前，曾从报纸上看到说，小汤山的军医护士们进隔离区前，一律男剃光头，女剃板寸。她说，是的，这是命令。为的是对医护人员保护，但是这命令只限进入隔离区的人员，生活区的女兵爱美，大部分还是留着长发。她剪板寸是来北京之前做好进入隔离区准备的。
我对医护人员和病人的比例产生兴趣，从报上看到，军队人员1200人，而病床是300多。我问，病床是否都已经满员了。她回答是。
“那真正在一线的医护人员有多少？”我又问。
“1000不到吧。”她说。
我心想，这就意味着医护人员同病人的比例应该不会超过3：1。
这个比例意味着什么？我想到了北京代市长在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所说的——“我最担心的问题，你们没有问”。
他说，北京的医护人员能切气管、能使呼吸机的不过三千多，加上这1000的军队医护，如此有限的人力，面对每天100多的新增病人，如果病人同时发病，他们能否有力量同时施救，一个都不拉下？
我也向她提出这个问题。
“做不到。”她告诉我，但这种情况比较极端。
她说出另一个严峻的问题，那就是抢救设备问题，呼吸机一般是给心脏病人使用，可以重复使用，心脏病人使用一次呼吸机的费用是3000元，而如今里面的很多器件是一次性使用，因为非典病人使用过的呼吸机，里面都是血痰。你算算，抢救一个非典病人将付出多大的成本？
这时门外走进来一个男兵和一个女兵，说要进隔离区送设备。在他们穿防护服的时候，女上校问男兵：“今天的情况怎样？”
“又倒下一个护士。”男兵边穿衣服边回答。
女上校“哦”了一声。没有做声。
从这简短的对话中似乎看出——倒下谁，对这里的人来说只是一个数字，不再有其他的含义。——他们对“倒下”似乎已经麻木了，习惯了。
中午一点，工作完毕。我们向通信处的官兵们告别，并再次向他们祝福，他们却不以为然地说：“真该祝福的是隔离区的军医护士”。
我们再次从气氛紧张的限制区旁驶过时，我回头凝望那个曾经是风景宜人著名疗养胜地，如今成为没有硝烟的战场的围墙，心里忽然升起一种悲戚感：这些年轻的兵们，他们在承载着一个国家的灾难。我在心中祈愿那些白色的战士尽快战胜毒魔，也祈愿明天不再有白色的士兵倒下。
